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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人们利用戏剧艺术为精神病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抑郁症患者提供刺激，取得了一定的治疗效果。
有个名叫维克托？波尔德厄斯的医生成功地饰演了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作品中哈姆雷特这个角色。他蓄着胡子，英俊潇洒，站在一群演员中间。在棕榈树和海滩的天然背景下，他就像自然界的一股力量，与从大西洋吹来的风作斗争，让人们听到他激昂的话语。
在波尔德厄斯的身后，是两兄弟山，这个风景如画的山丘位于伊帕内玛海滩后面，这也是里约热内卢市新近改造的维迪加尔贫民窟的所在地。扮演丹麦老国王的人坐在他的宝座上，一动也不动。他是一个瘦弱的人，只有一条腿。他周围的合唱团唱起了嘹亮的歌声：“生存还是毁灭。”然后，这群人开始围成圆圈唱歌，跳舞。他们唱道：“重生吧，复活吧。”
维克托·波尔德厄斯饰演哈姆雷特
这不是一群专业的演员。用金色、蓝色和橙色三种颜色装饰的狂欢节横幅上写着“疯狂酒店”，这是这場演出的集体名称。20多名表演者从人口稠密、天气炎热的里约热内卢市北部的一家精神病院来到海边，波尔德厄斯是他们的医生，不过现在称他为一个演员兼导演可能更准确。
戏剧艺术为精神病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抑郁症患者提供了一种少有的刺激，使他们有机会与其他人进行交流和互动。波尔德厄斯说：“我们都是演员，我们接受这种身份，接纳我们的文化。”这些人不再是紧张症、好斗症或者孤僻症的患者，而是演戏的演员——波尔德厄斯称他们为客户，而不是患者——可以像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物那样，自由地戴上不同的面具，体验几个小时的剧中生活。在这样安全又新鲜的表演环境中，人们可以谈论或者尝试不同的新事物。当人群围成的圆圈移动时，会不时停下来，让人们互相拥抱；也可能听到争吵的声音，但不久就平息了。每个人都有机会开始领唱新的圣歌，然后由其他人跟着唱。
波尔德厄斯说，从他拍摄的众多视频和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工作的成功，这些视频和照片记录了患者在伊帕内玛海滩和里约热内卢市尼斯？达？西尔维拉心理健康研究所“疯狂酒店”和“水疗中心”的表演。当患者们后来回顾这些影像资料时，他们可以看到自己所取得的进步，并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行为和与他人的互动。波尔德厄斯说，那些在加入“疯狂酒店”之前从未说过话的患者，现在也开始微笑或者自发地与他人进行互动，这证明了戏剧的治愈力量。
这个项目在巴西引起了一波宣传浪潮，现在每年都有一些艺术家在“疯狂酒店” 医院举办有关艺术活动。
从广阔的角度来看，“疯狂酒店”的表演、歌曲和服装，可以被视为巴西文化传统的延续。例如，桑巴舞总是把人们聚集在一起，通过对过去苦难的集体回忆来寻求救赎。重要的是，在巴西文化中，这种救赎往往是集体救赎而非个人救赎。而集体主义是戏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利用戏剧艺术医治患者的方法是巴西戏剧家、戏剧理论家、政治活动家奥古斯托？波尔（1931—2009）在巴西首创的，他于20世纪50年代创建了现在享誉世界的被压迫者剧院。在被压迫者剧院里，人们通过戏剧直观地感受和理解社会工作中的权力动态，并利用扮演角色来探索新的可能性。受到奥古斯托？波尔的启发而产生的“现实生活中的彩排”，已经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等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以及整个拉丁美洲和欧洲普遍实践。奥古斯托？波尔认为，每个人都是集观众、演员和剧本于一体的独立的整体；如果我们从观察自己的行为和与其他人的互动开始，将来就可以不同的方式做事。
里约热内卢市尼斯？达？西尔维拉心理健康研究所有着悠久的通过艺术和某种文化来释放患者内心情感的传统，即使是最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也是如此。自1946年开始，巴西著名精神病学家尼斯？达？西尔维拉女士（1905—1999）让患者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地方进行绘画和雕塑创作，这些人的作品被存放在她建立的“无意识影像博物馆”里，该博物馆于1952年开始对外开放。这些绘画和雕塑作品表达了焦虑、抑郁和精神错乱的折磨，但它们也表达了快乐和美丽。许多作品受到了评论界的好评，一些作品还在传统博物馆里展出。
尼斯？达？西尔维拉是在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非常残酷的时代工作的，她与诸如额叶切除手术和电击疗法等做法进行了激烈斗争，并主张采用更有人性的治疗方法。被她治疗过的艺术家当中，巴西著名女画家和雕塑家阿德丽娜·戈麦斯（1916—1984）是其中之一。1936年，20岁的阿德丽娜·戈麦斯因为她的父母不允许她和一个不被他们认可的男人交往而陷入极度抑郁，于是她来到尼斯？达？西尔维拉的医院治疗。阿德丽娜·戈麦斯在生前一共创作了17，500件绘画和雕塑作品，其中许多作品保存在“无意识影像博物馆”里。
尼斯？达？西尔维拉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对精神病患者采取更人性化的治疗方法或将观察艺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的精神病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巴西著名精神病学家奥索里奥·塞萨尔（1895—1979）就开始将艺术作为一种治疗精神病患者的方法。1919年至1921年，在德国海德堡精神病医院工作的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普林茨霍恩（1886—1933） 从许多精神病医院收集了数千件由精神病医院的患者创作的艺术作品，并从其中选出一些有相当水平的作品，呈现在精神病医生、艺术家和普通公众的面前。这些作品展出之后，他又汇编成《精神病人艺术作品选》一书，于1922年出版。精神病患者作品的展览和有关书籍的出版，一时在人们的心中引起一阵阵的震荡。如果精神病人可以创作出具有相当水平的艺术作品，那么是否可以反推，艺术作品也会对精神病人的心理起到重要作用呢？
这一运动的高潮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1965年，英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R？D.莱恩（1927—1989）在伦敦东区的社区中心金斯利会所进行了一次精神病学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人们不锁门，病人（包括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使用药物治疗，致幻剂不受限制地发放出去。患者中包括辍学的学生和艺术家，英国著名演员肖恩·康纳利也曾经访问过这里。五年之后这个中心被关闭了，R？D.莱恩的许多治疗方法也受到质疑，但他的这次精神病学实验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R？D.莱恩说，疯狂是“对混乱的世界完全理性的调整”。 R？D.莱恩的一位病人，参与这次精神病学实验的玛丽·巴恩斯女士，后来成了一名颇有名气的艺术家和诗人。 自金斯利会所在1970年被关闭以来，英国的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发生了变化，患者不再被送进精神病院，并且广泛接受了包括艺术治疗在内的各种疗法。然而，R？D.莱恩在距今50多年前提出的许多问题仍然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如果创造性的活动能够对精神疾病患者带来治疗效果和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些患者很有可能成为有成就的演员和艺术家，那么这肯定指出了疯狂与创造性活动之间存在更深层次联系的可能性。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认为，诗人和牧师可以通过一种“神圣的疯狂”与神灵交流，从而确定创作灵感和疯狂的来源是相同的，而“疯狂的艺术家”在许多文化中始终是一个持续的主题。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情绪障碍和精神病学教授、作家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女士（1946— ）在她1991年出版的《疯狂天才：躁狂抑郁症与艺术气质》一书中指出，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两者之间存在联系，其中一些研究表明，在极具创造力的人群中，情绪障碍的发病率比较高，这进一步表明，两者的联系是由基因决定的。贾米森引用了奥地利精神病学家Adele Juda 在1944年发表的研究报告，Adele Juda对113位艺术家、作家、建筑师和作曲家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在这113人当中，自杀者和患有“精神错乱和神经官能症”的人比正常人群要多，并且许多艺术家的家庭成员也存在同样的倾向。从这个角度看来，疯狂可能是一种恩赐，一扇以独特的视角通往世界的门户。
贾米森认为，躁狂抑郁症患者的狂热可以提高感觉意识，增强自信心和提高生产力，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他们自己的艺术追求。其他研究人员认为，从事艺术工作的人的生活方式，如孤独、收入不稳定以及经常酗酒和吸毒，都会引发心理健康问题，而不是遗传因素导致的。对于他们来说，疾病只代表着痛苦，这种痛苦不能够也不应该被美化，或者赋予其任何神秘感。
然而，通过创造性的实践可以減轻痛苦，这种创造性实践可以将无形的、无法表达的痛苦转化成有形的、有序的、最终令人愉悦的东西。正如贾米森所写的：“创造性的工作不仅可以作为一种逃避痛苦的方式，而且可以作为一种将混乱的情绪和思想规范化的方式。通过创造性的抽象思维，可以减少对痛苦的感知，并与绝望的源头保持距离。”因此一些有心理健康问题的艺术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寻求自己的专业，因为这能够让他们放松，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对诗人或画家来说，这些情感的宣泄是个人的，而一个共同的戏剧或音乐经历有可能产生一种集体的宣泄和转化。
波尔德厄斯在里约热内卢的许多患者除了参与艺术表演，也会接受常规的治疗和服用药物。波尔德厄斯认识到，在患者的危急时刻，仍然需要医疗干预。自从20世纪60年代R？D.莱恩进行了激进的医学实验以来，认为仅凭毫无节制的自我表达就能治愈所有类型的精神疾病的观点就不那么可信了。
在多大程度上精神疾病可以被解释为对环境压力的一种合理反应，其中有多少是遗传的，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精神分裂症没有单一的诊断方法，而且医生们有时对患者的诊断意见并不一致。
卢西亚娜是波尔德厄斯的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当她谈到在她长大的社区里警察和黑帮之间不断发生的枪战时，她的双手随着回忆而颤抖。她说：“在巴西，枪击事件经常发生……这会引起恐慌和害怕。”
作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母亲的女儿，卢西亚娜的病很容易被解释为是遗传性疾病。但是，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理智的反应是什么呢？如果可以部分地归咎于环境，那么一个更加良好的、更具支持性的环境能够扭转这种伤害吗？卢西亚娜没有答案，但她发现在大海的背景下跳舞、唱歌以及举行拥抱和表演的仪式，比她过去在传统的精神病医院经历的孤立和无聊感觉要好。“我住在医院里，但在其他病房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人们只是吃饭和睡觉。在这里，我们互相拥抱，表演戏剧。它为我的生活带来了价值。”她说。
“这里所有的患者都来自贫民阶层，这并不是偶然的。”波尔德厄斯说。“他们都经历过这个城市最糟糕的时期。”贫穷不仅剥夺了人们的许多权利，还使很多人处于暴力升级、住房条件差和家庭支离破碎的环境中，更不用说在很多情况下最糟糕的心理健康治疗了。现在，波尔德厄斯的几个患者是从里约热内卢东部的Santa Edwiges精神病医院转来的。这家精神病医院已经被关闭了，一名检察官将其描述为“一个真正的中世纪地牢”。在那里，患者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住在窗户没有玻璃的病房里，门还被绳子捆住了。
波尔德厄斯的表演至少为患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了解的机会。他们看着对方的眼睛，对对方的手势和话语做出反应。他们唱道：“照顾他人，照顾我。”这也许不足以治疗最严重的精神疾病，但它肯定是每个人幸福和自尊的基础。
“疯狂酒店”正在恢复许多有可能消失的东西，从巴西文化的根源，到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平民的街头戏剧而不是高级艺术形式的观念。最重要的是，它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对人们彼此的精神恢复有多么重要。
当波尔德厄斯导演的戏剧《哈姆雷特》接近尾声时，海滩开始变黑，但维迪加尔贫民窟的灯光在山上迷人地闪烁。扮演的奥菲莉娅死了，哈姆雷特死了，丹麦国王死了。然后演员们脱下表演的服装，纵身跳入大西洋中——这是重生阶段中的洗礼。此时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结束。波尔德厄斯说：“如果你不正视自己的阴暗面，你就无法获得属于你的阳光。”
仪式的本质是它需要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下星期，他们都会回来。
有个名叫维克托？波尔德厄斯的医生成功地饰演了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作品中哈姆雷特这个角色。他蓄着胡子，英俊潇洒，站在一群演员中间。在棕榈树和海滩的天然背景下，他就像自然界的一股力量，与从大西洋吹来的风作斗争，让人们听到他激昂的话语。
在波尔德厄斯的身后，是两兄弟山，这个风景如画的山丘位于伊帕内玛海滩后面，这也是里约热内卢市新近改造的维迪加尔贫民窟的所在地。扮演丹麦老国王的人坐在他的宝座上，一动也不动。他是一个瘦弱的人，只有一条腿。他周围的合唱团唱起了嘹亮的歌声：“生存还是毁灭。”然后，这群人开始围成圆圈唱歌，跳舞。他们唱道：“重生吧，复活吧。”
这不是一群专业的演员。用金色、蓝色和橙色三种颜色装饰的狂欢节横幅上写着“疯狂酒店”，这是这場演出的集体名称。20多名表演者从人口稠密、天气炎热的里约热内卢市北部的一家精神病院来到海边，波尔德厄斯是他们的医生，不过现在称他为一个演员兼导演可能更准确。
戏剧艺术为精神病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抑郁症患者提供了一种少有的刺激，使他们有机会与其他人进行交流和互动。波尔德厄斯说：“我们都是演员，我们接受这种身份，接纳我们的文化。”这些人不再是紧张症、好斗症或者孤僻症的患者，而是演戏的演员——波尔德厄斯称他们为客户，而不是患者——可以像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物那样，自由地戴上不同的面具，体验几个小时的剧中生活。在这样安全又新鲜的表演环境中，人们可以谈论或者尝试不同的新事物。当人群围成的圆圈移动时，会不时停下来，让人们互相拥抱；也可能听到争吵的声音，但不久就平息了。每个人都有机会开始领唱新的圣歌，然后由其他人跟着唱。
波尔德厄斯说，从他拍摄的众多视频和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工作的成功，这些视频和照片记录了患者在伊帕内玛海滩和里约热内卢市尼斯？达？西尔维拉心理健康研究所“疯狂酒店”和“水疗中心”的表演。当患者们后来回顾这些影像资料时，他们可以看到自己所取得的进步，并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行为和与他人的互动。波尔德厄斯说，那些在加入“疯狂酒店”之前从未说过话的患者，现在也开始微笑或者自发地与他人进行互动，这证明了戏剧的治愈力量。
这个项目在巴西引起了一波宣传浪潮，现在每年都有一些艺术家在“疯狂酒店” 医院举办有关艺术活动。
从广阔的角度来看，“疯狂酒店”的表演、歌曲和服装，可以被视为巴西文化传统的延续。例如，桑巴舞总是把人们聚集在一起，通过对过去苦难的集体回忆来寻求救赎。重要的是，在巴西文化中，这种救赎往往是集体救赎而非个人救赎。而集体主义是戏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利用戏剧艺术医治患者的方法是巴西戏剧家、戏剧理论家、政治活动家奥古斯托？波尔（1931—2009）在巴西首创的，他于20世纪50年代创建了现在享誉世界的被压迫者剧院。在被压迫者剧院里，人们通过戏剧直观地感受和理解社会工作中的权力动态，并利用扮演角色来探索新的可能性。受到奥古斯托？波尔的启发而产生的“现实生活中的彩排”，已经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等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以及整个拉丁美洲和欧洲普遍实践。奥古斯托？波尔认为，每个人都是集观众、演员和剧本于一体的独立的整体；如果我们从观察自己的行为和与其他人的互动开始，将来就可以不同的方式做事。
里约热内卢市尼斯？达？西尔维拉心理健康研究所有着悠久的通过艺术和某种文化来释放患者内心情感的传统，即使是最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也是如此。自1946年开始，巴西著名精神病学家尼斯？达？西尔维拉女士（1905—1999）让患者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地方进行绘画和雕塑创作，这些人的作品被存放在她建立的“无意识影像博物馆”里，该博物馆于1952年开始对外开放。这些绘画和雕塑作品表达了焦虑、抑郁和精神错乱的折磨，但它们也表达了快乐和美丽。许多作品受到了评论界的好评，一些作品还在传统博物馆里展出。
尼斯？达？西尔维拉是在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非常残酷的时代工作的，她与诸如额叶切除手术和电击疗法等做法进行了激烈斗争，并主张采用更有人性的治疗方法。被她治疗过的艺术家当中，巴西著名女画家和雕塑家阿德丽娜·戈麦斯（1916—1984）是其中之一。1936年，20岁的阿德丽娜·戈麦斯因为她的父母不允许她和一个不被他们认可的男人交往而陷入极度抑郁，于是她来到尼斯？达？西尔维拉的医院治疗。阿德丽娜·戈麦斯在生前一共创作了17，500件绘画和雕塑作品，其中许多作品保存在“无意识影像博物馆”里。
尼斯？达？西尔维拉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对精神病患者采取更人性化的治疗方法或将观察艺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的精神病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巴西著名精神病学家奥索里奥·塞萨尔（1895—1979）就开始将艺术作为一种治疗精神病患者的方法。1919年至1921年，在德国海德堡精神病医院工作的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普林茨霍恩（1886—1933） 从许多精神病医院收集了数千件由精神病医院的患者创作的艺术作品，并从其中选出一些有相当水平的作品，呈现在精神病医生、艺术家和普通公众的面前。这些作品展出之后，他又汇编成《精神病人艺术作品选》一书，于1922年出版。精神病患者作品的展览和有关书籍的出版，一时在人们的心中引起一阵阵的震荡。如果精神病人可以创作出具有相当水平的艺术作品，那么是否可以反推，艺术作品也会对精神病人的心理起到重要作用呢？
这一运动的高潮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1965年，英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R？D.莱恩（1927—1989）在伦敦东区的社区中心金斯利会所进行了一次精神病学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人们不锁门，病人（包括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使用药物治疗，致幻剂不受限制地发放出去。患者中包括辍学的学生和艺术家，英国著名演员肖恩·康纳利也曾经访问过这里。五年之后这个中心被关闭了，R？D.莱恩的许多治疗方法也受到质疑，但他的这次精神病学实验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R？D.莱恩说，疯狂是“对混乱的世界完全理性的调整”。 R？D.莱恩的一位病人，参与这次精神病学实验的玛丽·巴恩斯女士，后来成了一名颇有名气的艺术家和诗人。 自金斯利会所在1970年被关闭以来，英国的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发生了变化，患者不再被送进精神病院，并且广泛接受了包括艺术治疗在内的各种疗法。然而，R？D.莱恩在距今50多年前提出的许多问题仍然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如果创造性的活动能够对精神疾病患者带来治疗效果和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些患者很有可能成为有成就的演员和艺术家，那么这肯定指出了疯狂与创造性活动之间存在更深层次联系的可能性。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认为，诗人和牧师可以通过一种“神圣的疯狂”与神灵交流，从而确定创作灵感和疯狂的来源是相同的，而“疯狂的艺术家”在许多文化中始终是一个持续的主题。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情绪障碍和精神病学教授、作家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女士（1946— ）在她1991年出版的《疯狂天才：躁狂抑郁症与艺术气质》一书中指出，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两者之间存在联系，其中一些研究表明，在极具创造力的人群中，情绪障碍的发病率比较高，这进一步表明，两者的联系是由基因决定的。贾米森引用了奥地利精神病学家Adele Juda 在1944年发表的研究报告，Adele Juda对113位艺术家、作家、建筑师和作曲家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在这113人当中，自杀者和患有“精神错乱和神经官能症”的人比正常人群要多，并且许多艺术家的家庭成员也存在同样的倾向。从这个角度看来，疯狂可能是一种恩赐，一扇以独特的视角通往世界的门户。
贾米森认为，躁狂抑郁症患者的狂热可以提高感觉意识，增强自信心和提高生产力，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他们自己的艺术追求。其他研究人员认为，从事艺术工作的人的生活方式，如孤独、收入不稳定以及经常酗酒和吸毒，都会引发心理健康问题，而不是遗传因素导致的。对于他们来说，疾病只代表着痛苦，这种痛苦不能够也不应该被美化，或者赋予其任何神秘感。
然而，通过创造性的实践可以減轻痛苦，这种创造性实践可以将无形的、无法表达的痛苦转化成有形的、有序的、最终令人愉悦的东西。正如贾米森所写的：“创造性的工作不仅可以作为一种逃避痛苦的方式，而且可以作为一种将混乱的情绪和思想规范化的方式。通过创造性的抽象思维，可以减少对痛苦的感知，并与绝望的源头保持距离。”因此一些有心理健康问题的艺术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寻求自己的专业，因为这能够让他们放松，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对诗人或画家来说，这些情感的宣泄是个人的，而一个共同的戏剧或音乐经历有可能产生一种集体的宣泄和转化。
波尔德厄斯在里约热内卢的许多患者除了参与艺术表演，也会接受常规的治疗和服用药物。波尔德厄斯认识到，在患者的危急时刻，仍然需要医疗干预。自从20世纪60年代R？D.莱恩进行了激进的医学实验以来，认为仅凭毫无节制的自我表达就能治愈所有类型的精神疾病的观点就不那么可信了。
在多大程度上精神疾病可以被解释为对环境压力的一种合理反应，其中有多少是遗传的，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精神分裂症没有单一的诊断方法，而且医生们有时对患者的诊断意见并不一致。
卢西亚娜是波尔德厄斯的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当她谈到在她长大的社区里警察和黑帮之间不断发生的枪战时，她的双手随着回忆而颤抖。她说：“在巴西，枪击事件经常发生……这会引起恐慌和害怕。”
作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母亲的女儿，卢西亚娜的病很容易被解释为是遗传性疾病。但是，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理智的反应是什么呢？如果可以部分地归咎于环境，那么一个更加良好的、更具支持性的环境能够扭转这种伤害吗？卢西亚娜没有答案，但她发现在大海的背景下跳舞、唱歌以及举行拥抱和表演的仪式，比她过去在传统的精神病医院经历的孤立和无聊感觉要好。“我住在医院里，但在其他病房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人们只是吃饭和睡觉。在这里，我们互相拥抱，表演戏剧。它为我的生活带来了价值。”她说。
“这里所有的患者都来自贫民阶层，这并不是偶然的。”波尔德厄斯说。“他们都经历过这个城市最糟糕的时期。”贫穷不仅剥夺了人们的许多权利，还使很多人处于暴力升级、住房条件差和家庭支离破碎的环境中，更不用说在很多情况下最糟糕的心理健康治疗了。现在，波尔德厄斯的几个患者是从里约热内卢东部的Santa Edwiges精神病医院转来的。这家精神病医院已经被关闭了，一名检察官将其描述为“一个真正的中世纪地牢”。在那里，患者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住在窗户没有玻璃的病房里，门还被绳子捆住了。
波尔德厄斯的表演至少为患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了解的机会。他们看着对方的眼睛，对对方的手势和话语做出反应。他们唱道：“照顾他人，照顾我。”这也许不足以治疗最严重的精神疾病，但它肯定是每个人幸福和自尊的基础。
“疯狂酒店”正在恢复许多有可能消失的东西，从巴西文化的根源，到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平民的街头戏剧而不是高级艺术形式的观念。最重要的是，它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对人们彼此的精神恢复有多么重要。
当波尔德厄斯导演的戏剧《哈姆雷特》接近尾声时，海滩开始变黑，但维迪加尔贫民窟的灯光在山上迷人地闪烁。扮演的奥菲莉娅死了，哈姆雷特死了，丹麦国王死了。然后演员们脱下表演的服装，纵身跳入大西洋中——这是重生阶段中的洗礼。此时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结束。波尔德厄斯说：“如果你不正视自己的阴暗面，你就无法获得属于你的阳光。”
仪式的本质是它需要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下星期，他们都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