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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字，能让读者和作者“两败俱伤”。作为读者，你会觉得作者窃取了你的生活，把你自己这块内陆深处某个洞穴爆破开来。作为作者，则必须炸开自我深海中某个小岛，血淋淋呈在读者面前。写作者必须首先自己爆破自己，才能令读者动容。
爆破自己，首先要找到写作的兴奋点，形象的说法，就是找到写作的引线。当你的笔与纸接触的一瞬间，会擦出火花。
最能令人产生写作冲动的，还是自己。每个人在潜意识中都有写传记的欲望，希望打败时间与死亡。写作者有先天优势，可以用抽象的形式将自己的生活隐身在文字中。但有人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平庸无趣，不值一提。我从不相信这一点，你路过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一座会走路的博物馆。坦率讲，对自己无法下笔的人是因为还没有面对真正的自己，面对自己的虚伪高尚，欲望执念。当一个人可以坐下来，真正与自己开战抑或握手言和时，那将会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写作。对我来说，“我”也是我最想谈的。在我写作的第一个长篇剧本中，也毫不意外地写了“自己”。故事是虚构的，但为什么还是在谈自己呢，因为灌注在其中的情感是真实的。故事中主人公所面临的困境与发生的变化是自己遭遇的，只不过我找了另一个容器去盛装。
陈凯歌在《少年凯歌》中，与真正的自己在掏心掏肺。在没有信仰的年代，这种每一个字都在锥心的忏悔，写作本身就成了一种信仰。最重要的是，陈凯歌没有停在忏悔上，他高级地点破问题的核心，即文革诞生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内心的恐惧。现如今，导演多半更像导游，领着“观光客”在所谓的风景前徜徉，走路多，走心少。但通过陈凯歌的文字，我能看到一位导演的良心。
《青年电影手册》曾做过一期是关于一百位华语导演的处女作的，纵观全书不难发现，大多数导演的处女作都与他们本身的生命经验有关。回归自己，扎根自己的生活，是大多数导演的选择。同时，程青松在介绍这些处女作时，还询问每一位导演他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很多导演不约而同地选择贾樟柯的《小武》。这也是我的选择。《小武》的故事也与贾科长本人生活有关，原型是他的朋友。贾樟柯几乎所有电影，都锁定于自己的生活中，银幕上的生活与他自己的生活之间有一个宽阔的管道。《任逍遥》《站台》都是他青年时代的一种发泄，《世界》的引线则来自于他妻子赵涛曾经在世界之窗跳舞的生活。台湾导演侯孝贤亦如此，很多人都会觉得侯孝贤不讲故事，他的电影剧情很弱。殊不知，侯孝贤其实对故事很用心，是不为外人道也的用心。他把十公里的剧本，砍去八公里，只留下两公里，但这两公里，每隔一段有一个木牌，每个木牌上都是他自己，或者吴念真等朋友的生命体验，从没有完全意义上的虚构。
在诸多社会热点事件中，其实也埋藏着很多引线。讲别人的故事，但与自己的生命有关，其实还是在讲自己。这是很多小说家投注巨大热忱的部分。余华的《第七天》、阿乙的《下面我该做什么》都以笔做刀，指向现实。我在台湾，会有意识地在早餐店，在捷运站，随手翻阅台北当地的报纸，了解这片土地正在发生什么，这可以让我的生活不悬浮，真正落地，浸入当地生活。当面对一系列社会事件，做到冷漠是很容易的—— 毕竟这些热点没有降临到自己头上，但作为创作者，必须无事生非：假设真的降临到你头上，你将怎么办？这在剧作中，是很常用的写法，即当写不下去时，你就假设自己是主人公，把“我”代入，去进行选择。面对社会热点事件时，让自己去进入事件，去成为事件主人公，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暴者，无论是正义还是邪恶，不只是走近，而是真正地走进。这时，身为一个创作者，你将很难再向路人一样，随口发出肆意的评论。你的笔将被灌铅，无比沉重。这时每一条新闻将不再是一闪而过的新闻，不再是一座孤岛，而与你有关。当台湾海岸线由于工业发展面临收缩，不少土葬都成为海葬时，难道不能想到大陆山上的祖坟，也面临着工厂的拆卸？
写作的引线，有时也埋在历史的废墟中。我读历史，但对历史的写作早先迟钝，触碰得少。我最先开始思考的是，个人的历史。我十分羡慕有家谱的人，仿佛生命不会赖账，他们可以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但我们家没有，于是我会对自己的先辈怀有想象，这种想象开始进入到我的写作中，让我对历史好奇。这种好奇扩散开，便是国家、民族的历史。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是第一部在威尼斯影展夺得金狮奖的华语电影。我那天在他的海报中读到一句话：“在今天以前，这个故事，你听不到，也不能讲……”固然这是宣传的某种手段，但“听不到”和“不能讲”确实是一种引线。历史应该像黑洞一样吸引创作者，因为她的身份暧昧。胡适说她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本意嘲弄修饰历史者，但小姑娘至少还吸引着人们的视线。可现在有种趋势，历史不再是小姑娘，是欧巴桑，创作者绕道行之，越来越少有人愿意对历史发声。我们每个人都从历史泥淖中穿行而来，原本就带着泥土的气息，当周围的风景都很熟悉，在历史中，却一定可以找到不一样的天空。谁都不愿扔掉自己的家谱，这条引线可能有些老旧，但依然可以撼动山脉与河川——那些曾经注视历史发生的山川和河流。
写作时举步维艰是常事，这令我常常怀疑：是不是引线断了，这个议题值不值得去书写？但我想到，当放焰火点燃引线后，即使半天没有动静，父亲也不允许我靠前，只是候在一旁。
不出意外的话，这支焰火多半会沉默一会儿，就开始歌唱。
爆破自己，首先要找到写作的兴奋点，形象的说法，就是找到写作的引线。当你的笔与纸接触的一瞬间，会擦出火花。
最能令人产生写作冲动的，还是自己。每个人在潜意识中都有写传记的欲望，希望打败时间与死亡。写作者有先天优势，可以用抽象的形式将自己的生活隐身在文字中。但有人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平庸无趣，不值一提。我从不相信这一点，你路过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一座会走路的博物馆。坦率讲，对自己无法下笔的人是因为还没有面对真正的自己，面对自己的虚伪高尚，欲望执念。当一个人可以坐下来，真正与自己开战抑或握手言和时，那将会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写作。对我来说，“我”也是我最想谈的。在我写作的第一个长篇剧本中，也毫不意外地写了“自己”。故事是虚构的，但为什么还是在谈自己呢，因为灌注在其中的情感是真实的。故事中主人公所面临的困境与发生的变化是自己遭遇的，只不过我找了另一个容器去盛装。
陈凯歌在《少年凯歌》中，与真正的自己在掏心掏肺。在没有信仰的年代，这种每一个字都在锥心的忏悔，写作本身就成了一种信仰。最重要的是，陈凯歌没有停在忏悔上，他高级地点破问题的核心，即文革诞生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内心的恐惧。现如今，导演多半更像导游，领着“观光客”在所谓的风景前徜徉，走路多，走心少。但通过陈凯歌的文字，我能看到一位导演的良心。
《青年电影手册》曾做过一期是关于一百位华语导演的处女作的，纵观全书不难发现，大多数导演的处女作都与他们本身的生命经验有关。回归自己，扎根自己的生活，是大多数导演的选择。同时，程青松在介绍这些处女作时，还询问每一位导演他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很多导演不约而同地选择贾樟柯的《小武》。这也是我的选择。《小武》的故事也与贾科长本人生活有关，原型是他的朋友。贾樟柯几乎所有电影，都锁定于自己的生活中，银幕上的生活与他自己的生活之间有一个宽阔的管道。《任逍遥》《站台》都是他青年时代的一种发泄，《世界》的引线则来自于他妻子赵涛曾经在世界之窗跳舞的生活。台湾导演侯孝贤亦如此，很多人都会觉得侯孝贤不讲故事，他的电影剧情很弱。殊不知，侯孝贤其实对故事很用心，是不为外人道也的用心。他把十公里的剧本，砍去八公里，只留下两公里，但这两公里，每隔一段有一个木牌，每个木牌上都是他自己，或者吴念真等朋友的生命体验，从没有完全意义上的虚构。
在诸多社会热点事件中，其实也埋藏着很多引线。讲别人的故事，但与自己的生命有关，其实还是在讲自己。这是很多小说家投注巨大热忱的部分。余华的《第七天》、阿乙的《下面我该做什么》都以笔做刀，指向现实。我在台湾，会有意识地在早餐店，在捷运站，随手翻阅台北当地的报纸，了解这片土地正在发生什么，这可以让我的生活不悬浮，真正落地，浸入当地生活。当面对一系列社会事件，做到冷漠是很容易的—— 毕竟这些热点没有降临到自己头上，但作为创作者，必须无事生非：假设真的降临到你头上，你将怎么办？这在剧作中，是很常用的写法，即当写不下去时，你就假设自己是主人公，把“我”代入，去进行选择。面对社会热点事件时，让自己去进入事件，去成为事件主人公，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暴者，无论是正义还是邪恶，不只是走近，而是真正地走进。这时，身为一个创作者，你将很难再向路人一样，随口发出肆意的评论。你的笔将被灌铅，无比沉重。这时每一条新闻将不再是一闪而过的新闻，不再是一座孤岛，而与你有关。当台湾海岸线由于工业发展面临收缩，不少土葬都成为海葬时，难道不能想到大陆山上的祖坟，也面临着工厂的拆卸？
写作的引线，有时也埋在历史的废墟中。我读历史，但对历史的写作早先迟钝，触碰得少。我最先开始思考的是，个人的历史。我十分羡慕有家谱的人，仿佛生命不会赖账，他们可以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但我们家没有，于是我会对自己的先辈怀有想象，这种想象开始进入到我的写作中，让我对历史好奇。这种好奇扩散开，便是国家、民族的历史。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是第一部在威尼斯影展夺得金狮奖的华语电影。我那天在他的海报中读到一句话：“在今天以前，这个故事，你听不到，也不能讲……”固然这是宣传的某种手段，但“听不到”和“不能讲”确实是一种引线。历史应该像黑洞一样吸引创作者，因为她的身份暧昧。胡适说她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本意嘲弄修饰历史者，但小姑娘至少还吸引着人们的视线。可现在有种趋势，历史不再是小姑娘，是欧巴桑，创作者绕道行之，越来越少有人愿意对历史发声。我们每个人都从历史泥淖中穿行而来，原本就带着泥土的气息，当周围的风景都很熟悉，在历史中，却一定可以找到不一样的天空。谁都不愿扔掉自己的家谱，这条引线可能有些老旧，但依然可以撼动山脉与河川——那些曾经注视历史发生的山川和河流。
写作时举步维艰是常事，这令我常常怀疑：是不是引线断了，这个议题值不值得去书写？但我想到，当放焰火点燃引线后，即使半天没有动静，父亲也不允许我靠前，只是候在一旁。
不出意外的话，这支焰火多半会沉默一会儿，就开始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