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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土地改革揭示了同一个基本问题：土地市场化走什么路径?是继续沿用国家征地制度；还是让农民以土地要素参与城市化，分享增值收益?成渝两地政府应该放远目光，在解决好农民问题的同时把更多的土地储备起来，承接未来的产业转移。
“在中国，过去10年属于(东部)沿海城市。”2007年末，美国对冲基金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奇尔顿(Richard Chilion)在访问了成都和重庆后表示，“未来10年将属于西部城市。”
英国《金融时报》随后报道，资金规模达65亿美元的对冲基金新的研究办事处将落户成都，这是该公司在中国扩张战略的一部分。
新情况的发生是有因可寻的。之前不久的2007年6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要求成渝两市从实际出发，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成渝统筹城乡实验区探索如何缩小城乡差距，让更多农民成为市民，它必须总结出适合在全国推广的经验。”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蒲勇健说，“在这个过程中，成渝两地将在财政、金融、通关、土地、工业和农村等多方面享受利好政策，为外来投资者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与空间。”
无论城市发展、农民生活、企业投资还是商业活动，土地资源都是基础。“土地在中国历来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成渝可以说是中国城乡并存现状的一个缩影。目前讨论成渝实验区，最该关注的是土地的命运，这里面能够窥探未来中国土地政策的走向。”蒲勇健认为。
重庆农民以承包土地入股
2007年6月，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两岔村7名村民来到同村的周详亿家，和他签订用地合同，让其在自家的承包土地上种10年果树。两岔村地势偏远、交通不便，外出务工的人员多，致使许多土地撂荒。为此，李市镇从2003年起在偏远的两岔村进行试点，让村里的能人来统一经营闲置土地，栽种优质果树。村民只出土地，树苗、肥料等一律由经营者负责；10年内的收益归经营者所有，经营者不付土地租金，但10年后土地以及所种植的果树全部归农户所有。
这是重庆市进行土地流转的一种新探索。2007年7月，重庆市工商局出台了《服务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实施意见》，共50条具体措施中，“允许以农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最引各界关注。该《意见》称，支持当地探索农村土地流转新模式，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等企业的试点工作。
其实，在《意见》出台之前，重庆早有人先行一步了。
2005年10月，由重庆市江津区政府2001年引人的澳门恒河果业集团，合资在李市镇牌坊村成立了重庆第一个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形成的农民公司——仁伟果业有限责任公司：76户农户以23年的承包经营权入股，每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按每年250元计，核算注册资金为200万元。这个以种植、经营柑橘为主的公司被形象地称为“股田制公司”。
重庆市工商局局长王元楷强调，虽然允许农民以承包地经营权入股，但这种农村土地流转新模式有两个前置条件：一是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二是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办的‘土地股份公司’只准成功，不许失败。”
江津区围绕特色支柱产业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目前全区建立花椒专业合作社5个，50万亩花椒产业中，流转耕地面积达16万亩，其中经营50亩以上的农业企业、业主达350余家，销售收入达9.2亿元。例如天豪农业公司，其产品收入的70％归农民、30％归天豪公司，入股农民摇身一变成了“老板”。
2007年7月，重庆市涪陵区江东街道云盘村村民洪明惠领到“土地股二次分红金”，3亩多地的“股本”给他带来了6000多元的收益。和洪明惠一样，该村其他25户农民都是东江养殖公司的股东。之前，公司已向他们发放了每亩600元的保底收益。东江养殖公司是2006年由重庆桂楼食品公司出资、云盘村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和现金入股成立的，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分行提供了480万元的5年期贷款。
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分行透露，截至2007年5月，重庆市已有35家以土地人股的农民公司，涉及柑橘、花椒种植和生猪养殖等农业产业项目。同时，重庆市财政局也从涉农资金中拿出部分给予补贴。
“这些措施是继减免赋税、提高农产品价格等方法后，增加农民收入的一种良好尝试。遗憾的是，重庆试验只是在土地管理与使用的方式上发生了变化，并没有突破土地产权的大关。”蒲勇健说。
目前，对于新成立的这些土地入股公司，重庆市各级政府并不完全放心。长寿区石堰镇党委书记杨通胜就公开表示，公司万一搞不好，政府要负责任，所以政府向所有公司派驻了财务管理人员，确保其规范经营。
成都农民以土地换身份
就在重庆市出台政策允许农民以土地入股办公司的同时，成都市的“农民以土地换身份”、“农村小产权房破冰”等新土地政策改革尝试不仅在理论界引起强烈争论，甚至在全社会也引起关注。
事实上，在成都正式成为试验区之前，其近郊温江区已经开始施行“双放弃”改革：农民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在城区集中安排居住，并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社保待遇。这样的改革被外界称为“以土地换身份”，也被称作“拆院并院”。
2007年7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养老保险司司长赵殿国在温江区调研时，对“双放弃”给予高度评价，称这一制度有利于加快城乡统筹进程，“甚至同是试验区的重庆市，也不断派人前来取经”。
现在，温江区著名的“花乡民居”已经住进了872“双放弃”户大约3000人，其在建设、设施及物业管理和安全保卫方面，“与城里人的居民小区一样”。这些农民已经全部成为城市居民，享受着城里人的社保和医保。经济收入方面，除了“双放弃”获得的补偿，每人都在政府留下的部分土地里占有股份，那些土地出租后建盖了一座“国色天香”游乐场及许多商铺，给他们提供经济来源和就业机会。
有专家指出，温江区正在尝试的“土地换社保”，从根本上解除了城市近郊农民失去土地后对养老问题的担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因养老问题产生的城市化阻力，其实质上是一种可持续的城市化，有利于城乡养老保障的顺利接轨，铺通一条城乡一体化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道路。 温江区有关官员表示，那些腾出的土地被出租建成“三邑盒景交易中心”、“西部花卉流通中心”、“广州先锋园艺盆花生产基地”等，给当地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益。事实上，更多腾出的土地，都被开发商建盖成了各种楼盘和别墅“出售”。
温江区的实验之前，政府财政对农民的补偿费用、为农民购买社会保险的费用、农民转移就业补助费、入住规划区农民的水电气和物管费等进行了先期预付，大约人均12万元。由于资金方面存在困难，温江的“双放弃”采用了分批实施的办法，以使资金逐渐得以流转。
“农村土地的非耕地部分大约占农地总量的22％～30％，若拆并、搬迁集中修建住宅，将可以腾出2/3的农村集体土地的非耕地。”成都市政府的官员称。而成都市政府近年来实施了“土地整理”、“金土地工程”和“农民集中居住”等新尝试腾出的大量土地，却又引发了新的争议——“小产权房”。
这类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上开发出来的“乡产权”的商品房，其购买者目前无法拿到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产权证。但因为价格优势明显，销售非常火爆。在郫县郫筒镇、武侯金花镇、双流华阳镇以及龙泉、新都、新津、双流和温江等地，都能看到小产权房的身影。
成都“小产权房”未来的命运，是面临“政府征地即灭亡”，还是能够“转正”?目前，政策情况并不完全清晰。
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蒲勇健认为：“城市比偏远地区更容易引来投资、引来人才，城市化肯定要圈地，其发展步伐与房地产有着密切的关系，类似‘花乡民居’的实验却不会再产生新的城中村问题。”
农村土地改革严重滞后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表示，2007年底前成都市有4000多农民变为市民，并可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从2003年至今，成都已有近27万农民主动离开土地，自愿住进城镇或农村新型社区；近30万失地农民享受养老和医疗等保障。
在重庆，目前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已达700多万人，实验区的改革正大力推动这些农民工边缘身份的转变进程。重庆市市长王鸿举表示：城乡统筹就是要让农民与市民一样有保障，有就业，有增收，这是缩小城乡差距、发展农村经济的有益探索。
蒲勇健说：“现在重庆的‘土地入股’只走了第一步，而成都的‘双放弃’已经走到第二步了。但农民变成居民并不是成渝实验区改革的终极目标，重要的是缩小城乡差距，不可能让所有农民都进入城市。农村土地流转可以采取入股、出租及征用等多种方式，视各地具体情况和农民的意见而为。”
然而，成渝的土地改革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符，甚至可以说留下了隐患。
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牌坊村的村民周建高说：“我们村里的青壮年年年都出门打工，家里只剩没有劳动力的老人和小孩，其实许多人家的土地已经撂荒许多年了，现在如果有人要我们的土地去经营，我们就能得多少钱算多少吧，总比荒着强。”
许多村民表示，现在政府不允许公司直接找农民谈土地，必须经过村干部甚至镇里，“谁知道那些干部会不会从中吃掉我们的钱，或者伙同那些公司骗我们，明明以后赚了钱却说没有赚到，让我们得不偿失，那样还不如让土地继续荒着省心。”
成都的情况似乎可以如此解释：乡镇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乃至村委会是亲手策划“乡产权”开发的主体，这种“类房地产开发”产生的利益回报，基层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向农民分红，剩余的用于投资乡镇建设，缩小城乡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二元鸿沟。当然，运作过程如何监督，目前还是空白。
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后强表示，成都市的城乡统筹总体战略可以概括为“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
蒲勇健认为成渝两地的各种土地改革试验都引起了广泛关注，意味着中国在探索进一步推进农丰寸土地制度改革上已有共识，但现实情况证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仍然严重滞后，“加上受成渝两地一些官员的魄力和水平所限，所以试验了半年多还没有什么建树”。
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将土地按所有权分为国有和集体两类，但农民的集体土地进入市场的合法通道至今悬而未决。蒲勇健认为成渝土地改革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同一个基本问题：土地市场化走什么路径?是继续沿用征地制度，国家取得农地转为建设用地推向市场；还是让农民以土地要素参与城市化，分享增值收益?
“成渝两地土地入股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资本的投资行为，而投资本身就是有风险的。”蒲勇健说，“但农民不懂经营管理，不能掌控‘投资’的盈亏及分利。而唯利是图的商人们可借土地流转大政策之势，以土地入股之名，行转变土地用途、巧妙占用农民土地经营权之实，使农民的权益随着土地流转而流失，利益随土地流转而转移。”
按《公司法》的规定，股份不能退只能转让。如果农民公司倒闭，按照《破产法》的规定，债务人必须用现行所有财产清偿所有债务。这也就意味着，作为股东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就可能永远地失去，由此，农业用地很可能会变成了建设用地。例如已有媒体担心的，重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试点区九龙坡区的“荣康农业”从事蔬菜种植，拥有100多亩蔬菜基地。而其主要出资方却是重庆市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由于担心“农地入股”造成土地流失，2007年8月重庆工商局又“补充”规定，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的公司，股份不能随意退回，更不能自由流通。另外，重庆工商局建议在“农地入股”类公司的经营中，引入地方财政担保机制对入股农地进行担保。
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认为，不能把农村居民当成一般的市场主体来对待，为防范风险，建立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尤为重要。
蒲勇健表示：“土地的命运将决定成渝试验区的成败，政府应该把目光放远，在解决好农民问题的同时把更多的土地储备起来，等待承接未来东南沿海的产业转移，等待国内外各种大企业、大财团的投资。”
“在中国，过去10年属于(东部)沿海城市。”2007年末，美国对冲基金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奇尔顿(Richard Chilion)在访问了成都和重庆后表示，“未来10年将属于西部城市。”
英国《金融时报》随后报道，资金规模达65亿美元的对冲基金新的研究办事处将落户成都，这是该公司在中国扩张战略的一部分。
新情况的发生是有因可寻的。之前不久的2007年6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要求成渝两市从实际出发，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成渝统筹城乡实验区探索如何缩小城乡差距，让更多农民成为市民，它必须总结出适合在全国推广的经验。”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蒲勇健说，“在这个过程中，成渝两地将在财政、金融、通关、土地、工业和农村等多方面享受利好政策，为外来投资者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与空间。”
无论城市发展、农民生活、企业投资还是商业活动，土地资源都是基础。“土地在中国历来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成渝可以说是中国城乡并存现状的一个缩影。目前讨论成渝实验区，最该关注的是土地的命运，这里面能够窥探未来中国土地政策的走向。”蒲勇健认为。
重庆农民以承包土地入股
2007年6月，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两岔村7名村民来到同村的周详亿家，和他签订用地合同，让其在自家的承包土地上种10年果树。两岔村地势偏远、交通不便，外出务工的人员多，致使许多土地撂荒。为此，李市镇从2003年起在偏远的两岔村进行试点，让村里的能人来统一经营闲置土地，栽种优质果树。村民只出土地，树苗、肥料等一律由经营者负责；10年内的收益归经营者所有，经营者不付土地租金，但10年后土地以及所种植的果树全部归农户所有。
这是重庆市进行土地流转的一种新探索。2007年7月，重庆市工商局出台了《服务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实施意见》，共50条具体措施中，“允许以农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最引各界关注。该《意见》称，支持当地探索农村土地流转新模式，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等企业的试点工作。
其实，在《意见》出台之前，重庆早有人先行一步了。
2005年10月，由重庆市江津区政府2001年引人的澳门恒河果业集团，合资在李市镇牌坊村成立了重庆第一个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形成的农民公司——仁伟果业有限责任公司：76户农户以23年的承包经营权入股，每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按每年250元计，核算注册资金为200万元。这个以种植、经营柑橘为主的公司被形象地称为“股田制公司”。
重庆市工商局局长王元楷强调，虽然允许农民以承包地经营权入股，但这种农村土地流转新模式有两个前置条件：一是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二是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办的‘土地股份公司’只准成功，不许失败。”
江津区围绕特色支柱产业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目前全区建立花椒专业合作社5个，50万亩花椒产业中，流转耕地面积达16万亩，其中经营50亩以上的农业企业、业主达350余家，销售收入达9.2亿元。例如天豪农业公司，其产品收入的70％归农民、30％归天豪公司，入股农民摇身一变成了“老板”。
2007年7月，重庆市涪陵区江东街道云盘村村民洪明惠领到“土地股二次分红金”，3亩多地的“股本”给他带来了6000多元的收益。和洪明惠一样，该村其他25户农民都是东江养殖公司的股东。之前，公司已向他们发放了每亩600元的保底收益。东江养殖公司是2006年由重庆桂楼食品公司出资、云盘村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和现金入股成立的，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分行提供了480万元的5年期贷款。
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分行透露，截至2007年5月，重庆市已有35家以土地人股的农民公司，涉及柑橘、花椒种植和生猪养殖等农业产业项目。同时，重庆市财政局也从涉农资金中拿出部分给予补贴。
“这些措施是继减免赋税、提高农产品价格等方法后，增加农民收入的一种良好尝试。遗憾的是，重庆试验只是在土地管理与使用的方式上发生了变化，并没有突破土地产权的大关。”蒲勇健说。
目前，对于新成立的这些土地入股公司，重庆市各级政府并不完全放心。长寿区石堰镇党委书记杨通胜就公开表示，公司万一搞不好，政府要负责任，所以政府向所有公司派驻了财务管理人员，确保其规范经营。
成都农民以土地换身份
就在重庆市出台政策允许农民以土地入股办公司的同时，成都市的“农民以土地换身份”、“农村小产权房破冰”等新土地政策改革尝试不仅在理论界引起强烈争论，甚至在全社会也引起关注。
事实上，在成都正式成为试验区之前，其近郊温江区已经开始施行“双放弃”改革：农民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在城区集中安排居住，并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社保待遇。这样的改革被外界称为“以土地换身份”，也被称作“拆院并院”。
2007年7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养老保险司司长赵殿国在温江区调研时，对“双放弃”给予高度评价，称这一制度有利于加快城乡统筹进程，“甚至同是试验区的重庆市，也不断派人前来取经”。
现在，温江区著名的“花乡民居”已经住进了872“双放弃”户大约3000人，其在建设、设施及物业管理和安全保卫方面，“与城里人的居民小区一样”。这些农民已经全部成为城市居民，享受着城里人的社保和医保。经济收入方面，除了“双放弃”获得的补偿，每人都在政府留下的部分土地里占有股份，那些土地出租后建盖了一座“国色天香”游乐场及许多商铺，给他们提供经济来源和就业机会。
有专家指出，温江区正在尝试的“土地换社保”，从根本上解除了城市近郊农民失去土地后对养老问题的担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因养老问题产生的城市化阻力，其实质上是一种可持续的城市化，有利于城乡养老保障的顺利接轨，铺通一条城乡一体化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道路。 温江区有关官员表示，那些腾出的土地被出租建成“三邑盒景交易中心”、“西部花卉流通中心”、“广州先锋园艺盆花生产基地”等，给当地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益。事实上，更多腾出的土地，都被开发商建盖成了各种楼盘和别墅“出售”。
温江区的实验之前，政府财政对农民的补偿费用、为农民购买社会保险的费用、农民转移就业补助费、入住规划区农民的水电气和物管费等进行了先期预付，大约人均12万元。由于资金方面存在困难，温江的“双放弃”采用了分批实施的办法，以使资金逐渐得以流转。
“农村土地的非耕地部分大约占农地总量的22％～30％，若拆并、搬迁集中修建住宅，将可以腾出2/3的农村集体土地的非耕地。”成都市政府的官员称。而成都市政府近年来实施了“土地整理”、“金土地工程”和“农民集中居住”等新尝试腾出的大量土地，却又引发了新的争议——“小产权房”。
这类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上开发出来的“乡产权”的商品房，其购买者目前无法拿到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产权证。但因为价格优势明显，销售非常火爆。在郫县郫筒镇、武侯金花镇、双流华阳镇以及龙泉、新都、新津、双流和温江等地，都能看到小产权房的身影。
成都“小产权房”未来的命运，是面临“政府征地即灭亡”，还是能够“转正”?目前，政策情况并不完全清晰。
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蒲勇健认为：“城市比偏远地区更容易引来投资、引来人才，城市化肯定要圈地，其发展步伐与房地产有着密切的关系，类似‘花乡民居’的实验却不会再产生新的城中村问题。”
农村土地改革严重滞后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表示，2007年底前成都市有4000多农民变为市民，并可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从2003年至今，成都已有近27万农民主动离开土地，自愿住进城镇或农村新型社区；近30万失地农民享受养老和医疗等保障。
在重庆，目前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已达700多万人，实验区的改革正大力推动这些农民工边缘身份的转变进程。重庆市市长王鸿举表示：城乡统筹就是要让农民与市民一样有保障，有就业，有增收，这是缩小城乡差距、发展农村经济的有益探索。
蒲勇健说：“现在重庆的‘土地入股’只走了第一步，而成都的‘双放弃’已经走到第二步了。但农民变成居民并不是成渝实验区改革的终极目标，重要的是缩小城乡差距，不可能让所有农民都进入城市。农村土地流转可以采取入股、出租及征用等多种方式，视各地具体情况和农民的意见而为。”
然而，成渝的土地改革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符，甚至可以说留下了隐患。
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牌坊村的村民周建高说：“我们村里的青壮年年年都出门打工，家里只剩没有劳动力的老人和小孩，其实许多人家的土地已经撂荒许多年了，现在如果有人要我们的土地去经营，我们就能得多少钱算多少吧，总比荒着强。”
许多村民表示，现在政府不允许公司直接找农民谈土地，必须经过村干部甚至镇里，“谁知道那些干部会不会从中吃掉我们的钱，或者伙同那些公司骗我们，明明以后赚了钱却说没有赚到，让我们得不偿失，那样还不如让土地继续荒着省心。”
成都的情况似乎可以如此解释：乡镇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乃至村委会是亲手策划“乡产权”开发的主体，这种“类房地产开发”产生的利益回报，基层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向农民分红，剩余的用于投资乡镇建设，缩小城乡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二元鸿沟。当然，运作过程如何监督，目前还是空白。
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后强表示，成都市的城乡统筹总体战略可以概括为“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
蒲勇健认为成渝两地的各种土地改革试验都引起了广泛关注，意味着中国在探索进一步推进农丰寸土地制度改革上已有共识，但现实情况证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仍然严重滞后，“加上受成渝两地一些官员的魄力和水平所限，所以试验了半年多还没有什么建树”。
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将土地按所有权分为国有和集体两类，但农民的集体土地进入市场的合法通道至今悬而未决。蒲勇健认为成渝土地改革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同一个基本问题：土地市场化走什么路径?是继续沿用征地制度，国家取得农地转为建设用地推向市场；还是让农民以土地要素参与城市化，分享增值收益?
“成渝两地土地入股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资本的投资行为，而投资本身就是有风险的。”蒲勇健说，“但农民不懂经营管理，不能掌控‘投资’的盈亏及分利。而唯利是图的商人们可借土地流转大政策之势，以土地入股之名，行转变土地用途、巧妙占用农民土地经营权之实，使农民的权益随着土地流转而流失，利益随土地流转而转移。”
按《公司法》的规定，股份不能退只能转让。如果农民公司倒闭，按照《破产法》的规定，债务人必须用现行所有财产清偿所有债务。这也就意味着，作为股东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就可能永远地失去，由此，农业用地很可能会变成了建设用地。例如已有媒体担心的，重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试点区九龙坡区的“荣康农业”从事蔬菜种植，拥有100多亩蔬菜基地。而其主要出资方却是重庆市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由于担心“农地入股”造成土地流失，2007年8月重庆工商局又“补充”规定，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的公司，股份不能随意退回，更不能自由流通。另外，重庆工商局建议在“农地入股”类公司的经营中，引入地方财政担保机制对入股农地进行担保。
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认为，不能把农村居民当成一般的市场主体来对待，为防范风险，建立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尤为重要。
蒲勇健表示：“土地的命运将决定成渝试验区的成败，政府应该把目光放远，在解决好农民问题的同时把更多的土地储备起来，等待承接未来东南沿海的产业转移，等待国内外各种大企业、大财团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