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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大跃进，机器造得勤；妈妈大跃进，棉花纺千锭；……我也来个大跃进，生产学习样样能。”5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曲，至今还记忆犹新。
1958年的我，虽然只有十三四岁，在武康的“千秋完小”读六年级，但是，却体验了“一天等于20年”的大跃进年代，许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往事历历在目。这些今天看来是有些滑稽的往事，当初却是一场热火朝天的运动。
全村搬家车渡桥
1958年10月1日，二都人民公社成立，我家乡秋山乡板桥村高级农业合作社板桥圩生产队成为二都公社秋山管理区的兴龙大队第十六生产队。
那一天全村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社员们欢天喜地庆祝人民公社成立。庆祝之后接着全村社员搬家车渡桥，过上了“军事化”生活。那天红旗在前，锣鼓开道。社员们挑着被头铺盖，衣物细软，浩浩荡荡进军车渡桥。车渡桥是我们板桥圩北面的一个生产队，与青石桥一起，是社员的“生活居住区”，姚家圩社员就搬家青石桥。因为一切财物都归人民公社所有，搬家只要走人与带上衣物就行，其他什么也用不着了，而且也不是自家的了。
我们一家住在车渡桥闻小毛家里，他们腾出楼上中间一个空间给我们安床铺。那时候住房不装修的，甚至于房间之间也不隔开，“直棒弄通”的。我们住中间，小毛自家住西间，记得东面一间住着闻根庆一家。以今天的说法是“合房混住”。不过我们住的日子不多，而且像住客栈一样，只是晚上住一夜。再说，一来“军事化”，二来“大会战”，父母亲都日夜在田头“放卫星”，哪能住“家”里？只是我们兄弟住几个晚上。
我们板桥圩的房子腾空做什么？有次我悄悄跑去看。哈！原来，我们几家房子做粮食仓库，放稻谷；长林、法山他们几家关猪关羊，成了猪棚羊圈；法春家里关了几头耕牛。那些牛大概没喂饱，半夜里想挣脱牛绳跑出来，连房子的柱脚都被牛角撞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
有一个晚上我悄悄回到板桥圩家里，看到楼上有地铺，有被头铺盖，我估计这里有人来住。那晚我住在板桥圩自家楼上。果然，后半夜许多人来住宿了，他们七嘴八舌说“争上游”、“放卫星”的事。后来我听出他们是本公社二都管理区大赛大队那边的人，是“青年突击队”的，来支援放冬种“卫星”的。
这样的搬家毕竟大家都出于无奈，住不习惯。大概秋收冬种之后不久，都陆陆续续悄无声息地回来了。人们常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屋里的草窝”。
千人一锅青石桥
我们兴龙大队板桥片在青石桥办起了人民公社大食堂，全片近千人在一口大锅里吃饭。那事情想起来实在有趣。
青石桥生产队自西往东的社员住房依次是朱水林、朱掌林、朱松林、朱金林、朱瑞林等户，还有朱金奎。这些住房一字排着，房屋较好，既整齐又清洁，食堂办在那里很适合，易管理。食堂的大灶安放在朱金林、朱瑞林家里，几口烧饭菜的大锅一字儿排开，其他是几十张吃饭的八仙桌。食堂主任是原高级社社长、现兼任副大队长，下面有烧饭菜的炊事员，洗碗筷、洗菜、打扫卫生的服务员，以及杀猪捕鱼的采办员等等一大帮“后勤部”人员组成。我记得车渡桥有个放牛的，人称“癞头阿荣”，很会捉泥鳅，于是叫他捕鱼捉鳅改善生活。
食堂的粮食、鱼肉、蔬菜之类，都是人民公社社员的，因为一切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自己没有权利自家受用的。因此谁家地里有青菜萝卜，只管弄来吃就是。共产主义生活，吃饭不要钱；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因此，来吃饭的人，不一定是本队的社员；本队的社员不一定在一个锅里吃饭。曾经有几次我去武康读书，走到万青桥头看到他们开饭，也拿个碗盛了吃，没有人过问的。
食堂开饭是敲锣的。锣声一响，田畈里呼声一片，几百上千亩大的田畈，人们像放食的鸭子，四面八方潮水般地涌向食堂。这时候炊事员、服务员们早把饭菜一桶一桶盛好，摆放在食堂前面的宽阔地上了。于是，人们一拥而上，争先恐后，那场面像小猪放食，哪还顾得上坐在桌边吃饭？我吃饭的习惯是三扒二噎，就是在那时候学会的，至今还改不了。大人们教我们小孩子：头一碗要少盛点，盛了立即排队，第二碗要越多越好，否则，要饿肚皮!
后来，嫌这样浪费时间，对“放卫星”有妨碍，干脆送饭送菜到田头。食堂没有“送饭队”，田里社员派人到食堂，用担桶挑饭菜。于是，田里的人说说笑笑嘻嘻哈哈地闹着等饭吃。忙得几个“工作同志”东奔西跑地“指挥”社员“认真劳动，不许磨洋工”。可哪有几个听他的？肚皮要紧呢！
这样大概持续到1958年底1959年初，大食堂办不下去了，改成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小食堂。小食堂没有大食堂那么“大方”了，别说“大鱼大肉、荤素搭配”，饭也吃不上了。起先吃稀饭，后来吃“1斤米烧16斤”的“四眼睛”粥，再后来是“瓜菜代”，吃得人都生了“浮肿病”。记得那年我想弄点“营养品”吃，我父亲向生产队要求好几次，队委会经过讨论，决定同意给我1市斤。你以为那“营养品”是什么？谷糠！
田畈当中大会战
人民公社化之前，我们板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下面有青石桥、车渡桥、板桥圩、姚家圩、横山村5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社化之后，合并成兴龙大队的12、13、14、15、16生产队的一个板桥片。1958年秋收冬种大会战，就是5个生产队的社员在同一个田畈里搞秋收冬种。不过，大会战与平时的秋收冬种不同，大会战是大跃进年代“多快好省”热火朝天夺丰收的“淮海战役”。
大会战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除了本队社员，还有别的大队派过来的各式各样的什么突击队，例如青年“赵子龙”、老年“黄忠”、妇女“穆桂英”等等突击队，他们高举大红旗，上书某某突击队，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干劲冲天，挥汗如雨，一会儿就是一个“卫星”，一会儿又是一个“卫星”，战鼓咚咚，喊声震天，高潮迭起。
大会战更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一天24小时不分昼夜的。我那时候虽然在武康读书，但是放学回家后还是要去参加“大会战”的。因为男女老少齐出动，人人都要大跃进，于是我就亲历了大会战。那时候没有电灯，人们用一截长长的竹筒，竹筒上头插上棉花芯子，再往棉花芯子里面倒满柴油，点上火，当作照明的火把。晚上，田野上到处都是火把，照得满田畈一片通红，那场面倒是壮观。
我们队里有个社员，雅号叫“木壳佬阿富”的，平时干活都死样怪气的，干到后半夜他实在吃不消，打起了瞌睡，却巧被“工作同志”看到，吃了好一顿狗血淋头的臭骂，还说要叫他“跪扁担”。老头子吓坏了，一下子抛掉了2麻袋小麦种子。
第二天，在孟家壕口松树墩头开现场会，阿富一夜下种小麦30多亩，受到表扬。而另外几个干活“慢慢（认真）”的，说是“磨洋工”、“老牛拉破车”，“狗血淋头”的狗血淋头，“跪扁担”的跪扁担。当时有人问阿富，哪来的干劲？阿富死样怪气地说，不抛掉他要斗我，还是抛抛掉，省得他开会斗我。
我们一班小孩子听得都哈哈大笑，笑得肚皮都痛了。
摘自《文史天地》2012年第4期
1958年的我，虽然只有十三四岁，在武康的“千秋完小”读六年级，但是，却体验了“一天等于20年”的大跃进年代，许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往事历历在目。这些今天看来是有些滑稽的往事，当初却是一场热火朝天的运动。
全村搬家车渡桥
1958年10月1日，二都人民公社成立，我家乡秋山乡板桥村高级农业合作社板桥圩生产队成为二都公社秋山管理区的兴龙大队第十六生产队。
那一天全村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社员们欢天喜地庆祝人民公社成立。庆祝之后接着全村社员搬家车渡桥，过上了“军事化”生活。那天红旗在前，锣鼓开道。社员们挑着被头铺盖，衣物细软，浩浩荡荡进军车渡桥。车渡桥是我们板桥圩北面的一个生产队，与青石桥一起，是社员的“生活居住区”，姚家圩社员就搬家青石桥。因为一切财物都归人民公社所有，搬家只要走人与带上衣物就行，其他什么也用不着了，而且也不是自家的了。
我们一家住在车渡桥闻小毛家里，他们腾出楼上中间一个空间给我们安床铺。那时候住房不装修的，甚至于房间之间也不隔开，“直棒弄通”的。我们住中间，小毛自家住西间，记得东面一间住着闻根庆一家。以今天的说法是“合房混住”。不过我们住的日子不多，而且像住客栈一样，只是晚上住一夜。再说，一来“军事化”，二来“大会战”，父母亲都日夜在田头“放卫星”，哪能住“家”里？只是我们兄弟住几个晚上。
我们板桥圩的房子腾空做什么？有次我悄悄跑去看。哈！原来，我们几家房子做粮食仓库，放稻谷；长林、法山他们几家关猪关羊，成了猪棚羊圈；法春家里关了几头耕牛。那些牛大概没喂饱，半夜里想挣脱牛绳跑出来，连房子的柱脚都被牛角撞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
有一个晚上我悄悄回到板桥圩家里，看到楼上有地铺，有被头铺盖，我估计这里有人来住。那晚我住在板桥圩自家楼上。果然，后半夜许多人来住宿了，他们七嘴八舌说“争上游”、“放卫星”的事。后来我听出他们是本公社二都管理区大赛大队那边的人，是“青年突击队”的，来支援放冬种“卫星”的。
这样的搬家毕竟大家都出于无奈，住不习惯。大概秋收冬种之后不久，都陆陆续续悄无声息地回来了。人们常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屋里的草窝”。
千人一锅青石桥
我们兴龙大队板桥片在青石桥办起了人民公社大食堂，全片近千人在一口大锅里吃饭。那事情想起来实在有趣。
青石桥生产队自西往东的社员住房依次是朱水林、朱掌林、朱松林、朱金林、朱瑞林等户，还有朱金奎。这些住房一字排着，房屋较好，既整齐又清洁，食堂办在那里很适合，易管理。食堂的大灶安放在朱金林、朱瑞林家里，几口烧饭菜的大锅一字儿排开，其他是几十张吃饭的八仙桌。食堂主任是原高级社社长、现兼任副大队长，下面有烧饭菜的炊事员，洗碗筷、洗菜、打扫卫生的服务员，以及杀猪捕鱼的采办员等等一大帮“后勤部”人员组成。我记得车渡桥有个放牛的，人称“癞头阿荣”，很会捉泥鳅，于是叫他捕鱼捉鳅改善生活。
食堂的粮食、鱼肉、蔬菜之类，都是人民公社社员的，因为一切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自己没有权利自家受用的。因此谁家地里有青菜萝卜，只管弄来吃就是。共产主义生活，吃饭不要钱；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因此，来吃饭的人，不一定是本队的社员；本队的社员不一定在一个锅里吃饭。曾经有几次我去武康读书，走到万青桥头看到他们开饭，也拿个碗盛了吃，没有人过问的。
食堂开饭是敲锣的。锣声一响，田畈里呼声一片，几百上千亩大的田畈，人们像放食的鸭子，四面八方潮水般地涌向食堂。这时候炊事员、服务员们早把饭菜一桶一桶盛好，摆放在食堂前面的宽阔地上了。于是，人们一拥而上，争先恐后，那场面像小猪放食，哪还顾得上坐在桌边吃饭？我吃饭的习惯是三扒二噎，就是在那时候学会的，至今还改不了。大人们教我们小孩子：头一碗要少盛点，盛了立即排队，第二碗要越多越好，否则，要饿肚皮!
后来，嫌这样浪费时间，对“放卫星”有妨碍，干脆送饭送菜到田头。食堂没有“送饭队”，田里社员派人到食堂，用担桶挑饭菜。于是，田里的人说说笑笑嘻嘻哈哈地闹着等饭吃。忙得几个“工作同志”东奔西跑地“指挥”社员“认真劳动，不许磨洋工”。可哪有几个听他的？肚皮要紧呢！
这样大概持续到1958年底1959年初，大食堂办不下去了，改成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小食堂。小食堂没有大食堂那么“大方”了，别说“大鱼大肉、荤素搭配”，饭也吃不上了。起先吃稀饭，后来吃“1斤米烧16斤”的“四眼睛”粥，再后来是“瓜菜代”，吃得人都生了“浮肿病”。记得那年我想弄点“营养品”吃，我父亲向生产队要求好几次，队委会经过讨论，决定同意给我1市斤。你以为那“营养品”是什么？谷糠！
田畈当中大会战
人民公社化之前，我们板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下面有青石桥、车渡桥、板桥圩、姚家圩、横山村5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社化之后，合并成兴龙大队的12、13、14、15、16生产队的一个板桥片。1958年秋收冬种大会战，就是5个生产队的社员在同一个田畈里搞秋收冬种。不过，大会战与平时的秋收冬种不同，大会战是大跃进年代“多快好省”热火朝天夺丰收的“淮海战役”。
大会战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除了本队社员，还有别的大队派过来的各式各样的什么突击队，例如青年“赵子龙”、老年“黄忠”、妇女“穆桂英”等等突击队，他们高举大红旗，上书某某突击队，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干劲冲天，挥汗如雨，一会儿就是一个“卫星”，一会儿又是一个“卫星”，战鼓咚咚，喊声震天，高潮迭起。
大会战更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一天24小时不分昼夜的。我那时候虽然在武康读书，但是放学回家后还是要去参加“大会战”的。因为男女老少齐出动，人人都要大跃进，于是我就亲历了大会战。那时候没有电灯，人们用一截长长的竹筒，竹筒上头插上棉花芯子，再往棉花芯子里面倒满柴油，点上火，当作照明的火把。晚上，田野上到处都是火把，照得满田畈一片通红，那场面倒是壮观。
我们队里有个社员，雅号叫“木壳佬阿富”的，平时干活都死样怪气的，干到后半夜他实在吃不消，打起了瞌睡，却巧被“工作同志”看到，吃了好一顿狗血淋头的臭骂，还说要叫他“跪扁担”。老头子吓坏了，一下子抛掉了2麻袋小麦种子。
第二天，在孟家壕口松树墩头开现场会，阿富一夜下种小麦30多亩，受到表扬。而另外几个干活“慢慢（认真）”的，说是“磨洋工”、“老牛拉破车”，“狗血淋头”的狗血淋头，“跪扁担”的跪扁担。当时有人问阿富，哪来的干劲？阿富死样怪气地说，不抛掉他要斗我，还是抛抛掉，省得他开会斗我。
我们一班小孩子听得都哈哈大笑，笑得肚皮都痛了。
摘自《文史天地》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