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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问题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有时还是性命攸关的问题。在当代历史上，“知识分子”这一名称，曾经被打上深刻的政治烙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成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代名词。鉴于其不佳的政治名声，而被贬称为“臭老九”，为革命群众所不齿。之后，又获得正名，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在当下语境中，他们与工人阶级之间就算不会相互排斥，但也未见得就能相互认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就好像社会肌体上的一段经常发炎的盲肠，虽不至遭遇彻底割除之厄运，但总是让人感到隐隐作痛。
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公共”的独立性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出现雏形。围绕着一些著名的出版物（如《读书》《青年论坛》《新启蒙》等杂志，《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等丛书）和特定的文化教育机构（如中国文化书院），以及一些带有俱乐部性质的学术集会等，形成了若干不同文化观念倾向的松散的知识共同体。进入1990年代，这些知识分子群落纷纷风流云散，与此同时，作为知识生产空间的学院开始急剧膨胀，成为最大的知识工厂。学院膨胀以及学院体制健全化的结果是，知识生产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与生产者的利益密切相关，通过职称评定、职务考评、研究项目立项、学术经费的分配等一系列的行政手段，知识分子大多被严格限定在学院体制范围之内活动。另一方面，现代学院学术因学科专业高度细分，知识的整体性不复存在，学科被划分为大小不等的专业，如同一个个生产知识零件的车间，而专业知识分子则就是这些车间里的知识工人，负责根据行政化的学术规划部门制定的研究项目，去生产概念、术语和观点。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概念，诸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公共性，知识生产，社会共识，等等，本身就是知识分工高度精细化的产物。
毫无疑问，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古典时代，知识掌握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如僧侣、教士、士大夫等）手中，知识不是以“求真”为终极目标，知识拥有者也不是独立的社会阶层。古典时代的知识垄断阶层衰落之后，一个专门从事知识生产的群体开始出现，这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起源。在专门的教育场所，接受良好的知识教育，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但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可能会去从事其他职业。这些专门知识是直接致用的，一般而言，与知识拥有者本人的人格、精神、道德品质等，没有直接的关联。这些人一般被称之为“专业人士”。如果以知识生产（学术）为业，通过智力活动进行以追求知识真理性为目标的学术生产，这一类人士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但是，在现代社会，任何一种知识都是专门的，尤其是在现代学院学术制度条件下的知识生产，实际上都是一种专门的知识生产。专门的学术一旦离开了特定的专业领域，就很难被他人所理解。也有人认为，专业知识分子根本就不是知识分子。
现代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典范，是表现为对知识真理性与道德完满性合二为一的努力。一个在追求知识真理的人士，也有责任为捍卫社会公正和公共价值而发声。知识分子阶层追求知识真理和学术独立性，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制度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政治制度的问题。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不可能脱离社会整体的公正和合理，否则，知识分子自身的貌似独立的学术象牙塔，也随时都有可能坍塌。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必然是公共知识分子。
21世纪初开始出现的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密集谈论，实际上是对学院化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分子群体蜕变状况的严重不满。人们呼吁知识分子重新进入公共领域，关注公共事务，不希望这些受过精英化教育的群体，在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前集体失声。最初的谈论只是集中在知识界，尤其是人文知识界。但很快便受到大众媒体的关注。《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第7期推出特别策划专题“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公共知识分子”一词正式在大众媒体传播开来。这些名单里有人文社科学者、作家、艺术家、媒体人，可以说是当下知识界中最有代表性的群体。
但2011年以来，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中开始被简称为“公知”。当“公共知识分子”被简称为“公知”的那一刻起，这一名称就被严重贬低了。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媒体和言论人士，开始有计划地针对“公知”实施污名化，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对所谓“公知”的攻击，一般来自几个方面：一种是审判式的，一般是公开的主流媒体上某种观念代言人的受命作文。他们动用话语特权，以一种一成不变的观念和居高临下的口吻，对有争议的现象进行审判。另一种是标签式的，这种手法首先无须论证，直接将“公知”一词变成一个贬义词，跟“臭老九”、“汉奸”、“四类分子”之类的词汇一样，然后将这样一个脏词扔到对手的身上，自己似乎变得纯洁了并且大获全胜。
一般性地在公共领域谈论公共话题，这并非知识分子的特权，而是任何一位公民的权利和责任。我们很容易在历史上找到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务的范例，比如雨果、左拉、索尔仁尼琴等所谓“良心”作家，以他们的写作，直接干预了现实事件的进程。但另一类写作者，比如普鲁斯特、卡夫卡之类，却表现出对公共事务的淡漠，他们在私密的空间里完成了对一个内在的精神空间的探索和批判性的摹写。但与他们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就对自己时代的生存经验的揭示和批判而言，普鲁斯特、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在深度和强度上，都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极限。对于这一类知识分子而言，真理即至善。
如果知识分子以追求真理性为其精神活动的终极目标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是唯一能够超越自身社会阶层身份和利益之局限性的群体，是一个不仅可以质疑和批判社会，同时还可以质疑和批判自身的群体。这种质疑和批判性的力量，并非知识分子天然的道德优越性所在，而是“知识真理性”自身的本质规定。现代知识真理，就是建立在不断质疑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
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公共”的独立性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出现雏形。围绕着一些著名的出版物（如《读书》《青年论坛》《新启蒙》等杂志，《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等丛书）和特定的文化教育机构（如中国文化书院），以及一些带有俱乐部性质的学术集会等，形成了若干不同文化观念倾向的松散的知识共同体。进入1990年代，这些知识分子群落纷纷风流云散，与此同时，作为知识生产空间的学院开始急剧膨胀，成为最大的知识工厂。学院膨胀以及学院体制健全化的结果是，知识生产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与生产者的利益密切相关，通过职称评定、职务考评、研究项目立项、学术经费的分配等一系列的行政手段，知识分子大多被严格限定在学院体制范围之内活动。另一方面，现代学院学术因学科专业高度细分，知识的整体性不复存在，学科被划分为大小不等的专业，如同一个个生产知识零件的车间，而专业知识分子则就是这些车间里的知识工人，负责根据行政化的学术规划部门制定的研究项目，去生产概念、术语和观点。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概念，诸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公共性，知识生产，社会共识，等等，本身就是知识分工高度精细化的产物。
毫无疑问，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古典时代，知识掌握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如僧侣、教士、士大夫等）手中，知识不是以“求真”为终极目标，知识拥有者也不是独立的社会阶层。古典时代的知识垄断阶层衰落之后，一个专门从事知识生产的群体开始出现，这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起源。在专门的教育场所，接受良好的知识教育，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但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可能会去从事其他职业。这些专门知识是直接致用的，一般而言，与知识拥有者本人的人格、精神、道德品质等，没有直接的关联。这些人一般被称之为“专业人士”。如果以知识生产（学术）为业，通过智力活动进行以追求知识真理性为目标的学术生产，这一类人士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但是，在现代社会，任何一种知识都是专门的，尤其是在现代学院学术制度条件下的知识生产，实际上都是一种专门的知识生产。专门的学术一旦离开了特定的专业领域，就很难被他人所理解。也有人认为，专业知识分子根本就不是知识分子。
现代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典范，是表现为对知识真理性与道德完满性合二为一的努力。一个在追求知识真理的人士，也有责任为捍卫社会公正和公共价值而发声。知识分子阶层追求知识真理和学术独立性，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制度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政治制度的问题。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不可能脱离社会整体的公正和合理，否则，知识分子自身的貌似独立的学术象牙塔，也随时都有可能坍塌。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必然是公共知识分子。
21世纪初开始出现的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密集谈论，实际上是对学院化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分子群体蜕变状况的严重不满。人们呼吁知识分子重新进入公共领域，关注公共事务，不希望这些受过精英化教育的群体，在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前集体失声。最初的谈论只是集中在知识界，尤其是人文知识界。但很快便受到大众媒体的关注。《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第7期推出特别策划专题“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公共知识分子”一词正式在大众媒体传播开来。这些名单里有人文社科学者、作家、艺术家、媒体人，可以说是当下知识界中最有代表性的群体。
但2011年以来，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中开始被简称为“公知”。当“公共知识分子”被简称为“公知”的那一刻起，这一名称就被严重贬低了。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媒体和言论人士，开始有计划地针对“公知”实施污名化，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对所谓“公知”的攻击，一般来自几个方面：一种是审判式的，一般是公开的主流媒体上某种观念代言人的受命作文。他们动用话语特权，以一种一成不变的观念和居高临下的口吻，对有争议的现象进行审判。另一种是标签式的，这种手法首先无须论证，直接将“公知”一词变成一个贬义词，跟“臭老九”、“汉奸”、“四类分子”之类的词汇一样，然后将这样一个脏词扔到对手的身上，自己似乎变得纯洁了并且大获全胜。
一般性地在公共领域谈论公共话题，这并非知识分子的特权，而是任何一位公民的权利和责任。我们很容易在历史上找到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务的范例，比如雨果、左拉、索尔仁尼琴等所谓“良心”作家，以他们的写作，直接干预了现实事件的进程。但另一类写作者，比如普鲁斯特、卡夫卡之类，却表现出对公共事务的淡漠，他们在私密的空间里完成了对一个内在的精神空间的探索和批判性的摹写。但与他们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就对自己时代的生存经验的揭示和批判而言，普鲁斯特、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在深度和强度上，都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极限。对于这一类知识分子而言，真理即至善。
如果知识分子以追求真理性为其精神活动的终极目标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是唯一能够超越自身社会阶层身份和利益之局限性的群体，是一个不仅可以质疑和批判社会，同时还可以质疑和批判自身的群体。这种质疑和批判性的力量，并非知识分子天然的道德优越性所在，而是“知识真理性”自身的本质规定。现代知识真理，就是建立在不断质疑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