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开明是一家兄弟书店，资本少，不过四五千元；工作人员也少，一共不过四五个人。开明的业务发展很快，不过一年光景，六十号这一幢兼做住宅、宿舍、编辑所、发行所的房子已经不够展布了，又租了隔壁六十四号的房子。编校方面也添了人，出书的方向也渐渐有所改变，关于妇女问题的书少出了，文学书和青少年读物增多了。
　　1928年，由夏丐尊、刘叔琴、杜海生、丰子恺、胡仲持、吴仲盐等发起，开明书店改组为有限公司，资本五万元。1929年，公司正式成立。1930年增资五万元，1931年又增五万元，共计股本三十万元。经理先是杜海生，章锡琛自认协理。发行所先从宝山路搬到望平街，又从望平街搬到福州路，跟中华书局对面，俨然一家大书店了。
　　编译所也搬过几次家，先从宝山路搬到兆丰路，再从兆丰路搬到梧州路，租了一家丝厂的大厂房，前面做编辑所、总办事处和货房，后面是美成印刷厂。编译所长是夏丐尊。主持编译工作的有叶圣陶、王伯祥等。那时候，开明已经确定以出版中学教科书和中学课外读物为主要方针。夏、叶两位先生在青年读者当中有极高的威信，他们自己编写的几种指导青年语文学习的书，给青年们的帮助很大。圣陶是个文学家，也是个很好的编辑工作者。他那种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给开明同人做出了好的榜样。
　　初期的开明书店，机构小，工作人员不多，都是一些趣味相投的朋友，没有什么规章制度，也没有严格的分工，完全是手工业作风，里面充满了一种温暖的气氛，自然而然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事业兴趣性，不斤斤计较工作时间和报酬。刚改组成为有限公司的时候，还保持着这种作风，但不久情况就改变了。大约从1933年起，开明开始拟定各种规章制度，陆续公布。这些规章制度，大部分是从商务那里抄来的，多数由丁晓先草拟，经会议通过。婢学夫人，学得个四不像。那时公司一共只有一百多个工作人员，组织系统却分为三个处所，一个室，十八个部，三十三个课和四个委员会。职工每天上下午签到，旷工照扣薪水。还有其他各种章则。这样一来，过去的那种温暖气氛，给一扫而光了。那时候，我已经进开明，我跟锡琛谈过，我说这样做有利也有弊，其弊在于容易挫伤同事们的积极性。但锡琛他们的看法跟我不同。本来呢，为了严密内部组织，搞好分工合作，定一些规章制度也是需要的，但必须结合实际情况，顾到开明的特点，考虑如何保持那种优良传统，如何发扬同事们的工作积极性。然而锡琛他们完全不考虑到这些。锡琛也没有想到像叶圣陶为什么要从商务跑出来，做开明的编辑。不久，圣陶就在他的故乡苏州盖了几间房子全家搬了去。
　　随着业务的开展，机构的扩大，各地分店的增设和人员的添加，也给开明带来了一些困难。首先是经济上的困难。大概也是一种规律吧，出书愈多，营业愈发展，愈加感觉到钱不够。当时开明表面虽然生意兴隆，内部却天天过年卅夜。再加当时应付国民党反动派，更是一种棘手的事情。开明先后出版了好几十种中学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必须经当时的教育部审定，才得发行，那就不得不跟南京的官方虚与委蛇。我记得有两桩事情，开明应付得相当好。一桩是沈端先（即夏衍）译的高尔基的《母亲》被禁售，他们把“孙充瑞”改为“沈瑞先”，《母亲》改为《母》依然继续印行。一桩是郭老（郭沫若）的《离骚今译》里面有“党人之偷乐”一句，审查老爷认为是暗骂国民党，不给通过。章锡琛就质问他们：“是不是战国时代已经有了国民党？”问得他们哑口无言，只好通过。而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开明总厂被毁，资产损失达全部资产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摘编自《文史资料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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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以前，全国有六家大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和正中书局。这六家书店，前五家是民营的，正中书局是国民党官办的。解放以后，正中书局不存在了，世界、大东也相继停业，开明书店于1953年跟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
　　开明书店资本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三十万元，远比不上商务、中华，出版物的数量也不多。但是由于它的服务对象明确，对出版物质量的重视，更由于始终坚持中间偏左的立场，所以在当时被公认为是一家比较进步的书店，在六家大书店当中，一般人都把它跟商务、中华看作鼎足而三的。
　　商务创立于戊戌政变前后，中华创立于辛亥革命时期，而开明则创立于五四运动以后，各有其历史背景。尤其开明的产生完全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先生因谈新性道德和办《新女性》杂志而被商务印书馆解职，于1926年8月创办开明书店。
　　现在开明出版社早已跟青年出版社合并，“开明书店”这块牌子不存在了，但应该有人把它的历史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