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颖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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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落的湖笔国营厂和新兴的笔庄
  善琏镇极小。古时仅福善、宝善、庆善、宜善这4座石桥将小镇环绕。镇南十里有一高丘名含山,山顶有一座“笔塔”,一座“蚕花殿”。镇上出笔工,山上村民则种桑、养蚕、织绸。沿袭千年至今。
  “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就在这僻静之地经过120多道工序手工制作完成,然后一路颠簸运出小镇。
  提到镇上的冯应科、陆文宝等,俨然已经和书画大家地位相当。冯应科的笔与赵孟頫的字、钱舜举的画,被并称为“吴兴三绝”。但这又如何呢,日复一日,笔工没有别的念想,生来就是制笔的,穷其一生。
  杨新林就这样进了湖笔厂。
  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赵孟頫、吴昌硕这些湖州书画名家之于湖笔的意义。每日对着一碗黏稠的六角菜汁和一堆笔,一心练习择笔技法。直到很多年后,他才参透自己满手黏腻的细微指法变化,是与那些书画家每一次的落笔之韵有着因果关系的。
  关于湖笔的传说一直流传在吴越之地的古镇,直到1995年蒙公祠又修建一新。已是制笔艺术大师的杨新林,如同镇上的每一个笔工,对代代相传的美好传说深信不疑。蒙公祠里供奉着湖笔发明者秦将蒙恬及爱妻卜香莲。善琏的传统“择笔传男不传女,水盆传女不传男”,保留至今不曾改变。男笔工祭拜时需要摸摸蒙公的手,女笔工则要摸摸“笔娘娘”卜香莲的手。杨新林不知道摸了多少回蒙公的手,以求保佑笔艺更精、笔业兴旺。
  大约早在10年前,湖笔厂里已经再没有新来的学徒了。在度过上世纪80年代至90代初的十几年好光景后,这家最大的湖笔国营厂日渐衰落。不断上涨的原料价格和体制的落后,让笔工优渥富足的好日子一去不返。而这时的杨新林已是杨老板,他离开老厂,在镇上开设了自己的笔庄。要继续做更好的笔,在厂里干等着派任务是徒劳。
  笔庄与蒙公祠一墙之隔,门面不大,生意却越做越大,为“朵云轩”“周虎臣”等各地的书画藏品店及笔庄供笔,不少当代国宝级书画作品都出自他特别定制的毛笔之下。各色珍稀材料制作的极品羊毫、狼毫挂满一整墙,但在那些雕刻精细的玉石、紫檀、白瓷、象牙之下,真正的笔艺精髓还是丝丝毛颖。
  杨新林是学择笔出身。善琏笔工每人只能学一或两道工序,湖笔四大工序的水盆、择笔、装套、刻字中,水盆与择笔是最重要、最精华的部分。水盆工(也称水作工)的双手终年泡在冷水中,细选并理顺适合做笔的毛料,经过十几道工序后整理成半成品的笔头。择笔则在半成品笔头上进行修整,经过注面、捻、挑、削、择、抹等多道工序,将无锋的毛以及影响美观的废毛剔除。最关键的笔头成形讲究的是“择三分、抹七分”,用一种俗称“六角菜”的海藻研磨调制成“胶水”,渗透每一根锋颖,再靠几十年的手上功夫将笔整形成为尖、奇、圆、健之品,用的是巧力。在杨新林看来,一支毛笔,不能简单分为好或差,每个懂得用笔的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习惯,再昂贵的一支笔,换个人用可能就一无是处。书写不同的字体要用不一样的羊毫、狼毫、紫毫、兼毫仅仅是入门的常识。笔工不善言辞,说不清藏几分锋,削几度鞘,下笔时能见出个什么分晓,唯有精通制笔玄妙方能领会那些书画家们严苛的要求。
  正是善琏笔工只学一道工序的传统,让湖笔完好保留纯手工艺的精细。没有捷径可走,必得维持作坊、工厂、镇为单位,用一辈子做好一道工序。但这个湖笔世家传到杨新林这里再也传不下去了,他说儿子对制笔没一点兴趣,不肯学,跑到杭州一家外企上班。杨新林平日里除了忙生意,身为湖笔协会副会长,还要料理关于湖笔文化的工作,所以,他把一手技艺都传给了徒弟姚新根。
  15岁入行的姚新根转眼也做了近40年,却是镇上最年轻的一辈笔工,这个年纪的笔工在镇上屈指可数。
  “如果年轻人有长远目光,传承此技艺,不怕吃苦,15年后将是最大赢家。”杨新林笃定地说。虽然不知道这句话的底气来自哪里,但作为湖州制笔大师,他的眼光应该更为老辣独到,也更具说服力。
  湖上生花笔,姑苏发一枝
  一场大雨降至,在蒙公祠外望向含山,已是乌云遮顶。杨新林把我带到湖笔厂,和几个老同事打完招呼就自顾回去了,显然对于追忆往事没什么兴趣。
  湖笔厂的童师傅在大雨到来之前把10来只鸟笼挂进室内,还有几十盆晒了一晌的花草也被转移到屋檐底。厂里的订单量已经大不如前,鼎盛时有500名笔工的厂,如今只剩下几十人。闲来无事的时候,童师傅就在空了一半的质检房逗逗八哥和绣眼。
  “你好……你好……看样子小家伙现在没心情说话啊。”八哥对童师傅不理不睬。坐回工作台,童师傅用骨梳梳理笔头,检查锋颖。被剔除的透白羊毫纷落在脚下。他说这样的梳理一是为了写字的时候少有毛留在纸上,二来那些锋颖不够的笔是写不出好字的。湖笔以羊毫见长,羊毛多取自江苏南通一带的山羊。气候适宜,春食草,冬食桑,山羊毛才会长出一段有韧性的半透明锋颖。但能做采料用的只有如脖颈、腋下不易受摩擦的部位,挑到最后,一只山羊身上真正出锋颖的顶多一两六钱。成堆的羊毛废料积在走道上,等待着毛纺厂来收货。
  不經意间,童师傅才惊觉自己在这个厂里已经做了40年。沉默不过两秒,他就笑开了:“蛮好,蛮好,很快就能退休了。在我们这里啊,退休的话题每天都要聊的,每个笔工都在等退休。辛辛苦苦做笔,退休工资倒还能比现在高不少呢。”整个厂里几乎已经没有40岁以下的笔工了,最近一次招新徒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事实上在整个善琏镇上六七百名笔工中,也再没有年轻人。“太辛苦了,又赚不到钱。现在的年轻人都用电脑了,写字都不用写,谁还愿意学做笔啊,宁可去市里的水泥厂做工都不肯留在善琏了。”
  郭沫若曾在苏州写下一句“湖上生花笔,姑苏发一枝”。因地理条件、旅游经济开发等多种原因,善琏湖笔的营销被苏州赶超,现在善琏厂里余下的笔工,做的大半都是苏州的订单。刻字工在灯下给已成品的毛笔刻字。刻字的顺序与书写完全不同,先刻好各个字的相同笔画,再刻另一种笔画,每种笔画都用不同的刻刀。几轮刻画结束,笔上显现出“苏州湖笔”的字样。
  刻工知道等这些笔运到了苏州就会贴上别厂的牌子,当作苏州出产的工艺品出售。但笔工们倒很是看得开。民国之前,善琏湖笔的诸多规矩中还有只传当地人的严格限定,而后频繁的战乱让大批笔工四散至各地,为了继业才打破了规矩,开设不少笔庄,苏州的“周虎臣”也是其中一家。不管这些笔到了哪儿,始终都还是“湖笔”。当善琏小镇正面临湖笔失传的危机,或许一脉相承的技艺会在别处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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