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将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以国内外经济史(主要是农业经济史)研究的鸟瞰武述评为基础，逐一展示农业经济史研究重要的当代使命，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系统阐述这种交叉学科发展的必要性；出于具体案例分析的完整性，也将对如何实现当代使命，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农业经济史；鸟瞰式述评；当代使命
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672－0407(2010)02－010－04
收稿日期：2009－12－31
一、时代背景：民族复兴与经济赶超的需要
适应世界大趋势，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日新月异的经济赶超和民族复兴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赶上和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但是人均GDP的数量依然排在相当落后的地位。作为一个后进的发展中国家，怎样迎头赶上并超越世界领先的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复兴，尤其是缩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自然需要来自农业经济史的世界视野和历史视角，以及由此形成的借鉴性对策。
因为，中国曾经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帝国，至今中国经济中农业、农民所占的比重，尤其是农业问题的全局性影响，说明中国正在进行的，实际上是一场农业国对工业国的追逐赶超。这就需要充分重视具有历史和世界视角的农业经济史的研究。
难能可贵的是，经济史的研究已经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刻的理论总结。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西方世界兴起的研究。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科斯、D·c·诺思和0·威廉姆森为代表的学者们，尤其是D·c·诺思，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本依据，大胆突破既有理论的前提预设，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框架下，分析得出导致英国等兴起的深刻原因(或者关键因素)，就是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其中，产权和国家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工业革命这个划时代巨变的解释上，经济史的研究同样给出了显然不同的结论：主张那不是一系列技术变革的原因，而是缘起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包括银行、公司、市场、知识产权等现代制度等等。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方法和理论，也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制度变革，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制度问题的高度关注，都与此密不可分。
另一个方面就是农业经济史领域的新经济史学研究。基于创新了的新古典经济学，上述经济史研究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经济史学时代——新经济史学。农业经济史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势必要对新经济史学做出突出的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D'C'North对农业革命的分析，以及对整个经济史中结构与变迁的分析，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和中国，林毅夫对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分析以及他进行的家庭责任制对农业增长贡献的分析，周其仁对改革开放前后国家确定所有权的方式以及原因的变化的研究，赵冈等对土地制度的全新考察，都应该属于农业经济史研究中的革命性变革。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的意义和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及时为农村改革实践提供了深刻的科学论证，也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还为农业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和更高的研究标杆，恢复了历史学者切近现实而非隔岸观火的研究态度和使命感。至少，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沉浸在事不关己的纯历史回顾之中，或者陶醉于把玩历史的闲情逸致之中，而是回到更有意义的“经世致用”之中，进入了研究历史以创造历史的更高境界。这无疑是历史学的进步，也是民族振兴的福音。
经济史，尤其是农业经济史的最新进展，具体深刻地说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农业经济史的研究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二、“长时程”研究：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与民族复兴高度相关的一个具体主题，就是农业的现代化(或者称为“三农问题”，根本上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作为“四个现代化”之一，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从毛泽东、周恩来时代一直被强调至今，今天更被提到了“重中之重”的战略高度。农业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意味着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装备农业，意味着农业和农民的减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意味着农业劳动率、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城乡差距的缩小……
无疑，农业现代化是所有农经学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其使命所在。要更快更好地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自然离不开国外的先进经验，更离不开对中国过去的深刻理解和充分认识。诸如英国村社土地和自耕农土地上发生的“圈地运动”、德国对容克地主的特殊改造道路、美国超大农场的形成以及日本、韩国的小农经济新变化，都是难能可贵的经验，也成了经济学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速水和F·拉坦对诱致性技术一制度变迁的理论模型的提出，就以美国和日本的农场规模的变化及其原因为依据。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更不能走“闭门造车”的道路。
对于中国的过去，已有的研究虽然可以说汗牛充栋，但是不少是为了现实需求随意取舍历史，一些更把史实仅仅当作论据之一而已，还有一些更是纯现实的“时点性”研究，缺乏应有的历史回顾。众所周知，历史是存在普遍联系的，不能随意割断的，怎样选择适当的史实以服务于自己的观点，自古以来一直是历史学家的难题。而较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在不歪曲历史的前提下，进行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长时程”的历史研究。林毅夫对1980年代经济增长中家庭责任制贡献的计量分析、卢锋@对粮食价格的分析，都引起了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这充分显示了这种“长时程”历史研究的价值，也彰显了纯粹的“时点性”研究以及仅用史实比附现实的所谓历史研究的不足。
因此，要完成农业现代化的使命，农业经济学的研究需要补上历史研究这一课。
三、交叉学科：繁荣社会科学的需要
盛世修文。中国的社会科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期。国学等传统文化正在复兴，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的走上媒体，甚至成了智慧的象征，连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演讲中也引用孟子的名言来论证中美关系。这些都充分表明，社会科学的倍受重视，社会科学的功能已经扩大到了内省、修平、外交等广泛领域，并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农业经济史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从现行安排看，它属于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二级学科农业经济管理；从研究方法上讲，他倚重经济学的分析逻辑、以及计量经济学等方法，它还是经济学大家族的组成部分；它的研究对象——历史事实和历史数据，又使它与历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业经济史属于农林经济管理、经济学、历史学等一级学科的交叉学科。如果考虑到蕴含其中的农业经济思想，它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都有着广泛的联系，联系到影响农业经济史变迁的科学技术进步，它与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也不乏关联。可见，农业经济史是典型的新兴的交叉科学。
出于属“农”的原因，农林经济管理在社会科学中本来就不太容易受到青睐，作为其分支的农业经济 史，也很容易被人们遗忘，而如前所述，在中国的复兴之路上，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历程中，农业经济史的作用丝毫不容低估。
但是，现有的研究方法仍多拘谨于单一的史学方法和文献考证，已不能满足研究工作开展的需要，与欧美及日本等国相比也有不少差距。从繁荣社会科学的角度看，社会科学的弱支——农业经济史更应受到重视。
四、理论源泉：经济学科发展的需要
与其它理论一样，经济学理论也只能来自于实践。因此经济学理论首先需要经济史料的事实验证。更重要的是，经济史以及经济史料还是保障经济学理论不断创新的法宝。众所周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通过对英国的灯塔的研究，发现历史上灯塔的供给者并不仅仅像经济学理论概括的那样，由存在规模经济优势的政府或者国家提供，私人企业也是重要的供给者，并且在一定时期私人供给者的数量还在上升，这就打破了公共物品理应由政府提供的经济学理论“神话”。中外学者@对中国1980年代乡镇企业较快发展的研究也表明，发展的成因不是新兴的产权经济学认定的产权明晰化，而恰恰是“产权模糊”和“界定模糊的合作社”，恰恰是产权不清晰节省了交易费用，才带来了当时乡镇企业的较快发展。显然，这样的研究，对中国经济发展、对产权经济学的发展都是举足轻重的。经济学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的政府调节，到新古典综合派之后的重视存在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相互影响等前提下的人类行为……走过的是一条研究前提不断追加、研究内容不断扩大的道路，每前进一步，都更进一步接近现实。这明确说明，现实是经济学前进的源泉。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Ostorm的研究，就是一个事实纠正了理论的研究典范。她依据实际调研数据证实，在人们不是一味追求利润而是寻求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前提下，产权公有的“公地”走向荒芜、沙漠化的“悲剧”并不一定会上演。但现实只提供“截面数据”，更多、更丰富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自历史——历史保留了大量鲜活而非教条的、丰富多彩而非被严重抽象的史实，这是经济学不断接近现实、从而不断前进的重要源泉。
经济史对经济学的重要作用，也验证了农业经济史对农业经济学科发展的重要作用。
五、差距与优势：中国农业大学学科发展的需求
任何大学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健全、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应当是先决条件之一。中国农业大学也不例外。一如经济学中的短板理论所演绎，学科体系的不健全、不系统，不仅会像短板一样影响大学的整体研究水平所能达到的高度，还会因一些学科的缺失而带来负面影响。大学的综合化趋势，市场对复合型人才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需求，都证明了这一点。受这种趋势的影响，国外大学越来越多地在经济学科中设立经济史学科和专业，更有不少大学的经济史学科和专业人才济济，蔚为重镇。如芝加哥大学。诺思和福格尔还在因经济史方面的杰出研究获得了经济学的至高奖励——诺贝尔经济学奖。
欧美及亚洲各国中，自从1918年依阿华农学院(IowaAgricultural College)开设农业史课程后，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欧美已有不下五十所院校的历史系、经济系、农业经济系或社会学系中开设了农业史课程。美国加州大学的“农业史研究中心”、依阿华大学的“农史博士研究生专业”、英国的里丁大学(ReadingUniversity)的农业史研究所、丹麦哥本哈根的经济史研究所、日本著名的农业史研究会、韩国釜山大学历史系等，都是重要的农业历史研究重镇。
在国内，综合性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史研究，无论是团队还是成果，都承受住了学科新老交替的冲击，沿续了下来。在北京大学等名校中，其发展的空间和取得的成就还要相对更大些。
具体到农业高校，南京农业大学的农业遗产研究室扩张成了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不论研究成果还是团队建设，在中国农业历史学界处在首屈一指的地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古农学研究室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农业文化研究所，一直保持着国内领先，并始终与英国的李约瑟研究中心等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研究团队也始终处在良性循环之中……这其实说明，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史研究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也说明，就像经济学和经济史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补和协同共进机制一样，农业经济学、农业经济管理与农业经济史之间，同样存在不可或缺的共存共进关系。这是它在“显学”冲击下仍能顽强存在、不断发展的原因所在。
相比较而言，中国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中，农业经济史虽有着较强的研究潜力，但研究团队却急需补充新鲜血液，重整旗鼓迎头赶上。中国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史博士点已经获得批准多年，但同国内外同行相比，处在后发地位。这里曾经是全国驰名甚至领先的农业经济史学术重镇。著名的农业经济史专家王毓瑚，以他为首、包括其弟子杨直民、董恺忱、詹玉荣等在内的学术团队，以及他们在中国农书等方面形成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是骄人的，足以激励经管人奋进的。这让我们看到，从领先到落后，是更让人惶恐的落后，也是不能不改变的落后状态。
令人欣慰的是，经管学院的农业经济史专业同样有着自身独到的优势。一是传统的力量。王毓瑚等人的农业经济史研究，自然给了今人继往开来的使命。二是，强大的农业经济研究团队，提供了后备力量和研究方法。中国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学，一直处在全国领先的水平，柯炳生、谭向勇等知名农经学家都由此成长起来，后继农业经济学者形成了良好的研究梯队，这就为农业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前沿的经济学一农业经济学研究方法，也有利于对历史问题感兴趣的老师进行“兼业性”交叉研究。三是，不乏专门的历史学研究人才和“兼业型”人才。农业经济史专业的老师中，热心农业经济史研究，又有很好的历史学素养的不乏其人，还有不少老师具备良好的经济学和历史学功底。他们是不可缺少的骨干力量。他们的研究成果，不论数量质量，都在不断提升。这是搞好农业经济史研究的关键性保障。四是，已经形成规模的研究生群体，成了发展本专业的有生力量。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博士生招收已经制度化，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一度改为人文与发展学院，今天改名为思想政治学院)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在招收硕士生(主要集中在农业科技史方向)，都已经形成规模。由专门的、“兼业的”的农业经济史研究者、以及不断壮大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群体组成的配置合理、具有可持续性的研究团队，正是本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关键的支持因素。此外，北京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校藏、院藏的书籍资料，以及中国农业大学强大的农业专家群及其丰富智库，为农业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首都的悠久历史、丰富的历史典籍、以及林立的历史、经济史研究重镇，为农业经济史的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中国农业大学以前突出的农业经济史研究成就，也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有的保存在校图书馆，有的存于经济管理学院，其中不少属于古本、甚至孤本，是不可多得的良好研究素材，也为继续研究、迎头赶上提供了宝贵的基础。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和智库则为关乎自然科学的农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咨询对象，也为本专业的发展提供了榜样和示范作用。
鉴于此，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动农业经济史的研究，不仅必须而且可行。充分发挥本专业的优势，形成充满发展潜力的研究团队，势必从整体上优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团队，提升其整体研究实力；同理，这也将有助于中国农业大学的学术研究团队优化和整体学术研究实力的提升。这应当是中国农业大学科研政策的制定路径，也应与农大正在实施的“文科振兴计划”殊途同归。
总之，就像本文对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史研究所作的分析那样，历史研究赋有重要的当代使命，应该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这类学科发展的必要性；要实现这些使命，如何实现这些使命，更需要来自多方面的和衷共济。这是本文写作的初衷，也是愿望所在。
关键词：农业经济史；鸟瞰式述评；当代使命
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672－0407(2010)02－010－04
收稿日期：2009－12－31
一、时代背景：民族复兴与经济赶超的需要
适应世界大趋势，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日新月异的经济赶超和民族复兴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赶上和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但是人均GDP的数量依然排在相当落后的地位。作为一个后进的发展中国家，怎样迎头赶上并超越世界领先的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复兴，尤其是缩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自然需要来自农业经济史的世界视野和历史视角，以及由此形成的借鉴性对策。
因为，中国曾经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帝国，至今中国经济中农业、农民所占的比重，尤其是农业问题的全局性影响，说明中国正在进行的，实际上是一场农业国对工业国的追逐赶超。这就需要充分重视具有历史和世界视角的农业经济史的研究。
难能可贵的是，经济史的研究已经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刻的理论总结。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西方世界兴起的研究。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科斯、D·c·诺思和0·威廉姆森为代表的学者们，尤其是D·c·诺思，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本依据，大胆突破既有理论的前提预设，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框架下，分析得出导致英国等兴起的深刻原因(或者关键因素)，就是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其中，产权和国家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工业革命这个划时代巨变的解释上，经济史的研究同样给出了显然不同的结论：主张那不是一系列技术变革的原因，而是缘起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包括银行、公司、市场、知识产权等现代制度等等。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方法和理论，也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制度变革，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制度问题的高度关注，都与此密不可分。
另一个方面就是农业经济史领域的新经济史学研究。基于创新了的新古典经济学，上述经济史研究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经济史学时代——新经济史学。农业经济史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势必要对新经济史学做出突出的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D'C'North对农业革命的分析，以及对整个经济史中结构与变迁的分析，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和中国，林毅夫对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分析以及他进行的家庭责任制对农业增长贡献的分析，周其仁对改革开放前后国家确定所有权的方式以及原因的变化的研究，赵冈等对土地制度的全新考察，都应该属于农业经济史研究中的革命性变革。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的意义和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及时为农村改革实践提供了深刻的科学论证，也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还为农业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和更高的研究标杆，恢复了历史学者切近现实而非隔岸观火的研究态度和使命感。至少，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沉浸在事不关己的纯历史回顾之中，或者陶醉于把玩历史的闲情逸致之中，而是回到更有意义的“经世致用”之中，进入了研究历史以创造历史的更高境界。这无疑是历史学的进步，也是民族振兴的福音。
经济史，尤其是农业经济史的最新进展，具体深刻地说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农业经济史的研究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二、“长时程”研究：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与民族复兴高度相关的一个具体主题，就是农业的现代化(或者称为“三农问题”，根本上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作为“四个现代化”之一，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从毛泽东、周恩来时代一直被强调至今，今天更被提到了“重中之重”的战略高度。农业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意味着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装备农业，意味着农业和农民的减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意味着农业劳动率、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城乡差距的缩小……
无疑，农业现代化是所有农经学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其使命所在。要更快更好地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自然离不开国外的先进经验，更离不开对中国过去的深刻理解和充分认识。诸如英国村社土地和自耕农土地上发生的“圈地运动”、德国对容克地主的特殊改造道路、美国超大农场的形成以及日本、韩国的小农经济新变化，都是难能可贵的经验，也成了经济学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速水和F·拉坦对诱致性技术一制度变迁的理论模型的提出，就以美国和日本的农场规模的变化及其原因为依据。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更不能走“闭门造车”的道路。
对于中国的过去，已有的研究虽然可以说汗牛充栋，但是不少是为了现实需求随意取舍历史，一些更把史实仅仅当作论据之一而已，还有一些更是纯现实的“时点性”研究，缺乏应有的历史回顾。众所周知，历史是存在普遍联系的，不能随意割断的，怎样选择适当的史实以服务于自己的观点，自古以来一直是历史学家的难题。而较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在不歪曲历史的前提下，进行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长时程”的历史研究。林毅夫对1980年代经济增长中家庭责任制贡献的计量分析、卢锋@对粮食价格的分析，都引起了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这充分显示了这种“长时程”历史研究的价值，也彰显了纯粹的“时点性”研究以及仅用史实比附现实的所谓历史研究的不足。
因此，要完成农业现代化的使命，农业经济学的研究需要补上历史研究这一课。
三、交叉学科：繁荣社会科学的需要
盛世修文。中国的社会科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期。国学等传统文化正在复兴，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的走上媒体，甚至成了智慧的象征，连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演讲中也引用孟子的名言来论证中美关系。这些都充分表明，社会科学的倍受重视，社会科学的功能已经扩大到了内省、修平、外交等广泛领域，并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农业经济史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从现行安排看，它属于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二级学科农业经济管理；从研究方法上讲，他倚重经济学的分析逻辑、以及计量经济学等方法，它还是经济学大家族的组成部分；它的研究对象——历史事实和历史数据，又使它与历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业经济史属于农林经济管理、经济学、历史学等一级学科的交叉学科。如果考虑到蕴含其中的农业经济思想，它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都有着广泛的联系，联系到影响农业经济史变迁的科学技术进步，它与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也不乏关联。可见，农业经济史是典型的新兴的交叉科学。
出于属“农”的原因，农林经济管理在社会科学中本来就不太容易受到青睐，作为其分支的农业经济 史，也很容易被人们遗忘，而如前所述，在中国的复兴之路上，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历程中，农业经济史的作用丝毫不容低估。
但是，现有的研究方法仍多拘谨于单一的史学方法和文献考证，已不能满足研究工作开展的需要，与欧美及日本等国相比也有不少差距。从繁荣社会科学的角度看，社会科学的弱支——农业经济史更应受到重视。
四、理论源泉：经济学科发展的需要
与其它理论一样，经济学理论也只能来自于实践。因此经济学理论首先需要经济史料的事实验证。更重要的是，经济史以及经济史料还是保障经济学理论不断创新的法宝。众所周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通过对英国的灯塔的研究，发现历史上灯塔的供给者并不仅仅像经济学理论概括的那样，由存在规模经济优势的政府或者国家提供，私人企业也是重要的供给者，并且在一定时期私人供给者的数量还在上升，这就打破了公共物品理应由政府提供的经济学理论“神话”。中外学者@对中国1980年代乡镇企业较快发展的研究也表明，发展的成因不是新兴的产权经济学认定的产权明晰化，而恰恰是“产权模糊”和“界定模糊的合作社”，恰恰是产权不清晰节省了交易费用，才带来了当时乡镇企业的较快发展。显然，这样的研究，对中国经济发展、对产权经济学的发展都是举足轻重的。经济学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的政府调节，到新古典综合派之后的重视存在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相互影响等前提下的人类行为……走过的是一条研究前提不断追加、研究内容不断扩大的道路，每前进一步，都更进一步接近现实。这明确说明，现实是经济学前进的源泉。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Ostorm的研究，就是一个事实纠正了理论的研究典范。她依据实际调研数据证实，在人们不是一味追求利润而是寻求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前提下，产权公有的“公地”走向荒芜、沙漠化的“悲剧”并不一定会上演。但现实只提供“截面数据”，更多、更丰富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自历史——历史保留了大量鲜活而非教条的、丰富多彩而非被严重抽象的史实，这是经济学不断接近现实、从而不断前进的重要源泉。
经济史对经济学的重要作用，也验证了农业经济史对农业经济学科发展的重要作用。
五、差距与优势：中国农业大学学科发展的需求
任何大学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健全、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应当是先决条件之一。中国农业大学也不例外。一如经济学中的短板理论所演绎，学科体系的不健全、不系统，不仅会像短板一样影响大学的整体研究水平所能达到的高度，还会因一些学科的缺失而带来负面影响。大学的综合化趋势，市场对复合型人才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需求，都证明了这一点。受这种趋势的影响，国外大学越来越多地在经济学科中设立经济史学科和专业，更有不少大学的经济史学科和专业人才济济，蔚为重镇。如芝加哥大学。诺思和福格尔还在因经济史方面的杰出研究获得了经济学的至高奖励——诺贝尔经济学奖。
欧美及亚洲各国中，自从1918年依阿华农学院(IowaAgricultural College)开设农业史课程后，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欧美已有不下五十所院校的历史系、经济系、农业经济系或社会学系中开设了农业史课程。美国加州大学的“农业史研究中心”、依阿华大学的“农史博士研究生专业”、英国的里丁大学(ReadingUniversity)的农业史研究所、丹麦哥本哈根的经济史研究所、日本著名的农业史研究会、韩国釜山大学历史系等，都是重要的农业历史研究重镇。
在国内，综合性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史研究，无论是团队还是成果，都承受住了学科新老交替的冲击，沿续了下来。在北京大学等名校中，其发展的空间和取得的成就还要相对更大些。
具体到农业高校，南京农业大学的农业遗产研究室扩张成了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不论研究成果还是团队建设，在中国农业历史学界处在首屈一指的地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古农学研究室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农业文化研究所，一直保持着国内领先，并始终与英国的李约瑟研究中心等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研究团队也始终处在良性循环之中……这其实说明，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史研究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也说明，就像经济学和经济史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补和协同共进机制一样，农业经济学、农业经济管理与农业经济史之间，同样存在不可或缺的共存共进关系。这是它在“显学”冲击下仍能顽强存在、不断发展的原因所在。
相比较而言，中国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中，农业经济史虽有着较强的研究潜力，但研究团队却急需补充新鲜血液，重整旗鼓迎头赶上。中国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史博士点已经获得批准多年，但同国内外同行相比，处在后发地位。这里曾经是全国驰名甚至领先的农业经济史学术重镇。著名的农业经济史专家王毓瑚，以他为首、包括其弟子杨直民、董恺忱、詹玉荣等在内的学术团队，以及他们在中国农书等方面形成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是骄人的，足以激励经管人奋进的。这让我们看到，从领先到落后，是更让人惶恐的落后，也是不能不改变的落后状态。
令人欣慰的是，经管学院的农业经济史专业同样有着自身独到的优势。一是传统的力量。王毓瑚等人的农业经济史研究，自然给了今人继往开来的使命。二是，强大的农业经济研究团队，提供了后备力量和研究方法。中国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学，一直处在全国领先的水平，柯炳生、谭向勇等知名农经学家都由此成长起来，后继农业经济学者形成了良好的研究梯队，这就为农业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前沿的经济学一农业经济学研究方法，也有利于对历史问题感兴趣的老师进行“兼业性”交叉研究。三是，不乏专门的历史学研究人才和“兼业型”人才。农业经济史专业的老师中，热心农业经济史研究，又有很好的历史学素养的不乏其人，还有不少老师具备良好的经济学和历史学功底。他们是不可缺少的骨干力量。他们的研究成果，不论数量质量，都在不断提升。这是搞好农业经济史研究的关键性保障。四是，已经形成规模的研究生群体，成了发展本专业的有生力量。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博士生招收已经制度化，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一度改为人文与发展学院，今天改名为思想政治学院)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在招收硕士生(主要集中在农业科技史方向)，都已经形成规模。由专门的、“兼业的”的农业经济史研究者、以及不断壮大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群体组成的配置合理、具有可持续性的研究团队，正是本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关键的支持因素。此外，北京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校藏、院藏的书籍资料，以及中国农业大学强大的农业专家群及其丰富智库，为农业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首都的悠久历史、丰富的历史典籍、以及林立的历史、经济史研究重镇，为农业经济史的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中国农业大学以前突出的农业经济史研究成就，也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有的保存在校图书馆，有的存于经济管理学院，其中不少属于古本、甚至孤本，是不可多得的良好研究素材，也为继续研究、迎头赶上提供了宝贵的基础。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和智库则为关乎自然科学的农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咨询对象，也为本专业的发展提供了榜样和示范作用。
鉴于此，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动农业经济史的研究，不仅必须而且可行。充分发挥本专业的优势，形成充满发展潜力的研究团队，势必从整体上优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团队，提升其整体研究实力；同理，这也将有助于中国农业大学的学术研究团队优化和整体学术研究实力的提升。这应当是中国农业大学科研政策的制定路径，也应与农大正在实施的“文科振兴计划”殊途同归。
总之，就像本文对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史研究所作的分析那样，历史研究赋有重要的当代使命，应该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这类学科发展的必要性；要实现这些使命，如何实现这些使命，更需要来自多方面的和衷共济。这是本文写作的初衷，也是愿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