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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体育凭借强大的实力、高端的技术和娴熟的经验，以惊人的速度一举超越了中国传统体育本来应有的天然优势地位，而一跃成为中国体育的文化主流。文章从多元视角透析了现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这一传播状况，在反思我国传统体育在西方体育挤压下日益边缘化的同时，探询其未来传播与发展之路。
关键词： 现代西方体育 中国传统体育 传播原因
在西方竞技体育风靡华夏、“笑傲江湖”的当下，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现实：西方竞技体育独自狂欢的比照下，本有着先天本土优势和民族情结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祖国日渐强大的今天反成了被子孙所遗忘的角落。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使得西方体育能够如此神速地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对近代以降西方体育在中国迅速传播的原因进行透析，剖析它的合理的一面及其可借鉴的内在规律性，将对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弘扬与创新有着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1.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困境为“他者”潜入提供了机会
1.1中国传统文化中扭曲的体育观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的推行，士风大变，形成“去武行文，废力尚德”、“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及“彬彬多文学之士”为荣的社会风气。“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儒家思想在教育领域里的一个集中反映就是宣传儒经与仕途相结合，读书做官，天经地义。世人对于习武等人大都是一种鄙夷的态度，而读书奔仕途才是“正道”。这种价值取向必然导致重文轻武、重智轻体的倾向。所以，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体育在近代社会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综观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历程，在“重文轻武，重竞智轻竞技”思想根深蒂固的我国，体育虽作为一种文化，但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在我国历史上难入主流、难登大雅之堂，基本上是走着一条扭曲的发展之路。中国体育无法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得到传播和发展。
1.2中国传统体育的“精英”状况
在中国，竞技性、娱乐性较强的传统体育精华大部分并非为市井大众所共享。皇室贵族喜欢马球、蹴鞠，僧侣道人习武强身，蒙古民族酷爱摔跤。诸如此类的传统体育仅仅被圈围在特定的环境和地域里，并没有在整个中国普遍开展起来。从这几类体育的发展环境我们不难看出，宫廷内部戒备森严，寺庙道观大隐于市，少数民族远离于人群聚集区。因此，这些传统的体育项目很难被大众所熟知。从各自的特性来看，贵族内部的体育项目受到阶级矛盾的影响，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很难享有对等地位；寺庙内部体育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现象，然而从动辄“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这些经典影视台词就可见其传播的门槛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再者，这些项目对身体素质、体力等要求也很高，一般人很难进入寺院等地方学习；传统的少数民族体育虽然在当地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由于经济、文化、生活习惯等的差异也很难被汉族等其他民族所了解和接受。诚然，中国的传统体育虽早已不是“初长成”的豆蔻年华阶段，却依然摆脱不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命运。
1.3中国传统体育未受学校青睐
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作为主要教育形式的学校教育，承担着传播本土体育的重要任务。近现代中国的学校体育有了明显的改观与发展，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学校教育的改革深受西方体育的影响，使我们的学校体育教育越来越多的是在传播西方的体育，教学的内容和模式也越来越西化，而中国的传统体育逐步退居次要地位。中国早期的学校体育带有浓厚的中西混合色彩，但民族传统主义思想浓厚，军国民主义思想下传统体育项目依然是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内容。“五四”运动以后，学校体育教育全面改革。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加强对学校体育的管理，将“体操课”正式改名为“体育课”，这一时期的学校体育其目标、内容、形式等深受美国“自然体育思想”的影响，西方体育全面融入中国学校体育教育，“军国民体育思想”衰落。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学校体育也经历了曲折与艰辛的改革过程。此时的学校体育教育主要采用苏联的模式，结合我国的国情，制定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１］而后的很长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传统体育虽然得到了各类学校一定的重视，但整体上一直未逃脱被边缘化的地位。
2.西方体育“关怀”下近现代中国体育之实践
2.1早期西方体育东渐——在我国被“关照”
2.1.1列强侵略下中国军队体育的“屈服”。
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掀起入侵中国的狂潮。在列强洋枪洋炮的威慑下，习惯了以传统兵器刀、弓、箭、矛等为作战武器，以传统武艺抗击敌人的清军节节败退。面对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操练技术，清政府被迫改变传统的军事训练和作战模式。1895年，袁世凯奉命编练新陆军，放弃旧式兵器，改用洋枪洋炮。1901年，清政府下令裁掉原有旧军、编练新军，操练新式军事技术，传统的武器及武艺被迫离开军中主流。
2.1.2教会式学校对中国体育的引导。
19世纪中叶以后，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除了进行一般的宗教活动外，还建立了一些教育、医疗等单位，包括教会学校。到20世纪初，中国已经出现了从小学到中学直至教会大学的完整教会学校系统。教会学校传播西方的先进文化，而体育文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教会学校在中国对于西方体育的传播非常的系统化，更加体现出“言传身教”的优势。首先，教会学校把西方近代体育纳入课程设置中。同时，教会学校在课外组织各种西式体育活动。教会学校在课外组织的各类体育活动比普通的体育课程设置更加灵活多样，也更为丰富多彩。课外的体育活动和比赛更为西方体育的传播开辟了新的舞台。
2.1.3基督教青年会对中国体育的贡献。
中国近代出现的基督教青年会本质上是西方一个比较特殊的宗教组织，其在华活动的目的是传播其宗教教义，扩大其宗教影响。但是，青年会在中国宣传和传播近代体育，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体育运动的引进和迅速发展，尤其是对田径、球类等近代体育项目在中国的开展和普及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体育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基督教青年会对竞技运动的传播、体育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基督教青年会在竞技赛事的组织工作上同样做出了杰出贡献。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以前，中国国内大多数重要的赛事，包括全国运动会、远东运动会的组织工作和训练工作，主要是由基督教青年会负责实施的。
2.2我国对西方体育及其思想的主动吸收和实践
2.3.1“吃螃蟹第一人”：洋务派对西方体育的认同与倡导。
19世纪60至90年代，在民族危机面前，清政府内部一些有实力的官僚在“西学东渐”影响下，发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强兵、强种、强国”的体育观念开始被国人接受。洋务派重视军队的操练，最先引进的是英国兵操，主要内容是队列操练与跑步、跳跃、行军等步兵战术动作。1894年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大量聘请德国军官来华，以德式兵操来训练新军。洋务派的新军操练，使欧洲军队普遍实施的近代兵操和部分近代体操项目得以较系统地传入中国，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形成与初期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19世纪后叶，洋务派官员支持翻译引进了众多西方体育书籍，向中国介绍了欧美体育的情况。
2.3.2政治精英呼吁：维新派对西方体育思想鼓与吹。
虽然维新变法在中国持续的时间很短暂，但维新派的思想主张在社会发展上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根据西方近代教育和体育思想，首次提出了“德教、体教、智教”的全面教育主张。将“三育”并重的思想引入中国，从教育思想的角度和理论的高度确定了体育的地位与价值。这对于中国体育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也规划出了我国体育教育发展的脉络，至今仍有深刻的影响。
维新派的另一位领袖梁启超提出要从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民”角度认识体育的价值。其在名著《新民说》一书中，提出教育的任务是要培养出一代具有“民德、民智、民体”的“新民”。另外，他赞赏西洋学校“注重德育、体育”的传统，呼吁“锻炼强民之体魄”。维新派所主张的尚武强国论为后来军国民主义思想及其体育实践在中国的盛行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体育是“强国”“强种”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这一观点逐渐为教育界和知识界所普遍接受。
2.3.3“土洋之争”——间接里为人作嫁衣裳。
中华民国成立之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就积极倡导西方体育。民国时期成为西方竞技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重要的碰撞与交融的时期。“土洋体育”之争成为这一时期体育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的论争的结果是加速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国人对于西方体育的了解，培养了国人对待西方体育的开放心态，也促成了“土洋体育”在一定意义上的融合。［2］具体事宜上，国民政府在教育部下设“教育部体育委员会”，主管全国体育运动、竞赛、学术研究。并仿照西方模式，制定并颁布《国民体育法》，加强对体育的管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中国传统武术等体育项目。然而，在经历“土洋体育”之争后，田径、体操、球类等西方竞技运动完全成为中国现代体育的主体，中国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则降到次要地位，很多在无形中被边缘化。
2.3.4“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外交策略使然。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参与国际体育比赛和体育组织，对于维护和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增进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有着特殊的意义。［１］因此，新中国从一开始就尽可能地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交流。1950年，苏联男子篮球队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来访的体育代表团。继而匈牙利足球队、印尼网球队、苏联体操队相继访华，并先后派出国家青年足球、游泳、举重队赴国外学习。在对外交往中，著名的“乒乓外交”就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与外界交往的经典范例。同时，在举国体制下，中国积极参加各类国际比赛，在奥运会赛场上逐步崭露头角，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使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起来。
2.3.5“西学为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有偏好。
由于学校教育的缺失，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学校教育一直走着“西学为用”的道路。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学习苏联、欧美、东德、日本等国的学校体育，可谓博采众家。同时吸取西方学校体育的优势，制定《体育教学大纲》、《学校体育工作条例》、《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等等，为我国体育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依据。并多次召开全国性教学模式、方法、手段研讨会，促进教学模式、教法探索与改革，打破了以往以特殊认识过程为主的单一教学模式及三段式教学结构，深化了对学校体育的认识，先后在西方学校体育理论指导下，出现了发现学习、程序学习、创造式教学、快乐式教学等一系列学习法与教学法。而在这一过程中无疑也培养了大量西方体育的爱好者和实践者，为媒介全球化下现代西方体育的快速传播奠定了受众基础。
3.媒体化放大：西方体育“一统天下”
3.1现代媒介技术为西方体育插上了“翅膀”
弗里德利克说：“假如人在宇宙中的一棵树上眺望遍及世界的新闻和信息流动，就会发现它完全类似于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3］换句话说，当今世界已经成了一个由川流不息的信息所连接起来的多重有机体。人类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不借助媒介，体育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尤其是电视的功劳不言而喻。正如萨马兰奇先生所说：“将来的体育运动会简单地归为两类：一类是适合电视的口味，另一类则不适合。体育项目只有在属于第一类的情况下才有机会发展，否则要么衰落，要么踏步不前。”［4］一次大型比赛，现场观众最多不过几万人而已，可一旦通过电视转播，观众可达数亿人之多，受众会以几何级数增长。由于各种媒介参与，在世界任何角落的大型体育比赛，无论你在天涯还是海角，打开电视便能“身临其境”，一览无余。在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下，纷繁的传播工具为西方体育插上了翅膀，使体育的传播更迅速、更及时、更直观。正是有了这些新兴电子媒介作为强有力的后盾，才成就了当今西方体育在中国的“豪门盛宴”。
3.2媒介的商业化运作促成了体育和媒介联姻
大众传媒对竞技体育的热衷，这一切源于转播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体育转播在西方国家纯粹是一种商业行为，传媒机构生存的出路就是要播出高质量、具有观赏性的节目，以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有了观众也就有了市场，有了市场很显然就会有商家出钱做广告。观众或读者数量越多，广告就越有价值，媒体所获得的广告费收入就越高。这样的资本循环运作在大众媒体的传播下愈发的完善，呈现出媒介的狂欢与商业的神话。广告收入是媒体的终极利益追逐，媒介和体育的“联姻”则成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大众媒介与体育成为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的亲密伙伴。对于大众媒体而言，任何大型的比赛都是演绎狂欢的绝好机会。两者的“联姻”，在造就了体育的影响和规模无限放大的同时，也铺设了众媒体及某些体育组织的“钱程”。［5］因此，以追逐经济利益为最终目的的西方媒介是不可能错过的，但这显然加速了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成为西方体育迅速传播的催化剂。
4.结语
西方体育能够“统治”中国体育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从近代西方世界叩开中国大门的那一刻西方体育便开始走上“征服”中国之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因受到自身地理环境、价值理念和传播思想等方面的限制，以及西方体育自身竞争性、刺激性、悬念性等特点，使西方体育的全球传播得以实现。同时，一批批中国先进的仁人志士也开始了学习和借鉴西方体育的实践。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尤其在当代大众媒介下，体育与媒介的完美“联姻”更使西方体育迅速传播，媒介的全球化促成了西方体育的全球化，对于西方体育的认同感使其在中国出现了反客为主的局面。
参考文献：
［1］王庆军，陈峰.近代以降“土洋体育”碰撞的历史悲情——由现代体育的喧哗和传统体育的沉寂引发的思考［J］.济南：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9，11.
［2］周道仁.“土洋体育”之争的全球化关照［J］.广州：体育学刊，2007，3.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王庆军，杨万友.当前体育电视化的弊端［J］.广州：体育学刊，2007，3.
［5］朱壮志，王庆军.关于大众媒介体育文化传播全球化现象的思考［J］.考试周刊，2007，（43）.
［6］谭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5.
关键词： 现代西方体育 中国传统体育 传播原因
在西方竞技体育风靡华夏、“笑傲江湖”的当下，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现实：西方竞技体育独自狂欢的比照下，本有着先天本土优势和民族情结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祖国日渐强大的今天反成了被子孙所遗忘的角落。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使得西方体育能够如此神速地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对近代以降西方体育在中国迅速传播的原因进行透析，剖析它的合理的一面及其可借鉴的内在规律性，将对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弘扬与创新有着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1.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困境为“他者”潜入提供了机会
1.1中国传统文化中扭曲的体育观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的推行，士风大变，形成“去武行文，废力尚德”、“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及“彬彬多文学之士”为荣的社会风气。“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儒家思想在教育领域里的一个集中反映就是宣传儒经与仕途相结合，读书做官，天经地义。世人对于习武等人大都是一种鄙夷的态度，而读书奔仕途才是“正道”。这种价值取向必然导致重文轻武、重智轻体的倾向。所以，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体育在近代社会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综观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历程，在“重文轻武，重竞智轻竞技”思想根深蒂固的我国，体育虽作为一种文化，但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在我国历史上难入主流、难登大雅之堂，基本上是走着一条扭曲的发展之路。中国体育无法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得到传播和发展。
1.2中国传统体育的“精英”状况
在中国，竞技性、娱乐性较强的传统体育精华大部分并非为市井大众所共享。皇室贵族喜欢马球、蹴鞠，僧侣道人习武强身，蒙古民族酷爱摔跤。诸如此类的传统体育仅仅被圈围在特定的环境和地域里，并没有在整个中国普遍开展起来。从这几类体育的发展环境我们不难看出，宫廷内部戒备森严，寺庙道观大隐于市，少数民族远离于人群聚集区。因此，这些传统的体育项目很难被大众所熟知。从各自的特性来看，贵族内部的体育项目受到阶级矛盾的影响，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很难享有对等地位；寺庙内部体育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现象，然而从动辄“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这些经典影视台词就可见其传播的门槛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再者，这些项目对身体素质、体力等要求也很高，一般人很难进入寺院等地方学习；传统的少数民族体育虽然在当地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由于经济、文化、生活习惯等的差异也很难被汉族等其他民族所了解和接受。诚然，中国的传统体育虽早已不是“初长成”的豆蔻年华阶段，却依然摆脱不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命运。
1.3中国传统体育未受学校青睐
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作为主要教育形式的学校教育，承担着传播本土体育的重要任务。近现代中国的学校体育有了明显的改观与发展，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学校教育的改革深受西方体育的影响，使我们的学校体育教育越来越多的是在传播西方的体育，教学的内容和模式也越来越西化，而中国的传统体育逐步退居次要地位。中国早期的学校体育带有浓厚的中西混合色彩，但民族传统主义思想浓厚，军国民主义思想下传统体育项目依然是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内容。“五四”运动以后，学校体育教育全面改革。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加强对学校体育的管理，将“体操课”正式改名为“体育课”，这一时期的学校体育其目标、内容、形式等深受美国“自然体育思想”的影响，西方体育全面融入中国学校体育教育，“军国民体育思想”衰落。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学校体育也经历了曲折与艰辛的改革过程。此时的学校体育教育主要采用苏联的模式，结合我国的国情，制定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１］而后的很长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传统体育虽然得到了各类学校一定的重视，但整体上一直未逃脱被边缘化的地位。
2.西方体育“关怀”下近现代中国体育之实践
2.1早期西方体育东渐——在我国被“关照”
2.1.1列强侵略下中国军队体育的“屈服”。
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掀起入侵中国的狂潮。在列强洋枪洋炮的威慑下，习惯了以传统兵器刀、弓、箭、矛等为作战武器，以传统武艺抗击敌人的清军节节败退。面对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操练技术，清政府被迫改变传统的军事训练和作战模式。1895年，袁世凯奉命编练新陆军，放弃旧式兵器，改用洋枪洋炮。1901年，清政府下令裁掉原有旧军、编练新军，操练新式军事技术，传统的武器及武艺被迫离开军中主流。
2.1.2教会式学校对中国体育的引导。
19世纪中叶以后，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除了进行一般的宗教活动外，还建立了一些教育、医疗等单位，包括教会学校。到20世纪初，中国已经出现了从小学到中学直至教会大学的完整教会学校系统。教会学校传播西方的先进文化，而体育文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教会学校在中国对于西方体育的传播非常的系统化，更加体现出“言传身教”的优势。首先，教会学校把西方近代体育纳入课程设置中。同时，教会学校在课外组织各种西式体育活动。教会学校在课外组织的各类体育活动比普通的体育课程设置更加灵活多样，也更为丰富多彩。课外的体育活动和比赛更为西方体育的传播开辟了新的舞台。
2.1.3基督教青年会对中国体育的贡献。
中国近代出现的基督教青年会本质上是西方一个比较特殊的宗教组织，其在华活动的目的是传播其宗教教义，扩大其宗教影响。但是，青年会在中国宣传和传播近代体育，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体育运动的引进和迅速发展，尤其是对田径、球类等近代体育项目在中国的开展和普及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体育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基督教青年会对竞技运动的传播、体育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基督教青年会在竞技赛事的组织工作上同样做出了杰出贡献。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以前，中国国内大多数重要的赛事，包括全国运动会、远东运动会的组织工作和训练工作，主要是由基督教青年会负责实施的。
2.2我国对西方体育及其思想的主动吸收和实践
2.3.1“吃螃蟹第一人”：洋务派对西方体育的认同与倡导。
19世纪60至90年代，在民族危机面前，清政府内部一些有实力的官僚在“西学东渐”影响下，发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强兵、强种、强国”的体育观念开始被国人接受。洋务派重视军队的操练，最先引进的是英国兵操，主要内容是队列操练与跑步、跳跃、行军等步兵战术动作。1894年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大量聘请德国军官来华，以德式兵操来训练新军。洋务派的新军操练，使欧洲军队普遍实施的近代兵操和部分近代体操项目得以较系统地传入中国，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形成与初期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19世纪后叶，洋务派官员支持翻译引进了众多西方体育书籍，向中国介绍了欧美体育的情况。
2.3.2政治精英呼吁：维新派对西方体育思想鼓与吹。
虽然维新变法在中国持续的时间很短暂，但维新派的思想主张在社会发展上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根据西方近代教育和体育思想，首次提出了“德教、体教、智教”的全面教育主张。将“三育”并重的思想引入中国，从教育思想的角度和理论的高度确定了体育的地位与价值。这对于中国体育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也规划出了我国体育教育发展的脉络，至今仍有深刻的影响。
维新派的另一位领袖梁启超提出要从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民”角度认识体育的价值。其在名著《新民说》一书中，提出教育的任务是要培养出一代具有“民德、民智、民体”的“新民”。另外，他赞赏西洋学校“注重德育、体育”的传统，呼吁“锻炼强民之体魄”。维新派所主张的尚武强国论为后来军国民主义思想及其体育实践在中国的盛行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体育是“强国”“强种”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这一观点逐渐为教育界和知识界所普遍接受。
2.3.3“土洋之争”——间接里为人作嫁衣裳。
中华民国成立之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就积极倡导西方体育。民国时期成为西方竞技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重要的碰撞与交融的时期。“土洋体育”之争成为这一时期体育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的论争的结果是加速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国人对于西方体育的了解，培养了国人对待西方体育的开放心态，也促成了“土洋体育”在一定意义上的融合。［2］具体事宜上，国民政府在教育部下设“教育部体育委员会”，主管全国体育运动、竞赛、学术研究。并仿照西方模式，制定并颁布《国民体育法》，加强对体育的管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中国传统武术等体育项目。然而，在经历“土洋体育”之争后，田径、体操、球类等西方竞技运动完全成为中国现代体育的主体，中国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则降到次要地位，很多在无形中被边缘化。
2.3.4“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外交策略使然。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参与国际体育比赛和体育组织，对于维护和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增进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有着特殊的意义。［１］因此，新中国从一开始就尽可能地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交流。1950年，苏联男子篮球队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来访的体育代表团。继而匈牙利足球队、印尼网球队、苏联体操队相继访华，并先后派出国家青年足球、游泳、举重队赴国外学习。在对外交往中，著名的“乒乓外交”就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与外界交往的经典范例。同时，在举国体制下，中国积极参加各类国际比赛，在奥运会赛场上逐步崭露头角，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使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起来。
2.3.5“西学为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有偏好。
由于学校教育的缺失，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学校教育一直走着“西学为用”的道路。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学习苏联、欧美、东德、日本等国的学校体育，可谓博采众家。同时吸取西方学校体育的优势，制定《体育教学大纲》、《学校体育工作条例》、《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等等，为我国体育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依据。并多次召开全国性教学模式、方法、手段研讨会，促进教学模式、教法探索与改革，打破了以往以特殊认识过程为主的单一教学模式及三段式教学结构，深化了对学校体育的认识，先后在西方学校体育理论指导下，出现了发现学习、程序学习、创造式教学、快乐式教学等一系列学习法与教学法。而在这一过程中无疑也培养了大量西方体育的爱好者和实践者，为媒介全球化下现代西方体育的快速传播奠定了受众基础。
3.媒体化放大：西方体育“一统天下”
3.1现代媒介技术为西方体育插上了“翅膀”
弗里德利克说：“假如人在宇宙中的一棵树上眺望遍及世界的新闻和信息流动，就会发现它完全类似于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3］换句话说，当今世界已经成了一个由川流不息的信息所连接起来的多重有机体。人类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不借助媒介，体育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尤其是电视的功劳不言而喻。正如萨马兰奇先生所说：“将来的体育运动会简单地归为两类：一类是适合电视的口味，另一类则不适合。体育项目只有在属于第一类的情况下才有机会发展，否则要么衰落，要么踏步不前。”［4］一次大型比赛，现场观众最多不过几万人而已，可一旦通过电视转播，观众可达数亿人之多，受众会以几何级数增长。由于各种媒介参与，在世界任何角落的大型体育比赛，无论你在天涯还是海角，打开电视便能“身临其境”，一览无余。在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下，纷繁的传播工具为西方体育插上了翅膀，使体育的传播更迅速、更及时、更直观。正是有了这些新兴电子媒介作为强有力的后盾，才成就了当今西方体育在中国的“豪门盛宴”。
3.2媒介的商业化运作促成了体育和媒介联姻
大众传媒对竞技体育的热衷，这一切源于转播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体育转播在西方国家纯粹是一种商业行为，传媒机构生存的出路就是要播出高质量、具有观赏性的节目，以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有了观众也就有了市场，有了市场很显然就会有商家出钱做广告。观众或读者数量越多，广告就越有价值，媒体所获得的广告费收入就越高。这样的资本循环运作在大众媒体的传播下愈发的完善，呈现出媒介的狂欢与商业的神话。广告收入是媒体的终极利益追逐，媒介和体育的“联姻”则成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大众媒介与体育成为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的亲密伙伴。对于大众媒体而言，任何大型的比赛都是演绎狂欢的绝好机会。两者的“联姻”，在造就了体育的影响和规模无限放大的同时，也铺设了众媒体及某些体育组织的“钱程”。［5］因此，以追逐经济利益为最终目的的西方媒介是不可能错过的，但这显然加速了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成为西方体育迅速传播的催化剂。
4.结语
西方体育能够“统治”中国体育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从近代西方世界叩开中国大门的那一刻西方体育便开始走上“征服”中国之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因受到自身地理环境、价值理念和传播思想等方面的限制，以及西方体育自身竞争性、刺激性、悬念性等特点，使西方体育的全球传播得以实现。同时，一批批中国先进的仁人志士也开始了学习和借鉴西方体育的实践。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尤其在当代大众媒介下，体育与媒介的完美“联姻”更使西方体育迅速传播，媒介的全球化促成了西方体育的全球化，对于西方体育的认同感使其在中国出现了反客为主的局面。
参考文献：
［1］王庆军，陈峰.近代以降“土洋体育”碰撞的历史悲情——由现代体育的喧哗和传统体育的沉寂引发的思考［J］.济南：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9，11.
［2］周道仁.“土洋体育”之争的全球化关照［J］.广州：体育学刊，2007，3.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王庆军，杨万友.当前体育电视化的弊端［J］.广州：体育学刊，2007，3.
［5］朱壮志，王庆军.关于大众媒介体育文化传播全球化现象的思考［J］.考试周刊，2007，（43）.
［6］谭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