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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年关了,本应是辞旧迎新、其乐融融的喜庆日子,湖南省武冈市委书记周晓红却没有感到一丝的轻松。
作为人们常说的“一把手”，他平时很少休过节假日，一年到头，很想利用春节休息几天，但往往事与愿违。“有些人出于对我人品的尊重，对我工作的肯定，也有些人看中我手中的权力，甚至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给我拜年送礼。对红包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我一向态度坚决，严辞拒收，但对一些不很值钱的土特产品，收了心不安，拒收难为情，上交伤害人，往往是左右为难。”
类似周晓红这样感慨“过年难”的官员在如今的官场上不是少数，而其他干部对于过年又有何种心态，记者采访了不少党政官员，不同的官员有不同的看法和遭遇。
个别干部盼过年：“年关”变成“敛财好机会”
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有句名言：“新春佳节将近，我不是来恭贺新禧，而是给大家敲一记警钟，年关先要过‘廉关’。”而就是这位大言不惭的人物，因口是心非，没能处理好“年关”与“廉关”的关系，受贿1810余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可见“年关”已经成为不少贪官的“鬼门关”。
周晓红告诉记者，客观地讲，干部“年关难过廉关”确实存在，但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目前，在我们干部队伍中，干部廉政仍然是主流，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干部还是容易过廉关的。目前确有少数干部存在“年关难过廉关“的问题。个别干部以求官帽戴正，交椅坐稳，职务升迁，于是抓紧过年这个时机，向掌权者施重金，送厚礼，个别领导干部利欲熏心，不讲原则，大肆敛财。这也是春节期间成为少数干部犯罪高发期的主要原因。
吉林省白山市政协原副主任李铁成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名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握有重权的“富”书记，为他的贪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报道，每到春节之前，李铁成和他的妻子就不大上班了，而是守在家里坐等送礼的人上门。李铁成所收受的140多万的赃款，都是在他担任县长和县委书记的10年间取得的，以人情费一笔一笔聚敛起来的。
江苏省某县一官员向记者透露，领导干部喜欢过年的不是少数，不仅喜欢过年，还喜欢过生日，连生病住院都觉得是个敛财的好机会。打着幌子的“权钱交易”成了反腐过程中的障碍，选择好的日子、重要的日子行贿受贿，既可掩盖行贿者的动机，也可以释然受贿者忐忑不安的心理。
部分干部怕过年：遭遇“过年难”
对周晓红书记的遭遇，陕西省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也深有同感：“到了过年，我都不敢把老婆孩子放在家里，家里的电话不接，直接回乡下过年，因为收也不好，退也不好，你见不着我就没这个事。”
调查中，不少干部表示，节日很让正直的干部害怕，收与不收应该怎么把握火候，没有分寸，所以还不如离开住地，省得烦心，正常的人情往来也顾不上了。
部分干部还透露了“过年难”的另一层含义：我们也不想老送来送去的，有的领导，他在任的时间，频繁给下面吹风，最近我们要调整干部，最近我们要考察干部，最近我们要提拔干部，这下有的干部可着急了，想保住自己职位的得送，想提升的要送，怕调到不合适的地方要送，想调到好的地方也得送，别人都送，你不送，你就成了别人眼中的“异类”，自己的前途在别人手上，即使自己再困难，上级领导的“礼”可不敢怠慢。领导家里有什么事情就赶紧得过去，不说撑门面，最起码得给领导面子，要不然以后领导给小鞋穿那可是受不了的。
调查显示，受“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异地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思想的影响，部分干部对过年送礼心存畏惧：不送，怕得罪领导；送少了，怕不起作用；送多了，怕承受不了。送与不送，送多与送少，都成为两难选择。
官场“礼”文化侵蚀党政肌体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礼尚往来”可谓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在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礼尚往来、送人情似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然而，随着社会生活和观念的变化，“礼”的名堂不仅越来越多，其涉及的范围、层次及性质也越来越复杂。“礼”已不单是通常意义上的传统情谊的表达方式。送礼文化与官场结合，已存在异化的现象，严重地腐蚀着中国的政治生态。
湖南省新化县石冲口镇党委书记段少之表示：送礼的名义与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实质都是拉关系、铺路子、求升迁、谋私利。在长期以来形成的请客送礼习惯影响下，往往下级掌权者打着公开拜访的牌子，用“公钱”办“私事”、搞私交、要承诺，不仅助长了各级政府部门中的请客送礼风、公款吃喝风，还严重影响了政府威信，心照不宣的“投桃报李”把不少干部拉下了马。
“年关”干部如何过好“廉关”年年谈，却效果甚微，与官场“礼”文化的形成关系密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官场之间的人情往来是禁止不了的，它有文化的基础。对于官员来说过年主要还是看个人的操守和能不能保持一颗平常心，把握好一个“度”。
“红头文件”以及种种禁令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采访中，一个官员告诉记者：“这些书面的警告都是说说而已，对官员的威慑力太小了，现在就是“杀猴给猴看”估计都没人害怕，因为被发现的几率太小，说的做的都不少，但措施落实、惩罚的力度不够。”
如何遏制官场“礼”文化的泛滥，不少官员认为还是要以制度管人。周晓红就此提出了三条建议：建立老百姓对干部廉政评价机制、个人财产申报制和严格依法惩处腐败分子。
如何突破这种尴尬的处境，用制度的理性让“人性”回归，割断权力与“人性”的联系，让干部过年尽快回归正常状态，让同样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官员也能“健康”地过年，无需谈“年”色变，这值得我们深思。
官员声音
干部谈过年
防止年关成“敛关”，要引入节时审计，各级审计部门、各单位内审部门要把“年关审计”列入其日常工作的议事日程。春节后一周内，对所属单位和部门进行一次财务开支情况检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惩处是最无奈的选择，但也是对那些阳奉阴违，铤而走险者最有效的手段。在“廉关”建设上，必须严惩不贷，以有效遏制节日请客送礼风蔓延。（湖南省新化县石冲口镇党委书记、镇长 段少之）
廉不廉,看过年。我觉得领导干部都必须树立这样一个意识。人必须与人交往，交往就难免有“礼”往来。但是你交换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你的吗？是你的，多贵重都可以；不是你的，一丝一毫都不能去交换。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即使得到这些非法之利的话，心理上要承受很大的负担，时刻担心“东窗事发”，还是做个坦荡的、为民办事的人吧。（江苏省如皋市公安局 丁亚明）
对于如何防止“过年腐败”，要建立几条真正通电的“高压线”，真正能执行几条“死规定”，给干部戴上“紧箍咒”，挤压权力寻租的空间。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既严格追究受贿者的法律责任，对行贿者的法律追究，也不能失之于宽，失之于松。（湖南省武冈市委书记 周晓红）
作为人们常说的“一把手”，他平时很少休过节假日，一年到头，很想利用春节休息几天，但往往事与愿违。“有些人出于对我人品的尊重，对我工作的肯定，也有些人看中我手中的权力，甚至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给我拜年送礼。对红包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我一向态度坚决，严辞拒收，但对一些不很值钱的土特产品，收了心不安，拒收难为情，上交伤害人，往往是左右为难。”
类似周晓红这样感慨“过年难”的官员在如今的官场上不是少数，而其他干部对于过年又有何种心态，记者采访了不少党政官员，不同的官员有不同的看法和遭遇。
个别干部盼过年：“年关”变成“敛财好机会”
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有句名言：“新春佳节将近，我不是来恭贺新禧，而是给大家敲一记警钟，年关先要过‘廉关’。”而就是这位大言不惭的人物，因口是心非，没能处理好“年关”与“廉关”的关系，受贿1810余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可见“年关”已经成为不少贪官的“鬼门关”。
周晓红告诉记者，客观地讲，干部“年关难过廉关”确实存在，但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目前，在我们干部队伍中，干部廉政仍然是主流，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干部还是容易过廉关的。目前确有少数干部存在“年关难过廉关“的问题。个别干部以求官帽戴正，交椅坐稳，职务升迁，于是抓紧过年这个时机，向掌权者施重金，送厚礼，个别领导干部利欲熏心，不讲原则，大肆敛财。这也是春节期间成为少数干部犯罪高发期的主要原因。
吉林省白山市政协原副主任李铁成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名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握有重权的“富”书记，为他的贪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报道，每到春节之前，李铁成和他的妻子就不大上班了，而是守在家里坐等送礼的人上门。李铁成所收受的140多万的赃款，都是在他担任县长和县委书记的10年间取得的，以人情费一笔一笔聚敛起来的。
江苏省某县一官员向记者透露，领导干部喜欢过年的不是少数，不仅喜欢过年，还喜欢过生日，连生病住院都觉得是个敛财的好机会。打着幌子的“权钱交易”成了反腐过程中的障碍，选择好的日子、重要的日子行贿受贿，既可掩盖行贿者的动机，也可以释然受贿者忐忑不安的心理。
部分干部怕过年：遭遇“过年难”
对周晓红书记的遭遇，陕西省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也深有同感：“到了过年，我都不敢把老婆孩子放在家里，家里的电话不接，直接回乡下过年，因为收也不好，退也不好，你见不着我就没这个事。”
调查中，不少干部表示，节日很让正直的干部害怕，收与不收应该怎么把握火候，没有分寸，所以还不如离开住地，省得烦心，正常的人情往来也顾不上了。
部分干部还透露了“过年难”的另一层含义：我们也不想老送来送去的，有的领导，他在任的时间，频繁给下面吹风，最近我们要调整干部，最近我们要考察干部，最近我们要提拔干部，这下有的干部可着急了，想保住自己职位的得送，想提升的要送，怕调到不合适的地方要送，想调到好的地方也得送，别人都送，你不送，你就成了别人眼中的“异类”，自己的前途在别人手上，即使自己再困难，上级领导的“礼”可不敢怠慢。领导家里有什么事情就赶紧得过去，不说撑门面，最起码得给领导面子，要不然以后领导给小鞋穿那可是受不了的。
调查显示，受“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异地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思想的影响，部分干部对过年送礼心存畏惧：不送，怕得罪领导；送少了，怕不起作用；送多了，怕承受不了。送与不送，送多与送少，都成为两难选择。
官场“礼”文化侵蚀党政肌体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礼尚往来”可谓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在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礼尚往来、送人情似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然而，随着社会生活和观念的变化，“礼”的名堂不仅越来越多，其涉及的范围、层次及性质也越来越复杂。“礼”已不单是通常意义上的传统情谊的表达方式。送礼文化与官场结合，已存在异化的现象，严重地腐蚀着中国的政治生态。
湖南省新化县石冲口镇党委书记段少之表示：送礼的名义与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实质都是拉关系、铺路子、求升迁、谋私利。在长期以来形成的请客送礼习惯影响下，往往下级掌权者打着公开拜访的牌子，用“公钱”办“私事”、搞私交、要承诺，不仅助长了各级政府部门中的请客送礼风、公款吃喝风，还严重影响了政府威信，心照不宣的“投桃报李”把不少干部拉下了马。
“年关”干部如何过好“廉关”年年谈，却效果甚微，与官场“礼”文化的形成关系密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官场之间的人情往来是禁止不了的，它有文化的基础。对于官员来说过年主要还是看个人的操守和能不能保持一颗平常心，把握好一个“度”。
“红头文件”以及种种禁令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采访中，一个官员告诉记者：“这些书面的警告都是说说而已，对官员的威慑力太小了，现在就是“杀猴给猴看”估计都没人害怕，因为被发现的几率太小，说的做的都不少，但措施落实、惩罚的力度不够。”
如何遏制官场“礼”文化的泛滥，不少官员认为还是要以制度管人。周晓红就此提出了三条建议：建立老百姓对干部廉政评价机制、个人财产申报制和严格依法惩处腐败分子。
如何突破这种尴尬的处境，用制度的理性让“人性”回归，割断权力与“人性”的联系，让干部过年尽快回归正常状态，让同样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官员也能“健康”地过年，无需谈“年”色变，这值得我们深思。
官员声音
干部谈过年
防止年关成“敛关”，要引入节时审计，各级审计部门、各单位内审部门要把“年关审计”列入其日常工作的议事日程。春节后一周内，对所属单位和部门进行一次财务开支情况检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惩处是最无奈的选择，但也是对那些阳奉阴违，铤而走险者最有效的手段。在“廉关”建设上，必须严惩不贷，以有效遏制节日请客送礼风蔓延。（湖南省新化县石冲口镇党委书记、镇长 段少之）
廉不廉,看过年。我觉得领导干部都必须树立这样一个意识。人必须与人交往，交往就难免有“礼”往来。但是你交换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你的吗？是你的，多贵重都可以；不是你的，一丝一毫都不能去交换。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即使得到这些非法之利的话，心理上要承受很大的负担，时刻担心“东窗事发”，还是做个坦荡的、为民办事的人吧。（江苏省如皋市公安局 丁亚明）
对于如何防止“过年腐败”，要建立几条真正通电的“高压线”，真正能执行几条“死规定”，给干部戴上“紧箍咒”，挤压权力寻租的空间。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既严格追究受贿者的法律责任，对行贿者的法律追究，也不能失之于宽，失之于松。（湖南省武冈市委书记 周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