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现在国内顶级文学期刊稿费最高不过千字千元时，我和一同操作此題的同事明萌都很吃惊。而七八年前，这个标准更是低得惊人，最高千字80元。
　　第一个采访对象潘向黎很不能：作家无法保证持续、稳定的灵感，尤其一流的作家，是国家的文化财富，都无法靠写作维持基本的体面，“还一直说是文化强国，在提升文化综合软实力，难道我听错了吗？”
　　7月末稿费税并入综合征税的消息出来后，潘向黎的朋友圈议论纷纷。有人建议她开工作室，这样税率最高仅为17%。她同时还是《文汇报》的特约首席编辑，坦然地谈起自己向迟子建、王安忆等名家约稿的难堪：她们写篇文章花费的时间和上一次大师班的课程差不多，所得却是十几分之一，写稿全靠友情驱动，她得时时维系。
　　不过之后遇到的更多作家姿态都很平和。他们的书不畅销、在圈内业已成名、有固定工作、物质需求不高，才能和理想一起活，用表达的愉悦喂饱自己。
　　徐则臣大学毕业就成为文学编辑，工作时看稿，私人时间写稿，持续21年。他大学开始赚稿费，那笔钱就够请室友吃两顿饭的，他从没指望过当全职作家，自然也不会计算投入回报比：写一本《耶路撒冷》想结构就用了三年，动笔后又是三年，还有什么体验能比写出作品更美妙？
　　周嘉宁说，她从小学就给上海的学生报纸画插画，后来当中学生记者、给新概念投稿、做《鲤》文字总监，用稿费维持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事。既然驱动写作的不是物质，那给多少拿多少是最简单的，无须自扰。
　　他们算是我这次采访的作家的代表：不太了解现行的稿费制度让他们失去了多少，也基本认同，严肃的写作是特殊的精神生产，很难获得广大的读者，“国家政策是应该区别对待”。
　　某种程度上，这个话题在作家圈子里或许有采访对象没有向我表露的敏感性。有之前完全靠稿费为生的年轻作家几番思量后拒绝了采访；有成名多年、地位很高、书也畅销中外的作家断言，他认识的90%以上的作家都是最贫困的人，写多少书都不可能买房。他所在的经济大省这些年没出什么好作家，“有的辛辛苦苦写了篇，两三万块钱。写一篇房地产策划案就是一样的价格，那你为什么不选择后者？ 这个时候现实很骨感，一定会放弃理想。”
　　采访时，一说到稿费的话题， 不少采访对象主动回想，“刘绍棠那个时候，一本书买座四合院啊……”
　　但同一年代也可找到另一面向的故事：陈良廷从1940年代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到1996年上海市政府把他和其他翻译家的编制收入上海文史馆前，他都住在愚谷邨亭子间，两间房最多塞了六个人。直到现在，他和同为翻译家的妻子刘文澜的房间也不过二十平米左右。采访那天，我临走前他突然拍拍那张由缝纫机改造的堆满书的桌子，对我昂头一笑：“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过一张自己的桌子，他们都叫我‘亭子间文人’呐！”
　　那时我感到酸楚。做这个题最大的安慰是，不少作家告诉我，全世界作家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徐则臣回忆，很多人和他一起在跑道上起跑，大多数人都跑丢了，但还是有源源不断的热爱文学的新鲜血液输入。这就够了，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