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人们发明的东西很少。计算机并非硅谷的发明，硅谷没有发明晶体管、集成电路、互联网，生物科技和绿色科技也并非出自硅谷。硅谷所起的作用，是使这些技术“迅速传播”。硅谷有着独特的、近乎魔鬼般的嗅觉，能迅速理解一项发明给社会带来的颠覆性的变化，并从中盈利。
　　“破坏性的创造”，这就是人们谈起硅谷是创新工厂时的终极含义。那些离经叛道的个人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为什么硅谷出现在美国？总的说来，美国对这些人才比欧洲友善，而加州最为友善。比如， 硅谷的故事未能发生在欧洲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欧洲人不愿冒险的思维模式。我曾在一家欧洲的跨国公司工作过十年，每当一个工程师团队有一个新产品的想法时，经理就会问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有人干过这个吗？”如果他们回答“是”，经理就会说“我们太迟了”；如果他们回答“否”，经理就会说“那就没必要了”。这样，工程师们就没法做什么新东西。而在硅谷，美国人敢于冒险的精神得以发扬光大。硅谷培育了一种敢于冒险的文化，进而把它变为一种科学。
　　硅谷同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特别是欧洲的另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大学教师的思维方式。欧洲大学是静止和封建的官僚体制，一位教授就好像一个男爵，他向助手们施以恩惠，同时他又是系领导的终身奴仆。而与此相反，旧金山湾区的高校则鼓励其教员创办他们自己的公司。
　　人们可能会质疑，何以硅谷诞生在美国西海岸而不是东海岸。后者居民的教育程度更高、更加富有，也更加国际化。这其实是一种独特的反现存体制的情绪，以及一种要改变世界的坚定信念使然。
　　当人们在这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之后，硅谷便开始受益于其自产的百万富翁的慷慨。慈善活动和天使投资为打造创造力提供了第二助力。“当你还不富裕的时候要有创造性，当你富裕的时候要支持创造性。”这可以成为硅谷创业者的座右铭。旧金山湾区的生活方式产生的社会压力让你必须“与众不同”，必须“做到最好”。
　　当靠自己的奋斗而致富的人们聚会时，他们不只是吹嘘自己如何淘到第一桶金，还会谈论如何花钱以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事业，或为初创公司添翼助飞。在某种意义上，通过个人奋斗成就的百万富翁对使之能够成为百万富翁的体制怀有感恩之情。这一现象已经成为美国社会肌体的一部分，在硅谷尤其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
　　因此，硅谷首先是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试验田，然后才是一个科技和创业精神的试验田。
　　硅谷通过与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结成的三角关系，促成了先进科技与自由市场经济的结合，从而使硅谷成为一个多样的世界。
　　（杨斌摘自人民邮电出版社《硅谷百年——伟大的科技创新与创业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