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的个体反社会性的犯罪事件，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剧烈嬗变而产生，在他们疯狂和恐怖个性的表面之下，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朱力教授。他主要研究领域为应用社会学，研究方向为农民工、社会失范、集体行动、慈善事业、社会建设等。

反社会行为与恐怖主义结果是相似的

　　中国新闻周刊：一些犯罪者将报复社会的刀刃指向了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路人。请问你如何解读这一系列反社会事件？
　　朱力：现在学术界对于社会极端事件刚刚开始关注，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现在媒体上经常把极端事件、反社会事件、恐怖主义、极端犯罪等几个概念混淆在一起。我个人认为，这几个概念有本质区别。社会极端事件是指不仅违反社会的法律、道德等基本规范，还违背基本的人情伦理、让公众无法承受、令人发指的事件。
　　社会极端事件在当下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恐怖行为（主义）。恐怖行为是指行动者信奉某种极端的理念，如某种价值观念（主义是价值观念的系统化）、某种宗教信仰、民族主义，不惜采取各种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的行为。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宗教行为或民族冲突行为。二是极端犯罪行为，是指某些越轨行为其残忍、暴戾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公众的承受力与容忍度。这通常是一些极其恶劣的刑事案件。
　　第三是反社会行为，这是指某些个体为了宣泄自己的不满、愤怒，将目标泛化，找与事件没有关系的大众出气，把愤怒宣泄在他们身上。这是一种寻找“替罪羊”的做法，找比自己更加弱小的对象出气。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将愤怒宣泄在弱者或无关者身上，是区分反社会行为与其他极端行为的标准吗？
　　朱力：受到挫折的人，有不同的反应方式。第一种是升华，发愤图强，改变现有状况；第二种是忍受，或者转移注意力，换一个参照系，关注其他事物；第三种就是反抗。
　　反抗又有各种形式。第一种是有能力直接针对矛盾源反抗；第二种是采用自我摧残的方式，跳桥、跳楼，以自己的身体作为要挟的手段，借助舆论来声援自己、达到目的；第三种最糟糕的反抗，是寻找“替罪羊”，找一些比自己更加弱小的人，哪怕他们与自己的事情没有关系。
　　反社会是指社会上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替罪羊”。寻找“替罪羊”式的反抗是一种没有理性的、不讲人道的发泄，也是弱者最为可悲的、可恨的反抗。这是最残忍的方式。尽管当事人可能有些理由，也令人同情，但宣泄的对象与他们是无关的，他将自己的苦难扩大到更多的人身上，既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又制造出更多的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可悲、可恨之处。
　　恐怖主义与反社会行为在结果上非常相似，是以无辜的公众为对象。但恐怖行为的主体，行为目标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宗教、民族；反社会行为者则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从滥杀无辜这一点上，反社会行为与恐怖主义的结果是相似的。
　　中国新闻周刊：实施反社会行为的人群，就目前来看，有没有一些共同特征？
　　朱力：因为没有丰富的、实证的经验资料，难以做出科学的概括。但从我们这一年多来搜集的几十个反社会个案的报道来看，尽管行为者职业背景、年龄、经历、行动手法有所不同，但是作为一个类群体来说，是有一些统计特征的。
　　第一，职业。职业不稳定的、低收入的、缺少技术含量的较多，我们称为市场边缘性职业，打零工、打散工等。
　　第二，社会地位。由于收入、职业的不稳定性，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第三，没有组织帮助，没有稳定的社会组织依靠和支持，有了困难无法获得某个组织的关心、帮助。
　　第四，工作、生活中遇到各种问题和挫折。但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外在因素造成的，归因为自我原因较少。
　　第五，有一个矛盾源，但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持续性的挫折感总是得不到化解，内心积累起较大怨恨。
　　第六，个体存在心理上的某些障碍，或者是对问题认识过于偏激、性格过于孤僻，因此面对不利的环境无法调适。
　　也就是说，这类反社会行为的发生，有个人原因。我们不能完全简单归结于外部原因，比如归因于救济制度缺席，归因于基层干部不负责任等等。不能过于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

现实伤害和生存比较促生社会怨恨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类反社会事件的？它和群体性事件相比，有什么不同？
　　朱力：我最早关注反社会事件，是从2010年福建南平郑民生杀人案开始。我认为这是个体反社会行为从无到有产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2013年6月的厦門公交纵火案，则是反社会行为的典型事件。
　　群体性事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济利益型群体性事件，叫集体行动。另一类是社会治安型群体性事件，叫集体行为。以经济型群体性事件来看，行动者是一个利益受损的固定群体，如征地、拆迁、改制等等，目标是为了经济利益。通常行动有组织、有计划、有骨干力量。行动者是熟人，有内部约束机制，集体上访、游行示威只是手段，较少出现极端事件。但个体反社会者，他们的想法、做法，别人无法了解，所以从防控角度，个体事件相比群体性事件，更加具有隐蔽性、突发性。从方式与后果看，作为个体社会反抗，它的烈度远比群体性事件要大。
　　近十年以来，我国社会矛盾的暴发形式，集中表现为群体性事件急剧增长，所以，我把它概括为激进主义思潮与激进主义行为的泛滥。但个体反抗，如果从南平事件算起，近几年也在日益增加。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底层社会一些社会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剧烈爆发的一种信号，并且，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开始由过去的群体激进主义向一种新的、个体激进主义发展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激进主义变化的原因和表现在于？
　　朱力：它客观上反映了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矛盾在某些方面激化。
　　“伤害”首先来自直接的利益受损，如失业工人、失地农民、强制拆迁居民等。其次，“伤害”还来自于缺乏社会关系，而在就业、求学、升职等方面遭遇的人生挫折。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伤害”还来自于间接的心理压力，这与社会的急剧变迁带来的状态有关。共享价值观的缺乏，情感的疏离，道德体系的颠覆，使一种不安全感、不确定感、焦灼、浮躁、悲观的情绪弥漫开来。
　　除了广泛的伤害外，激起这些人怨恨情绪的还有广泛的“比较”。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倾向，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权力、财富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社会迅速分化为不同的阶层。除了人人可见的以职务为标准的从级别到待遇的层层细分外，更多的是以财富和权力为依托的，在收入、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以及生活方式上表现出来的巨大阶层差距。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伤害和比较，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它们和这些人产生社会怨恨的关系是什么？
　　朱力：这种伤害和比较，会产生一种公正失衡心理。
　　由于我国制度的不完善、社会底层群体利益表达的组织化程度弱等原因，导致社会公众真正想反映问题时，却发现这些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人们产生了一种力图改变自身处境而又不可得、无计可施、无法可想的无力感。在无力感、无能感的反复发酵下，时间积累，最终导致怨恨的形成。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公众的不良情绪应该如何化解？如何缓解这个局面？
　　朱力：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突发期，散布于各阶层中的不良社会情绪需要有“减压阀”和“出气口”。需要建立起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在工、青、妇和社会组织、基层社区要培养心理咨询的专业工作人员。扶助社会组织介入社区、深入基层进行心理咨询工作。
　　这就要求基层政府、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工作更加扎实。针对容易产生心理问题的群体，如利益受损群体、弱势群体、边缘群体、越轨群体要加强心理服务。只有在社区中、在生活中，才能关注到这些。
　　其次，在法律的框架中，大家按照理性思维、和平手段，才是解决矛盾、化解矛盾最有效的方式。现在，我国已形成了“闹事”的亚文化，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矛盾困难，有些基层政府采取强制性手段，以维稳为目标，把矛盾强制压下去，使矛盾得不到根本解决，只能暂时性平息，过段时间再次反弹，冲突更加强烈。另一方面，群众也抓住了政府的软肋，在重大节假日、重大事件时采取一些行動，使地方政府不得安宁，通过群体性事件来要挟基层政府。
　　这种闹事的亚文化采取这种非制度化的、非理性的、具有暴力性质的手段，它的结果是使整个社会陷入有法不依的混乱状态。
　　我们化解社会暴力事件，还是有办法的。党和国家已经提出，要把化解社会中最不稳定的因素放在重要地位，这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基层也创造出了许多经验。只有矛盾化解之后，我们社会才能以最小的成本、最小的代价渡过社会转型的阵痛期，顺利走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