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监察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监察法规比较健全。元代监察法规的内容偏重于明确监察机构的职能，这方面的规章制度元以前也有，比如汉代有刺史六条（即“六条问事”），唐代有巡察六条等，但都着眼于地方；元代的有关规章则覆盖了监察机构的整体。
　　1268年，忽必烈在设立御史台的同时，就让侍御史高鸣主持制定了御史台纲三十六条，当时的名称叫《设立宪台格例》。后来，又结合地方監察机构的特点，制定了各道提刑按察司（即后来的肃政廉访司）的职能条例三十条，即《察司体察等例》。1277年，元朝灭亡南宋的战争已接近尾声，忽必烈又颁布了行御台的职能条例三十条，称为《行台体察等例》。这样，在元代监察机构的三个层面就都有了相应的法规。
　　忽必烈之后，有几位皇帝多次下令“振起台纲”或“作新风宪”，即对监察机构的职责加以申明，但都没有超出上述三部法规的内容。元代监察法规比较完备，在制度建设上很有成就。以上三部监察法规均收录在《元典章》（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中，一直保存到今天。《元典章》的文体很特殊，其中夹杂着许多当时音译或意译的蒙古语，如“肚皮”就是贿赂的意思，“吃肚皮”就是收受贿赂。
　　根据《设立宪台格例》等法规条例，我们可以了解到元代监察官的职能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纠弹国家各级官员的不法和失职。主要是查处官员利用权力进行违法乱纪的行为，同时也纠察那些衰老无能、无法胜任的官员。元代官场上的退休年龄是七十岁，但对体弱多病、步履蹒跚、耳塞目花、容易忘事、不能很好执行公务的人，监察官就要予以纠弹。当时有个叫赵世延的人，早年当过监察御史，很有政绩，官做到平章政事（宰相）。他年过七十（古人按虚岁计算，出生时即1岁）后，仍然在做官。监察御史葛明诚以赵世延“年逾七十，智虑耗衰，固位苟容，无补于事”为由，对他进行弹劾，“请斥归田里”。然而，集贤院和翰林院的一些高级文字工作者，则可以不受年龄的限制，过了七十岁还可以在工作岗位上。这种情况属于例外。
　　二是监督纠察司法工作中的违法行为。自秦汉以来，监察机关多少都有一些司法权，但监察权与司法权的界限不清，导致监察干部有时也会干涉司法案件的审理。到了元代，这种现象有了改变。元代法规条例明确了监察机关主要负责监督纠察，对司法案件只有一定的复审权和检查权，而不再直接参与司法案件的审判。其实，对司法的监督非常重要，司法腐败在古代叫做贪赃枉法。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窦娥冤》就是描写这一题材的名作。窦娥幼年因家贫被卖给蔡家做童养媳，婚后丈夫病故，婆媳俩相依为命。一个偶然的机会，救过蔡婆婆的恶棍张驴儿和他的父亲住进了蔡家，张驴儿在饭中下毒想毒杀蔡婆婆，霸占窦娥，却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他转而诬陷窦娥。窦娥相信官府“明如镜、清如水”，岂料当地州官受了张驴儿的贿赂，将窦娥屈打成招，判了死刑。剧本借窦娥之口喊出了“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三年后，朝廷任命窦娥之父窦天章为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去复审此案。窦娥的鬼魂向父亲诉说真情，终于得以申冤。故事的结局是监察官员平反了冤案。文学创作源于生活。元朝肃政廉访司的官员每年八月至次年四月，都要在所辖的监察区内进行巡视，审理六品以下官员的罪责，并且复审地方上的称冤案件。所以关汉卿在剧尾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
　　三是监督官员的考核升迁等。元代规定，对任满可以升迁的官员，要由监察机构提供相关的政绩材料。任满官员所在的部门还要出示一份他的档案，内容包括任满官员的祖宗三代、年龄籍贯、出身情况、民族姓氏、入仕资历、曾任职务、身体情况、是否有过过错、治政成效以及由何人推荐，等等。为了保证这份档案的真实可靠，监察官对此要监督核查，并且要在吏部监选。此外，监察官的职能还有举荐贤能、纠肃风俗、监督军队、审计财政等，在此就不一一细说了。
　　元代对监察官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在廉政方面制定了许多“不得”，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要求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中的若干个“不准”。比如地方肃政廉访司官员巡视期间，就做了如下廉政规定：不得接受地方上有可能影响公务的官员的宴请；不得借故迎来送往，收人礼物，违者以受贿论处；不得在私人家居住，一律住公家“招待所”；不得用他人为自己办私事；不得接待亲属；不得暗中托人以牟取私利，违者以受贿论处；巡视时随从人员的人数必须符合规定，不得带家人及亲属同行，违者治罪，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规定中把自律与他律结合了起来，即不但说明不得怎样，而且说明了如果违反将会怎样。当时的统治者很明白，仅仅靠自律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
　　元代监察官在升迁方面享有一定的“优惠”政策。古时官场以考绩决定一个官员的升迁与否。考核一次叫“一考”，必须到一定的时间才能参加考核。宋代一年为一考，三考升一等，也就是没有过错的话，可以三年升一级。元代规定三十个月为一考，一考就可以升一等，即两年半可以晋一级。这是对行政官员而言。监察官可以不按这个规定，只要他们才能出众，政绩突出，就可以得到升迁。这是时间上的“优惠”。还有晋升幅度上的“优惠”，监察御史是正七品，可以直接升入正五品的肃政廉访司佥事，即连升四级（从六品、正六品、从五品、正五品）。而行政官员中的京官，一考只能从正七品升到从六品；地方官两考才能晋一级。监察官员、尤其是监察御史，升迁较快，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得罪人的差事，如果冒犯了权贵，还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所以元朝以优越的升迁条件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元朝初年，最高统治集团奋发有为，监察机器运转正常，监察官的作用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挥。忽必烈执政时，先后出现了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三位疯狂敛财的权相，其中后两位都是被御史扳倒的。卢世荣任中书右丞不到半年，就先后遭到御史中丞崔或、治书侍御史韩政、监察御史陈天祥、御史中丞郭佑等人的弹劾，结果被处死。桑哥当上尚书省平章政事后，横征暴敛，于是有监察御史刘敏中、南台侍御史程文海、御史中丞董文用、监察御史赵世延等接连揭露他的罪行，最终忽必烈诛杀了桑哥。由于监察官员的弹劾，连续杀了两个宰相级的贪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较为罕见的，说明了当时监察官的权威和力量。 　　但元朝末年，朝政腐败，纲纪废弛，监察制度名存实亡。元朝最后一位皇帝顺帝即位后的第九个年头，曾一次派出十二个巡视组，浩浩荡荡地开赴各地，分别是：第一组，江西行省左丞忽都不丁、吏部尚書何执礼巡视两浙江东道；第二组，云南行省前右丞散散、将作院使王士弘巡视江西福建道；第三组，大都路达鲁花赤（镇守官）拔实、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秦从德巡视江南湖广道；第四组，吏部尚书定僧、宣政佥院魏景道巡视河南江北道；第五组，资政院使蛮子、兵部尚书李献巡视燕南山东道；第六组，兵部尚书不花、枢密院判官靳义巡视河东陕西道；第七组，宣政院同知伯家奴、宣徽佥院王也速迭儿巡视山北辽东道；第八组，荆湖北道宣慰使阿乞刺、两淮运使杜德远巡视云南省；第九组，上都留守阿牙赤、陕西行省左丞王绅巡视甘肃永昌道；第十组，大都留守答尔麻失里、河南行省参知政事王守诚巡视四川省；第十一组，西台前中丞定定、集贤侍讲学士苏天爵巡视京畿道；第十二组，平江路达鲁花赤左答纳失里、都水监贾惟贞巡视海北海南广东道。
　　这是监察方面的一个重大举措，巡视组由各个部门高级别的行政官员联合组成。元顺帝想通过此举改变当时官吏严重腐败的状况，开创廉政建设的新局面。结果怎样呢？除了第十组的王守诚有所作为外，其余的都走了形式，不过是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而已。
　　王朝的末日，风气一落千丈。元世祖忽必烈设立的肃政廉访司这时也迅速走向腐化，许多廉访司的官员乘出巡的机会，明目张胆地掠夺钱财，已与地方上的贪官没有什么两样。按照元朝惯例，廉访司官员巡视州县时，地方上用金鼓，音节是两声鼓一声锣；押解盗贼时也用金鼓，音节是一声鼓一声锣。都是用锣鼓开道，只是音节不同。但在老百姓眼里，监察官员与盗贼是一路货色，所以民谣唱道：“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到了这一步，真是监察官的悲哀，更是王朝灭亡的前兆。
　　为什么元初制定得好好的监察制度到后来就走样或失灵了呢？因为封建社会的规章制度往往是不稳定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的素质以及社会的风尚。监察制度也是在这个大前题下发挥作用的。具体到元朝末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导致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就是元朝的俸禄制度。元初的官员是没有俸禄的，后来虽然有了，却没有定制，随意性很强；直到忽必烈在位二十五年后才重新规定了百官俸禄，但很微薄。曾经担任台州宁海县丞的黄某，一生清廉，他一个月的收入甚至无法养家糊口，只好靠变卖家产来维持生计。元代官俸以交钞（纸币）支付，后因国家财政危机，政府就拼命加印交钞，导致交钞迅速贬值，物价上涨了十多倍。元末的大都（今北京），十锭钞还买不到一斗米。这让人们怎么活下去呢？加之监察官员的素质逐渐降低，身为士大夫，却没有公平正义、执政为民的理念，因俸禄少便得捞就捞。当监察官把私利放在第一位时，监察制度的执行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