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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晋陆机曾言：“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以画达意借画传情，类似于托文载史，是另一种审美的表达。而在各国美术史中，美人或者女子无不占了莫大的比重，清代高崇瑞有言：“天下名山胜水，奇花异鸟，唯美人一身可兼，虽使荆、关泼墨，崔、艾挥毫，不若士女之集大成也。”于是在此，本文借助中国古代仕女图和日本江户浮世绘中的女子略抒浅识，以此比较中日女性地位的变迁与异同。
关键词：仕女图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5--01
先从中国谈起，国画所描绘的对象可大致分为：山水、花鸟、虫兽及人物，但不管画中对象为何物，一丘一壑也好飞鸟游鱼也罢，总是寄托了中国文人的情感神思。王摩诘绘《袁安卧雪图》，在大雪之中画入欲滴芭蕉，虽与常理不合却以此抒发了对禅宗的热情；南唐董源作《潇湘图》感慨自然之盛……同样，人物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画者的主观审美或客观的社会需求。以仕女图为例，中国古代仕女图以三个时期为最盛：魏晋、盛唐、清朝。其中魏晋为仕女图滥觞之时，彼时佛教传入，玄学兴起，儒家所建立的人文体系有所动摇，美术作品多注重形神兼备、气韵传神。宇宙万物亘古恒天，人理应从其“行”而达其“道”。此类画作以顾恺之《洛神图》为典型，画中洛神“进止难期，若往若还，物盼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画中女子乃洛水之神并非世间普通女子，可见彼时对于女子的审美还停留在“神”而非“人”身上，画作的局限性也由此可窥得一二。而魏晋时期另外两幅较为著名的画作便是《女史箴图》和《列女仁智图》，这两幅图更能明确地体现出当时女子的社会地位。因其以贞洁列女入画，多含规束劝谏之意，类似于女子教科书，要求其遵从社会封建礼教，守其行而不逾矩。由此观之，彼时的女性地位虽然在民族大融合、各种思潮相交的情况下有所提高，但依然是男权社会的附属，依然需要遵从封建教条的束缚。
大唐时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法度宽容，经济富庶，气象大好。绘画方面也体现出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之感，彼时仕女图中的女子呈现“秾丽丰肥”的人物特点，迎合了上层社会达官显贵的审美需求。画作对象多为宫廷贵妇，《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挥扇仕女图》为其代表，前者表现了虢国夫人及其随从的游春景象，人雍马壮，气势浩大，画中色彩艳丽、衣冠华贵，体现出一派慵懒悠闲之感。而其中也必然体现了盛唐时期的经济宽裕、政治清明、百姓安居、外交良好的万朝之国的高大形象。后者《挥扇仕女图》则刻绘了女子处于深幽宫门之中百无聊赖的哀怨愁苦气息。或“对镜贴花黄”或“独坐抚琴音”或“执扇倚梧桐”，均体现出其幽怨凝重的心理。由此可以看出，女性依然不能摆脱深陷封建礼教的悲苦命运。
时至清朝，清末尤甚，画作之中就连代表皇家威仪的龙纹都由清初到清末逐渐变瘦小，凶猛之风渐弱。而在仕女图中，更是以表现国况萧条为主，以唐寅《秋风执扇图》为例，画中女子执扇倚树锁眉，神色凝重，心事重重。唐寅也写诗讽刺道：“秋来执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强调了女子“倚风娇无力”的特点，国力衰微体现在画作上也是戚弱无力。
纵观上述魏晋、隋唐、清朝仕女图画作，绝大部分为男性画家所绘，而画者的审美意趣、世人的评判标准皆根植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土壤而绝非空穴来风。女性之所以入画是有其使命的，或记载史实或规劝教育或体现画者自身心情，可以说是体现世态、审美变迁的重要工具。所以有人说：“人类的美术史几乎是一部男性的审美经验史，其对于女性的描述均带有浓厚的男性色彩，女性只是其审美意识中的艺术对象。”所以说，仕女图并非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在这一点上，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也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日本的江户时期与清朝几乎为同时期，彼时的日本出现了让历代日本人为之骄傲的美术形式——浮世绘。永井荷风在《江户艺术论》中言：“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夜宵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由此观之，浮世绘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而浮世绘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非美人图莫属，浮世绘女子除少数为优伶面貌外，多以妓女为主。柳叶眉，丹凤眼，修长鼻梁，樱桃小口，身穿宽大和服，多呈袒胸露乳之态，神情忧郁，默默寡欢，毫无笑意，整体透露着淡淡的忧伤之情。这种表现形式与日本追求感官情趣上的享乐主义和日本传统的物哀美学是密不可分的。江户时期，商品经济萌芽，手工业发展，商人地位提高，町人文化发展，思想逐渐开放，开始追求自由，摆脱封建束缚，于是浮世绘应运而生。周作人曾说：“浮世绘色彩艳丽，画面丰富，却总有一抹暗色。”于我的理解，这抹“暗色”应是浮世绘女子神情的忧伤，是物哀美学的一种体现。同时日本是一个善于表现“性”主题的国家，弗洛伊德认为：“一切艺术的起源都是性的剩余价值。”在这一点上，日本可谓做到了极致。如果说中国仕女图的女子尚可奉为观赏品鉴之物，那浮世绘中的女子则更多地倾向于“性”的表现形式。
中日两国均处太平洋西岸，隔日本海依依相望，外交历史也从古代东汉（日邪马台国）延续千年之久。公元57年，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即中日有外交关系之时）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中日两国关系不可谓不近，中国以大国姿态毫无保留地将中华优秀文明传入日本，从根本上讲，中日文化是有传承性的，可以说是源与流的关系。而本文中提到的中国仕女图和日本浮世绘女子图虽各有特点，但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女性地位。
关键词：仕女图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5--01
先从中国谈起，国画所描绘的对象可大致分为：山水、花鸟、虫兽及人物，但不管画中对象为何物，一丘一壑也好飞鸟游鱼也罢，总是寄托了中国文人的情感神思。王摩诘绘《袁安卧雪图》，在大雪之中画入欲滴芭蕉，虽与常理不合却以此抒发了对禅宗的热情；南唐董源作《潇湘图》感慨自然之盛……同样，人物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画者的主观审美或客观的社会需求。以仕女图为例，中国古代仕女图以三个时期为最盛：魏晋、盛唐、清朝。其中魏晋为仕女图滥觞之时，彼时佛教传入，玄学兴起，儒家所建立的人文体系有所动摇，美术作品多注重形神兼备、气韵传神。宇宙万物亘古恒天，人理应从其“行”而达其“道”。此类画作以顾恺之《洛神图》为典型，画中洛神“进止难期，若往若还，物盼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画中女子乃洛水之神并非世间普通女子，可见彼时对于女子的审美还停留在“神”而非“人”身上，画作的局限性也由此可窥得一二。而魏晋时期另外两幅较为著名的画作便是《女史箴图》和《列女仁智图》，这两幅图更能明确地体现出当时女子的社会地位。因其以贞洁列女入画，多含规束劝谏之意，类似于女子教科书，要求其遵从社会封建礼教，守其行而不逾矩。由此观之，彼时的女性地位虽然在民族大融合、各种思潮相交的情况下有所提高，但依然是男权社会的附属，依然需要遵从封建教条的束缚。
大唐时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法度宽容，经济富庶，气象大好。绘画方面也体现出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之感，彼时仕女图中的女子呈现“秾丽丰肥”的人物特点，迎合了上层社会达官显贵的审美需求。画作对象多为宫廷贵妇，《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挥扇仕女图》为其代表，前者表现了虢国夫人及其随从的游春景象，人雍马壮，气势浩大，画中色彩艳丽、衣冠华贵，体现出一派慵懒悠闲之感。而其中也必然体现了盛唐时期的经济宽裕、政治清明、百姓安居、外交良好的万朝之国的高大形象。后者《挥扇仕女图》则刻绘了女子处于深幽宫门之中百无聊赖的哀怨愁苦气息。或“对镜贴花黄”或“独坐抚琴音”或“执扇倚梧桐”，均体现出其幽怨凝重的心理。由此可以看出，女性依然不能摆脱深陷封建礼教的悲苦命运。
时至清朝，清末尤甚，画作之中就连代表皇家威仪的龙纹都由清初到清末逐渐变瘦小，凶猛之风渐弱。而在仕女图中，更是以表现国况萧条为主，以唐寅《秋风执扇图》为例，画中女子执扇倚树锁眉，神色凝重，心事重重。唐寅也写诗讽刺道：“秋来执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强调了女子“倚风娇无力”的特点，国力衰微体现在画作上也是戚弱无力。
纵观上述魏晋、隋唐、清朝仕女图画作，绝大部分为男性画家所绘，而画者的审美意趣、世人的评判标准皆根植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土壤而绝非空穴来风。女性之所以入画是有其使命的，或记载史实或规劝教育或体现画者自身心情，可以说是体现世态、审美变迁的重要工具。所以有人说：“人类的美术史几乎是一部男性的审美经验史，其对于女性的描述均带有浓厚的男性色彩，女性只是其审美意识中的艺术对象。”所以说，仕女图并非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在这一点上，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也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日本的江户时期与清朝几乎为同时期，彼时的日本出现了让历代日本人为之骄傲的美术形式——浮世绘。永井荷风在《江户艺术论》中言：“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夜宵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由此观之，浮世绘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而浮世绘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非美人图莫属，浮世绘女子除少数为优伶面貌外，多以妓女为主。柳叶眉，丹凤眼，修长鼻梁，樱桃小口，身穿宽大和服，多呈袒胸露乳之态，神情忧郁，默默寡欢，毫无笑意，整体透露着淡淡的忧伤之情。这种表现形式与日本追求感官情趣上的享乐主义和日本传统的物哀美学是密不可分的。江户时期，商品经济萌芽，手工业发展，商人地位提高，町人文化发展，思想逐渐开放，开始追求自由，摆脱封建束缚，于是浮世绘应运而生。周作人曾说：“浮世绘色彩艳丽，画面丰富，却总有一抹暗色。”于我的理解，这抹“暗色”应是浮世绘女子神情的忧伤，是物哀美学的一种体现。同时日本是一个善于表现“性”主题的国家，弗洛伊德认为：“一切艺术的起源都是性的剩余价值。”在这一点上，日本可谓做到了极致。如果说中国仕女图的女子尚可奉为观赏品鉴之物，那浮世绘中的女子则更多地倾向于“性”的表现形式。
中日两国均处太平洋西岸，隔日本海依依相望，外交历史也从古代东汉（日邪马台国）延续千年之久。公元57年，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即中日有外交关系之时）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中日两国关系不可谓不近，中国以大国姿态毫无保留地将中华优秀文明传入日本，从根本上讲，中日文化是有传承性的，可以说是源与流的关系。而本文中提到的中国仕女图和日本浮世绘女子图虽各有特点，但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女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