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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什么？”他從房间出来的时候，安妮问。
而他立刻感到脸上发烫，把那副金属物件从鼻梁上取下来。“眼镜。”
“眼镜。”安娜跟着他重复，“家里为什么会有眼镜？”
他从箱子里找到的。应该是曾祖父留下来的遗物，和几枚奖章，几本日记收在一起。日记里还夹着一张年轻军官的照片，右下角写着他曾祖父的名字，托宾·布莱克。在戴上这副眼镜之后，他们看起来很像，都有尖而长的鬓角，高眉骨，深褐色眼睛。
安妮皱起眉毛盯着他，“你眼睛怎么了？”
“没事，应该只是件装饰品。”他说了谎。实际上，那副眼镜确实有度数，让他在摘下眼镜之后依旧能感受到眩晕。“上个世纪几乎人人都戴眼镜。”
安妮没再说话，只是耸耸肩，继续收拾着明天野营需要的行李。科勒走向客厅，把眼镜放在了那只装满白雏菊的花瓶下面。纤细的黄铜镜腿让他总能感受到一种这个时代不多见的考究。
“我觉得你应该把它收起来，”安妮一边把东西装到背包里，一边漫不经心地说，“待会儿孩子们回来之后，很可能会把它碰坏了。”
而科勒走过去，拿起眼镜，犹豫着重新戴上。
“说实话，我觉得它还挺好看的。”
“说实话，化装舞会的时候可以戴。”安妮说，“爱德华他们可能会觉得这还挺酷的。但对我来说，它只是，”她那么温柔、体贴，一直在尝试理解他。她抬起头来，凝视着科勒的脸。“很古怪。”
科勒·布莱克点点头，摘下眼镜，小心放回到了那只墨绿色眼镜盒里。
他明白安妮的意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很古怪。
孩子们一出生就会戴上眼角膜塑形器，在成年之后拥有完美的视力。而在成年之后，完全不需要再担心，眼角膜几乎不会再变化了。即便你的眼睛真的出了什么问题，随便找个医生，花三分钟，五十美元，就能解决所有麻烦。
即便是那些花不起五十美元的贫民，也不会戴眼镜了。除了历史课本、历史剧和博物馆，没人还会再用这种东西。上次他在现实中看到有人戴这个还是在前年的一场摇滚音乐会上，那个女主唱把头发染成了蓝色，带着夸张的粉红色眼镜，镜框上粘着许多彩色羽毛。与其说眼镜，倒不如说那是半副面具，严严实实地挡住了她的脸。那眼镜夸张，做作，毫无实用价值。但那毕竟是眼镜。
更何况这副眼镜是不一样的，真正的属于托宾·布莱克的东西。
在晚饭前，他已经又搜集了几百张历史照片，那些真正的历史人物的照片。那些作家、诗人、总统、首相、歌手、数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全都戴着眼镜，板材、亚克力、木头或金属，眼镜边框上甚至还会装饰着花纹。而透过那层薄薄的树脂镜片，他们的眼睛似乎更深邃，更让人难以揣度。人们曾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怎样的窗户才会不装窗玻璃或窗帘？
虽然科勒并不确定自己对眼镜的痴迷究竟来自于哪里。或许是出于对曾祖父的怀念，因为他总是想到日记里的那张照片，想到自己戴上眼镜后看起来跟照片里的人有多相似。托宾·布莱克，名噪一时的反战作家，甚至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提名。在动笔尝试写作之后，他才真正感受到了曾祖父的名气：仅仅靠着托宾·布莱克曾孙的名号，那些出版社甚至连成稿都没看到，就愿意与他签订出版合约。
托宾·布莱克。陆军少校。在读过那本日记之后，他越发崇拜这位未曾谋面的长辈。在他出生前半年，曾祖父就因为哮喘而离世了。但在家族墙上一直挂着那些照片和画像。所有人都会反复地提到这位作家，勇敢、正直、善良、真诚，爱着所有家人，所有人类。而在他看来，托宾·布莱克最杰出的地方是那些优美而富有诗意的修辞。比如说，“毛茸茸的群星”。这是他在一篇名为《冬日》的短篇小说里读到的，两次冲锋的间隙，受重伤的主人公躺在战壕里仰望夜空，看到了“毛茸茸的群星”。寒冬，夜晚，燃烧弹，绷带。厚重如天鹅绒的夜幕上，那些细小的如钻石般闪耀的群星，被描述为“毛茸茸”的。
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想到了客厅里的毛毯，热咖啡，貂皮外套，羊毛靴。那些故乡，那些遥远而温暖的东西。文笔细腻的天才作家托宾·布莱克就是希望他们能联想到那些东西。那种联想才是战争里最令人痛苦的地方。
完成那篇小说时托宾才二十一岁，根据日记里的记载，他刚刚被送上战场不久。而科勒今年已经三十三岁了，不算是什么文坛新人，已经出版过一部短篇小说集、两部长篇小说。他尝试过战争题材，甚至尝试过将惊悚、爱情乃至科幻的元素加到小说中，坦白说，效果平平。没有什么批评：看在曾祖父的面子上，那些评论家大概放过了他。可也没有任何夸赞。
最近好像谁都过得不太好。或许也和天气有关。
在整个三月份，伦敦只获得了五分钟的日照，其他时间即便没有雨，也笼罩在灰白阴云之下。报纸上说这是日不落帝国最黑暗的三月，而上次的糟糕情况出现在十五年前的十二月：即便是那时候，日照时间也有足足两个小时。
白天没有阳光，而夜晚没有月亮与星辰。
因此，不难想象人们抑郁的心情。那段时间里，精神诊所的就诊人数激增。连一贯最温柔有耐心的安妮也开始经常抱怨：升职后，她工作压力更大了，还要照顾家里的两个孩子。所以这次他们特意把孩子们送去了姑妈家，腾出时间和朋友们度度假，休息休息。
他们定了一家非常有特色的木屋民宿，爱德华最近据说是迷上了摄影，还特意叮嘱过他们可以多带几套上镜的衣服：“摄影师爱德华将以最专业的器材和饱满的热情来为您服务。”安妮带上了她那条真丝印花连衣裙，还带上了那顶香奈儿的遮阳帽。而科勒则把《冬日》打印了出来，和那本日记一起随身携带，想要再多读几遍。
在布莱顿，阳光从每个角落涌来。
他们分享了安妮做的三明治和甜点，在鹅卵石海滩边钓鱼，还拍了许多值得发在社交网络上的照片。在上个世纪的海滩上几乎人人都会戴着墨镜来保护眼睛，而现在他们甚至会玩一些愚蠢的游戏，比一比谁能更久地直视太阳。这让他时常难以避免地会有些分心。甚至晚上的时候，当他们行走在海滨的木栈道上，广阔银河横跨过他们头顶，他却还在想着那些眼镜，那些战壕与星星。 安妮先回房间里洗漱休息了。而他坐在木屋的客厅，在那堆跳跃的篝火旁边继续阅读着日记，整理着其中比较精彩的段落。有出版商对托宾的老日记非常感兴趣，想要在明年就把它公开出版。而科勒自己则有着小小的私心，总觉得通过阅读这些文字，就能接近什么文学创作的真正秘密。
爱德华显然并没有意识到他的低落，独自跑出去拍星空，直到凌晨时分才回来，还兴致勃勃地凑过来，要把自己拍到的作品给他看。
“海边真的比伦敦好多了，甚至不用修片就能看出星轨。”爱德华压低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甚至还看到了一颗火流星。”他边说，边拨动着相机上的转轮，那些照片在屏幕上闪动着出现。
“这是什么？”当那张照片出现的时候，科勒问。成排的路灯，灯光周围出现了纤细而密集的辐射线，他之前从没注意到这些。
“星芒。拍这张的时候旁边有个路燈，我就把光圈调小了，这样一来就很难避免星芒了，幸好这样毛茸茸的也不算难看。”
“所以，”科勒觉得喉咙里有些发干。“毛茸茸的。”
“你知道光有波动性和粒子性的，对吧。”爱德华说，“就是我们初中学的波粒二象性。就是因为波动性。”
科勒把相机接过去，又往下翻看了几张：“眼睛能直接看到这些吗？”
“我不知道。”爱德华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帮你问问。我有个叔叔是全英排名前几的眼科医生。”
两周之后，他才等到了那通电话。
爱德华在电话里说，“可能是假性近视”。在灯光的刺激下，瞳孔缩小，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原理。哪怕在激光手术后，治疗光学区也没法遮盖住夜间瞳孔，所以患者可能会看不清对比明显的光线，最后进入眼内的光线就产生了这种绕射效应。眼科学上叫这个“星盲”。
他向爱德华道谢，然后继续搜索资料，甚至还仔细阅读了几篇论文，确保自己非常明白整个现象的原理。
随后就是一系列按部就班的行动：他把托宾·布莱克的小说用最小的字号打印下来，把台灯的光线调到最弱，再去反复阅读那些字句。安妮不太确定他究竟在做什么，但也叮嘱了孩子们不要来打扰。所以他每次都能专注地阅读上三四个小时。有那么几次，他把自己关进了衣柜，在狭小黑暗的空间里蜷缩起身子，靠门缝漏进来的光线勉强阅读，读不了几分钟就能感觉到眼睛的酸涩。他会闭上眼睛，去想象硝烟的味道和炮火的声音。有那么几次他甚至偷偷把眼镜放在了枕头旁边。安妮没有发现。
然而长达数月的努力也不过让他的视力产生了一点儿改变。检查报告证明，眼球的形状确实能够被塑造，他的眼轴伸长了零点零零八毫米。他还认真查过食物营养表，尽可能地减少摄入维生素A。
这所有的努力，也不过让他在看星星时，隐约感到有些模糊。稍微集中注意力看的时候，那仅有的模糊也会消失不见。
他甚至打电话回家去跟祖父确认过，尽管在这么多年后，谁也不记得在最开始写作的时候，托宾·布莱克有没有近视，有没有戴上眼镜。但他还是从日记中找到了些蛛丝马迹：托宾在战场上曾经弄丢过一副眼镜。这很正常，在战场上谁也无法保护好任何东西。同年十二月，托宾创作了那篇《冬日》。
最后一项行动，是带着那副眼镜前往诊所。三十年前人们能让近视的人摘掉眼镜，三十年后，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帮他把眼镜重新戴上。那个主任医生做了检查，测量了他眼角膜的厚度、眼压、瞳孔直径，还让他签署了术前同意书。
手术在第二天下午进行。先往眼睛里滴麻药，随后是凝视着一枚鲜绿色光点，有什么东西自动从他眼睛上划过。前后不过花了三分钟，可能还不到。
现在他和托宾·布莱克一样了。至少他们能看到一样的东西。
度数不高，他依旧可以小心翼翼地把车开回去。路上的一切都变得新鲜。像表现主义的绘画，或者像那些艺术家们随手抓拍的模糊不清的照片。人们的面孔和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只能通过各种混作一团的颜色来彼此区分。这就是他看到的。这就是托宾·布莱克眼中的世界，不是为了唤起什么联想，而是一种最朴素具体的形容。前些天的大雨过后，伦敦重新变得晴朗，而在夜幕上悬挂着的，是群星。光芒纤细，繁密，笔直地辐射出来。这才是一切。
群星，毛茸茸的群星。
安妮和孩子们都已经睡着了。科勒没有开灯，尽管在黑暗中一切越发模糊。从客厅的书架上，他摸索到那副眼镜，戴上，然后向窗口望去。群星不再是毛茸茸的，它们重新清晰而寒冷，就像是有人在漆黑的墙面上使劲敲砸出的零星痕迹。在这一刻，他想起了曾经读过的文章里，其他人写过的句子。他们把夜空比作破碎的蛋壳，而星星就是从蛋壳缝隙间透过来的光。他们相信在这层脆弱的黑暗背后，是无穷无尽的，属于上帝的光明。
所有精妙的比喻都向他涌来。那些前人说过的，想过的，写下的东西。在一遍遍的歌颂之中，没有具体哪个人的名字最后会留下来。只有这些星星，星星是亿万年都没有变的。
“所以这就是你想要的？”安妮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她穿着吊带睡衣，倚在门口望向他，带着哀伤的神色。“我看到了你的手术知情函。”
安妮慢慢走向他。“我不明白你究竟在想什么，我感觉你在伤害自己。这让我很难过，”她小声说，“我不太明白。”
科勒握住安妮的手，将她轻轻拉到怀里。他沉默着，没有想要解释，因为有些情绪并没有办法解释清楚。但在这种时刻，拥抱就足够了。
在他们身后，毛茸茸的群星依旧眨着眼睛。
【责任编辑：迟 卉】
而他立刻感到脸上发烫，把那副金属物件从鼻梁上取下来。“眼镜。”
“眼镜。”安娜跟着他重复，“家里为什么会有眼镜？”
他从箱子里找到的。应该是曾祖父留下来的遗物，和几枚奖章，几本日记收在一起。日记里还夹着一张年轻军官的照片，右下角写着他曾祖父的名字，托宾·布莱克。在戴上这副眼镜之后，他们看起来很像，都有尖而长的鬓角，高眉骨，深褐色眼睛。
安妮皱起眉毛盯着他，“你眼睛怎么了？”
“没事，应该只是件装饰品。”他说了谎。实际上，那副眼镜确实有度数，让他在摘下眼镜之后依旧能感受到眩晕。“上个世纪几乎人人都戴眼镜。”
安妮没再说话，只是耸耸肩，继续收拾着明天野营需要的行李。科勒走向客厅，把眼镜放在了那只装满白雏菊的花瓶下面。纤细的黄铜镜腿让他总能感受到一种这个时代不多见的考究。
“我觉得你应该把它收起来，”安妮一边把东西装到背包里，一边漫不经心地说，“待会儿孩子们回来之后，很可能会把它碰坏了。”
而科勒走过去，拿起眼镜，犹豫着重新戴上。
“说实话，我觉得它还挺好看的。”
“说实话，化装舞会的时候可以戴。”安妮说，“爱德华他们可能会觉得这还挺酷的。但对我来说，它只是，”她那么温柔、体贴，一直在尝试理解他。她抬起头来，凝视着科勒的脸。“很古怪。”
科勒·布莱克点点头，摘下眼镜，小心放回到了那只墨绿色眼镜盒里。
他明白安妮的意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很古怪。
孩子们一出生就会戴上眼角膜塑形器，在成年之后拥有完美的视力。而在成年之后，完全不需要再担心，眼角膜几乎不会再变化了。即便你的眼睛真的出了什么问题，随便找个医生，花三分钟，五十美元，就能解决所有麻烦。
即便是那些花不起五十美元的贫民，也不会戴眼镜了。除了历史课本、历史剧和博物馆，没人还会再用这种东西。上次他在现实中看到有人戴这个还是在前年的一场摇滚音乐会上，那个女主唱把头发染成了蓝色，带着夸张的粉红色眼镜，镜框上粘着许多彩色羽毛。与其说眼镜，倒不如说那是半副面具，严严实实地挡住了她的脸。那眼镜夸张，做作，毫无实用价值。但那毕竟是眼镜。
更何况这副眼镜是不一样的，真正的属于托宾·布莱克的东西。
在晚饭前，他已经又搜集了几百张历史照片，那些真正的历史人物的照片。那些作家、诗人、总统、首相、歌手、数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全都戴着眼镜，板材、亚克力、木头或金属，眼镜边框上甚至还会装饰着花纹。而透过那层薄薄的树脂镜片，他们的眼睛似乎更深邃，更让人难以揣度。人们曾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怎样的窗户才会不装窗玻璃或窗帘？
虽然科勒并不确定自己对眼镜的痴迷究竟来自于哪里。或许是出于对曾祖父的怀念，因为他总是想到日记里的那张照片，想到自己戴上眼镜后看起来跟照片里的人有多相似。托宾·布莱克，名噪一时的反战作家，甚至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提名。在动笔尝试写作之后，他才真正感受到了曾祖父的名气：仅仅靠着托宾·布莱克曾孙的名号，那些出版社甚至连成稿都没看到，就愿意与他签订出版合约。
托宾·布莱克。陆军少校。在读过那本日记之后，他越发崇拜这位未曾谋面的长辈。在他出生前半年，曾祖父就因为哮喘而离世了。但在家族墙上一直挂着那些照片和画像。所有人都会反复地提到这位作家，勇敢、正直、善良、真诚，爱着所有家人，所有人类。而在他看来，托宾·布莱克最杰出的地方是那些优美而富有诗意的修辞。比如说，“毛茸茸的群星”。这是他在一篇名为《冬日》的短篇小说里读到的，两次冲锋的间隙，受重伤的主人公躺在战壕里仰望夜空，看到了“毛茸茸的群星”。寒冬，夜晚，燃烧弹，绷带。厚重如天鹅绒的夜幕上，那些细小的如钻石般闪耀的群星，被描述为“毛茸茸”的。
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想到了客厅里的毛毯，热咖啡，貂皮外套，羊毛靴。那些故乡，那些遥远而温暖的东西。文笔细腻的天才作家托宾·布莱克就是希望他们能联想到那些东西。那种联想才是战争里最令人痛苦的地方。
完成那篇小说时托宾才二十一岁，根据日记里的记载，他刚刚被送上战场不久。而科勒今年已经三十三岁了，不算是什么文坛新人，已经出版过一部短篇小说集、两部长篇小说。他尝试过战争题材，甚至尝试过将惊悚、爱情乃至科幻的元素加到小说中，坦白说，效果平平。没有什么批评：看在曾祖父的面子上，那些评论家大概放过了他。可也没有任何夸赞。
最近好像谁都过得不太好。或许也和天气有关。
在整个三月份，伦敦只获得了五分钟的日照，其他时间即便没有雨，也笼罩在灰白阴云之下。报纸上说这是日不落帝国最黑暗的三月，而上次的糟糕情况出现在十五年前的十二月：即便是那时候，日照时间也有足足两个小时。
白天没有阳光，而夜晚没有月亮与星辰。
因此，不难想象人们抑郁的心情。那段时间里，精神诊所的就诊人数激增。连一贯最温柔有耐心的安妮也开始经常抱怨：升职后，她工作压力更大了，还要照顾家里的两个孩子。所以这次他们特意把孩子们送去了姑妈家，腾出时间和朋友们度度假，休息休息。
他们定了一家非常有特色的木屋民宿，爱德华最近据说是迷上了摄影，还特意叮嘱过他们可以多带几套上镜的衣服：“摄影师爱德华将以最专业的器材和饱满的热情来为您服务。”安妮带上了她那条真丝印花连衣裙，还带上了那顶香奈儿的遮阳帽。而科勒则把《冬日》打印了出来，和那本日记一起随身携带，想要再多读几遍。
在布莱顿，阳光从每个角落涌来。
他们分享了安妮做的三明治和甜点，在鹅卵石海滩边钓鱼，还拍了许多值得发在社交网络上的照片。在上个世纪的海滩上几乎人人都会戴着墨镜来保护眼睛，而现在他们甚至会玩一些愚蠢的游戏，比一比谁能更久地直视太阳。这让他时常难以避免地会有些分心。甚至晚上的时候，当他们行走在海滨的木栈道上，广阔银河横跨过他们头顶，他却还在想着那些眼镜，那些战壕与星星。 安妮先回房间里洗漱休息了。而他坐在木屋的客厅，在那堆跳跃的篝火旁边继续阅读着日记，整理着其中比较精彩的段落。有出版商对托宾的老日记非常感兴趣，想要在明年就把它公开出版。而科勒自己则有着小小的私心，总觉得通过阅读这些文字，就能接近什么文学创作的真正秘密。
爱德华显然并没有意识到他的低落，独自跑出去拍星空，直到凌晨时分才回来，还兴致勃勃地凑过来，要把自己拍到的作品给他看。
“海边真的比伦敦好多了，甚至不用修片就能看出星轨。”爱德华压低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甚至还看到了一颗火流星。”他边说，边拨动着相机上的转轮，那些照片在屏幕上闪动着出现。
“这是什么？”当那张照片出现的时候，科勒问。成排的路灯，灯光周围出现了纤细而密集的辐射线，他之前从没注意到这些。
“星芒。拍这张的时候旁边有个路燈，我就把光圈调小了，这样一来就很难避免星芒了，幸好这样毛茸茸的也不算难看。”
“所以，”科勒觉得喉咙里有些发干。“毛茸茸的。”
“你知道光有波动性和粒子性的，对吧。”爱德华说，“就是我们初中学的波粒二象性。就是因为波动性。”
科勒把相机接过去，又往下翻看了几张：“眼睛能直接看到这些吗？”
“我不知道。”爱德华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帮你问问。我有个叔叔是全英排名前几的眼科医生。”
两周之后，他才等到了那通电话。
爱德华在电话里说，“可能是假性近视”。在灯光的刺激下，瞳孔缩小，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原理。哪怕在激光手术后，治疗光学区也没法遮盖住夜间瞳孔，所以患者可能会看不清对比明显的光线，最后进入眼内的光线就产生了这种绕射效应。眼科学上叫这个“星盲”。
他向爱德华道谢，然后继续搜索资料，甚至还仔细阅读了几篇论文，确保自己非常明白整个现象的原理。
随后就是一系列按部就班的行动：他把托宾·布莱克的小说用最小的字号打印下来，把台灯的光线调到最弱，再去反复阅读那些字句。安妮不太确定他究竟在做什么，但也叮嘱了孩子们不要来打扰。所以他每次都能专注地阅读上三四个小时。有那么几次，他把自己关进了衣柜，在狭小黑暗的空间里蜷缩起身子，靠门缝漏进来的光线勉强阅读，读不了几分钟就能感觉到眼睛的酸涩。他会闭上眼睛，去想象硝烟的味道和炮火的声音。有那么几次他甚至偷偷把眼镜放在了枕头旁边。安妮没有发现。
然而长达数月的努力也不过让他的视力产生了一点儿改变。检查报告证明，眼球的形状确实能够被塑造，他的眼轴伸长了零点零零八毫米。他还认真查过食物营养表，尽可能地减少摄入维生素A。
这所有的努力，也不过让他在看星星时，隐约感到有些模糊。稍微集中注意力看的时候，那仅有的模糊也会消失不见。
他甚至打电话回家去跟祖父确认过，尽管在这么多年后，谁也不记得在最开始写作的时候，托宾·布莱克有没有近视，有没有戴上眼镜。但他还是从日记中找到了些蛛丝马迹：托宾在战场上曾经弄丢过一副眼镜。这很正常，在战场上谁也无法保护好任何东西。同年十二月，托宾创作了那篇《冬日》。
最后一项行动，是带着那副眼镜前往诊所。三十年前人们能让近视的人摘掉眼镜，三十年后，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帮他把眼镜重新戴上。那个主任医生做了检查，测量了他眼角膜的厚度、眼压、瞳孔直径，还让他签署了术前同意书。
手术在第二天下午进行。先往眼睛里滴麻药，随后是凝视着一枚鲜绿色光点，有什么东西自动从他眼睛上划过。前后不过花了三分钟，可能还不到。
现在他和托宾·布莱克一样了。至少他们能看到一样的东西。
度数不高，他依旧可以小心翼翼地把车开回去。路上的一切都变得新鲜。像表现主义的绘画，或者像那些艺术家们随手抓拍的模糊不清的照片。人们的面孔和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只能通过各种混作一团的颜色来彼此区分。这就是他看到的。这就是托宾·布莱克眼中的世界，不是为了唤起什么联想，而是一种最朴素具体的形容。前些天的大雨过后，伦敦重新变得晴朗，而在夜幕上悬挂着的，是群星。光芒纤细，繁密，笔直地辐射出来。这才是一切。
群星，毛茸茸的群星。
安妮和孩子们都已经睡着了。科勒没有开灯，尽管在黑暗中一切越发模糊。从客厅的书架上，他摸索到那副眼镜，戴上，然后向窗口望去。群星不再是毛茸茸的，它们重新清晰而寒冷，就像是有人在漆黑的墙面上使劲敲砸出的零星痕迹。在这一刻，他想起了曾经读过的文章里，其他人写过的句子。他们把夜空比作破碎的蛋壳，而星星就是从蛋壳缝隙间透过来的光。他们相信在这层脆弱的黑暗背后，是无穷无尽的，属于上帝的光明。
所有精妙的比喻都向他涌来。那些前人说过的，想过的，写下的东西。在一遍遍的歌颂之中，没有具体哪个人的名字最后会留下来。只有这些星星，星星是亿万年都没有变的。
“所以这就是你想要的？”安妮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她穿着吊带睡衣，倚在门口望向他，带着哀伤的神色。“我看到了你的手术知情函。”
安妮慢慢走向他。“我不明白你究竟在想什么，我感觉你在伤害自己。这让我很难过，”她小声说，“我不太明白。”
科勒握住安妮的手，将她轻轻拉到怀里。他沉默着，没有想要解释，因为有些情绪并没有办法解释清楚。但在这种时刻，拥抱就足够了。
在他们身后，毛茸茸的群星依旧眨着眼睛。
【责任编辑：迟 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