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前的第一次政协会议上，徐悲鸿提议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得到了周恩来、毛泽东的认同，并经大会通过和确认。对于词曲作者田汉、聂耳大家都是熟知的，但是这首沸腾了无数青年热血的歌曲，其命名者人们却大多不甚了解。而这首歌曲的命名者却和济南有着深深的渊源，更是很少有人知道。
　　《义勇军进行曲》最早是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而出现的，电影拍摄于1934年，拍摄时只有田汉草拟的一份梗概以及主题曲的歌词。田汉写成大梗概之后被捕，似乎是夏衍探监的时候偷偷将文稿带出了监狱。1935年初，歌词由聂耳带到了日本，谱曲完成后，聂耳寄回时仍然只是写了“进行曲”几个字，没有名字，为其命名者就是朱庆澜。
　　朱庆澜，字子桥，祖籍浙江绍兴。绍兴是个出师爷的地方，朱庆澜的父亲朱锦堂就是个师爷，晚清时游幕山东，为历城县刑名师爷。朱庆澜1874年生于父亲任所，也就是出生在济南。其具体居住地已不可考，想来应该在县东、县西巷，或是县后街、县马园子一带，总之应该离历城县衙不远。
　　朱庆澜早年多磨难，六岁时死了父亲，应该说此时朱家就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十四岁又丧母，十七岁时自觉成年，不肯再受人接济，遂去黄河上当了河工。他的青少年时代主要是在济南度过的，这段日子是何种情形，今已难以追寻，但是显然是受到了济南父老的关照和救助的，后来的朱庆澜成了中国赈灾、慈善事业的领军人物，大约和他早年的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带给他的心灵的烙印有关。
　　也许是生活在北方的原因，朱庆澜南人北相，身材高大而健硕，仪表堂堂。担任河工，大家都觉得委屈了他的人才，晚清是乱世，也是不拘出身、人才辈出的时代，后来朱庆澜跟随一个朋友去了东北，投至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新军麾下，后深得赵尔巽赏识，任过营长、凤凰、安东知县、标统（相当于旅长）等职。朱庆澜曾有过剿匪的经历，当年张作霖、张作相等人一听到“朱屠夫”来了，吓得藏在地窖里不敢出声，直到听得朱庆澜的马蹄声走远才敢出来。张作霖1902年被清廷招安，后来成为了独霸一方的地方势力，这是后话。
　　清宣统元年，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朱庆澜随至四川，任陆军第十七镇统制，这个期间，他与同盟会员程潜共同训练新军，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军事力量。辛亥年，四川爆发保路风潮，此事堪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前奏曲，赵尔巽身为大清重臣力主严剿，朱庆澜则竭力劝阻。未几，辛亥革命爆发，朱庆澜积极推动四川独立，被推为四川大汉军政府副都督。
　　民国元年，袁世凯任命其出任黑龙江省督署参谋长，后改任护军使兼署民政长、巡按使、黑龙江省将军，驻节当时的省会齐齐哈尔。当日黑省盗匪遍地，耕地荒芜，民不聊生，朱庆澜一面剿匪、整顿吏治，一面赈济灾民。黑省地广人稀，朱庆澜鼓励移民开发，大量招揽冀鲁豫等省的失地农民前往黑龙江定居，开荒拓土，头几年免征一切费用，很快就召集了数万农户定居黑龙江。对吏治不清的时弊，朱庆澜举行统一考试，择优任用，严惩贪污受贿，并且自己以身作则，本薪以外的收入、馈赠一概拒收，来时衣箱一只，军毯一条，走时还是原样。时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次长的江庸赴东三省考察，一路所见贪腐无度，独对朱庆澜赞不绝口。朱庆澜于任中从俄国人手中收回了松花江的航运权，当地人心中感念，将开出的第一艘客轮命名为“庆澜号”。
　　袁世凯为称帝做准备，四处延揽人才，曾封其为子爵，朱庆澜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极为反感，当即拒绝。孙中山在日本发出反袁通令，并派吴铁城、宁武为特使联络朱庆澜护法反袁，朱庆澜衷心拥护。遭袁氏嫉恨，后将朱庆澜排挤出东北。
　　1916年，朱庆澜因调解粤省的滇桂之争有功，被黎元洪任命为广东省省长。1917年孙中山欲推动北伐，但苦于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建立起的第一支武装八千粤军，其全部人马就是朱庆澜任省长时的二十个警卫营。这支部队是孙中山后来发动北伐、创建黄埔军校的基本骨干力量。其中也就包括着上海一·二八战争的主力十九路军。
　　民国11年（1922年），孙中山欲联合奉系作统一中国之想，朱庆澜对孙奉联合是支持的，遂应张作霖之邀，重返东北，任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任中曾收回中东铁路沿线被俄国长期占领的一百多万亩的土地，居功甚伟。
　　1925年朱庆澜辞去了军职，一则，当日直奉大战在即，直系的阎锡山、冯玉祥也都是朱将军的好朋友，朱庆澜实在不愿意打内战;再则，郭松龄刺杀姜登选案，给朱将军以极大的刺激，两人都曾是他的老部下，也曾跟随他辗转四川、广东，参加过护法运动，朱庆澜心灰意冷决意退出军界，此后长期从事慈善救济与抗日救亡事业，先后任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为赈灾奔走呼号，不辞劳瘁。
　　朱庆澜关注赈灾由来已久，1922年新兴的苏联遭遇巨大的经济困难，朱庆澜本着“皆我人类，助人水火”的精神，发起“俄国灾荒赈济会”，于东四省民间及关内慈善团体募捐，为鼓励捐款，设定六种奖章，用以奖励捐款捐粮大户，最终募集到三百车皮粮食运往苏联远东地区的赤塔。
　　1927年，山东、河南已连续数年大旱，此前的中国四分五裂，地方割据势力各霸一方，赈灾多由地方士绅主持，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200多万人无家可归，山东地方士绅发动商团为日本募捐甚巨，如今山东地区连续大旱，地方士绅亦已救助乏力，朱庆澜对曾经养育过他的山东故老极为关切，于东三省募捐180万大洋，买成粮食押运豫鲁两省，据当日推算，活人200万以上。
　　1931年长江大水，灾情漫及七省，朱庆澜全力赈灾，组织以工代赈，活人无算。
　　是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次日，朱庆澜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号召抗日，随后将家眷从锦州迁至北平，自己独身返辽西，组织东北抗日后援会及抗日义勇军。上一篇文章中曾提及方范方叔洪参加了“一·二八”战争后回济探亲，旋即赴涞源投身义勇军，就是奔着朱庆澜去的。方叔洪的父亲方慰农也曾任过黄河治理的官员，也许与朱庆澜有私交;也许在当时，朱庆澜和济南的这份渊源仍为大家所熟知。
　　1932年11月，朱庆澜担任会长的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迁至北平，与东北民众救国会联合办公并作出决议：成立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由朱庆澜任总司令。
　　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朱庆澜前后募集15万元资金以作支持，帮助购置武器、粮食。抗日同盟军以吉鸿昌将军为总司令，出兵收复内蒙多伦等四县，后为何应钦所阻，功败垂成。冯玉祥被迫隐居泰山，仍感念朱将军的义举，修建五贤祠，朱庆澜即是其中之一。
　　从“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5月，是辽西抗日义勇军坚持抗战的高潮时期。1933年5月以后，中国军队和抗日义勇军的热河保卫战、长城抗战陆续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
　　1933年7月，国民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塘沽协定》，河北省冀东地区沦为日军占领区。此后，辽西抗日义勇军失去了赖以回旋的后方和武器、物资的支持，其松散型的领导机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国民政府强令取缔，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也被迫随之解散。
　　1933年初，在张学良指挥的热河保卫战期间，朱庆澜以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和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会长的双重身份，几次奔赴热河前线，会同张学良、张作相、宋子文等人视察督战和慰问东北军、义勇军将士。并拍摄了纪录片《热河血战记》。
　　斯时，田汉和聂耳曾随从朱庆澜将军赴热河保卫战采访，这段采访经历，对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和诞生具有重大的意义。
　　热河保卫战一年后的1934年，朱庆澜为了唤起各地的爱国热情，投资拍摄一部故事片，即由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的《风云儿女》，这部电影是由夏衍执导的，也是他将田汉写的梗概改写成了拍摄台本。聂耳的进行曲也由朱庆澜将军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并由百代唱片公司灌制成唱片公开发行。当时在上海，田汉的作品是全面遭禁的，也是朱将军出面，游说各方终于使这部电影在1935年5月在上海首映。斯时田汉仍在狱中，两个月之后，聂耳溺亡于日本，年仅23岁。
　　1941年，朱将军积劳成疾，病逝于古城西安，终年68岁。如今仍记得朱将军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是在锦州有一条朱将军胡同，朱庆澜一度居住过的故居就在这条街上。另外，法门寺地宫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被发现了，当时正逢乱世，朱庆澜主持着，没让打开，随即掩埋，总算保护了地宫的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