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长河里，“道路”是实现各民族文化间相互交流、促进与融合，以及与域外文明进行多元互动的重要纽带。中国自古以来对道路的开发与修筑，正是其文化开放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表征。如果说宏壮的长江与黄河是哺育中华文明的摇篮，那么，凿空万里的“丝绸之路”则是滋茂中华文化生命、助其自由呼吸的心喉。
　　“丝绸之路” (die Seiden-strasse)之称，由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von Richthofen)于1877年正式提出，指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东西方商路和交通路线，后成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通道的代名词，具有丰富的内涵。古代中国的四大“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即将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紧密联系起来的国际交通线。其中，开通最早、线路最长、途经国家最多的交通大动脉则是“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这一命题，是基于以巴蜀文化为重心、分布于云南以至缅印这一地缘相连的广大地区内出土资料包含大量相同文化因素而提出并确立的。事实上，早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等文献中，已提及古代巴蜀有经西南边陲以通异邦的道路。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曾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蜀布、邛杖，经询问得知这些巴蜀商贸物品就是“从东南身毒国(今印度)，可数千里，得蜀贾入市”；《魏略·西戎传》也提到大秦国(古罗马)“有水通益州(四川)”等等，惜皆语焉不详。千百年来，南方丝绸之路屈曲绵延的身影便简缩在这些被岁月熏得泛黄的只言片语中，未得到世人足够的重视。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域内外悠久灿烂的古文化互为呼应的文化呼吸，早已在这条被往复商队踩得深深浅浅的古道上沉淀为一部地下史书，铭记了在古代文献中早已褪色的历史记忆：随着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文物的增多，推动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渐成风气，民族学学者就南方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开展了综合科学考察，形成了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的调凉山安宁河大拐弯(摄影：胡小平)凉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聚散中心。奔腾不息的安宁河从古流到今，见证了古代南丝路上往来行旅的喧闹与商贸活动的繁华。查报告。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达成了多方面的共识，根据其地理位置和线路走向，学术界将这条以巴蜀为起点，经云南出缅、印、巴基斯坦至中亚、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命名为“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后渐习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
　　“南方丝绸之路”系古代以通商贸易为主的多功能文化交流通道，早在先秦时期业已初步开通。它的起点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文化区之中心——成都平原，自兹发端，其三条主线穿越西南地区绵延逶迤的群山和深邃陡峭的峡谷而远达域外诸方，勾勒出南丝路蜿蜒如龙的雄姿风仪：一条自川经滇通往缅甸、印度、中亚、西亚以至欧洲，一条自川经滇通至越南、中南半岛，另一条自川经黔、桂、粤以达南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外贸易线路，也是中西方交流史上最早的陆路交通，巴蜀丝绸经此流布至西方，牵起中西方最早的友谊丝带，古代四川、云南与南亚、中亚、西亚及东南亚的多元交流和互动，经由这一古老的国际交通线而进行，实现了中西方最早的相互了解。南方丝绸之路和数千年来在此留下的无数具有历史、文化、艺术、民族和宗教等多重价值的遗存，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南丝路国内段以成都平原为出发点，向南分为东、西两线。西线为“灵关道”，启程顺道南下，经今邛崃、雅安、汉源、西昌、攀枝花和云南大姚，西折至大理。东线从成都平原南行经四川乐山、犍为而至宜宾。因秦始皇在此开辟的一段通滇黔的道路仅宽五尺，所以有“五尺道”之称。汉武帝时期又对五尺道加以整修开拓，将此道再向南延伸，经云南大关、昭通、宣威，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东、西两线在大理汇合后，再西行经保山、腾冲，出德宏抵达缅甸八莫，或从保山出瑞丽进抵入莫，跨入域外。
　　南丝路国外段分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即史上著名的“蜀身毒道”，出云南至缅甸八莫，再至印度、巴基斯坦以至西亚，这是一条纵贯亚洲最古老的交通线。中路，系水陆相间的交通线，云南步头为其水陆分程的起点，初由陆路自蜀滇间之五尺道至云南晋宁，再从晋宁至通海，复沿红河下航至越南，此道为沟通云南与中南半岛交通的最古老的水路。东路系从蜀入滇，出昆明经弥勒，渡南盘江，经文山以出云南东南隅，再经越南河江、宣光，循盘龙江(清水河)，可直抵河内。
　　南方丝绸之路的主道和支线共同织成了古代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的巨大交通网络。“地缘”的连续性为古代西南民族文化的内部交流及其与域外诸文化的互动提供了天然条件；“道路”的通达则使彼此多层面的交流与互动成为现实。自先秦以来，中国西南地区与缅甸、印度等异域的商贸物资经由此道以通有无，巴蜀文化、滇文化、古印度文化、古西亚文化等多种文化区的重要古代文化亦藉兹互通款曲。同时，南丝路作为一条跨地区、跨国家、跨大洲的国际交通线，其所穿越的地区自古即分布着多个民族，诸民族在其间的迁徙、流动以及融合和消长，也在相应历史阶段带动了国家、地区内部或外部之间文化经济的交流、交汇、交融。商品贸易、文化交流和民族迁徙成为南丝路在千年历史变迁中反复吟唱的主题，谱写下了一曲中西古代交通史与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华章。上下数千年，纵横十万里，南丝路堪称是一部关于中国先秦汉晋时期西南地区各民族文化之间及其同域外诸文化多元交流互动的“编年史”。以古代欧亚大陆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蜀身毒道”为代表的南方丝绸之路，发挥过“推动历史车轮的主轴”的巨大作用，在中西古代交通和文明交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历史意义不言自喻。
　　雄峻深峭的群山峡谷与奔流咆哮的江河深拥雄关漫道，赋予了南丝路奇险壮丽的地域特点。灵关道、五尺道、永昌道，一线迢递过百城，途经之地或千峰嵯峨壁立、岩石磊珂，或道径迂回盘折、高峻入云，或溪河纵横、江流滔滔……云水激荡，山川奇峻，南丝路的自然地理环境滋养涵化了生息其间的西南古族的民族文化性格，也造就了南丝路历史文化鲜明的区域特色。而青铜文化、贸易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等多种文化在此间的交融与采借，则汇成南方丝绸之路整体历史的沉沉一线和其文明的柔肠百结，交织出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经纬。其中，南丝路灿烂百呈的青铜文化不仅是“南丝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映照中西古 代交往的史镜。
　　在南方丝绸之路上，先秦至西汉时期分布着由西南地区各族所创造的青铜文化，包括昆明、滇青铜文化，夜郎青铜文化以及《史记》《汉书》等记载的位于蜀滇之间的邛、笮青铜文化等。在灵关道上，四川宝兴汉塔山、西昌安宁河谷、盐源老龙头、云南楚雄万家坝、德钦永芝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各逞其美，颇具艺术魅力。尽管历史洗净铅华，昔日灵关道上文化往还的生动景象已不复再现，但灵关道上的青铜器却以其斑驳的外表征示了历史的厚重与沧桑，以其造型和风格默默地述说着西北文化沿此道向西南地区传播的许多信息。五尺道上的青铜文化与灵关道上的青铜文化风格迥异，相映生辉。云南的昭通张滩、曲靖八塔台、昆明羊甫头、呈贡天子庙、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则表现出南丝路上青铜文化的另一种风姿。永昌道是南丝路即将出境的一段，沿途的青铜文化更显露出特殊风貌，散发出别样的异域风采……这些青铜文化的萌芽、形成年代大多在春秋战国时代，其青铜文化的来源多与位于其北面的巴蜀文化有着深刻关系。
　　南方丝绸之路以巴蜀为重心，巴蜀文化的典型代表则是三星堆；先秦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成都平原腹地，而三星堆则在早期蜀国城市体系中拥有首要地位。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一书中指出：“四川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就中国与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可以说是‘龙头’。”巴蜀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位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是中国西南及长江上游地区古代文明的中心。三星堆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使人们见证了古蜀王国灿烂的青铜文化及所体现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由三星堆青铜文化所深刻揭示出来的古蜀的独特文化模式、文明类型和悠久始源，使其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中占有特殊地位，是中国古代区系文化中具有显著地域政治特征和鲜明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近年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南丝路的形成正与古代西南地区的这一“文明高地”——三星堆文明有着密切关系，三星堆文化中明显的印度地区和西亚近东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结，表明早在商代，三星堆文明就与亚洲其他文明古国有了共时性的文化交流。不仅如此，三星堆文明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西南地区灿烂百呈的青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并在西南地区民族文化整合融入中华文化圈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同时还对东南亚地区一些文化因素的形成产生了久远的影响。而三星堆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性文化特征与古代西南各族文化的交流、凝聚、传承和创新，恰也充分揭示了南丝路的形成与开发对促进古代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作用至巨。正如李学勤教授最近在“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指出：在几条丝绸之路中，最值得进一步开发、研究的就是南方丝绸之路，而在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居有关键地位的，一定就是三星堆文化。
　　为彰显南方丝绸之路在中西古代交通和文明交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历史意义，揭示三星堆与南丝路青铜文化的重大学术价值，积极回应社会各界对南丝路文化的普遍关注，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广汉市文物局特与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凉山州博物馆共同发起，联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省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等南丝路沿途20余家文博单位和学术机构，亲密协作，共同主办目前国内以“南方丝绸之路”为展示主线索的最大规模的专题展览——“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物展”。展览旨在通过科普化的陈列手段全面反映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风采，积极推陈南丝路文化研究成果，向广大民众普及南丝路历史文化和文物考古知识、为之提供集中欣赏古代西南青铜艺术瑰宝的良机。同时通过这一展览，促进南丝路沿途文博单位的业务合作与深度交流，进一步推动学界的多学科整合，从多层面多角度加深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更好地弘扬南方丝绸之路文化。
　　2007年10月，“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物展”将在三星堆博物馆正式对外开展。展览荟萃川、滇青铜文物精华凡318件(套)，其中一级文物达42件。展品琳琅满目、风格多样，其中如三星堆青铜大立人、金面罩人头像及纵目面具、西昌盐源鸟饰鱼纹杖与三人背水杖、茂县牟托龙纹镈钟、宝兴错金银云纹带钩，云南五牛盖贮贝器、铜鼓、房屋模型扣饰以及川滇所出以山字格剑为代表的各式铜剑、形式丰富的蜀式戈等等，或体量硕大，或玲珑巧制，或铸饰工细精丽，或造型神秘奇谲，充分展示了古代西南青铜艺术的高度成就，彰显出其丰厚深邃的文化内涵。展览将以《丝绸之路走向示意图》《三星堆地理位置及南方丝绸之路走向示意图》《中国西南地区青铜器主要出土地点分布图》拉开序幕，尽显南丝绸之路的时空关系与文化分布格局。“三星辉映丝路长——三星堆青铜文物”“岷江孕灵铸蜀魂——成都及岷江上游地区的青铜文物”“万曲灵关变通途——灵关道上的青铜文物”“百城烟水渡梁津——五尺道上的青铜文物”“殊方异俗倡别调——永昌道上的青铜文物”“民族走廊呈异彩——南丝路上的现代少数民族”6个单元的陈列，将充分展示独具地域民族文化特色的三星堆与南丝路青铜文物，反映西南青铜文化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互动往还、熏染默化之关系，突出三星堆在西南青铜文化中的地位和其对周边文化的影响。特设的南丝路沿线地理地貌照片与遗迹、人文景观照片等辅助展品，展现的是丝路古道的奇险与西南山川风物的壮丽，与文物相辅相成，勾勒古代西南地区斑斓的历史与社会图景，折射南丝路昨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