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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第二语言写作领域对于演绎和归纳的认识并不统一，而且也有别于西方写作修辞学界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由此造成了对演绎和归纳的误解。本文试图澄清三种常见的误解，并对国内外二语写作研究的相关论文进行了一项简单的调查。发现正确诠释和应用这两个概念的论文仅占不到六分之一。文章还指出：中国学生英语语篇内部的修辞关系较复杂，不能简单地用演绎或归纳来划分，因此还应正视“非归非演”式的存在。
关键词： 演绎；归纳；二语写作；写作修辞
作者简介：刘东虹，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修辞学与写作、二语习得、语用学。
Abstract： The concepts of deduction and induction are not interpreted consistently by the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researchers. Their understanding is different from the definitions given by the western composition-rhetorician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three common misunderstandings and then report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ated studies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result shows that only less one-sixth of the studies have explained and applied the two concepts in a correct way. 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English discourses written by the Chinese students cannot be simply classified into either deduction or induction because of the complicated rhetorical relations inside the discourses. Non-deductive-non-inductive discourses should be recognized by the researchers.
Key words： deduction； inductio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composition-rhetoric
Author： Liu Donghong is a professor and Ph. D. supervisor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rhetoric and compositio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and pragmatics. E-mail： liudonghong19@hotmail.com
对于英汉思維模式的差异，许多学者概括为汉语是归纳思维，重整体、直觉、具象；英语为演绎思维，重分析、逻辑、抽象（窦卫霖 2004）。基于这样的思维模式所产出的语篇也是不同的。陈建平（2000）认为，归纳式语篇模式在中国文化环境中是一种基本的、无标记的语篇现象，而英语语篇模式基本上是演绎式的， 归纳式语篇模式在英语文化中是有标记性的语篇现象。二语写作中语篇思维研究基本上是在“演绎—归纳”的框架下进行。然而，英语为第二语言写作（以下简称“二语写作”）领域对于演绎和归纳的认识并不统一，研究者们对演绎和归纳的误解导致研究结果的不一致。而且他们的理解也有别于西方写作修辞学界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二语写作研究者们根据主题句的位置，将语篇冠以演绎或归纳，似乎是概念的借用。并由此发展到概念的扩展，将间接性表达等同于归纳法、将直接性等同于演绎法。尽管早已有学者给出了正确的界定，但却被二语写作界忽略。本文试图澄清种种误解，并对研究对象为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期刊论文和博士论文进行了一项小型调查。最后指出汉语语篇的特殊性，研究者们不能把视角限制在“演绎—归纳”这个框架下，而忽视英语学习者语篇中的“非归非演”式。
1. 二语写作研究中的误解
国内外二语写作领域对演绎和归纳的理解并不一致，存在一些普遍性的误解。
1.1 误解一：主题句的位置作为判断标准
许多研究者对归纳和演绎这两个概念有误解。误解较深的是，根据主题句或主张句（claim）的位置决定段落或文章是归纳还是演绎。如果主题句或主张在段首，则段落为演绎式；如果在段尾，则为归纳式（Wang 1992）。Wang（1992：178）把段落分为七种模式：①“解释+结论”、②“详述+结论”、③“主张+解释”、④“主张+详述”、⑤“主张+（主张+解释+结论）”、⑥“主张+解释+结论”、⑦“主张+详述+结论”。第一、二种为归纳式，第三、四种为演绎式，其余为混合式。总之，Wang认为，先提出观点的段落为演绎式，后提出观点的为归纳式，段落首尾均提出观点的为混合式。Tirkkonen-Condit和Lieflander-Koistinen（1989）认为，如果主题出现在语篇的前三分之一，则该语篇为演绎式；若主题出现在语篇的后三分之一则为归纳式。然而，这种简单的划分不符合古修辞学对于归纳和演绎概念的解释。不能仅凭结构或中心思想的位置判断文章是演绎型或归纳型，而忽视推理方式。 此外，Wang（1992）把段落首尾均出现主题句的情况视为演绎与归纳的混合。吴应天（1989）称之为“演归型”，其结构为“总论—分论—结论”。该结构实际上是古典修辞学中“演说五步法（five-part of speech）”的简略形式。“演说五步法”包括：起始、述题（即提出论点）、呈列分论点、论证（提供论据论证分论点）与反驳、结论。现代英语写作中常常采用省略式，如Souter（2007）省略“呈列分论点”和“反驳”，即成为“总论—分论—结论”。从结构上看，“总论—分论—结论”更像是演绎式。
1.2误解二：举例即归纳
还有学者认为举例即归纳，认为三段论是演绎推理的主要形式，举例则是归纳推理的主要形式，归纳推理的例子要具有代表性。如，以著名的三鹿公司为例进行分析，得出“不重视食品安全的公司可能会垮掉”，运用的就是“归纳法”（蓝纯 89）。然而，笔者认为，三鹿公司仅仅是个案，还有其他无良公司当时没有被查处，无德小商贩仍然存在。虽然该结论合乎道德伦理，但是没有更多的例子支持而得出的结论则缺少可信度。
1.3误解三：间接等于归纳
Scollon和Scollon （1991） 以及Chen （1999）把间接性等同于归纳法。Scollon 和Scollon（116） 认为，“亚洲人谈话往往先谈一些小话题，然后才进入正题”。这是因为要做一些面子工作，寒暄一番。他们把这种间接性的谈话模式称为归纳法，把西方开门见山的谈话方式称为演绎法。Scollon 和Scollon（1991） 还认为，汉语中的先因后果的顺序就是归纳法的体现，但笔者认为，演绎和归纳是逻辑推理的方法，并不适用于分析对话寒暄等口语交际。
2. 对误解的澄清
2.1演绎与归纳的正确界定——澄清误解一
根据Crowley和Hawhee（2004）的界定，演绎法指从普遍性前提推断出有关特殊个体的结论，这是典型的三段论（syllogism）。但实际生活中，无论说话还是写作，使用最多的是三段论的省略式（enthymeme），只有大前提或小前提和结论，甚至省略结论，只提供大前提或/和小前提，让读者参与推理，得出结论，表现在段落层次上则是无主题句的段落。“在实际用语言表达的三段论中，常常加入许多叙述、说明或议论的语言成分，必须剥离出这些成分，才能分析出三段论的推理思路”（李衍华 74）。
归纳法则是从个体特殊性即多个例子中，得出能概括群体属性的结论。举例时不必要穷尽同类中所有的个体，只要提及足够多的个体能使大多数读者接受概括性结论，这个归纳式语篇就具有说服力。此外，结论不一定都放在段尾，也可以在段首。Crowley和Hawhee列举了一个归纳式段落的例子（Crowley and Hawhee，Ancient Rhetorics for Contemporary Students 140），该段从结论开始，举了一系列的例子，如禁酒令、奇装异服、股市、柯立芝总统、三K党、移民限制、Sanco和Vanzetti案件。从这些例子中进行归纳推理，从而支持段首的结论。
逻辑学研究者们认为演绎是“非扩展”性的，结论没有超出前提的范围。归纳则相反，是“扩展”性的，结论具有概括性（夏年喜 79）。如图1所示。就自然顺序而言，演绎和归纳都是最后得出结论。三段论演绎法的推理顺序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归纳法的顺序为“例1—例2—例3—结论”。但在实际写作中，结论有可能先提出，然后再进行推理或归纳。因此，仅凭结论是否在段首并不能正确判断该段是演绎还是归纳。
2.2 对例子的正确判断——澄清误解二
值得注意的是，例子不仅仅是归纳法独有的现象，演绎法也可以用例子。三段论的小前提通常都是大前提中类属概念的个例，如“王单”是“翻译”这个类属概念的例子：
大前提 翻译都懂外语
小前提 王单是翻译
结论 王单懂外语
但Crowley和Hawhee（2004）指出，演绎法和归纳法中的例子不能混为一谈。演绎法采用例子仅仅为了说明个体，即就事论事，或进行比较与对比，而不是从个体中找出普遍特征。比如，采用演绎法的作者以邻居家的狗为例，因为这只狗使他想到了某件事可以支持或说明某个观点。但不会像归纳法那样，从附近的许多只狗中得出概括性结论。Missimer也指出归纳需要“从一系列特殊性例子中走向概括性，做出归纳性跳跃”（Missimer 66）。她以吃橙子的经验为例，因为以前吃的一些橙子均是美味的，所以得出“下次的橙子一定美味”这个结论（Missimer 66）。而且采用归纳法论证时用于供自检的几个问题之一就是“是否有足够的特殊性例子用以得出概括性结论”①。这些均说明归纳法需要多个例子，才能得出概括性结论。
总之，如果仅从一个例子中得出概括性结论，则犯了“以偏概全（hasty generalization）”的逻辑错误，其论证难以使人信服。然而，如果对一个例子进行分析，在前提正确的情况下得出针对该例子的结论，则运用了演绎法，不会犯逻辑错误。如三鹿奶粉公司的例子，以 “不重视食品安全的公司不会有持续发展的光明前途”作为大前提，再对三鹿奶粉公司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三鹿奶粉公司倒闭了”这个结论。
2.3间接不等于归纳——澄清误解三
从上文对归纳法的界定中可以看出间接和归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有个别写作修辞学领域的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如Mohan和Lo（1985）。他们对汉语文章的分析比较客观，并且清楚地指出归纳并不等于间接、演绎并不等于直接。他们以《孟子》中《离娄》（上）的一段为例：“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Mohan 和 Lo（519）指出该段采用归纳法，以“离娄”、“公输子”、“师旷”、“尧舜”为例“直接引向结论——治国之道乃仁政”。同时又以孔子的《论语》中一段为例，指出该段采用演绎法，段落中的句子对段首的概括性话语“直接提供支持”。这些分析说明，無论演绎还是归纳，都可以采用直接或间接手段。该文引用率非常高，在上个世纪英汉语篇两极化观点盛行的西方学术界，影响非常大。然而其后的论文作者们多数只关注Mohan和Lo为汉语语篇的直接性和演绎式辩护，而忽略了他们如何辩护，所以Mohan和Lo对《孟子》的分析并未引起二语写作界很多关注。 国内学者胡曙中和Coe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合作研究中也发现，“汉语中基本上有两种段落结构：一种结构类似于归纳性的英语段落，另一种段落类似于Kaplan命名的那种‘东方语言特有的螺旋型’段落”（Coe、胡曙中 44）。螺旋型段落体现了间接性。他们清楚地表明，归纳和间接是不同的。然而遗憾的是，Coe和胡曙中的观点却并未引起我国二语写作研究者们的重视。
3. 二语写作研究调查
为了研究二语写作领域对于演绎和归纳的理解情况，本节对于国内外涉及演绎和归纳的期刊论文以及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检索、分析和统计。这些期刊论文均涉及到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写作和英汉思维差异。
3.1 研究方法
国外期刊论文在普渡大学图书馆网站上检索。“title”输入“Chinese”，“subject”输入“writing”，“any”输入“deducti*”，“language”为“English”，“scope”是“article”，“material type”為“article”，“publication time”选“any”（网上能检索到的期刊论文时间段为2001-2016）。学位论文的搜索基本相同，不同点为“material type”选择“dissertation”。“publication time”虽选“any”，但学位论文时间段自动设定为1992-2017。
国内期刊论文在“CNKI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上检索，“篇名”为“写作”、“摘要”为“英语”或“英文”、“全文”输入“演绎”且“词频”为2，限定为CSSCI期刊，但未设定时间，因为研究目的不是进行国内外比较；国内学位论文的检索在“CNKI中国期刊网硕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上进行，限定为“博士”论文，其他关键词同期刊论文。
检索到国外期刊论文12篇，其中3篇为其他研究范围的论文，加以排除；国外学位论文23篇。检索到国内期刊论文12篇，排除2篇文学方向；学位论文6篇，排除2篇文学方向和1篇翻译方向。然后每篇国外论文输入“deduction”、“deductive”、“induction”、“inductive”，国内论文输入“演绎”、“归纳”进行全文搜索。
3.2研究结果
研究发现，这些关于汉语/中国学生写作中归纳与演绎的论文中，正确界定“演绎”和/或“归纳”的国外学位论文有1篇，国外期刊论文有2.5篇，因为其中一篇论文中对文献的解读正确，但研究方法中对数据收集所制定的标准有误；正确理解这两个概念的国内期刊论文有3篇、学位论文1篇。
此外，21篇论文仅在引用文献时提到这些词，而并未做详细解释，因此无从得知作者自己的认识。笔者称之为“模糊”。另有一篇论文中“演绎”具有不同含义，表示“诠释”，如“演绎‘快乐写作’的理念”（杨永林等 6）。因汉语词语的内涵与英语不同，研究中派出了此篇。表1中“错误”和“正确”栏目中的论文作者举例或用文字阐释“演绎”和“归纳”，可以看到作者自己对概念的理解。
对演绎和归纳的错误理解，其根源可能是早期的文献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过于简单化。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Hinds（1983，1990）的研究对演绎和归纳的界定就是凭主题句的位置，而Tirkkonen-Condit和Lieflander-Koistinen（1989）则进一步明确了此规则，以三分之一为界来确定演绎还是归纳。自此以后的研究论文便大量引用此标准，而且不断被转引。再如，Scollon（1991）把间接性等同于归纳法。后来的作者们便引用此观点，如Chen（1999），而Chen的观点又成了其他研究的依据。
另一种错误是源于作者对文献的误解，即文献本身无误，而论文作者理解有误。如将文献中关于汉语写作的“递进法”解释为“归纳法”（Cai 1998）。“递进法”即“连锁推理”，属于演绎法。再譬如，“对比修辞学”研究的创始人Kaplan在其发表于1966年具有里程碑地位的文章“Cultural Thought Pattern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中，对演绎和归纳做出了正确的界定，并且明确指出英语段落发展中演绎法和归纳法都很常用（Kaplan 1966：14）。然而后来的研究者们对Kaplan解读有误，认为他提出英语写作是直接性的、演绎式的，与其他语言的间接性、归纳式对立。而该观点却被不断地转引，加深了对原文的误解。也有作者对文献的归类太粗略，如将演绎等同于直接，将归纳等同于间接，由此造成解读错误。
前几种错误往往导致研究方法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数据的收集标准上。作者将主题句的位置作为判断演绎和归纳的标准，将间接表达等同于归纳法。由此获得的研究结果确实存在可信度的问题。
4.余论——正视非归非演式
大量的研究都纠结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所产出的语篇是否演绎多于归纳，试图证明中国学生演绎式语篇越来越多，和英语本族语者没有差别（Kirkpatrick和Xu 2012；You 2014；Mohan and Lo 1985），或者分析英语本族语者的语篇，证明其归纳式大量存在，和中国作者的语篇无甚差别（Scollon and Scollon 1997）。然而，语篇并不能简单地划分为演绎、归纳、演归混合。演绎和归纳是逻辑推理的两种形式，而诉诸逻辑只是三种劝说手段之一。诉诸情感的语篇则很难判断采用的是演绎法还是归纳法。David Hume（转引自Pinker 160）提出了三大修辞关系——“因果”关系、“相邻”关系与“相似”关系。“因果”关系可以构成演绎或归纳式。但其他两种则不可能。汉语语篇在段落层面会出现许多非归纳演绎式。汉语段落内部的修辞关系中有许多相邻和相似关系。这是由于汉语的“互系性思维”的作用（Hall and Ames 195）。如2012年新课标高考语文卷满分作文议论文“民族的脊梁”中的一段：“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②孩子们平安归来，心头阴霾烟消云散。③送一大笔钱表达感激之情是船主最原始也是最真诚的方法。④漆工却用两句平淡的话婉言谢绝：“工钱已经给过了”，船的漏洞‘那是顺便补的。’”该段落中前面三句可以勉强划入演绎式。①为大前提，②为小前提，③为结论。然而④看似多余，但却是此段意义的关键点。④和前文在意义上是转折，属于“相似”关系，因为“相似”包括相同和相反关系。如果认为此段是半演绎式，则未考虑段落的重心。所以此段既不是演归混合，也不是半演绎式，而应该看作非归纳非演绎式。汉语中此类段落特征如果迁移到英语写作中，则很可能被研究者们牵强地划入演归混合或半演绎式。那么，我们何不承认汉语语篇的独特性、承认修辞方式的多样性，从而深入挖掘这种修辞特征呢？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篇并不能简单地划分为演绎或归纳，因为其语篇内部的修辞关系较复杂。“因果”关系较少，“联合”关系较多（刘东虹、陈燕 543）。这样的语篇准确地说，便是“非归非演”式。 可以看出，二语写作领域和写作修辞学领域的研究存在着隐形的鸿沟。然而，当今西方的二语写作本身已经从二语习得学科内发展到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正在变成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学科间的界限已变得不重要，将逐渐抹平（Matsuda 2013）。那么二语写作研究者们也应该与时俱进，强化修辞学理论基础将成为二语写作研究的必要条件。
注释【Notes】
①Missimer（66）的观点也有不足之处。她认为进行了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跳跃（inductive leap）”。但“下次的橙子”仍然是特殊，这是“从特殊到特殊”，似乎不符合归纳法“从特殊到一般”的属性。我们认为，中间确实有跳跃或省略，省略了一般性结论“橙子几乎都是美味的”，而这个结论又是下一个推论的前提，其结论为“下次的橙子一定美味”。这是“修辞三段论（enthymeme）”，十分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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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柯贤兵
关键词： 演绎；归纳；二语写作；写作修辞
作者简介：刘东虹，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修辞学与写作、二语习得、语用学。
Abstract： The concepts of deduction and induction are not interpreted consistently by the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researchers. Their understanding is different from the definitions given by the western composition-rhetorician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three common misunderstandings and then report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ated studies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result shows that only less one-sixth of the studies have explained and applied the two concepts in a correct way. 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English discourses written by the Chinese students cannot be simply classified into either deduction or induction because of the complicated rhetorical relations inside the discourses. Non-deductive-non-inductive discourses should be recognized by the researchers.
Key words： deduction； inductio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composition-rhetoric
Author： Liu Donghong is a professor and Ph. D. supervisor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rhetoric and compositio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and pragmatics. E-mail： liudonghong19@hotmail.com
对于英汉思維模式的差异，许多学者概括为汉语是归纳思维，重整体、直觉、具象；英语为演绎思维，重分析、逻辑、抽象（窦卫霖 2004）。基于这样的思维模式所产出的语篇也是不同的。陈建平（2000）认为，归纳式语篇模式在中国文化环境中是一种基本的、无标记的语篇现象，而英语语篇模式基本上是演绎式的， 归纳式语篇模式在英语文化中是有标记性的语篇现象。二语写作中语篇思维研究基本上是在“演绎—归纳”的框架下进行。然而，英语为第二语言写作（以下简称“二语写作”）领域对于演绎和归纳的认识并不统一，研究者们对演绎和归纳的误解导致研究结果的不一致。而且他们的理解也有别于西方写作修辞学界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二语写作研究者们根据主题句的位置，将语篇冠以演绎或归纳，似乎是概念的借用。并由此发展到概念的扩展，将间接性表达等同于归纳法、将直接性等同于演绎法。尽管早已有学者给出了正确的界定，但却被二语写作界忽略。本文试图澄清种种误解，并对研究对象为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期刊论文和博士论文进行了一项小型调查。最后指出汉语语篇的特殊性，研究者们不能把视角限制在“演绎—归纳”这个框架下，而忽视英语学习者语篇中的“非归非演”式。
1. 二语写作研究中的误解
国内外二语写作领域对演绎和归纳的理解并不一致，存在一些普遍性的误解。
1.1 误解一：主题句的位置作为判断标准
许多研究者对归纳和演绎这两个概念有误解。误解较深的是，根据主题句或主张句（claim）的位置决定段落或文章是归纳还是演绎。如果主题句或主张在段首，则段落为演绎式；如果在段尾，则为归纳式（Wang 1992）。Wang（1992：178）把段落分为七种模式：①“解释+结论”、②“详述+结论”、③“主张+解释”、④“主张+详述”、⑤“主张+（主张+解释+结论）”、⑥“主张+解释+结论”、⑦“主张+详述+结论”。第一、二种为归纳式，第三、四种为演绎式，其余为混合式。总之，Wang认为，先提出观点的段落为演绎式，后提出观点的为归纳式，段落首尾均提出观点的为混合式。Tirkkonen-Condit和Lieflander-Koistinen（1989）认为，如果主题出现在语篇的前三分之一，则该语篇为演绎式；若主题出现在语篇的后三分之一则为归纳式。然而，这种简单的划分不符合古修辞学对于归纳和演绎概念的解释。不能仅凭结构或中心思想的位置判断文章是演绎型或归纳型，而忽视推理方式。 此外，Wang（1992）把段落首尾均出现主题句的情况视为演绎与归纳的混合。吴应天（1989）称之为“演归型”，其结构为“总论—分论—结论”。该结构实际上是古典修辞学中“演说五步法（five-part of speech）”的简略形式。“演说五步法”包括：起始、述题（即提出论点）、呈列分论点、论证（提供论据论证分论点）与反驳、结论。现代英语写作中常常采用省略式，如Souter（2007）省略“呈列分论点”和“反驳”，即成为“总论—分论—结论”。从结构上看，“总论—分论—结论”更像是演绎式。
1.2误解二：举例即归纳
还有学者认为举例即归纳，认为三段论是演绎推理的主要形式，举例则是归纳推理的主要形式，归纳推理的例子要具有代表性。如，以著名的三鹿公司为例进行分析，得出“不重视食品安全的公司可能会垮掉”，运用的就是“归纳法”（蓝纯 89）。然而，笔者认为，三鹿公司仅仅是个案，还有其他无良公司当时没有被查处，无德小商贩仍然存在。虽然该结论合乎道德伦理，但是没有更多的例子支持而得出的结论则缺少可信度。
1.3误解三：间接等于归纳
Scollon和Scollon （1991） 以及Chen （1999）把间接性等同于归纳法。Scollon 和Scollon（116） 认为，“亚洲人谈话往往先谈一些小话题，然后才进入正题”。这是因为要做一些面子工作，寒暄一番。他们把这种间接性的谈话模式称为归纳法，把西方开门见山的谈话方式称为演绎法。Scollon 和Scollon（1991） 还认为，汉语中的先因后果的顺序就是归纳法的体现，但笔者认为，演绎和归纳是逻辑推理的方法，并不适用于分析对话寒暄等口语交际。
2. 对误解的澄清
2.1演绎与归纳的正确界定——澄清误解一
根据Crowley和Hawhee（2004）的界定，演绎法指从普遍性前提推断出有关特殊个体的结论，这是典型的三段论（syllogism）。但实际生活中，无论说话还是写作，使用最多的是三段论的省略式（enthymeme），只有大前提或小前提和结论，甚至省略结论，只提供大前提或/和小前提，让读者参与推理，得出结论，表现在段落层次上则是无主题句的段落。“在实际用语言表达的三段论中，常常加入许多叙述、说明或议论的语言成分，必须剥离出这些成分，才能分析出三段论的推理思路”（李衍华 74）。
归纳法则是从个体特殊性即多个例子中，得出能概括群体属性的结论。举例时不必要穷尽同类中所有的个体，只要提及足够多的个体能使大多数读者接受概括性结论，这个归纳式语篇就具有说服力。此外，结论不一定都放在段尾，也可以在段首。Crowley和Hawhee列举了一个归纳式段落的例子（Crowley and Hawhee，Ancient Rhetorics for Contemporary Students 140），该段从结论开始，举了一系列的例子，如禁酒令、奇装异服、股市、柯立芝总统、三K党、移民限制、Sanco和Vanzetti案件。从这些例子中进行归纳推理，从而支持段首的结论。
逻辑学研究者们认为演绎是“非扩展”性的，结论没有超出前提的范围。归纳则相反，是“扩展”性的，结论具有概括性（夏年喜 79）。如图1所示。就自然顺序而言，演绎和归纳都是最后得出结论。三段论演绎法的推理顺序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归纳法的顺序为“例1—例2—例3—结论”。但在实际写作中，结论有可能先提出，然后再进行推理或归纳。因此，仅凭结论是否在段首并不能正确判断该段是演绎还是归纳。
2.2 对例子的正确判断——澄清误解二
值得注意的是，例子不仅仅是归纳法独有的现象，演绎法也可以用例子。三段论的小前提通常都是大前提中类属概念的个例，如“王单”是“翻译”这个类属概念的例子：
大前提 翻译都懂外语
小前提 王单是翻译
结论 王单懂外语
但Crowley和Hawhee（2004）指出，演绎法和归纳法中的例子不能混为一谈。演绎法采用例子仅仅为了说明个体，即就事论事，或进行比较与对比，而不是从个体中找出普遍特征。比如，采用演绎法的作者以邻居家的狗为例，因为这只狗使他想到了某件事可以支持或说明某个观点。但不会像归纳法那样，从附近的许多只狗中得出概括性结论。Missimer也指出归纳需要“从一系列特殊性例子中走向概括性，做出归纳性跳跃”（Missimer 66）。她以吃橙子的经验为例，因为以前吃的一些橙子均是美味的，所以得出“下次的橙子一定美味”这个结论（Missimer 66）。而且采用归纳法论证时用于供自检的几个问题之一就是“是否有足够的特殊性例子用以得出概括性结论”①。这些均说明归纳法需要多个例子，才能得出概括性结论。
总之，如果仅从一个例子中得出概括性结论，则犯了“以偏概全（hasty generalization）”的逻辑错误，其论证难以使人信服。然而，如果对一个例子进行分析，在前提正确的情况下得出针对该例子的结论，则运用了演绎法，不会犯逻辑错误。如三鹿奶粉公司的例子，以 “不重视食品安全的公司不会有持续发展的光明前途”作为大前提，再对三鹿奶粉公司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三鹿奶粉公司倒闭了”这个结论。
2.3间接不等于归纳——澄清误解三
从上文对归纳法的界定中可以看出间接和归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有个别写作修辞学领域的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如Mohan和Lo（1985）。他们对汉语文章的分析比较客观，并且清楚地指出归纳并不等于间接、演绎并不等于直接。他们以《孟子》中《离娄》（上）的一段为例：“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Mohan 和 Lo（519）指出该段采用归纳法，以“离娄”、“公输子”、“师旷”、“尧舜”为例“直接引向结论——治国之道乃仁政”。同时又以孔子的《论语》中一段为例，指出该段采用演绎法，段落中的句子对段首的概括性话语“直接提供支持”。这些分析说明，無论演绎还是归纳，都可以采用直接或间接手段。该文引用率非常高，在上个世纪英汉语篇两极化观点盛行的西方学术界，影响非常大。然而其后的论文作者们多数只关注Mohan和Lo为汉语语篇的直接性和演绎式辩护，而忽略了他们如何辩护，所以Mohan和Lo对《孟子》的分析并未引起二语写作界很多关注。 国内学者胡曙中和Coe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合作研究中也发现，“汉语中基本上有两种段落结构：一种结构类似于归纳性的英语段落，另一种段落类似于Kaplan命名的那种‘东方语言特有的螺旋型’段落”（Coe、胡曙中 44）。螺旋型段落体现了间接性。他们清楚地表明，归纳和间接是不同的。然而遗憾的是，Coe和胡曙中的观点却并未引起我国二语写作研究者们的重视。
3. 二语写作研究调查
为了研究二语写作领域对于演绎和归纳的理解情况，本节对于国内外涉及演绎和归纳的期刊论文以及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检索、分析和统计。这些期刊论文均涉及到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写作和英汉思维差异。
3.1 研究方法
国外期刊论文在普渡大学图书馆网站上检索。“title”输入“Chinese”，“subject”输入“writing”，“any”输入“deducti*”，“language”为“English”，“scope”是“article”，“material type”為“article”，“publication time”选“any”（网上能检索到的期刊论文时间段为2001-2016）。学位论文的搜索基本相同，不同点为“material type”选择“dissertation”。“publication time”虽选“any”，但学位论文时间段自动设定为1992-2017。
国内期刊论文在“CNKI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上检索，“篇名”为“写作”、“摘要”为“英语”或“英文”、“全文”输入“演绎”且“词频”为2，限定为CSSCI期刊，但未设定时间，因为研究目的不是进行国内外比较；国内学位论文的检索在“CNKI中国期刊网硕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上进行，限定为“博士”论文，其他关键词同期刊论文。
检索到国外期刊论文12篇，其中3篇为其他研究范围的论文，加以排除；国外学位论文23篇。检索到国内期刊论文12篇，排除2篇文学方向；学位论文6篇，排除2篇文学方向和1篇翻译方向。然后每篇国外论文输入“deduction”、“deductive”、“induction”、“inductive”，国内论文输入“演绎”、“归纳”进行全文搜索。
3.2研究结果
研究发现，这些关于汉语/中国学生写作中归纳与演绎的论文中，正确界定“演绎”和/或“归纳”的国外学位论文有1篇，国外期刊论文有2.5篇，因为其中一篇论文中对文献的解读正确，但研究方法中对数据收集所制定的标准有误；正确理解这两个概念的国内期刊论文有3篇、学位论文1篇。
此外，21篇论文仅在引用文献时提到这些词，而并未做详细解释，因此无从得知作者自己的认识。笔者称之为“模糊”。另有一篇论文中“演绎”具有不同含义，表示“诠释”，如“演绎‘快乐写作’的理念”（杨永林等 6）。因汉语词语的内涵与英语不同，研究中派出了此篇。表1中“错误”和“正确”栏目中的论文作者举例或用文字阐释“演绎”和“归纳”，可以看到作者自己对概念的理解。
对演绎和归纳的错误理解，其根源可能是早期的文献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过于简单化。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Hinds（1983，1990）的研究对演绎和归纳的界定就是凭主题句的位置，而Tirkkonen-Condit和Lieflander-Koistinen（1989）则进一步明确了此规则，以三分之一为界来确定演绎还是归纳。自此以后的研究论文便大量引用此标准，而且不断被转引。再如，Scollon（1991）把间接性等同于归纳法。后来的作者们便引用此观点，如Chen（1999），而Chen的观点又成了其他研究的依据。
另一种错误是源于作者对文献的误解，即文献本身无误，而论文作者理解有误。如将文献中关于汉语写作的“递进法”解释为“归纳法”（Cai 1998）。“递进法”即“连锁推理”，属于演绎法。再譬如，“对比修辞学”研究的创始人Kaplan在其发表于1966年具有里程碑地位的文章“Cultural Thought Pattern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中，对演绎和归纳做出了正确的界定，并且明确指出英语段落发展中演绎法和归纳法都很常用（Kaplan 1966：14）。然而后来的研究者们对Kaplan解读有误，认为他提出英语写作是直接性的、演绎式的，与其他语言的间接性、归纳式对立。而该观点却被不断地转引，加深了对原文的误解。也有作者对文献的归类太粗略，如将演绎等同于直接，将归纳等同于间接，由此造成解读错误。
前几种错误往往导致研究方法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数据的收集标准上。作者将主题句的位置作为判断演绎和归纳的标准，将间接表达等同于归纳法。由此获得的研究结果确实存在可信度的问题。
4.余论——正视非归非演式
大量的研究都纠结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所产出的语篇是否演绎多于归纳，试图证明中国学生演绎式语篇越来越多，和英语本族语者没有差别（Kirkpatrick和Xu 2012；You 2014；Mohan and Lo 1985），或者分析英语本族语者的语篇，证明其归纳式大量存在，和中国作者的语篇无甚差别（Scollon and Scollon 1997）。然而，语篇并不能简单地划分为演绎、归纳、演归混合。演绎和归纳是逻辑推理的两种形式，而诉诸逻辑只是三种劝说手段之一。诉诸情感的语篇则很难判断采用的是演绎法还是归纳法。David Hume（转引自Pinker 160）提出了三大修辞关系——“因果”关系、“相邻”关系与“相似”关系。“因果”关系可以构成演绎或归纳式。但其他两种则不可能。汉语语篇在段落层面会出现许多非归纳演绎式。汉语段落内部的修辞关系中有许多相邻和相似关系。这是由于汉语的“互系性思维”的作用（Hall and Ames 195）。如2012年新课标高考语文卷满分作文议论文“民族的脊梁”中的一段：“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②孩子们平安归来，心头阴霾烟消云散。③送一大笔钱表达感激之情是船主最原始也是最真诚的方法。④漆工却用两句平淡的话婉言谢绝：“工钱已经给过了”，船的漏洞‘那是顺便补的。’”该段落中前面三句可以勉强划入演绎式。①为大前提，②为小前提，③为结论。然而④看似多余，但却是此段意义的关键点。④和前文在意义上是转折，属于“相似”关系，因为“相似”包括相同和相反关系。如果认为此段是半演绎式，则未考虑段落的重心。所以此段既不是演归混合，也不是半演绎式，而应该看作非归纳非演绎式。汉语中此类段落特征如果迁移到英语写作中，则很可能被研究者们牵强地划入演归混合或半演绎式。那么，我们何不承认汉语语篇的独特性、承认修辞方式的多样性，从而深入挖掘这种修辞特征呢？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篇并不能简单地划分为演绎或归纳，因为其语篇内部的修辞关系较复杂。“因果”关系较少，“联合”关系较多（刘东虹、陈燕 543）。这样的语篇准确地说，便是“非归非演”式。 可以看出，二语写作领域和写作修辞学领域的研究存在着隐形的鸿沟。然而，当今西方的二语写作本身已经从二语习得学科内发展到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正在变成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学科间的界限已变得不重要，将逐渐抹平（Matsuda 2013）。那么二语写作研究者们也应该与时俱进，强化修辞学理论基础将成为二语写作研究的必要条件。
注释【Notes】
①Missimer（66）的观点也有不足之处。她认为进行了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跳跃（inductive leap）”。但“下次的橙子”仍然是特殊，这是“从特殊到特殊”，似乎不符合归纳法“从特殊到一般”的属性。我们认为，中间确实有跳跃或省略，省略了一般性结论“橙子几乎都是美味的”，而这个结论又是下一个推论的前提，其结论为“下次的橙子一定美味”。这是“修辞三段论（enthymeme）”，十分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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