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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求学异乡，会不自觉地压缩独处的时间。因为迫切想融入另一种文化，想通过这种融入来学习、充实生活。在德里，我每天都极度渴望和当地人对话，学习他们的语言、文化，阅读新闻、讨论时事。周围的外国留学生基本不愿融入印度社会，普遍觉得印度人不值得交往。这主要是印度人生活极其随性，很少顾及他人(主要是外来人)的感受。比如晚上12点以后，兴致一来，他们就会大放音乐，跳舞唱歌。其实，这种随性也不完全是印度人的特性。但凡在自己家门口，有人罩着、不愁吃穿，难免会嚣张。嚣张是有安全感的表现。只要你愿意融入他们的生活，他们总是很欢迎的。
我想，我抱着世界和平的梦想来到崛起中的邻国，一定要“打入”内部，看一看印度的真面目。于是我厚着脸皮成天找人拿印地语聊天，和宿舍门口的保安、清洁工、小卖部的老板、饭馆的伙计混得极熟。就这样，几个月的工夫，我的印地语大有起色，日常交流基本没问题。再加上印度东北部各邦的人和中国人长相差不多，我就可以假扮印度本地人了。
“摇身一变”当地人之后，一些事情变简单了，一些事情又变得复杂。由于交往增多，麻烦也接踵而至。尼赫鲁大学是极度政治化的学校，三天两头有政治集会，基本每天晚上都有游行，抗议政府或学校的不合理政策。由于马上要进行学生会选举，最近有很多场候选人之间的公开辩论。其中一个候选人是我新近认识的朋友，她希望争取到留学生的选票，就拉我去听他们的辩论。晚上10点钟左右，在校园里一个简陋的演讲台上，三个候选人的公开辩论开始了。首先三人分别到台上去发表演讲，主要集中在提高生活质量、控制学费增长以及提高校园医疗条件等民生方面的议题。接下来是听众提问。这一下可乱了套：这里的公开辩论不像我们组织“CCTV大学生辩论会”那样有一个主持人维持秩序，一片和谐景象。这儿的辩论就是谁抢到话筒谁就可以提问，被问到问题的候选人必须当即作答，答案不满意就会被人使劲哄。当然，他们也有“托儿”，比如我就被那个朋友分配了一个问题，询问她将如何提升留学生在尼赫鲁大学的公众生活参与度。但是我很不争气地在3个小时的提问中始终没能抢到话筒，主要原因是我不够“暴力”。
印度人生活在一个奇特的“无序民主”当中，这和我们熟识的有序生活非常不同，和欧美人长期渐进发展而来的民主也不一样。所有东西都要靠喊、靠叫、靠争取。但是，只要你说得合理、争取得积极，你总是有希望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在如此贫乏的生活之下，十几亿印度人每天都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叫喊、来游行、来选举。因为，总有一个改变的希望在那里。
(马宇歌，留学生，现居印度)
为什么非要高考?
刘 平
一个熟人的女儿在深圳关外一所极其普通的中学上高中。来电话咨询高考事宜，我随口问了一句：不打算出国留学?答曰：女儿成绩太好，出国可惜了。我愕然，出国留学的人都是因为在国内考不上大学?
这一幕有点像滑稽剧。一般来讲，和“丈母娘决定房价”一样，爹妈基本决定了子女能读什么样的学校。这个“谬论”需要解释一下：不是爹妈的文化程度决定子女前程，而是爹妈的思想水平制约了子女的发展。
爹妈没文化的多得是，不识字的爹妈大多数反而深明大义，他们对孩子往往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不怕爹妈没有文凭，就怕爹妈只有文凭，尤其是文凭还是掺了水的。比如上面那位妈是什么MBA，张口闭口“我们研究生班的同学”如何如何，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研究生”。毫不客气地说，这些“研究生班“恰恰是中国教育失败的罪证。
中国人往往重面子不重实质。拼死拼活去凑高考的热闹，大多数也就是要个大学毕业文凭，至于什么是水平，有时候都觉得顾不上了。为什么会有趋之若骛的“奥数”?为什么会有亿万人们去挤高考的“独木桥”?其中一个原因——我们有太多“MBA”的爹妈。一些学者在研究了欧美和中国的家庭关系后一致指出：中国的这种“捆绑”式关系限制了子女的“独立性”发展。“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就是父母在向子女散布独立的恐怖，因此现在许多高考学生不愿填报外地学校。
说到底，考不上大学不能怨父母，该怨的还是这种考试制度。这种制度先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什么重点学校重点班以及重点学生，然后貌似公平地把所有考生赶进同一个考场，因为事先有两次叫一二的模拟考，所以高考结果是绝大多数考生在进考场前就差不多已经预料到的，但还必须像澳门金沙门口的那些“游客”一样，抱着侥幸心理进去博弈。当然，最后只有一小撮“优等生”昂首走进“重点大学”，而大多数学生和学生家长在倍受折磨后只能在“复读”、“三本”和“几加几”等不多的路口苦苦选择。
原来，依照制度，不读大学和“死人”差不多，一下就被沦为“社会底层”，而多数中国人特别想让孩子成为社会上层。望子成龙无可厚非，但好心往往并无好报。道理很简单，中国人其多无比，而“龙”能有几条?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对于那位认为女儿出国可惜了的家长(她不存在经济原因)，我本想建议她别把者大学看太重，可是我实在开不了这个口。在咱们这里，你不敢去劝别人让他们的孩子不参加高考。虽然大家都明白，他们的孩子根本考不上大学。但劝也没用，他们一定要去碰一碰运气。其实没有人去算算账，这样会耽误多少工夫?人生的道路千万条，为什么偏要去挤独木桥?
(刘平，自由职业者，现居香港。)
我想，我抱着世界和平的梦想来到崛起中的邻国，一定要“打入”内部，看一看印度的真面目。于是我厚着脸皮成天找人拿印地语聊天，和宿舍门口的保安、清洁工、小卖部的老板、饭馆的伙计混得极熟。就这样，几个月的工夫，我的印地语大有起色，日常交流基本没问题。再加上印度东北部各邦的人和中国人长相差不多，我就可以假扮印度本地人了。
“摇身一变”当地人之后，一些事情变简单了，一些事情又变得复杂。由于交往增多，麻烦也接踵而至。尼赫鲁大学是极度政治化的学校，三天两头有政治集会，基本每天晚上都有游行，抗议政府或学校的不合理政策。由于马上要进行学生会选举，最近有很多场候选人之间的公开辩论。其中一个候选人是我新近认识的朋友，她希望争取到留学生的选票，就拉我去听他们的辩论。晚上10点钟左右，在校园里一个简陋的演讲台上，三个候选人的公开辩论开始了。首先三人分别到台上去发表演讲，主要集中在提高生活质量、控制学费增长以及提高校园医疗条件等民生方面的议题。接下来是听众提问。这一下可乱了套：这里的公开辩论不像我们组织“CCTV大学生辩论会”那样有一个主持人维持秩序，一片和谐景象。这儿的辩论就是谁抢到话筒谁就可以提问，被问到问题的候选人必须当即作答，答案不满意就会被人使劲哄。当然，他们也有“托儿”，比如我就被那个朋友分配了一个问题，询问她将如何提升留学生在尼赫鲁大学的公众生活参与度。但是我很不争气地在3个小时的提问中始终没能抢到话筒，主要原因是我不够“暴力”。
印度人生活在一个奇特的“无序民主”当中，这和我们熟识的有序生活非常不同，和欧美人长期渐进发展而来的民主也不一样。所有东西都要靠喊、靠叫、靠争取。但是，只要你说得合理、争取得积极，你总是有希望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在如此贫乏的生活之下，十几亿印度人每天都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叫喊、来游行、来选举。因为，总有一个改变的希望在那里。
(马宇歌，留学生，现居印度)
为什么非要高考?
刘 平
一个熟人的女儿在深圳关外一所极其普通的中学上高中。来电话咨询高考事宜，我随口问了一句：不打算出国留学?答曰：女儿成绩太好，出国可惜了。我愕然，出国留学的人都是因为在国内考不上大学?
这一幕有点像滑稽剧。一般来讲，和“丈母娘决定房价”一样，爹妈基本决定了子女能读什么样的学校。这个“谬论”需要解释一下：不是爹妈的文化程度决定子女前程，而是爹妈的思想水平制约了子女的发展。
爹妈没文化的多得是，不识字的爹妈大多数反而深明大义，他们对孩子往往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不怕爹妈没有文凭，就怕爹妈只有文凭，尤其是文凭还是掺了水的。比如上面那位妈是什么MBA，张口闭口“我们研究生班的同学”如何如何，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研究生”。毫不客气地说，这些“研究生班“恰恰是中国教育失败的罪证。
中国人往往重面子不重实质。拼死拼活去凑高考的热闹，大多数也就是要个大学毕业文凭，至于什么是水平，有时候都觉得顾不上了。为什么会有趋之若骛的“奥数”?为什么会有亿万人们去挤高考的“独木桥”?其中一个原因——我们有太多“MBA”的爹妈。一些学者在研究了欧美和中国的家庭关系后一致指出：中国的这种“捆绑”式关系限制了子女的“独立性”发展。“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就是父母在向子女散布独立的恐怖，因此现在许多高考学生不愿填报外地学校。
说到底，考不上大学不能怨父母，该怨的还是这种考试制度。这种制度先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什么重点学校重点班以及重点学生，然后貌似公平地把所有考生赶进同一个考场，因为事先有两次叫一二的模拟考，所以高考结果是绝大多数考生在进考场前就差不多已经预料到的，但还必须像澳门金沙门口的那些“游客”一样，抱着侥幸心理进去博弈。当然，最后只有一小撮“优等生”昂首走进“重点大学”，而大多数学生和学生家长在倍受折磨后只能在“复读”、“三本”和“几加几”等不多的路口苦苦选择。
原来，依照制度，不读大学和“死人”差不多，一下就被沦为“社会底层”，而多数中国人特别想让孩子成为社会上层。望子成龙无可厚非，但好心往往并无好报。道理很简单，中国人其多无比，而“龙”能有几条?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对于那位认为女儿出国可惜了的家长(她不存在经济原因)，我本想建议她别把者大学看太重，可是我实在开不了这个口。在咱们这里，你不敢去劝别人让他们的孩子不参加高考。虽然大家都明白，他们的孩子根本考不上大学。但劝也没用，他们一定要去碰一碰运气。其实没有人去算算账，这样会耽误多少工夫?人生的道路千万条，为什么偏要去挤独木桥?
(刘平，自由职业者，现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