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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全感的强弱是影响大学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大学生安全感缘何而来、因何而变的研究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尤显重要。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党员以及个人的努力程度与安全感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担任班干部的时间以及所在年级与安全感有一定的关系；安全感与学生的家庭背景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关键词]安全感 人口统计 家庭背景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6）02-0031-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02008
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增强、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对所处环境与未来生活的确定感和控制感明显减弱。对思想和人格还没有成熟的大学生来说，激烈的竞争和复杂的社会环境将使它们的不确定感更加明显。霍妮（K· Horney）认为，一个人生来的主要动机是寻求安全，避免恐惧和威胁。而不安全、恐惧的感受则会导致焦虑[1]。当前对大学生的社会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安全感影响着其一生的发展。因此，了解大学生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安全感的内涵
安全感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最早出现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述中。《心理学词典》将安全感定义为：个体在摆脱威胁情境或在受到保护时所体验到的情感，是维持个体生存不可缺少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个体想要得到安全、稳定和渴望受到保护，能够避免焦虑、恐惧等心理[2]。安全感是个体能够适度控制现在或将来生活的一种心理状态，对现在和将来的生活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加拿大心理学家威廉·布列茨认为，安全感是个体在自然奋斗过程中主导行动，并要对行为产生结果负责的一种心理。这一行为过程能够依据一定的目标得以完成，又对个体的人格构成安全感[3]。
我国学者丛中等人认为，安全感是对风险或危险的预期，可能对个体的心理或者躯体造成伤害；安全感表现为个体在应对事件过程中是否感到有力，包含确定控制感和人际安全感两个方面[4]。丛中、安莉娟编制的安全感量表（SQ）由人际安全、确定控制感两个因子构成，采用1～5级记分法，具有较好的信度及效度。该量表以中国人为样本进行测试，在国内具有很高的适用性[5]。笔者综合已有研究发现，国内已有研究多停留在对安全感的测量和安全感作用的探讨等方面，“目前，国内外对于安全感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安全型依恋对人格的影响，学生安全感对学习的影响，员工安全感对工作的影响以及灾民安全感对身心健康及其生活的影响等几个方面”[6]。刘少锋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和其各因子与安全感和其各因子均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积极心理资本的积累有利于提高心理安全感的水平，可以通过培养自我效能感、希望和韧性等方式来提高大学生的安全感[7]。
二、理论依据及研究假设
（一）理论依据
“资本是一种铭写在客体或主体结构中的力量，它也是一条强调社会世界内在规律性的原则”[8]。资本有其自身存在的意向，是蕴含在客观性之中的力量。“在特定的时刻，资本的不同类型和亚型的分布结构，在时间上体现了社会世界的内在结构，即铭写在这个世界的现实中的一整套强制性因素，这些强制性因素以一种持久的方式控制了它所产生的作用，并决定了实践成功的可能性”[9]。资本以潜在持久的方式决定着实践成功的可能性。马斯洛认为，心理安全感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安全、信心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满足个体各种需要的感觉[10]。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安全感是个体对现在和将来需要满足程度的感知。布迪厄明确指出，只有符合主流社会的家庭文化，才能真正地在社会中获益，并且整个社会为拥有优越家庭文化背景的学生（即国家精英）创造了更有利的成长条件。“行动者或许建构了社会现实，或许进行了以推行自己观点为目的的斗争和妥协，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带着自己的观点和利益，带着他们自己的关注原则，而所有这些观点、利益和关注原则又是由他们企图改变或者维护的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11]。行动者对社会的感知或者说安全感的强弱受其所处位置的影响，而拥有与社会主导文化一致的家庭文化背景的学生在社会和学校场域中能获得更有利的地位。“当人们的心智结构在客观上与他们小宇宙的社会结构相互协调时（他们的特殊利益就是在这种协调中并且通过这种协调在这个小宇宙建构起来，并且被倾注于这个小宇宙中），人们才不会不自不觉地作用于它们，作用于它们无意识之上的象征性霸权：由于与将行动者和社会空间的结构联系起来的关系是一样的”[12]。家庭文化背景优越的学生在社会中总是得到更好的待遇，他们是社会的宠儿，是布迪厄所说的“魔法的占有者”。在对安全的感知中，因家庭文化背景优越学生的需要更容易得到满足，安全感会更高。
（二）研究假设
笔者的调查对象是江苏师范大学的大学生，有效样本量为283份。自变量是学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人支持情况以及家庭背景。学生个人支持包括学生近一年获得奖学金情况、个人参与实践活动情况以及笔者自编的个人支持量表（主要包括“是否有经济压力”、“学习成绩”、“人际关系”等）。学生家庭背景主要是通过“学生来源地”、“父母职业”、“父母学历”以及“家庭社会关系”等来衡量的。因变量是安全感得分，采用的是丛中等学者编制的安全感量表（SQ量表）。
研究假设：（1）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大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有一定的影响关系。（2）学生个人的支持程度或努力程度与安全感得分成呈正相关。（3）大学生的家庭社会背景与安全感得分呈正相关。
三、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果的描述性分析
1人口统计学结果的描述性分析。从表1可以看出：（1）女性大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于男性。（2）年龄在20岁以上大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于20岁以下的，说明年龄越大，安全感的程度就越高，这与个体的心理成熟程度有一定的关系，而年龄越大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承受能力越强。（3）理科专业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于文科专业学生。（4）大四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最高，且学生年级越高安全感得分也就越高。（5）非独生子女的安全感得分高于独生子女的安全感得分。（6）党员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于非党员学生的安全感得分。（7）有恋人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于无恋人学生的安全感得分。 2个人支持的描述性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1）平均每天学习5～8小时的学生安全感得分最高，小于5小时和学习8～10小时学生的安全感得分相差不大，学习10小时以上的学生安全感得分最低。这说明并不是在学习上花的时间越多安全感就越高，学生的安全感与在学习中花费的时间并不成正比。（2）近一年来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安全感得分明显高于没有获奖学生的得分，这说明学生的学习成绩对安全感有一定的影响。成绩好的学生，自我满足感更强烈，更易于获得安全感。学生的安全感受学习成就感的影响，但与学习时间投入的关系并不明显。（3）近一年来参加过社会实践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于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学生的得分，这说明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对其安全感有一定的影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以主动、积极的态度面对社会，获得的安全感就更多。（4）目前担任校、院、社团或班级干部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于没有职务学生的安全感得分，这说明实践经验和能力对学生的安全感有一定的影响，即实践经验和能力越丰富，学生的安全感就越强。从“担任干部时间”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担任干部1-2年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最高，担任干部3年以上学生的安全感得分相对低些，没有担任过干部和任职时间1年以下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最低。概括来说，担任干部时间适中的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最高，时间过短或过长学生的安全感得分较低。
3家庭社会背景的描述性分析。由表3可以看出：（1）来源于县级城市、地级城市和省级城市学生的安全感要高于来源于农村和乡镇的学生。这与城市和农村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文化资本的获取总是被烙上最初条件的痕迹，在这种获取中遗留的、或多或少较为明显的痕迹，决定了某些文化资本区别于其他文化资本的价值”[13]。有城市文化背景的学生面对未来生活或变化的能力要强于农村文化背景的学生。（2）从家庭月收入来看，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是不同的，家庭月收入高学生的安全感得分要高于月收入低的学生，家庭月收入在6001～8000元之间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最高。（3）“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由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这十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14]。在问卷处理过程中笔者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视为第一等级（上层），将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视为第二等级（中层），将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视为第三等级（下层），将退休和城乡无业、失业与半失业阶层视为第四等级（底层）。从学生父母所从事职业的角度来看，处于等级两端的，即来自社会上层和底层学生的安全感得分低于来自社会中层和下层学生的得分。（4）从学生父亲的文化程度来看，父亲学历为博士和硕士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最低，这可能是因为父亲处于这一学历层次的样本量太少，对结果的解释产生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父亲学历为本科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最高，父亲为大专文化水平的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最低。由此可以看出，父亲学历对学生安全感的影响是变化波动的。（5）从学生母亲的文化程度来看，母亲为大专文化程度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最高，且随着母亲文化程度向上下两端变化，学生安全感得分呈下降趋势。这说明母亲学历处于中间水平学生的安全感最强。（6）从“家庭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家庭社会关系越广泛，学生安全感得分越高。
（二）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人支持和家庭背景对安全感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
1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确定。因变量是安全感得分，自变量为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人支持和家庭背景。其中，人口统计学特征可以从“性别”、“年龄”、“专业”、“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党员”、有无恋人”、“学制”、“年级”等二级指标来进行描述；个人支持可以从“平均每天学习时间”、“近一年获得奖学金情况”、“近一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目前是否为学生干部”、“担任学生干部的时间”等二级指标来描述；家庭背景可以从“来源地”、“家庭月收入”、“父亲职业”、“母亲职业”、“父亲学历”、“母亲学历”和“家庭社会关系”等二级指标来描述。
2构建模型。为检验大学生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人支持、家庭背景与安全感之间的关系，笔者分别构建了安全感与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人支持、家庭背景之间的多元回归模型，其计算公式如下： Y1=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β8X8+ε
Y2=β9X9+β10X10+β11X11+β12X12+β13X13+ β14X14+ε
Y3=β15X15+β16X16+β17X17+β18X18+β19X19+β20X20+β21X21+ε
3多元回归分析。（1）由表4可知，模型的R2为0599，表明回归模型中的因变量安全感得分在60%的程度上能被预测变量解释。且回归模型中的F=3579，其相伴概率P=0005，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中的自变量能显著预测因变量。（2）根据表5的检验可知，自变量X1、X2、X3、SYS2、X6的相伴概率都大于001或005，表明大学生的“性别”、“年龄”、“专业”、“学制”、“有无恋人”等指标与安全感的相关关系不显著。（3）由表5可知，大学生是否独生的回归系数B=8250，与假设方向相同，且t=2570，相伴概率P=0017，在00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中的自变量“是否独生子女”能显著预测因变量大学生的安全感。（4）大学生“是否党员”的回归系数B=9795，与假设方向相同，且t=2680，相伴概率P=0013，在00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中的自变量是否党员能显著预测因变量大学生的安全感。（5）虚拟变量CLA2的回归系数为B=47385，与假设方向相同，且t=4033，相伴概率P=0000，在00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中的大学生的安全感与处于大二这一“年级”有关，对相同的“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党员”的情况，大二学生比大一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47385，大三学生比大一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41366，大四学生比大一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42505。（6）由表6可知，模型的R2为0387，表明回归模型中的因变量安全感得分在40%的程度上能被预测变量解释。且回归模型中的F=10115，其相伴概率P=0000，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中的自变量能显著预测因变量。（7）根据表7的检验可知，自变量X9、STU2、STU3、X10、X11、X12、LET2、LET4、LET5的相伴概率都大于001或005，表明大学生的“学习时间”、“近一年是否获得奖学金”、“近一年的社会实践”、“目前是否为学生干部”等指标与安全感的相关度不显著。（8）由表7可知，大学生个人支持总分的回归系数B=1651，与假设方向相同，且t=8798，相伴概率P=0000，在00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中的大学生的安全感与大学生的个人支持总分有关；倘若个人的支持总分相同，担任学生干部时间为1-2年比没有担任干部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4552。（9）由表8可知，模型的R2为0120，表明回归模型中的因变量安全感得分在12%的程度上能被预测变量解释。
且回归模型中的F=0885，其相伴概率P=0642，大于005。在005的水平上不显著，表明模型中的自变量不能显著预测因变量，因此学生的家庭背景与安全感没有显著的影响关系。（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安全感与个体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人努力程度有关，与学生所处的环境，即家庭背景没有显著关系；非独生子女、党员大学生的安全感更高，有一定时期学生干部经历对大学生的安全感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与安全感显著相关的是大学生的个人支持，而与外在的家庭背景关系并不显著。在这一层面上来讲，提高大学生的安全感可以通过改变影响安全感的因素，如积极入党、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等方式、方法予以实现。
参考文献：
[1]王俊秀面对风险：公众安全感研究[J]社会，2008（4）：207
[2]Bandura，AHuman agency i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J]American psychologist，1989（9）：175
[3]杨宪华本科生幸福感与心理资本的状况及其关系[J]商洛学院学报，2012（2）：59—61
[4]唐家林等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2（7）：1105-1107
[5]付慧慧硕士研究生心理安全感、社会支持和心理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云南：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6]李幕，刘海燕心理安全感作用问卷的编制[J]求是，2012（1）：249
[7]刘少锋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对安全感的影响及其教育对策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8][9][1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89，190，196
[10]阿瑟·S·雷伯心理学词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765
[11][12][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8
[14]汝信等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16
[关键词]安全感 人口统计 家庭背景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6）02-0031-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02008
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增强、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对所处环境与未来生活的确定感和控制感明显减弱。对思想和人格还没有成熟的大学生来说，激烈的竞争和复杂的社会环境将使它们的不确定感更加明显。霍妮（K· Horney）认为，一个人生来的主要动机是寻求安全，避免恐惧和威胁。而不安全、恐惧的感受则会导致焦虑[1]。当前对大学生的社会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安全感影响着其一生的发展。因此，了解大学生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安全感的内涵
安全感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最早出现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述中。《心理学词典》将安全感定义为：个体在摆脱威胁情境或在受到保护时所体验到的情感，是维持个体生存不可缺少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个体想要得到安全、稳定和渴望受到保护，能够避免焦虑、恐惧等心理[2]。安全感是个体能够适度控制现在或将来生活的一种心理状态，对现在和将来的生活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加拿大心理学家威廉·布列茨认为，安全感是个体在自然奋斗过程中主导行动，并要对行为产生结果负责的一种心理。这一行为过程能够依据一定的目标得以完成，又对个体的人格构成安全感[3]。
我国学者丛中等人认为，安全感是对风险或危险的预期，可能对个体的心理或者躯体造成伤害；安全感表现为个体在应对事件过程中是否感到有力，包含确定控制感和人际安全感两个方面[4]。丛中、安莉娟编制的安全感量表（SQ）由人际安全、确定控制感两个因子构成，采用1～5级记分法，具有较好的信度及效度。该量表以中国人为样本进行测试，在国内具有很高的适用性[5]。笔者综合已有研究发现，国内已有研究多停留在对安全感的测量和安全感作用的探讨等方面，“目前，国内外对于安全感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安全型依恋对人格的影响，学生安全感对学习的影响，员工安全感对工作的影响以及灾民安全感对身心健康及其生活的影响等几个方面”[6]。刘少锋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和其各因子与安全感和其各因子均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积极心理资本的积累有利于提高心理安全感的水平，可以通过培养自我效能感、希望和韧性等方式来提高大学生的安全感[7]。
二、理论依据及研究假设
（一）理论依据
“资本是一种铭写在客体或主体结构中的力量，它也是一条强调社会世界内在规律性的原则”[8]。资本有其自身存在的意向，是蕴含在客观性之中的力量。“在特定的时刻，资本的不同类型和亚型的分布结构，在时间上体现了社会世界的内在结构，即铭写在这个世界的现实中的一整套强制性因素，这些强制性因素以一种持久的方式控制了它所产生的作用，并决定了实践成功的可能性”[9]。资本以潜在持久的方式决定着实践成功的可能性。马斯洛认为，心理安全感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安全、信心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满足个体各种需要的感觉[10]。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安全感是个体对现在和将来需要满足程度的感知。布迪厄明确指出，只有符合主流社会的家庭文化，才能真正地在社会中获益，并且整个社会为拥有优越家庭文化背景的学生（即国家精英）创造了更有利的成长条件。“行动者或许建构了社会现实，或许进行了以推行自己观点为目的的斗争和妥协，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带着自己的观点和利益，带着他们自己的关注原则，而所有这些观点、利益和关注原则又是由他们企图改变或者维护的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11]。行动者对社会的感知或者说安全感的强弱受其所处位置的影响，而拥有与社会主导文化一致的家庭文化背景的学生在社会和学校场域中能获得更有利的地位。“当人们的心智结构在客观上与他们小宇宙的社会结构相互协调时（他们的特殊利益就是在这种协调中并且通过这种协调在这个小宇宙建构起来，并且被倾注于这个小宇宙中），人们才不会不自不觉地作用于它们，作用于它们无意识之上的象征性霸权：由于与将行动者和社会空间的结构联系起来的关系是一样的”[12]。家庭文化背景优越的学生在社会中总是得到更好的待遇，他们是社会的宠儿，是布迪厄所说的“魔法的占有者”。在对安全的感知中，因家庭文化背景优越学生的需要更容易得到满足，安全感会更高。
（二）研究假设
笔者的调查对象是江苏师范大学的大学生，有效样本量为283份。自变量是学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人支持情况以及家庭背景。学生个人支持包括学生近一年获得奖学金情况、个人参与实践活动情况以及笔者自编的个人支持量表（主要包括“是否有经济压力”、“学习成绩”、“人际关系”等）。学生家庭背景主要是通过“学生来源地”、“父母职业”、“父母学历”以及“家庭社会关系”等来衡量的。因变量是安全感得分，采用的是丛中等学者编制的安全感量表（SQ量表）。
研究假设：（1）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大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有一定的影响关系。（2）学生个人的支持程度或努力程度与安全感得分成呈正相关。（3）大学生的家庭社会背景与安全感得分呈正相关。
三、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果的描述性分析
1人口统计学结果的描述性分析。从表1可以看出：（1）女性大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于男性。（2）年龄在20岁以上大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于20岁以下的，说明年龄越大，安全感的程度就越高，这与个体的心理成熟程度有一定的关系，而年龄越大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承受能力越强。（3）理科专业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于文科专业学生。（4）大四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最高，且学生年级越高安全感得分也就越高。（5）非独生子女的安全感得分高于独生子女的安全感得分。（6）党员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于非党员学生的安全感得分。（7）有恋人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于无恋人学生的安全感得分。 2个人支持的描述性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1）平均每天学习5～8小时的学生安全感得分最高，小于5小时和学习8～10小时学生的安全感得分相差不大，学习10小时以上的学生安全感得分最低。这说明并不是在学习上花的时间越多安全感就越高，学生的安全感与在学习中花费的时间并不成正比。（2）近一年来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安全感得分明显高于没有获奖学生的得分，这说明学生的学习成绩对安全感有一定的影响。成绩好的学生，自我满足感更强烈，更易于获得安全感。学生的安全感受学习成就感的影响，但与学习时间投入的关系并不明显。（3）近一年来参加过社会实践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于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学生的得分，这说明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对其安全感有一定的影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以主动、积极的态度面对社会，获得的安全感就更多。（4）目前担任校、院、社团或班级干部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于没有职务学生的安全感得分，这说明实践经验和能力对学生的安全感有一定的影响，即实践经验和能力越丰富，学生的安全感就越强。从“担任干部时间”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担任干部1-2年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最高，担任干部3年以上学生的安全感得分相对低些，没有担任过干部和任职时间1年以下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最低。概括来说，担任干部时间适中的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最高，时间过短或过长学生的安全感得分较低。
3家庭社会背景的描述性分析。由表3可以看出：（1）来源于县级城市、地级城市和省级城市学生的安全感要高于来源于农村和乡镇的学生。这与城市和农村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文化资本的获取总是被烙上最初条件的痕迹，在这种获取中遗留的、或多或少较为明显的痕迹，决定了某些文化资本区别于其他文化资本的价值”[13]。有城市文化背景的学生面对未来生活或变化的能力要强于农村文化背景的学生。（2）从家庭月收入来看，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是不同的，家庭月收入高学生的安全感得分要高于月收入低的学生，家庭月收入在6001～8000元之间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最高。（3）“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由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这十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14]。在问卷处理过程中笔者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视为第一等级（上层），将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视为第二等级（中层），将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视为第三等级（下层），将退休和城乡无业、失业与半失业阶层视为第四等级（底层）。从学生父母所从事职业的角度来看，处于等级两端的，即来自社会上层和底层学生的安全感得分低于来自社会中层和下层学生的得分。（4）从学生父亲的文化程度来看，父亲学历为博士和硕士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最低，这可能是因为父亲处于这一学历层次的样本量太少，对结果的解释产生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父亲学历为本科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最高，父亲为大专文化水平的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最低。由此可以看出，父亲学历对学生安全感的影响是变化波动的。（5）从学生母亲的文化程度来看，母亲为大专文化程度学生的安全感得分最高，且随着母亲文化程度向上下两端变化，学生安全感得分呈下降趋势。这说明母亲学历处于中间水平学生的安全感最强。（6）从“家庭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家庭社会关系越广泛，学生安全感得分越高。
（二）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人支持和家庭背景对安全感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
1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确定。因变量是安全感得分，自变量为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人支持和家庭背景。其中，人口统计学特征可以从“性别”、“年龄”、“专业”、“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党员”、有无恋人”、“学制”、“年级”等二级指标来进行描述；个人支持可以从“平均每天学习时间”、“近一年获得奖学金情况”、“近一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目前是否为学生干部”、“担任学生干部的时间”等二级指标来描述；家庭背景可以从“来源地”、“家庭月收入”、“父亲职业”、“母亲职业”、“父亲学历”、“母亲学历”和“家庭社会关系”等二级指标来描述。
2构建模型。为检验大学生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人支持、家庭背景与安全感之间的关系，笔者分别构建了安全感与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人支持、家庭背景之间的多元回归模型，其计算公式如下： Y1=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β8X8+ε
Y2=β9X9+β10X10+β11X11+β12X12+β13X13+ β14X14+ε
Y3=β15X15+β16X16+β17X17+β18X18+β19X19+β20X20+β21X21+ε
3多元回归分析。（1）由表4可知，模型的R2为0599，表明回归模型中的因变量安全感得分在60%的程度上能被预测变量解释。且回归模型中的F=3579，其相伴概率P=0005，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中的自变量能显著预测因变量。（2）根据表5的检验可知，自变量X1、X2、X3、SYS2、X6的相伴概率都大于001或005，表明大学生的“性别”、“年龄”、“专业”、“学制”、“有无恋人”等指标与安全感的相关关系不显著。（3）由表5可知，大学生是否独生的回归系数B=8250，与假设方向相同，且t=2570，相伴概率P=0017，在00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中的自变量“是否独生子女”能显著预测因变量大学生的安全感。（4）大学生“是否党员”的回归系数B=9795，与假设方向相同，且t=2680，相伴概率P=0013，在00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中的自变量是否党员能显著预测因变量大学生的安全感。（5）虚拟变量CLA2的回归系数为B=47385，与假设方向相同，且t=4033，相伴概率P=0000，在00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中的大学生的安全感与处于大二这一“年级”有关，对相同的“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党员”的情况，大二学生比大一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47385，大三学生比大一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41366，大四学生比大一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42505。（6）由表6可知，模型的R2为0387，表明回归模型中的因变量安全感得分在40%的程度上能被预测变量解释。且回归模型中的F=10115，其相伴概率P=0000，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中的自变量能显著预测因变量。（7）根据表7的检验可知，自变量X9、STU2、STU3、X10、X11、X12、LET2、LET4、LET5的相伴概率都大于001或005，表明大学生的“学习时间”、“近一年是否获得奖学金”、“近一年的社会实践”、“目前是否为学生干部”等指标与安全感的相关度不显著。（8）由表7可知，大学生个人支持总分的回归系数B=1651，与假设方向相同，且t=8798，相伴概率P=0000，在00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中的大学生的安全感与大学生的个人支持总分有关；倘若个人的支持总分相同，担任学生干部时间为1-2年比没有担任干部学生的安全感得分高4552。（9）由表8可知，模型的R2为0120，表明回归模型中的因变量安全感得分在12%的程度上能被预测变量解释。
且回归模型中的F=0885，其相伴概率P=0642，大于005。在005的水平上不显著，表明模型中的自变量不能显著预测因变量，因此学生的家庭背景与安全感没有显著的影响关系。（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安全感与个体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人努力程度有关，与学生所处的环境，即家庭背景没有显著关系；非独生子女、党员大学生的安全感更高，有一定时期学生干部经历对大学生的安全感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与安全感显著相关的是大学生的个人支持，而与外在的家庭背景关系并不显著。在这一层面上来讲，提高大学生的安全感可以通过改变影响安全感的因素，如积极入党、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等方式、方法予以实现。
参考文献：
[1]王俊秀面对风险：公众安全感研究[J]社会，2008（4）：207
[2]Bandura，AHuman agency i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J]American psychologist，1989（9）：175
[3]杨宪华本科生幸福感与心理资本的状况及其关系[J]商洛学院学报，2012（2）：59—61
[4]唐家林等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2（7）：1105-1107
[5]付慧慧硕士研究生心理安全感、社会支持和心理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云南：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6]李幕，刘海燕心理安全感作用问卷的编制[J]求是，2012（1）：249
[7]刘少锋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对安全感的影响及其教育对策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8][9][1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89，190，196
[10]阿瑟·S·雷伯心理学词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765
[11][12][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8
[14]汝信等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