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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前后，开始流行“汉派”文化的说法，但“汉派”文化的生成却在一个世纪以前。汉派文化是近现代以来形成于武汉，有着特定武汉精神与灵魂的现代大都市文化派系。汉派文化与武汉文化密切相关，但又并非等同。武汉文化意指武汉地区文化，但凡存于武汉属地的各种文化都属于武汉文化，而汉派文化的突出特色则在于它都市性质的汉韵汉味。作为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都市文化，汉派文化类似于“海派”却又有着不同于“海派”的地域形成特点。汉派文化是随着移民文化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混合型的移植文化，其本质是市民社会中的荆楚文化与工商文化的融合。从文化的源流来看，传统荆楚文化是构成汉派文化的根基与渊薮。当然，由于武汉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发展历史，汉派文化的构成又远为复杂。
汉派文化的生成历史大致可以1861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861年开埠之前为传统商业市镇发展阶段，它奠定了汉派文化形成的基础。1861年之后，为现代都会发展阶段，生成了真正的汉派文化。武汉作为商业与军事重镇的地位远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自汉、南北朝、元、明等时期的发展，武汉逐渐成为辐辏云集的重要水陆交通枢纽。明万历时，汉口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其他三镇分别是景德镇、佛山镇、朱仙镇）。不同于景德镇以瓷器兴盛，佛山镇以手工业繁荣，朱仙镇以版画闻名，汉口突显的是口岸商业。武汉商业的发展为汉派文化的形成准备了基础。1861年，汉口正式对外开埠之后，汉口作为当时对外贸易的地位与作用直逼上海，开始了武汉城市的现代转型。1889年8月8日，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开始在汉施行一系列的洋务运动。由此，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交汇融通，随之，近代中国的工商业文明、教育文明及政治文明等次第发展。武汉开始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是当时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金融中心和工商业都市，武汉也因此有了“东方芝加哥”的美誉。汉派文化由是形成，并影响深远，一度比肩于海派文化。
汉派文化的形成首先就在于它的两江汇聚及其辐凑八方的水路机缘。聚南来北往之客，瞬息万变，短视功利，但似乎也更平民化。开埠之后，租借文化浸润，使得武汉能够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加之，武汉位置极其特殊，四通八达，过渡南北，承东接西，是荆楚文化、中州文化、巴蜀文化、关中文化、江南文化等多种文化的汇聚点，包容性与更新性极强，也因此使得汉派文化具有了东南西北结合、中西交汇的杂乱与怪异。汉派文化又是荆楚文化的一脉，荆楚文化是汉派形成的基底。盘龙城殷商文化的古老、知音古琴台的余韵、黄鹤楼的传说，甚至屈原投江的悲情等，都在述说着武汉地区绵延不绝的楚风汉韵。
比之海派文化，汉派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杂”。杂多之中蕴涵融通，是一种极具包容性与更新性的平民文化，有着更多的小市民性，市井气息浓重，不若海派文化的标新与洋气，也不若京派文化的沉静与雍容。京派文化意味着一种“静”，代表着文化的正统与贵族，质属于传统中国的乡土文明与“官”文化，但也已经感受到工商文明隐隐的威胁，并因之带来精神的震荡。就包容性与更新性等的特性上说，汉派文化近于海派文化，都属于近现代中国的工商金融文化。但因文化基底，形成历史，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汉派文化与海派文化毕竟又有着诸多的不同。汉派文化的沉潜、开新、通变、包容、超越的个性似乎是京海派文化同所困乏的。
“文学是历史文化的一种生命形态”（杨义《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载《海南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有了汉派文化的潜在影响，也便产生了与汉派文化密切相关的带有汉派文化特征的文学，或者直接地说汉派文学（类似于海派文学，是一种泛化的称谓），即带有楚风汉韵、汉味风情的都市文学。武汉作为一直以来特殊的“聚”点，汉派文学也绝非武汉地区文学的唯一形态，而是武汉地区多元文学的一种，特定的时期，还是非常微弱的一支，似一股潜流。具有汉派文化特征的文学与武汉地区各种外来形态的文学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及交互的影响。
武汉虽历史悠久，但在几千年的文明史当中，武汉并未成为大区域的人文中心。文人创作多是留居或过往于武汉的“侨寓”文学。带有武汉本土文化意味的文学并不多，主要限于地方性的民歌、竹枝词及各种奇闻风雅逸事的诗文等。而真正属于现代武汉的，带有地方城市意味的汉派文学则恰恰是在汉派文化生成以后的事，但却有着一个渐变、反复、蜿蜒、潜在生成的过程。
近代（清末民初）武汉文学传统意识浓重，诗词以旧体诗词为主，散文以文言散文为盛，而小说创作则是了了。能够代表此一时期武汉文学的文人主要有以张之洞为中心的晚唐诗派以及张裕钊的散文等。而带有消闲意味的，刊载于报刊媒体，迎合市民大众文化口味的游戏文、消闲文等则反映了那个时期武汉市民的文化内容，也体现了当时的汉派文化风情。比较有名的如宦海之、密子公、金煦生、吴耳似、包柚斧、刘云集等为《公论报》（1907年创刊）副刊写的汉上清闲录等。不过，整体而言，晚清民初，因武汉地处内陆，相较于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未得风气之先。文学创作基本上反映了对封建传统文化的依恋以及壮志难酬无可奈何的凄楚情怀。尚缺乏世纪之交历史巨变而带有的昂扬之气与现代气息。鸦片战争以后，国势衰微，民族危机等也开始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武汉文学作品中。辛亥革命前后，武汉报刊迅猛发展，成为武汉旧民主主义革命派运动白话文体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载体，也带来武汉文学的平民化倾向。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外来思想、白话文写作以及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对武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学创作随之出现了新的面貌。代表性的如共产党人恽代英在武汉率先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创办利群书社及《武昌星期评论》《互助》《我们的》等刊物，其文学活动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运动机密相连，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发扬与延续着“五四”文学的启蒙主题。
抗战前的上世纪30年代，武汉文艺界有文化沙漠之称。武汉虽有“九省通衢”与大革命时期的全国性影響，但文学成就零落微弱，同当时的北京、上海，甚至天津、广州相比，不能同日而语。此一时期，武汉成长起来或在武汉开始产生影响的作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有“陈荒煤、张光年（张文光、光未然）丽尼（郭安仁）、严文井、黄钢、孔罗蓀、秦兆阳、邹荻帆、伍禾等”，其文学创作多以现实主义的笔墨，反映严峻的现实。 抗战爆发之初，武汉成为短暂的战时陪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众多文学名家如郭沫若、茅盾、老舍、郁达夫、田汉、阳翰笙、冯乃超、姚雪垠、楼适夷、洪深、丰子恺、胡风、孔罗蓀等荟萃武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也在武汉宣告成立，意味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代表抗战时期武汉文学的则是救亡文化热潮与文学运动的如火如荼。
沦陷时期的武汉（1938年10月—1945年8月），作家大部分撤走，武汉文学失去了沦陷前的繁荣景象。日伪控制武汉局势之后，武汉的文艺活动开始复苏，但情况颇为复杂，有为日本侵略者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服务的反动文学，也有一些民间性文学，以及一些中国共产党影响的进步青年文学等。但都带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1940年8月，武汉文艺协会的机关刊物《文艺》月刊创刊，《文艺》月刊上的一些小说、散文在武汉沦陷的大背景中却显示出几许汉派文化的意味。如汉青的《兼职》（载于三卷四期），匡华的《阿文》（载于三卷一期），赵鹰的《淘汰》（载于三卷四期）等，反映了小市民的人世艰辛，离恨别愁，世事沧桑，有沦陷区武汉人民的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有着市民生活的蝇营狗苟。这是属于时代的，也是属于武汉城市特殊时期的人间影像。
1945年之后，内战爆发，武汉文学活动一度停滞。上世纪50—1970年代，是政治化一体的文学统领文坛的时代。武汉文学的地方文化特征被淹没在政治文学的声浪中。
1980年以后，具有汉派文化特征的武汉文学迅速崛起，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武汉作家群以文学的形式显现汉派文化的历史，抒写武汉市民百态，以种种的形式，在各自的领域对武汉都市进行着抒写，体现出浓厚的汉派文化特色。作家群的创作规模之大，作品之多，影响力之大，都是超乎想象的，诚如李俊国先生在江汉大学举办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所说，当代武汉都市小说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当代海派小说，完全可以“汉派”命名，与文学的“京派”“海派”三足鼎立。新时期以来武汉文学的汉派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以文学的形式呈现汉派文化生成的历史。
新时期武汉文学展现了近现代老武汉的人物百态、风土民情、历史变迁，也是感性的文化历史，记录着早期汉派文化的繁荣与驳杂。如彭建新的“红尘三部曲”（《孕城》《招魂》《世娩》）讲述了近现代汉口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再现了三教九流的生活，描述了市井里巷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从市井生活的层面上反映了老汉口的发展史，也似汉派文化的形成史。文本虽有日本占领以及漫长战争的时代背景，但用笔的着力点却体现于这一特殊背景下的生命形态。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大量武汉方言、市井语言、俗语、俚语的运用，尤为凸显了汉派文化的意味。钱鹏喜的《花会》以20世纪30年代初至抗战胜利为大背景，讲述了“花会”（“花会”是民间赌博方式）传入武汉后，民众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疯狂地参与花会赌博，影响遍及老汉口的街道闾巷。这种赌博活动折射出这座城市里人们的巨大欲望，这种欲望是以金钱为投注，期望获得更大利润的心理活动。作家在讲述花会在武汉风云变幻过程时，插入了一桩桩老汉口的往事，塑造了众多汉口人九头鸟的人物形象，凸显了老汉口这座城市独特的地域文化与社会的变迁。让我们更容易走进历史，走进近代汉口，走进这座城市文化精髓。
其二，当下市民百态的抒写与汉派文学的现代发展。
常被冠之以“新写实”小说家的池莉、方方、刘震云等的小说诚然写出了普通市民生存的艰难，但也同时显示了武汉市民的文化品格。人是文化的动物，武汉人的坚韧自强，锐意进取，精明能干，豪爽任侠，率性易怒，幽默泼辣等种种的精神品格，就似一种流动、感性而鲜活的汉派文化。这是当下的武汉市民，也似發展了的汉派文化，有传统汉派文化的积习，更有着现代性的一面。以最具有代表性的池莉为例。其小说中的印家厚、“猫子”、李小兰、王老太等小市民形象有着都市市民的一般性特征，但也特有着武汉城市精神文化的属性。城市市民品性的庸俗、泼辣、琐屑等固然非武汉所独有，但当你品味其小说中的市民形象及其生活时，你会由衷地发现与认定那是属于武汉的，如《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的王老太，如数家珍对于武汉小吃的一段述说：
老通城的豆皮，一品香的一品大包，蔡林记的热干面，谈炎记的水饺，田恒启的糊汤米粉，厚生里的什锦豆腐脑，老谦记的牛肉枯炒豆丝，民生堂的小小汤圆，王芳斋的麻蓉汤圆，同兴里的油香，顺香居的重油烧梅，民众甜食的汰汁酒，福庆和的牛肉米粉。
那带有方言土语的腔调，活画出了一个武汉小吃通的形象，充满着俗趣，而这种俗趣与生动无疑体现着武汉城市文化的精神。
另外，池莉、方方、彭建新、钱鹏喜、董宏猷、姜鸣燕、刘醒龙、李修文、张执浩、阿毛等众多当代武汉作家对武汉的都市叙事，都涉及到了武汉城市地名，这些武汉“地名”既有着小说功能性的意义，也有着文化地理的意义。董宏猷的《汉口码头》里的“码头”不仅是人物活动、生存的场所，同时也象征了汉口这座城市的“狭义精神”。姜鸣燕的《汉口的风花雪月》里的“汉正街”，既演绎着民国时期汉口女子的爱情故事与沧桑往事，也意味着汉口的热闹与“驳杂”。方方《风景》中的“河南棚子”即今天的刘家庙一带。历史上的“河南棚子”曾是汉口最大的移民居住地。小说里的“河南棚子”中底层市民谋生的艰辛，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着汉派文化的“混合型”特征。池莉《不谈爱情》中的“花楼街”既是武汉小市民生活的舞台，也承载着汉派文化的历史、现在与将来。“花楼街”的热辣似武汉市民的显性标签，也似乎成了汉派文化的徽号。“地名”是文化历史的印章，武汉文学中的武汉城市地名也正凝缩与表征着汉派文化的历史。
汉派文化是现代中国大都市文化派系当中的重要一派，汉派文化影响下的汉派文学虽发展稍晚，但风头正健。汉派文学也日益成为现代中国多元都市文学当中重要的一元。研究汉派文化与汉派文学，对于丰富与繁荣现代中国都市文化文学，形成一种多元共生、互补互识的都市文化文学生态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京派、海派文化文学研究的如火如荼长盛不衰，汉派文化文学也理应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我们期待也可望汉派文化文学研究有长足的发展。
（作者简介：陈啸，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京海汉派文学文化研究。）
汉派文化的生成历史大致可以1861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861年开埠之前为传统商业市镇发展阶段，它奠定了汉派文化形成的基础。1861年之后，为现代都会发展阶段，生成了真正的汉派文化。武汉作为商业与军事重镇的地位远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自汉、南北朝、元、明等时期的发展，武汉逐渐成为辐辏云集的重要水陆交通枢纽。明万历时，汉口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其他三镇分别是景德镇、佛山镇、朱仙镇）。不同于景德镇以瓷器兴盛，佛山镇以手工业繁荣，朱仙镇以版画闻名，汉口突显的是口岸商业。武汉商业的发展为汉派文化的形成准备了基础。1861年，汉口正式对外开埠之后，汉口作为当时对外贸易的地位与作用直逼上海，开始了武汉城市的现代转型。1889年8月8日，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开始在汉施行一系列的洋务运动。由此，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交汇融通，随之，近代中国的工商业文明、教育文明及政治文明等次第发展。武汉开始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是当时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金融中心和工商业都市，武汉也因此有了“东方芝加哥”的美誉。汉派文化由是形成，并影响深远，一度比肩于海派文化。
汉派文化的形成首先就在于它的两江汇聚及其辐凑八方的水路机缘。聚南来北往之客，瞬息万变，短视功利，但似乎也更平民化。开埠之后，租借文化浸润，使得武汉能够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加之，武汉位置极其特殊，四通八达，过渡南北，承东接西，是荆楚文化、中州文化、巴蜀文化、关中文化、江南文化等多种文化的汇聚点，包容性与更新性极强，也因此使得汉派文化具有了东南西北结合、中西交汇的杂乱与怪异。汉派文化又是荆楚文化的一脉，荆楚文化是汉派形成的基底。盘龙城殷商文化的古老、知音古琴台的余韵、黄鹤楼的传说，甚至屈原投江的悲情等，都在述说着武汉地区绵延不绝的楚风汉韵。
比之海派文化，汉派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杂”。杂多之中蕴涵融通，是一种极具包容性与更新性的平民文化，有着更多的小市民性，市井气息浓重，不若海派文化的标新与洋气，也不若京派文化的沉静与雍容。京派文化意味着一种“静”，代表着文化的正统与贵族，质属于传统中国的乡土文明与“官”文化，但也已经感受到工商文明隐隐的威胁，并因之带来精神的震荡。就包容性与更新性等的特性上说，汉派文化近于海派文化，都属于近现代中国的工商金融文化。但因文化基底，形成历史，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汉派文化与海派文化毕竟又有着诸多的不同。汉派文化的沉潜、开新、通变、包容、超越的个性似乎是京海派文化同所困乏的。
“文学是历史文化的一种生命形态”（杨义《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载《海南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有了汉派文化的潜在影响，也便产生了与汉派文化密切相关的带有汉派文化特征的文学，或者直接地说汉派文学（类似于海派文学，是一种泛化的称谓），即带有楚风汉韵、汉味风情的都市文学。武汉作为一直以来特殊的“聚”点，汉派文学也绝非武汉地区文学的唯一形态，而是武汉地区多元文学的一种，特定的时期，还是非常微弱的一支，似一股潜流。具有汉派文化特征的文学与武汉地区各种外来形态的文学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及交互的影响。
武汉虽历史悠久，但在几千年的文明史当中，武汉并未成为大区域的人文中心。文人创作多是留居或过往于武汉的“侨寓”文学。带有武汉本土文化意味的文学并不多，主要限于地方性的民歌、竹枝词及各种奇闻风雅逸事的诗文等。而真正属于现代武汉的，带有地方城市意味的汉派文学则恰恰是在汉派文化生成以后的事，但却有着一个渐变、反复、蜿蜒、潜在生成的过程。
近代（清末民初）武汉文学传统意识浓重，诗词以旧体诗词为主，散文以文言散文为盛，而小说创作则是了了。能够代表此一时期武汉文学的文人主要有以张之洞为中心的晚唐诗派以及张裕钊的散文等。而带有消闲意味的，刊载于报刊媒体，迎合市民大众文化口味的游戏文、消闲文等则反映了那个时期武汉市民的文化内容，也体现了当时的汉派文化风情。比较有名的如宦海之、密子公、金煦生、吴耳似、包柚斧、刘云集等为《公论报》（1907年创刊）副刊写的汉上清闲录等。不过，整体而言，晚清民初，因武汉地处内陆，相较于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未得风气之先。文学创作基本上反映了对封建传统文化的依恋以及壮志难酬无可奈何的凄楚情怀。尚缺乏世纪之交历史巨变而带有的昂扬之气与现代气息。鸦片战争以后，国势衰微，民族危机等也开始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武汉文学作品中。辛亥革命前后，武汉报刊迅猛发展，成为武汉旧民主主义革命派运动白话文体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载体，也带来武汉文学的平民化倾向。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外来思想、白话文写作以及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对武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学创作随之出现了新的面貌。代表性的如共产党人恽代英在武汉率先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创办利群书社及《武昌星期评论》《互助》《我们的》等刊物，其文学活动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运动机密相连，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发扬与延续着“五四”文学的启蒙主题。
抗战前的上世纪30年代，武汉文艺界有文化沙漠之称。武汉虽有“九省通衢”与大革命时期的全国性影響，但文学成就零落微弱，同当时的北京、上海，甚至天津、广州相比，不能同日而语。此一时期，武汉成长起来或在武汉开始产生影响的作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有“陈荒煤、张光年（张文光、光未然）丽尼（郭安仁）、严文井、黄钢、孔罗蓀、秦兆阳、邹荻帆、伍禾等”，其文学创作多以现实主义的笔墨，反映严峻的现实。 抗战爆发之初，武汉成为短暂的战时陪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众多文学名家如郭沫若、茅盾、老舍、郁达夫、田汉、阳翰笙、冯乃超、姚雪垠、楼适夷、洪深、丰子恺、胡风、孔罗蓀等荟萃武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也在武汉宣告成立，意味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代表抗战时期武汉文学的则是救亡文化热潮与文学运动的如火如荼。
沦陷时期的武汉（1938年10月—1945年8月），作家大部分撤走，武汉文学失去了沦陷前的繁荣景象。日伪控制武汉局势之后，武汉的文艺活动开始复苏，但情况颇为复杂，有为日本侵略者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服务的反动文学，也有一些民间性文学，以及一些中国共产党影响的进步青年文学等。但都带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1940年8月，武汉文艺协会的机关刊物《文艺》月刊创刊，《文艺》月刊上的一些小说、散文在武汉沦陷的大背景中却显示出几许汉派文化的意味。如汉青的《兼职》（载于三卷四期），匡华的《阿文》（载于三卷一期），赵鹰的《淘汰》（载于三卷四期）等，反映了小市民的人世艰辛，离恨别愁，世事沧桑，有沦陷区武汉人民的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有着市民生活的蝇营狗苟。这是属于时代的，也是属于武汉城市特殊时期的人间影像。
1945年之后，内战爆发，武汉文学活动一度停滞。上世纪50—1970年代，是政治化一体的文学统领文坛的时代。武汉文学的地方文化特征被淹没在政治文学的声浪中。
1980年以后，具有汉派文化特征的武汉文学迅速崛起，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武汉作家群以文学的形式显现汉派文化的历史，抒写武汉市民百态，以种种的形式，在各自的领域对武汉都市进行着抒写，体现出浓厚的汉派文化特色。作家群的创作规模之大，作品之多，影响力之大，都是超乎想象的，诚如李俊国先生在江汉大学举办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所说，当代武汉都市小说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当代海派小说，完全可以“汉派”命名，与文学的“京派”“海派”三足鼎立。新时期以来武汉文学的汉派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以文学的形式呈现汉派文化生成的历史。
新时期武汉文学展现了近现代老武汉的人物百态、风土民情、历史变迁，也是感性的文化历史，记录着早期汉派文化的繁荣与驳杂。如彭建新的“红尘三部曲”（《孕城》《招魂》《世娩》）讲述了近现代汉口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再现了三教九流的生活，描述了市井里巷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从市井生活的层面上反映了老汉口的发展史，也似汉派文化的形成史。文本虽有日本占领以及漫长战争的时代背景，但用笔的着力点却体现于这一特殊背景下的生命形态。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大量武汉方言、市井语言、俗语、俚语的运用，尤为凸显了汉派文化的意味。钱鹏喜的《花会》以20世纪30年代初至抗战胜利为大背景，讲述了“花会”（“花会”是民间赌博方式）传入武汉后，民众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疯狂地参与花会赌博，影响遍及老汉口的街道闾巷。这种赌博活动折射出这座城市里人们的巨大欲望，这种欲望是以金钱为投注，期望获得更大利润的心理活动。作家在讲述花会在武汉风云变幻过程时，插入了一桩桩老汉口的往事，塑造了众多汉口人九头鸟的人物形象，凸显了老汉口这座城市独特的地域文化与社会的变迁。让我们更容易走进历史，走进近代汉口，走进这座城市文化精髓。
其二，当下市民百态的抒写与汉派文学的现代发展。
常被冠之以“新写实”小说家的池莉、方方、刘震云等的小说诚然写出了普通市民生存的艰难，但也同时显示了武汉市民的文化品格。人是文化的动物，武汉人的坚韧自强，锐意进取，精明能干，豪爽任侠，率性易怒，幽默泼辣等种种的精神品格，就似一种流动、感性而鲜活的汉派文化。这是当下的武汉市民，也似發展了的汉派文化，有传统汉派文化的积习，更有着现代性的一面。以最具有代表性的池莉为例。其小说中的印家厚、“猫子”、李小兰、王老太等小市民形象有着都市市民的一般性特征，但也特有着武汉城市精神文化的属性。城市市民品性的庸俗、泼辣、琐屑等固然非武汉所独有，但当你品味其小说中的市民形象及其生活时，你会由衷地发现与认定那是属于武汉的，如《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的王老太，如数家珍对于武汉小吃的一段述说：
老通城的豆皮，一品香的一品大包，蔡林记的热干面，谈炎记的水饺，田恒启的糊汤米粉，厚生里的什锦豆腐脑，老谦记的牛肉枯炒豆丝，民生堂的小小汤圆，王芳斋的麻蓉汤圆，同兴里的油香，顺香居的重油烧梅，民众甜食的汰汁酒，福庆和的牛肉米粉。
那带有方言土语的腔调，活画出了一个武汉小吃通的形象，充满着俗趣，而这种俗趣与生动无疑体现着武汉城市文化的精神。
另外，池莉、方方、彭建新、钱鹏喜、董宏猷、姜鸣燕、刘醒龙、李修文、张执浩、阿毛等众多当代武汉作家对武汉的都市叙事，都涉及到了武汉城市地名，这些武汉“地名”既有着小说功能性的意义，也有着文化地理的意义。董宏猷的《汉口码头》里的“码头”不仅是人物活动、生存的场所，同时也象征了汉口这座城市的“狭义精神”。姜鸣燕的《汉口的风花雪月》里的“汉正街”，既演绎着民国时期汉口女子的爱情故事与沧桑往事，也意味着汉口的热闹与“驳杂”。方方《风景》中的“河南棚子”即今天的刘家庙一带。历史上的“河南棚子”曾是汉口最大的移民居住地。小说里的“河南棚子”中底层市民谋生的艰辛，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着汉派文化的“混合型”特征。池莉《不谈爱情》中的“花楼街”既是武汉小市民生活的舞台，也承载着汉派文化的历史、现在与将来。“花楼街”的热辣似武汉市民的显性标签，也似乎成了汉派文化的徽号。“地名”是文化历史的印章，武汉文学中的武汉城市地名也正凝缩与表征着汉派文化的历史。
汉派文化是现代中国大都市文化派系当中的重要一派，汉派文化影响下的汉派文学虽发展稍晚，但风头正健。汉派文学也日益成为现代中国多元都市文学当中重要的一元。研究汉派文化与汉派文学，对于丰富与繁荣现代中国都市文化文学，形成一种多元共生、互补互识的都市文化文学生态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京派、海派文化文学研究的如火如荼长盛不衰，汉派文化文学也理应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我们期待也可望汉派文化文学研究有长足的发展。
（作者简介：陈啸，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京海汉派文学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