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影片《色·戒》以其对人性的反观和自省实现了“人”对“意识形态神话”的超越，由此引发了对人的生存价值以及性别意识的双重思考。王佳芝的生存困境既是虚假的意识形态同真实环境相冲突的产物，也是女性话语与政治话语相对抗的必然结果。因此，她的突围显示了对于徘徊于真实和虚无之间的女性身份的焦虑，同时也为影片增添了一抹苍凉的人性美色彩。
关键词 意识形态神话 女性身份 突围 苍凉 人性美
张爱玲说过，“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可是这个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影片《色·戒》,所要诠释的正是这样一个沉沦时代的人的迷失。和影片中的其他爱国同胞一样，王佳芝是怀着一腔热血投入到刺杀汉奸易先生的行动中去的，然而，在行动即将实施的时候，她却为情所困，关键时刻放走了易先生。王佳芝的选择似乎出于偶然，又似乎出于女性的本能。当我们力图作出某种意识形态解释的时候。却遭到了来自女性文本的反抗；当我们力图从政治文本中剥离出潜在的女性文本的时候，却又发现所谓的性别意识只不过是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支配下的虚假幻像。因此，身陷重围的王佳芝是不可能走向女性真实的。她的突围只不过是从人生的一端走向了另一端，“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也许，虚无观念是张爱玲对王佳芝沉沦的最好阐释，它展示了现实中的女性在极限境遇下的生存困境和挣扎徘徊，注入了作者对于苦难时代的女性的悲天悯人的终极情怀，并有助于我们实现对真实人性的反观和自省。
一、意识形态神话的解构
影片开头出现了王佳芝回忆的场面。那是爱国同胞们和自己的姐妹们开赴抗战前线的壮烈场景，那是她心头无法抹去的神话。可以说。这一神话一直活在她心中，成为她敢于牺牲自己成就千秋伟业的崇高信仰。在大学期间，她就是一个出色的话剧演员，她的演出与爱国、仇恨、杀敌等神圣的字眼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生活在爱国主义为她所熔铸的崇高境界之中。因此，当刺杀汪精卫身边的大汉奸的机会来临时，她毫不犹豫地承担了这一行动的主角——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漂亮的女人往往会以自己的姿色出奇制胜。历史上的西施、貂蝉乃至于王昭君，不都是以她们的姿色或智慧成就了千秋伟业了吗?爱国主义是神圣的，庄严的，然而爱国主义与具体感性在人性层面能否达到完全的吻合，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由此。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怎样将爱国主义化诸于具体的行动?爱国主义需要人性作出牺牲吗?具体到“刺易”行动中，爱国主义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悖论：如果爱国主义是以求得包括个人在内的民族国家的解放为目的，那么这一解放难道不包括妇女的解放吗?将一个爱国行动本身等同于爱国主义。其实是将意识形态神话化了。如果妇女的解放是以妇女的牺牲为前提，那这本身就是一个将意识形态加以神化的命题。事实上，王佳芝所承担的就是这样一个虚假命题，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她与自己并不爱恋甚至有一些反感的周闰生上了床，目的是获得一个有着性经验的麦太太身份。在一个虚假的命题下，在意识形态的虚假需求的条件下，王佳芝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包括少女朦胧的初恋和贞操。然而，这样的代价并不能赢得战友们的尊重和敬仰，反而招致了他们的鄙夷和对自己的陌生感。同样的例子在法国作家莫伯桑的小说《羊脂球》中也有出现，当羊脂球用自己的肉体换回了同车人的安全后，不但没有赢得他们的敬重，反而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正如鲁迅先生在批评“民族主义文学”时所指出的。“闻悲歌而泪垂。听壮歌而愤泄……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掩过了这‘死’，给大爱接着就得忘却”。“热闹”之后就是冷漠。“大爱”背后就是人性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痼疾。
《色·戒》并非是一出完整意义上的情节剧。实际上，它需要讲述的并非政治文本，而是政治文本中潜藏着的某种女性文本。女性文本的出现正是对意识形态神话的逆反和解构。当王佳芝真正踏入易公馆的时候，她便开始了对意识形态神话的反动——在她看来，解构神话正是对自己意识形态迷失的一次拨正，由此可能走向真正的人的生活。真实性是个体生命存在的起始，它不需要用目的加以还原。也不需要用结果加以验证，它只需要感知和体验，一种关于生命的本真体验，无论这种体验是欢乐还是痛苦，无论其命运的结局是生还是死。正如法国学者阿尔都塞所指出的。“一个剧本的批判力归根到底既不在于它的演员又不在于演员所表现的关系，而在于被自发意识形态所异化了的自我意识同这些人物所生活的真实环境之间存在的生动关系。”阿尔都塞在这里所讲的自我意识是一个社会或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或时代可以从中认出自己(不是认识自己)的那些家喻户晓和众所周知的神话”。因此，体现在王佳芝身上的女性文本对于政治文本的抵触与对抗，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情节剧的整体性和连贯性，显示了人性之于残酷、真实之于虚假的断裂，也显示了自我意识同人的真实生活环境之间的冲突及其张力，并从一个层面产生了布莱希特所称之为“间隔效应”的东西。同戏剧一样，电影也会产生这种间隔效果，它促使我们从意识形态所编织的虚假需求中解放出来，用一种超然的静态的眼光来审视女性在沉沦时代所发生的人性异化，从而寻找王佳芝悲剧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意识形态不过是一面镜子，自我在这面镜子中不断地扭曲、变形，从而背离了人的真实本性。而要真正地认识自己，就必须把镜子连同里面的镜像打破。从而塑造出一个真实的自我。王佳芝所要打破的。正是这面带有问题的镜子。
二、女性身份的焦虑
当我们说女性文本嵌入到政治文本的时候，意味着王佳芝肩负着双重身份：一种身份是不允许有任何儿女私情的政治身份，一种身份是作为真实的人存在的女性身份。在与易先生正面接触之前，她的政治身份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她的女性身份仅仅表现为一个符号。符号的功能仅仅在于推动情节剧发展的进程。而这一符号本身的含义则被压抑在宏大的叙事背后。成为政治文本的牺牲品。随着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符号背后的情感意蕴开始凸现出来，女性文本开始与政治文本相抗衡。双重身份使得王佳芝疲惫不堪。她充当情人角色的时候。不断地受到政治身份的压迫和逼挤；她力图履行政治身份所代表的功能时。又时常由于女性身份的限制而处于失语状态。实际上，无论她作出哪一种选择。都是以个人的牺牲作为代价的，要么沉迷在情欲之中，获取并享受一份真实的人性；要么把女性性别遮蔽起来，把自身抽象为一个政治符号。沉迷在情欲之中，其政治身份的功能就无法真正的加以实施；遮蔽女性性别，就无法完成女性身份的自我体认。这不仅是一个 两难的选择。而且这双重身份之间又处于相互牵制的状态中，显示了极限环境的残酷对于正常人性的压制和遮蔽。
为了打破意识形态的镜子，王佳芝必须在内心树立起一面新的镜子。以完成女性自我的重新认证。这面镜子来自于汉奸易先生。“汉奸”仍然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它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相等同，也无法将人性背后的复杂因素加以澄清。因此，王佳芝无法理解易先生的双重人格，更无法理解这温情背后的残忍与虚伪。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易先生就是那位象征性的父亲，他“既不同于现实中父亲也不同于想象中的父亲，是一种绝对形式。对主体的一生起重要的规范作用。”可以说，王佳芝是对照着这位“父亲”来完成自我认定的——这又是一重迷失。所以，当她和易先生有了肉体关系之后。当她看到易先生为她挑选的“光头极足，亮闪闪”的钻戒之后，她便去想，“这个人是真爱我的”。爱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它只需要对爱进行体验和思考。然而，正是这一思的瞬间最终完成了她对“象征性父亲”的认同，也铸就了她一生的悲剧。王佳芝说出“快走”的时候，易先生那汉奸的形象已彻底转化为父亲形象，政治文本为女性文本所彻底颠覆。可是。这一颠覆却让王佳芝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她连同她无意建构的性别认同观念被残酷的政治现实即刻扯得粉碎!
王佳芝身陷重围是一个错误，一个关于女性的美丽的错误。她的突围也是一个错误，一个关于女性的身份认证的错误。因此，她每每处于彷徨和焦虑之中。为这一份真实而又虚无的情感而惶恐不安。她颠覆了自己的政治身份，把自身还原为一个完整的真实的自我，她受到冷漠后的孤独与绝望，她对于双重身份选择的焦虑，都在这一层面得到了补偿。然而。她却无法实现真正的人性突围。她所追求的真实不过是内心的一份真实，一份幻觉中的真实。这真实隐藏于种种幻觉和表象之下，无法言说一个女性内心真实的故事。它虽然代表着人性中最善良和本真的元素，但由于虚假的观念和冷酷的现实而横遭遮蔽，由于极限环境的绝对性而走向了历史的虚无。从这个意义上讲，真实人性对于历史神话的反叛，也就是虚无主义对于历史真实的消解与置换。
三、苍凉的人性之美
海得格尔认为，“如果人处于此在中，那么人能在此的一个必需条件就是：人领会存在。只要人领会存在是必需的，那么，人也就是历史地现实的。”王佳芝对于存在的领会的追问，也就是将存在的不确定意义加以澄清。使其从遮蔽处摆脱出来。王佳芝体味到了这虚假中的另一层意义，这意义使得存在成为可能，这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使存在成为其存在的人的本质。人性的本真，人性的欲望和渴求，人性之于虚无和残酷的解构。都在这一层面加以敞开。向鄙俗的尘世凸射出熠熠的人性美之光辉。易先生为其挑选那颗价值十几根金条的钻戒时，王佳芝认定这是一份知己之遇。一份乱世中的真情。这时的王佳芝处于本真状态之中，她的所思是一种存在之思。当王佳芝说出“快走”这两个字时。她便不再是一个处于本真状态中的本真的人了——因为，她已不再对存在的意义加以追问，她关心的已不是存在者的存在，而是处于存在状态中的存在者。由对存在意义的追问转向对存在者利益的关注，王佳芝的人性开始发生扭曲，或者说，存在的本质在存在者的角度发生了错位，自我的寻找和自我的获得恰恰是通过放弃本真而取得，对存在意义的追问便失去了必要的前提，自我的认定便转化为自我的丧失。影片没有从意识形态观念出发去建构文本。而是以女性的生命本体为始基，在残酷的真实中去完成女性自我的塑造，从存在的意义对人的灵魂发出扣问。展示人性的扭曲而导致生命之光的泯灭，从而使得这乱世背后的人性和存在本身被涂抹上一层苍凉的底色。
苍凉是张爱玲小说的总体特征，是那个时代和芸芸众生的生存况味的概括。她选择了普通人作为写作对象，正在于这些普通人“比英雄更能代表着时代的总量”，更能“透过时代的氛围表现那体现了人类的永恒追求的人生目标”。苍凉源于生命意义的虚无，源于自我体认的艰难。然而。这体现在自我中的人性却是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抹杀不掉的。我们在影片的结尾看到了易先生眼眶中那充盈的泪水，不是作秀，也不是忏悔，是残酷与兽性中所折射出的一丝丝人性之光。这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是没有的，张爱玲把王佳芝的死理解为易先生对她的终极的占有，理解为虎与伥的关系，这或许是苍凉底色背后所体现出的作者的悲哀与无奈。然而，导演李安却消解了原作的虚无色彩，他把王佳芝的死连同易先生那残酷下面的泪水。都投向了终极意义的人性叩问——人。尤其是女人，他(她)为什么而活着?他(她)的存在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或许是对张爱玲苍凉底蕴的又一层深化。
关键词 意识形态神话 女性身份 突围 苍凉 人性美
张爱玲说过，“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可是这个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影片《色·戒》,所要诠释的正是这样一个沉沦时代的人的迷失。和影片中的其他爱国同胞一样，王佳芝是怀着一腔热血投入到刺杀汉奸易先生的行动中去的，然而，在行动即将实施的时候，她却为情所困，关键时刻放走了易先生。王佳芝的选择似乎出于偶然，又似乎出于女性的本能。当我们力图作出某种意识形态解释的时候。却遭到了来自女性文本的反抗；当我们力图从政治文本中剥离出潜在的女性文本的时候，却又发现所谓的性别意识只不过是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支配下的虚假幻像。因此，身陷重围的王佳芝是不可能走向女性真实的。她的突围只不过是从人生的一端走向了另一端，“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也许，虚无观念是张爱玲对王佳芝沉沦的最好阐释，它展示了现实中的女性在极限境遇下的生存困境和挣扎徘徊，注入了作者对于苦难时代的女性的悲天悯人的终极情怀，并有助于我们实现对真实人性的反观和自省。
一、意识形态神话的解构
影片开头出现了王佳芝回忆的场面。那是爱国同胞们和自己的姐妹们开赴抗战前线的壮烈场景，那是她心头无法抹去的神话。可以说。这一神话一直活在她心中，成为她敢于牺牲自己成就千秋伟业的崇高信仰。在大学期间，她就是一个出色的话剧演员，她的演出与爱国、仇恨、杀敌等神圣的字眼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生活在爱国主义为她所熔铸的崇高境界之中。因此，当刺杀汪精卫身边的大汉奸的机会来临时，她毫不犹豫地承担了这一行动的主角——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漂亮的女人往往会以自己的姿色出奇制胜。历史上的西施、貂蝉乃至于王昭君，不都是以她们的姿色或智慧成就了千秋伟业了吗?爱国主义是神圣的，庄严的，然而爱国主义与具体感性在人性层面能否达到完全的吻合，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由此。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怎样将爱国主义化诸于具体的行动?爱国主义需要人性作出牺牲吗?具体到“刺易”行动中，爱国主义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悖论：如果爱国主义是以求得包括个人在内的民族国家的解放为目的，那么这一解放难道不包括妇女的解放吗?将一个爱国行动本身等同于爱国主义。其实是将意识形态神话化了。如果妇女的解放是以妇女的牺牲为前提，那这本身就是一个将意识形态加以神化的命题。事实上，王佳芝所承担的就是这样一个虚假命题，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她与自己并不爱恋甚至有一些反感的周闰生上了床，目的是获得一个有着性经验的麦太太身份。在一个虚假的命题下，在意识形态的虚假需求的条件下，王佳芝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包括少女朦胧的初恋和贞操。然而，这样的代价并不能赢得战友们的尊重和敬仰，反而招致了他们的鄙夷和对自己的陌生感。同样的例子在法国作家莫伯桑的小说《羊脂球》中也有出现，当羊脂球用自己的肉体换回了同车人的安全后，不但没有赢得他们的敬重，反而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正如鲁迅先生在批评“民族主义文学”时所指出的。“闻悲歌而泪垂。听壮歌而愤泄……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掩过了这‘死’，给大爱接着就得忘却”。“热闹”之后就是冷漠。“大爱”背后就是人性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痼疾。
《色·戒》并非是一出完整意义上的情节剧。实际上，它需要讲述的并非政治文本，而是政治文本中潜藏着的某种女性文本。女性文本的出现正是对意识形态神话的逆反和解构。当王佳芝真正踏入易公馆的时候，她便开始了对意识形态神话的反动——在她看来，解构神话正是对自己意识形态迷失的一次拨正，由此可能走向真正的人的生活。真实性是个体生命存在的起始，它不需要用目的加以还原。也不需要用结果加以验证，它只需要感知和体验，一种关于生命的本真体验，无论这种体验是欢乐还是痛苦，无论其命运的结局是生还是死。正如法国学者阿尔都塞所指出的。“一个剧本的批判力归根到底既不在于它的演员又不在于演员所表现的关系，而在于被自发意识形态所异化了的自我意识同这些人物所生活的真实环境之间存在的生动关系。”阿尔都塞在这里所讲的自我意识是一个社会或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或时代可以从中认出自己(不是认识自己)的那些家喻户晓和众所周知的神话”。因此，体现在王佳芝身上的女性文本对于政治文本的抵触与对抗，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情节剧的整体性和连贯性，显示了人性之于残酷、真实之于虚假的断裂，也显示了自我意识同人的真实生活环境之间的冲突及其张力，并从一个层面产生了布莱希特所称之为“间隔效应”的东西。同戏剧一样，电影也会产生这种间隔效果，它促使我们从意识形态所编织的虚假需求中解放出来，用一种超然的静态的眼光来审视女性在沉沦时代所发生的人性异化，从而寻找王佳芝悲剧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意识形态不过是一面镜子，自我在这面镜子中不断地扭曲、变形，从而背离了人的真实本性。而要真正地认识自己，就必须把镜子连同里面的镜像打破。从而塑造出一个真实的自我。王佳芝所要打破的。正是这面带有问题的镜子。
二、女性身份的焦虑
当我们说女性文本嵌入到政治文本的时候，意味着王佳芝肩负着双重身份：一种身份是不允许有任何儿女私情的政治身份，一种身份是作为真实的人存在的女性身份。在与易先生正面接触之前，她的政治身份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她的女性身份仅仅表现为一个符号。符号的功能仅仅在于推动情节剧发展的进程。而这一符号本身的含义则被压抑在宏大的叙事背后。成为政治文本的牺牲品。随着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符号背后的情感意蕴开始凸现出来，女性文本开始与政治文本相抗衡。双重身份使得王佳芝疲惫不堪。她充当情人角色的时候。不断地受到政治身份的压迫和逼挤；她力图履行政治身份所代表的功能时。又时常由于女性身份的限制而处于失语状态。实际上，无论她作出哪一种选择。都是以个人的牺牲作为代价的，要么沉迷在情欲之中，获取并享受一份真实的人性；要么把女性性别遮蔽起来，把自身抽象为一个政治符号。沉迷在情欲之中，其政治身份的功能就无法真正的加以实施；遮蔽女性性别，就无法完成女性身份的自我体认。这不仅是一个 两难的选择。而且这双重身份之间又处于相互牵制的状态中，显示了极限环境的残酷对于正常人性的压制和遮蔽。
为了打破意识形态的镜子，王佳芝必须在内心树立起一面新的镜子。以完成女性自我的重新认证。这面镜子来自于汉奸易先生。“汉奸”仍然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它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相等同，也无法将人性背后的复杂因素加以澄清。因此，王佳芝无法理解易先生的双重人格，更无法理解这温情背后的残忍与虚伪。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易先生就是那位象征性的父亲，他“既不同于现实中父亲也不同于想象中的父亲，是一种绝对形式。对主体的一生起重要的规范作用。”可以说，王佳芝是对照着这位“父亲”来完成自我认定的——这又是一重迷失。所以，当她和易先生有了肉体关系之后。当她看到易先生为她挑选的“光头极足，亮闪闪”的钻戒之后，她便去想，“这个人是真爱我的”。爱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它只需要对爱进行体验和思考。然而，正是这一思的瞬间最终完成了她对“象征性父亲”的认同，也铸就了她一生的悲剧。王佳芝说出“快走”的时候，易先生那汉奸的形象已彻底转化为父亲形象，政治文本为女性文本所彻底颠覆。可是。这一颠覆却让王佳芝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她连同她无意建构的性别认同观念被残酷的政治现实即刻扯得粉碎!
王佳芝身陷重围是一个错误，一个关于女性的美丽的错误。她的突围也是一个错误，一个关于女性的身份认证的错误。因此，她每每处于彷徨和焦虑之中。为这一份真实而又虚无的情感而惶恐不安。她颠覆了自己的政治身份，把自身还原为一个完整的真实的自我，她受到冷漠后的孤独与绝望，她对于双重身份选择的焦虑，都在这一层面得到了补偿。然而。她却无法实现真正的人性突围。她所追求的真实不过是内心的一份真实，一份幻觉中的真实。这真实隐藏于种种幻觉和表象之下，无法言说一个女性内心真实的故事。它虽然代表着人性中最善良和本真的元素，但由于虚假的观念和冷酷的现实而横遭遮蔽，由于极限环境的绝对性而走向了历史的虚无。从这个意义上讲，真实人性对于历史神话的反叛，也就是虚无主义对于历史真实的消解与置换。
三、苍凉的人性之美
海得格尔认为，“如果人处于此在中，那么人能在此的一个必需条件就是：人领会存在。只要人领会存在是必需的，那么，人也就是历史地现实的。”王佳芝对于存在的领会的追问，也就是将存在的不确定意义加以澄清。使其从遮蔽处摆脱出来。王佳芝体味到了这虚假中的另一层意义，这意义使得存在成为可能，这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使存在成为其存在的人的本质。人性的本真，人性的欲望和渴求，人性之于虚无和残酷的解构。都在这一层面加以敞开。向鄙俗的尘世凸射出熠熠的人性美之光辉。易先生为其挑选那颗价值十几根金条的钻戒时，王佳芝认定这是一份知己之遇。一份乱世中的真情。这时的王佳芝处于本真状态之中，她的所思是一种存在之思。当王佳芝说出“快走”这两个字时。她便不再是一个处于本真状态中的本真的人了——因为，她已不再对存在的意义加以追问，她关心的已不是存在者的存在，而是处于存在状态中的存在者。由对存在意义的追问转向对存在者利益的关注，王佳芝的人性开始发生扭曲，或者说，存在的本质在存在者的角度发生了错位，自我的寻找和自我的获得恰恰是通过放弃本真而取得，对存在意义的追问便失去了必要的前提，自我的认定便转化为自我的丧失。影片没有从意识形态观念出发去建构文本。而是以女性的生命本体为始基，在残酷的真实中去完成女性自我的塑造，从存在的意义对人的灵魂发出扣问。展示人性的扭曲而导致生命之光的泯灭，从而使得这乱世背后的人性和存在本身被涂抹上一层苍凉的底色。
苍凉是张爱玲小说的总体特征，是那个时代和芸芸众生的生存况味的概括。她选择了普通人作为写作对象，正在于这些普通人“比英雄更能代表着时代的总量”，更能“透过时代的氛围表现那体现了人类的永恒追求的人生目标”。苍凉源于生命意义的虚无，源于自我体认的艰难。然而。这体现在自我中的人性却是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抹杀不掉的。我们在影片的结尾看到了易先生眼眶中那充盈的泪水，不是作秀，也不是忏悔，是残酷与兽性中所折射出的一丝丝人性之光。这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是没有的，张爱玲把王佳芝的死理解为易先生对她的终极的占有，理解为虎与伥的关系，这或许是苍凉底色背后所体现出的作者的悲哀与无奈。然而，导演李安却消解了原作的虚无色彩，他把王佳芝的死连同易先生那残酷下面的泪水。都投向了终极意义的人性叩问——人。尤其是女人，他(她)为什么而活着?他(她)的存在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或许是对张爱玲苍凉底蕴的又一层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