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从1959年起，毛泽东便生出一个心结，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理论总结。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他讲的一条理由就是腾出更多时间去研究理论问题。
　　事实上，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做理论创新的事情，但总感到做得不够理想，很想写出《实践论》那样的论著且越来越有一种不完全那么自信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他感慨自己，“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也埋怨自己，“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有外宾问他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时，他说：“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还说：“我们搞了11年社会主义，現在要总结经验”，“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搞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准备不够，我们自己也不懂，广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教人家懂。林乎加（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希望我作报告，像延安整风一样，我说不行，我没有经验”。
　　上面这些心态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自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著述的看法，从而使《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一再延宕。1960年出版《毛选》第四卷时，就同时编了《毛选》第五卷初稿，收入毛泽东从1949年至1957年的著述。但他没管它，放在那里一直没看。1964年6月8日，陶铸、李雪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出版《毛选》第五卷，他回答：“那没有东西嘛！”
　　1965年，中央把编辑出版《毛选》第五卷提上日程。差不多一年后，毛泽东才听取康生、田家英等人汇报编辑进展情况，听后的表态是：“大家既然觉得有用，不妨动手作准备”，“可以先搞起来，将来再扩充班子”。看来有些勉强，作了走一步看一步的打算。几天后，中央发出《关于编辑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通知》，明确讲要进一步整理1960年初编的《毛选》第五卷，争取尽早印发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征求意见；同时立即着手分批逐篇整理毛泽东1958年以来的主要文章、讲话和其他手稿，作为第六卷。不久，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毛选》第五卷、六卷的编辑工作，明确讲：“我也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他确实没怎么把编五卷、六卷的事放在心上。尽管中央领导层几乎是锲而不舍地推动，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怠工”“拖延”“懒得看”。1966年6月22日，刘少奇、邓小平提出在“七一”那天公开发表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拒绝了，表示“在党内发表就行了”，原因是“不合时宜”。他还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1967年3月16日，他同林彪等人谈话时再次撒火：“五卷、六卷，一年以后再说，你们现在太忙，我也没有时间搞。”同年12月29日，周恩来等人向他汇报《毛选》第五卷的编辑情况，他说：“要选那些现在还有用处的，没有多大用处的不要选。有些手稿的编辑，将来再说，现在不选。”1968年9月9日，周恩来等人建议，在召开九大前把最近几年的文稿编为《毛选》第七卷，先予出版。毛泽东在来信上批示：“待商。”1969年5月26日，九大开过后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次表示，编辑《毛选》第五卷、六卷，“我兴趣不大，我也不看”。此后，编辑工作事实上停顿下来。到了1975年6月，邓小平等人提出《毛选》第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进行，毛泽东同意了。但不久形势急转直下，编辑工作在毛泽东生前事实上不了了之。
　　从这个梳理中不难看出，编辑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著述一再延宕，与他本人比较复杂甚至两难的想法有关。他并不完全反对编选，但随着政治思路发生变化，注意力和兴奋点明显转移，怎样评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著述，陷入纠结之中。比如，《论十大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扛鼎之作，自己也曾相当满意，在1958年和1960年两次说过，《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但1965年12月和1975年7月刘少奇和邓小平先后建议公开发表，他两次都拒绝了。除认为在理论上的沉淀和提升还不到位外，大概还觉得此文与他晚年关注和倡导的“文革”实践很不协调。身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氛围，回看此前的著述他很可能意兴阑珊；而有关“文革”的论述不仅完整成篇者少，究竟站不站得住，确实又难以拿捏。从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著述上，不难看出，毛泽东晚年把自己带入了很难摆脱顾虑的思想困境。
　　（摘自《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