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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语文教学中倡导的研究性阅读教学，现代文本意义解读正向多极、多元发展。教师需要掌握一定的现代解读方法，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阅读欣赏水平。在研究性阅读教学中，我曾经对曹禺的剧本《雷雨》进行了研读尝试。《雷雨》这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文学剧本，一直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重要篇目。通过研读，使学生获得了多极的文本意义，对剧本的赏析也更为真切、更为全面。
一、解读作者多变的创作意图
曹禺在《雷雨》公演时称：“《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感情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并明确表示，剧本虽然写了罢工，“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后来出版专集，曹禺在《雷雨·序》里又说：“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追认《雷雨》是“暴露大家庭的罪恶”的社会问题剧。解放后出版的《曹禺选集》（1951年开明书局出版）有意将周朴园改为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突出他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作者的创作意图又一次发生变化。虽然，我们从作者的出生、经历等外部证据中，可以推断出当时的作者不是阶级论者，但光靠这些是不足以与作者“亲口所说”相抗衡的，这多变的“作者意图”动摇了传统的作者理论。于是我们的教材的提示也单一的承袭了这“亲口所说”。然而当进入作品理论的解读范畴，转向寻求作品“内部证据”时，通过对《雷雨》剧本的整体阅读，然后再与局部进行比较，我们就发现强化了阶级矛盾后的局部中，最终揭示出来的并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而是那种让人感到撕心裂肺般痛的父子之间已不可调和的对立，揭示的是剧中人物命运的残酷性，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不能颠倒。于是我们知道关于创作意图，曹禺在《雷雨·序》中的回答应该是真实的：“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明显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象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当然，文本意义的解读，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阅历与读解能力，其结论也往往因读者而异。所以，此时的解读又体现了读者理论所要揭示的内涵。
二、解读立体、多彩的人物形象
《雷雨》一剧中八个人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血肉，自己的灵魂：鲁贵的猥琐、卑贱、粗俗、圆滑；侍萍的静慧、自尊和柔弱外表下的刚强；大海的正直、倔强、勇敢和鲁莽；四凤的美丽、健康、纯真和柔弱；周冲的善良、可爱和纯洁……真实似可触摸。黑格尔总结希腊悲剧以来的戏剧艺术在人物性格典型化方面积累的带规律性的经验时指出：“人物的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质，忠实于自己。”《雷雨》剧本中的周朴园、周萍、周繁漪的性格复杂而多彩，真正立体地立于剧本之中打动人心。
从文本中解读周朴园，我们便可以知道，周朴园是一个出身于封建世家的野心勃勃的矿业资本家。年轻时留学西欧，受过欧风的熏陶。他身上最深刻地反映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文化意识的深刻联系，他的不觉自私的自私与他的不觉虚伪的虚伪，他为金钱的不择手段，他的专制、冷酷，压迫和扼杀着人性。同时也有虚怯温情的一面，他对侍萍的感情也并非虚假，他确实有愧于自己“始乱终弃”的行为，30年来才一直让房间保持着侍萍早年的布置和装饰，保存着30年前侍萍为他亲手缝制的衣服等，这压在箱底的旧衣服是他尘封在心底的那份温情。人物之所以写得丰满生动、真实而令人信服，就是由于在这个侍萍、繁漪悲剧的直接造成者以及周萍、周冲、四凤等年青一代悲剧的间接造成者的周朴园身上，作者赋予他自私、冷酷、虚伪、专制的同时，并没有抹去他的虚怯、温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周朴园这典型的性格既造成了他人命运的悲剧，也造成自身命运的悲剧。
《雷雨》中的周繁漪有着“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强烈个性，是最具“雷雨”性格的人物。她的复杂心理交织着错综矛盾的情感，在她那具有魅力的却未免有些阴鸷可怖的性格中，折射出封建专制环境的沉重压力——那种把一个女人美丽的心灵扭曲得令人震惊的精神虐杀。对繁漪而言，无自由，毋宁死。可她这个“中国旧式女人”无法选择到更好的叛逆的方法和途径，“她毫不犹疑地踏着艰难的老道，她抓住周萍不放手，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救出自己”，“她不悔改，她如一匹执拗的马”，进行困兽欲斗的反抗，她不甘心，她以摧毁一切的力量发起进攻，进行报复。这一切当然注定只会加大悲剧的的浓度，最终繁漪“如一匹跌在沼泽里的羸马，愈挣扎，欲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可是像繁漪这样敢于冲破一切桎梏去反抗专制追求个性解放的行为却已使她超越了“旧式女人”的范畴，成了新文学人物画廊中典型的“这一个”。
周公馆的大少爷周萍，是曹禺笔下又一个成功的典型。他生活在周朴园的专制、专横的阴影下，就如同一棵病恹恹的弱草。他苍白、怯懦、空虚、脆弱，他冲动而缺乏勇气，悔恨侵蚀着他的灵魂，他不可能救出在井底苦苦挣扎的繁漪，他甚至无法自救，于是，“他抓住了四凤不放手，想由一个新的灵魂来洗涤自己。但这样不自知地犯了更可怕的罪恶，这条路通向死亡。这个人物的典型，在某种意义上更具有悲剧的审美意义。
三、解读高度曹禺化的结构艺术
在解读曹禺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希腊悲剧、易卜生戏剧对曹禺戏剧创作的影响。我们通过研读易卜生戏剧，特别是通过对易卜生的《群鬼》与曹禺的《雷雨》比较阅读，我们则又发现了《雷雨》的结构艺术的确得益于易卜生的剧作结构经验。《雷雨》为了表现其主题的需要，采用了便于使矛盾冲突强化、集中的闭锁式结构。剧本以三十年前的矛盾为起因，从一天的冲突下笔，待大幕拉开，早已“山雨欲来风满楼”，悲剧的发生只是三十年来矛盾发展的结果。整部剧以现在的戏引发过去的戏，又用过去的戏来推动现在的戏。过去的戏，为现在的戏提供了基础和背景，规定了情景氛围。三十年前周朴园对侍萍母子的遗弃，导致了三十年后雷雨中的这场悲剧。而三十年前的矛盾被今天的冲突所引出：繁漪的追踪、报复，引来了侍萍，往事恩怨则通过侍萍与周朴园见面后的对话、独白而牵出。于是，剧情突转，一场悲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从表面上看这确有易卜生《群鬼》中“父亲造的孽，要在儿女身上遭到报应”的“自然法则”。
然而，作者在《雷雨》的结构创作中并非刻意追求简单的“自然法则”。为了让充满巧合的剧情，纠集更多的矛盾，集聚更多的内在容量，曹禺在艺术结构上更着力于表现剧中人物間的强烈的心灵交锋和人物内心的自我冲突。侍萍逼四凤在雷声中发誓永不见周家人，就充满了紧张强烈的心灵震撼力和扣人心弦的戏剧性。这种妙手天成的结构使《雷雨》突破了易卜生戏剧结构的局限，从而创造高度曹禺化的结构艺术。
《雷雨》是二十三岁的曹禺的天才创造，它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传世之作。引导学生对此进行研究性阅读，能让学生产生更多的感受和感慨，能让学生真正领会名作的精髓、名家的风范，进一步提高学生解读名作、佳作的能力。
一、解读作者多变的创作意图
曹禺在《雷雨》公演时称：“《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感情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并明确表示，剧本虽然写了罢工，“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后来出版专集，曹禺在《雷雨·序》里又说：“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追认《雷雨》是“暴露大家庭的罪恶”的社会问题剧。解放后出版的《曹禺选集》（1951年开明书局出版）有意将周朴园改为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突出他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作者的创作意图又一次发生变化。虽然，我们从作者的出生、经历等外部证据中，可以推断出当时的作者不是阶级论者，但光靠这些是不足以与作者“亲口所说”相抗衡的，这多变的“作者意图”动摇了传统的作者理论。于是我们的教材的提示也单一的承袭了这“亲口所说”。然而当进入作品理论的解读范畴，转向寻求作品“内部证据”时，通过对《雷雨》剧本的整体阅读，然后再与局部进行比较，我们就发现强化了阶级矛盾后的局部中，最终揭示出来的并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而是那种让人感到撕心裂肺般痛的父子之间已不可调和的对立，揭示的是剧中人物命运的残酷性，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不能颠倒。于是我们知道关于创作意图，曹禺在《雷雨·序》中的回答应该是真实的：“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明显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象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当然，文本意义的解读，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阅历与读解能力，其结论也往往因读者而异。所以，此时的解读又体现了读者理论所要揭示的内涵。
二、解读立体、多彩的人物形象
《雷雨》一剧中八个人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血肉，自己的灵魂：鲁贵的猥琐、卑贱、粗俗、圆滑；侍萍的静慧、自尊和柔弱外表下的刚强；大海的正直、倔强、勇敢和鲁莽；四凤的美丽、健康、纯真和柔弱；周冲的善良、可爱和纯洁……真实似可触摸。黑格尔总结希腊悲剧以来的戏剧艺术在人物性格典型化方面积累的带规律性的经验时指出：“人物的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质，忠实于自己。”《雷雨》剧本中的周朴园、周萍、周繁漪的性格复杂而多彩，真正立体地立于剧本之中打动人心。
从文本中解读周朴园，我们便可以知道，周朴园是一个出身于封建世家的野心勃勃的矿业资本家。年轻时留学西欧，受过欧风的熏陶。他身上最深刻地反映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文化意识的深刻联系，他的不觉自私的自私与他的不觉虚伪的虚伪，他为金钱的不择手段，他的专制、冷酷，压迫和扼杀着人性。同时也有虚怯温情的一面，他对侍萍的感情也并非虚假，他确实有愧于自己“始乱终弃”的行为，30年来才一直让房间保持着侍萍早年的布置和装饰，保存着30年前侍萍为他亲手缝制的衣服等，这压在箱底的旧衣服是他尘封在心底的那份温情。人物之所以写得丰满生动、真实而令人信服，就是由于在这个侍萍、繁漪悲剧的直接造成者以及周萍、周冲、四凤等年青一代悲剧的间接造成者的周朴园身上，作者赋予他自私、冷酷、虚伪、专制的同时，并没有抹去他的虚怯、温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周朴园这典型的性格既造成了他人命运的悲剧，也造成自身命运的悲剧。
《雷雨》中的周繁漪有着“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强烈个性，是最具“雷雨”性格的人物。她的复杂心理交织着错综矛盾的情感，在她那具有魅力的却未免有些阴鸷可怖的性格中，折射出封建专制环境的沉重压力——那种把一个女人美丽的心灵扭曲得令人震惊的精神虐杀。对繁漪而言，无自由，毋宁死。可她这个“中国旧式女人”无法选择到更好的叛逆的方法和途径，“她毫不犹疑地踏着艰难的老道，她抓住周萍不放手，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救出自己”，“她不悔改，她如一匹执拗的马”，进行困兽欲斗的反抗，她不甘心，她以摧毁一切的力量发起进攻，进行报复。这一切当然注定只会加大悲剧的的浓度，最终繁漪“如一匹跌在沼泽里的羸马，愈挣扎，欲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可是像繁漪这样敢于冲破一切桎梏去反抗专制追求个性解放的行为却已使她超越了“旧式女人”的范畴，成了新文学人物画廊中典型的“这一个”。
周公馆的大少爷周萍，是曹禺笔下又一个成功的典型。他生活在周朴园的专制、专横的阴影下，就如同一棵病恹恹的弱草。他苍白、怯懦、空虚、脆弱，他冲动而缺乏勇气，悔恨侵蚀着他的灵魂，他不可能救出在井底苦苦挣扎的繁漪，他甚至无法自救，于是，“他抓住了四凤不放手，想由一个新的灵魂来洗涤自己。但这样不自知地犯了更可怕的罪恶，这条路通向死亡。这个人物的典型，在某种意义上更具有悲剧的审美意义。
三、解读高度曹禺化的结构艺术
在解读曹禺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希腊悲剧、易卜生戏剧对曹禺戏剧创作的影响。我们通过研读易卜生戏剧，特别是通过对易卜生的《群鬼》与曹禺的《雷雨》比较阅读，我们则又发现了《雷雨》的结构艺术的确得益于易卜生的剧作结构经验。《雷雨》为了表现其主题的需要，采用了便于使矛盾冲突强化、集中的闭锁式结构。剧本以三十年前的矛盾为起因，从一天的冲突下笔，待大幕拉开，早已“山雨欲来风满楼”，悲剧的发生只是三十年来矛盾发展的结果。整部剧以现在的戏引发过去的戏，又用过去的戏来推动现在的戏。过去的戏，为现在的戏提供了基础和背景，规定了情景氛围。三十年前周朴园对侍萍母子的遗弃，导致了三十年后雷雨中的这场悲剧。而三十年前的矛盾被今天的冲突所引出：繁漪的追踪、报复，引来了侍萍，往事恩怨则通过侍萍与周朴园见面后的对话、独白而牵出。于是，剧情突转，一场悲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从表面上看这确有易卜生《群鬼》中“父亲造的孽，要在儿女身上遭到报应”的“自然法则”。
然而，作者在《雷雨》的结构创作中并非刻意追求简单的“自然法则”。为了让充满巧合的剧情，纠集更多的矛盾，集聚更多的内在容量，曹禺在艺术结构上更着力于表现剧中人物間的强烈的心灵交锋和人物内心的自我冲突。侍萍逼四凤在雷声中发誓永不见周家人，就充满了紧张强烈的心灵震撼力和扣人心弦的戏剧性。这种妙手天成的结构使《雷雨》突破了易卜生戏剧结构的局限，从而创造高度曹禺化的结构艺术。
《雷雨》是二十三岁的曹禺的天才创造，它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传世之作。引导学生对此进行研究性阅读，能让学生产生更多的感受和感慨，能让学生真正领会名作的精髓、名家的风范，进一步提高学生解读名作、佳作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