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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顾颉刚面临的主要学术困境,不是要不要接受唯物史观,而是如何论证考据工作具有正确的阶级性和革命性,以获得主流认同。这一时期,顾颉刚在古史研究中运用了唯物史观,但他对"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的基本认识,并未因此改变。他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主要是将之作为一种解释工具,服务于其古史考辨的宏观主旨。从顾颉刚的例子可见,以"接受"和"排斥"为标准衡量民国时期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在1949年后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态度固然重要,但对于"接受"者而言,他们因受不同因素影响而对唯物史观所表现出的不同认同方式,同样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