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1939年和1940年，这两年张充和跟随三姐、三姐夫一家先后落脚云南的昆明和昆明边上的小县呈贡（如今呈贡已成为昆明下属的一个市辖区，也是著名的花卉和蔬菜生产基地）。
　　到昆明后，她在一个教科书编委会里编选诗词散曲（三姐夫沈从文编选小说，朱自清编选散文），后来，教育部取消了这个计划，她乐得清闲在家，她可以靠合肥祖上的田产收入过日子，不愁生计。1940年张充和在呈贡的云龙庵拍了一张照片，她梳着麻花辫，身着一袭素雅的旗袍，坐在一只草编蒲团上，两腿斜叠右边，左手搭在长桌上，而这长桌不过是一块木板架在四个汽油桶上。长桌上则摆放着茶壶、茶盏、果盘、陶罐，因陋就简，别有情韵。人雅，做什么都雅，怎么做都雅。
　　这张照片非常有名，后来也做了一本书的封面。很多人误以为云龙庵是一个寺庙或者一个尼姑庵，其实不然。沈从文、张兆和、张充和他们先定居在昆明，后来为了躲避轰炸，又到邻近的呈贡找房子。沈从文在呈贡的龙街找到了一处大院子，主人姓杨，是当地的财主，所以这个院落在呈贡是数一数二的气派，他谈好价格就租了下来。大院的前院住着沈从文一家，张充和住在后院。过去的大户人家，一般也设置佛堂，张充和把它当作自己的客厅兼书房，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来呈贡时，她还请他题写了匾牌“云龙庵”三个大字。
　　关于这个杨家大院四周的环境，张充和曾在《三姐夫沈二哥》一文里有过描述：“后来日机频来，我们疏散在呈贡县的龙街。我同三姐一家又同在杨家大院住前后。周末沈二哥回龙街，上课编书仍在城中。由龙街望出去，一片平野，远接滇池，风景极美，附近多果园，野花四季不断地开放。常有农村妇女穿着褪色桃红的袄子，滚着宽黑边，拉一道窄黑条子，点映在连天的新绿秧田中，艳丽之极。农村女孩子、小媳妇，在溪边树上拴了长长的秋千索，在水上来回荡漾。在龙街还有查阜西一家，杨荫浏一家，呈贡城内有吴文藻、冰心一家。”当时冰心还应张充和之请，为她题过词。但张家四小姐性格耿直，眼力“毒辣”，她晚年评价冰心早期的写作，认为有点“酸的馒头”（sentimental感伤、滥情），这也是很多“五四”作家的通病。
　　当时的呈贡聚集了一批文化名人。而张充和的所谓“云龙庵”，也就成了一个文化沙龙。杨荫浏先生1939年12月2日，曾在张充和《曲人鸿爪》中题字曰：“二十八年秋，迁居呈贡，距充和先生寓居所谓云龙庵者，不过百步而遥，因得时相过从。楼头理曲，林下啸遨。山中天趣盎然，不复知都市之尘嚣烦乱。”
　　这期间，张充和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云龙佛堂即事》：“酒阑琴罢漫思家，小坐蒲团听落花。一曲潇湘云水过，见龙新水宝红茶。”这首诗让我们想到张充和的那张经典照片。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家闺秀在抗战的紧张环境里仍然不失优雅地生活着。“见龙”是指昆明的见龙潭。用见龙潭水泡茶，好茶佳水，相得益彰。“云水”和“见龙”，又将庵名“云龙”二字嵌入诗中，实在高妙。日前臺湾作家张晓风来新加坡演讲，主办方曹蓉女士做东宴请张老师，约了我们几个朋友作陪，那天饭桌上张晓风谈了不少张充和的故事，作为一个合肥人，我当然听得津津有味。隔一天，张晓风在正式演讲中又特别提到了张充和的这首《云龙佛堂即事》，她向台湾茶叶达人吴德亮询问有关宝红茶的情况，吴德亮告诉她，宝红茶的“红”，张充和写错了，应该是“洪”，也即“宝洪茶”。宝洪茶产于云南宜良县西北五公里外的宝洪山，属小叶种高香型茶树，香气高锐持久。传闻唐代时就由宝洪寺的开山和尚从福建引种到宜良，虽说是福建的茶种，却采用龙井的制作工艺，故宝洪茶有“宜良龙井”之称。据说，经常有外地人到宜良收购宝洪茶茶青，炒制后带到杭州冒充明前龙井出售。这让我想到安徽歙县的“老竹大方”，茶叶扁平匀整，带熟板栗香，酷似龙井，也有茶商拿它冒名龙井销售。
　　云南以普洱或滇红出名，为什么张充和偏偏提到宝洪茶？因为宝洪茶是绿茶，这与张充和从小生活的环境有关。尽管张充和出生在上海，但几个月大的时候就过继给老家合肥的叔祖母。安徽是一个茶叶大省，合肥边上的“霍山黄芽”（若细分属于黄茶类，但口感接近绿茶）和“六安瓜片”都是茶里的名品，可以推测张充和小时候是喝绿茶的，这个习惯应该一直保持着。而她小时候每年也都会去苏州和家人相聚，苏州也是以喝江浙一带的绿茶碧螺春、龙井为主的。总之，张充和的喝茶经验离不开苏浙皖三地的绿茶。所以，当她遇到宝洪茶时，也就格外“亲切”了。
　　后来朋友去云南旅游，托他带回一小罐张充和诗里提到的宝洪茶。这罐茶包装极美，紫色的瓷瓶，外加纸盒。打开来一嗅，香气扑鼻——这是春天的味道！南洋没有桃红柳绿这些春天的提示物，但春天也会毫不迟疑地前来。对于我，春天的第一口滋味就是绿茶。细想想，我骨子里还是和绿茶亲吧，毕竟从小是喝绿茶的。说实话，云南宝洪茶还是没法和龙井媲美。不过，茶，也是有“茶外之意”的，因为张充和的关系，这宝洪茶喝起来味道自然也就不寻常了。有了这段故事，宝洪茶可谓另一个意义上的“东方美人茶”。
　　说到喝茶，应该提一下张充和在昆明及重庆期间的一位煮茗“老”友——郑颖孙。郑颖孙，安徽黟县人，世家子弟，现代琴家。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因为都是留日的，郑颖孙和周作人也有交往。他为周作人弹过琴，但周不会欣赏，周作人在《国乐的经验》一文里提过这事。
　　当年追求张充和的人很多，卞之琳、陶光、方先生，等等。但他们似乎都败在了这位“老者”郑颖孙手下，郑颖孫清雅不俗，调古韵深，比张充和整整大了二十岁，也可看出从小不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她，对郑有着父亲般的爱慕。撇开私情不说，张充和的确有“老人缘”，1941年她去了陪都重庆，结交了沈尹默、章士钊等长辈朋友，佳话连篇；当然，之间的关系都不同于她与郑颖孙的缘分。再说，“安徽老乡、古琴、茶”，这三项也给郑颖孙加了分。难怪友人劝告张充和离开郑颖孙时，她说：“他煮茗最好，我离开他将无茶可喝了！”这个回答很智慧，也是张充和的一贯风格。
　　没有不散的筵席，也没有不散的茶席，他俩最终还是分了。1948年，郑颖孙去了台湾，1950年，他在台北去世，好友叶公超担任主祭。1948年，张充和嫁给德裔犹太人傅汉思，后定居美国，2015年仙逝，享年一百零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