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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三项制度”是思想观念的变革
“三项制度”不是简单的工作方法的创新,而是思维的变革、观念的跨越、制度体系的突破。
书记接访,成员走访,办理反馈。“三项制度”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是重庆的首创。“三项制度”架构起一套完整的听民声、察民情、办民事、排民忧、解民怨的制度体系,为基层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探寻到一种全新的载体。这一载体的背后,是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观念巨变。
颠覆“官僚”思维:从做官当老爷变为为民做事的硬性要求
中国共产党员执政以后,一些基层干部逐渐以做官当老爷自居,官僚思想日渐严重。他们认为官就是官,民就是民,把官与民放在完全对立的位置:不是主动下基层访贫问苦,而是坐等群众上门;不是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而是“打太极”、“踢皮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为他们的处事哲学……一旦群众不满意,有意见,动不动就以权压人,甚至说群众是刁民,给群众扣上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帽子。这种官僚思想如何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干群关系何以不尖锐?
“三項制度”一举击中这一带有浓厚封建思想的“官念”。以前干部做了什么工作,自己说了算,干多干少没有硬性要求,干好干差缺乏衡量标准。建立落实“三项制度”后,书记接访,定期走访,办理反馈,成为村(社区)干部的基本职责和刚性要求,细化了任务,严明了责任,明确了方法。正如一些村干部讲:“‘三项制度’成了头上的‘紧箍咒’,不去做不行,做不好也不行,每个月那点报酬不好拿了。”由此可见,“三项制度”给干部们戴上了“紧箍咒”,干部队伍也显示出一种新思维:从过去的做官当老爷变为为民做事的硬性要求。在这种新思维下,基层干部不得不放下官架子,眼睛向下,重心下沉,彻底改变过去群众“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状况。
回归“主仆”思维:让部分干部从高高在上的主人回归到为民服务的公仆
我们党执政已经6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在日子越过越好的情况下,部分党员干部逐渐将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出现了“公仆趾高气扬,主人点头哈腰”,“公仆吃拿卡要,主人烧香拜佛”等怪现象;部分党员干部把服务管理的顺序弄反了,出现了“先管理,后服务”,“我管你,你就得听我的;不听我的,我就不服务”等怪事;部分党员干部产生了服务对象错位,对上级、对大款、对大老板,是公仆,鞍前马后,惟恐不周,对群众,是主人,高高在上,盛气凌人……
“三项制度”让被颠覆的“主仆论”拨乱反正:公仆就是服务,群众才是主人,公仆就是应该为主人服好务。“三项制度”要求干部眼睛向下,让部分干部从高高在上的主人回归到为民服务的公仆。干部们变“上访”为“下访”,变“群众访我”为“我访群众”,这既是一种行为方式的转变,更是一种主仆观念的回归。干部们只有真正重新树立“主仆论”的观念后,才能一心一意为民服务,才能真正融化干群坚冰,实现“鱼水关系”。
纠正“服务”认识:从服务上级到服务基层
当前,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官”是上级任命的,权力是领导给的,于是——只愿对上负责,不愿对群众负责;服务上级和领导主动,服务基层和群众消极;基层自治就是基层群众自己的事情,因而消极对待、无所作为。
构建服务型党组织,核心要义就是上级党组织服务下级党组织、党组织服务党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三项制度”正是构建服务型党组织的重要载体,这就要求我们从服务上级到服务基层的理念转变。在一些地方,村民通过基层自治提高了民主意识,但党组织的作用却削弱了,“三项制度”的核心就是通过为民办事,既转变干部的服务理念,又通过接访、走访、反馈这些制度设计,实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对于基层干部来说,只有树立起正确的服务观,才能“身”入基层,“心”入群众,才会赢得群众的信任,才会打牢党的执政基础。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副教授、法学博士)
“三项制度”不是简单的工作方法的创新,而是思维的变革、观念的跨越、制度体系的突破。
书记接访,成员走访,办理反馈。“三项制度”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是重庆的首创。“三项制度”架构起一套完整的听民声、察民情、办民事、排民忧、解民怨的制度体系,为基层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探寻到一种全新的载体。这一载体的背后,是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观念巨变。
颠覆“官僚”思维:从做官当老爷变为为民做事的硬性要求
中国共产党员执政以后,一些基层干部逐渐以做官当老爷自居,官僚思想日渐严重。他们认为官就是官,民就是民,把官与民放在完全对立的位置:不是主动下基层访贫问苦,而是坐等群众上门;不是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而是“打太极”、“踢皮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为他们的处事哲学……一旦群众不满意,有意见,动不动就以权压人,甚至说群众是刁民,给群众扣上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帽子。这种官僚思想如何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干群关系何以不尖锐?
“三項制度”一举击中这一带有浓厚封建思想的“官念”。以前干部做了什么工作,自己说了算,干多干少没有硬性要求,干好干差缺乏衡量标准。建立落实“三项制度”后,书记接访,定期走访,办理反馈,成为村(社区)干部的基本职责和刚性要求,细化了任务,严明了责任,明确了方法。正如一些村干部讲:“‘三项制度’成了头上的‘紧箍咒’,不去做不行,做不好也不行,每个月那点报酬不好拿了。”由此可见,“三项制度”给干部们戴上了“紧箍咒”,干部队伍也显示出一种新思维:从过去的做官当老爷变为为民做事的硬性要求。在这种新思维下,基层干部不得不放下官架子,眼睛向下,重心下沉,彻底改变过去群众“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状况。
回归“主仆”思维:让部分干部从高高在上的主人回归到为民服务的公仆
我们党执政已经6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在日子越过越好的情况下,部分党员干部逐渐将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出现了“公仆趾高气扬,主人点头哈腰”,“公仆吃拿卡要,主人烧香拜佛”等怪现象;部分党员干部把服务管理的顺序弄反了,出现了“先管理,后服务”,“我管你,你就得听我的;不听我的,我就不服务”等怪事;部分党员干部产生了服务对象错位,对上级、对大款、对大老板,是公仆,鞍前马后,惟恐不周,对群众,是主人,高高在上,盛气凌人……
“三项制度”让被颠覆的“主仆论”拨乱反正:公仆就是服务,群众才是主人,公仆就是应该为主人服好务。“三项制度”要求干部眼睛向下,让部分干部从高高在上的主人回归到为民服务的公仆。干部们变“上访”为“下访”,变“群众访我”为“我访群众”,这既是一种行为方式的转变,更是一种主仆观念的回归。干部们只有真正重新树立“主仆论”的观念后,才能一心一意为民服务,才能真正融化干群坚冰,实现“鱼水关系”。
纠正“服务”认识:从服务上级到服务基层
当前,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官”是上级任命的,权力是领导给的,于是——只愿对上负责,不愿对群众负责;服务上级和领导主动,服务基层和群众消极;基层自治就是基层群众自己的事情,因而消极对待、无所作为。
构建服务型党组织,核心要义就是上级党组织服务下级党组织、党组织服务党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三项制度”正是构建服务型党组织的重要载体,这就要求我们从服务上级到服务基层的理念转变。在一些地方,村民通过基层自治提高了民主意识,但党组织的作用却削弱了,“三项制度”的核心就是通过为民办事,既转变干部的服务理念,又通过接访、走访、反馈这些制度设计,实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对于基层干部来说,只有树立起正确的服务观,才能“身”入基层,“心”入群众,才会赢得群众的信任,才会打牢党的执政基础。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副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