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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就是一座蕴藏着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养料的宝库。先秦两汉史传散文则是这座宝库中的一串璀璨的明珠。阅读优秀的史传散文，我们不仅可以掌握丰富的语言文学知识，而且可以从中把握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脉搏，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陶冶。
一、天人相分与人本主义
人文主义是相对于神本主义提出的，其核心理念就是抑神扬人，以人为本。这一点，在先秦两汉史传散文中表现得十分鲜明。在先秦，特别是殷周奴隶主统治时期，王朝兴亡，世间治乱，以致人们的福祸寿天，都被认为是由“天命”决定的。“天”是“人”的严厉监视者和惩罚者。先秦两汉史传散文能够表现出“天人相分”的思想，而且在两者的关系上，更强调了“人”的重要性。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人性的觉醒和思想的解放，而且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国语》在讲到天、神、君、民的关系时，已明显有了以民为主的倾向。例如《召公谏厉王弥谤》(《国语·厉王虐》)，通过讲前代的故事引出历史教训，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果禁止国人讲话，国君就有被流放的危险。强调了人民力量的巨大。《左传》在讲到天、神、君、民关系方面，更为明显地表现出天人相分、以民为本的思想。《曹刿论战》(《左传·庄公十年》)记载齐鲁长勺之战，通过记叙战前鲁庄公与曹刿的对话，揭示出取信于民是战争取胜的前提。先民而后神，是其主要观点。又如《左传·桓公六年》中“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之力于神。”这是比《国语》里将民神并举更进一步的观点。
至于司马迁写《史记》，更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己任。所谓究天人之际，即要探究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当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正宗儒学，认为“天”是超自然、超社会、有意志的神，把天和人结合起来，标榜“天人感应”。一方面说一切人事都是由天有意识做出的安排，另一方面，天对人世间的活动也会有反应，如果有谁违背了天道，天就要加以惩罚。司马迁则认为“天”是客观的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什么联系。正是由于司马迁有天人相分的思想，因此，他注重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在写历史的时候，总是对人事、人谋作仔细地观察和记载，而且认为人们事业的成败兴衰主要在于人谋。在《乌江自刎》(《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自刎乌江时叹道：“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写道：“自矜攻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认为应该从人事方面找原因，引咎自责。表现出对项羽至死不悟的惋惜。
先秦两汉史传散文的人本主义还表现为一种对人的心灵的关怀和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这二点，在《史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司马迁对那些布衣、闾巷之人和岩穴幽隐之士，以及才高被抑、无可申诉者，都写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李将军列传》历载李广之材勇，才高而不得重用，处处都流露着感情。写李广因不愿复对刀笔之吏而引刀自刭，广军一军皆哭，百姓无不流涕，这里自然也包含了司马迁个人的悲愤。充满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关注和对人物无可挽回的悲剧命运的同情，表现出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人早已从神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了，但从古人朴素的人本主义中吸取精神的营养，这对我们今天破除愚昧和迷信，弘扬科学与民主仍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二、使命感、责任感与爱国主义
树立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形成健全人格、提高人文素质的重要前提，爱国主义精神则是滋养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沃土，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国家必须固守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讲，先秦两汉史传散文可以说是一座爱国主义的人物画廊，为我们塑造了一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人物，他们身上充满了使命感和责任感，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
《烛之武退秦师》中的烛之武，《勾践灭吴》中的勾践，《触龙说赵太后》中的触龙，《苏武传》中的苏武等人，考其行事，都是有着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历史人物。他们或不计前嫌，妙语退敌；或卧薪尝胆，立志复国；或挺身而出，冒死直谏；或坚贞不屈，不失气节。他们的光辉品质和思想感情的核心，则是一种深厚的爱国主义。而《唐雎不辱使命》、《荆轲刺秦王》等文中，唐雎、荆轲面对强暴，毫不畏惧，凭着超常的胆识和无比的勇气，坚持不懈地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努力。头可断，血可流，绝不丧失气节，不使自己国家的尊严和形象受到损害，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对于不畏强暴，维护国家利益的蔺相如，作者给予了热情歌颂。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和“廉蔺交欢”等情节的叙述，表现了蔺相如面对强暴的勇敢和机智，同时也写出了他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爱国主义精神。又如《屈原列传》中，叙述了屈原为实现祖国的富强这一崇高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斗争。对于屈原由于眷顾祖国而写下《离骚》这样的爱国主义杰作，司马迁赞道：“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个赞美了屈原，对诗人的崇高人格和爱国主义精神都给予充分的表现和极高的评价。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热爱祖国、报效国家的优良传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历史责任感，这一点理应为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和继承。但是，当前在继承祖国的优良传统和精神遗产方面，却明显存在一种偏离的迹象，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疏远着崇高、责任和奉献，“祖国”这两个字在他们心目中有时并不那么清晰有力。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从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中汲取爱国主义的养料，以历史人物为榜样激励今天的人们，应该是文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
三、生命意识与奋斗精神
关注生命的存在与价值，尊重个体对生命的体验，理解多元的生命价值取向，是现代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之一。先秦两汉史传散文明显表现出一种人性的觉醒和对生命的关注。它冲破了从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和儒家思想的束缚，在当时是一种思想的解放和人性的觉醒。
这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在《战国策》中表现十分明显，书中记叙苏秦、张仪一流的言行事迹，就是这种人性觉醒最突出的代表。由于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必然导致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例如《苏秦始将连横》记苏秦第一次游说秦国不成，“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这些记述鲜明地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追求功名富贵的人生观。苏秦连横不成，而闭门读书，由连横改学合从，最后游说赵王而术成，竟至于佩六国相印，为从约之长。又如张仪居楚受辱，西至于秦，发誓报楚相之辱，又说楚、说齐、说韩。如果苏秦不发愤读书，则会虚度一生，无所作为。张仪若无机谋，便不能有转危为安之术。虽然这些策士为了个人进取，朝秦暮楚，没有坚定的人生信仰，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智谋，与传统道德截然不同，但这也正是那个时代强调生存与发展的人生观的反映，表现为一种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
思考生命的意义，追求生的真谛必然要思索死的意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义也。”所以司马迁反对将殉道牺牲推向极端，不赞成见辱则死，动辄舍生。他主张忍辱负重，不为一时之辱而舍生，而是要发奋进取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韩信受胯下之辱而不死，伍员窘于江上乞食而不死，都是因为他们尚未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是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奋斗精神，激励着陈涉以一名戍卒而率先发难，发动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并最终推翻了秦朝的残暴统治。
此外，像《曹刿论战》中的曹刿以一介布衣而积极投身于保卫国家的斗争，并成功地率领鲁国军队击败了强大的齐军，赢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刘邦、项羽年轻时见秦始皇南巡，曾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取而代之之意，后来他们投身秦末农民战争的洪流，在风起云涌、诸侯并起的战争中脱颖而出，各自成就了一代霸业。在他们的身上，鲜明地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积极的奋斗精神。而《屈原列传》中的屈原，《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在陷入死亡与屈服的两难境地时，则是以死亡作为最后的抗争，用鲜血捍卫了生命的尊严。
应当说，先秦两汉史传散文中表现出来的生命意识和奋斗精神多与自我奋斗和建功立业有关，反映出古人个人功利思想的局限。但这种建功立业也反映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和一种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和具备的人生态度和精神。
毛琴，女，湖北保康科技局工作人员。
一、天人相分与人本主义
人文主义是相对于神本主义提出的，其核心理念就是抑神扬人，以人为本。这一点，在先秦两汉史传散文中表现得十分鲜明。在先秦，特别是殷周奴隶主统治时期，王朝兴亡，世间治乱，以致人们的福祸寿天，都被认为是由“天命”决定的。“天”是“人”的严厉监视者和惩罚者。先秦两汉史传散文能够表现出“天人相分”的思想，而且在两者的关系上，更强调了“人”的重要性。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人性的觉醒和思想的解放，而且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国语》在讲到天、神、君、民的关系时，已明显有了以民为主的倾向。例如《召公谏厉王弥谤》(《国语·厉王虐》)，通过讲前代的故事引出历史教训，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果禁止国人讲话，国君就有被流放的危险。强调了人民力量的巨大。《左传》在讲到天、神、君、民关系方面，更为明显地表现出天人相分、以民为本的思想。《曹刿论战》(《左传·庄公十年》)记载齐鲁长勺之战，通过记叙战前鲁庄公与曹刿的对话，揭示出取信于民是战争取胜的前提。先民而后神，是其主要观点。又如《左传·桓公六年》中“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之力于神。”这是比《国语》里将民神并举更进一步的观点。
至于司马迁写《史记》，更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己任。所谓究天人之际，即要探究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当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正宗儒学，认为“天”是超自然、超社会、有意志的神，把天和人结合起来，标榜“天人感应”。一方面说一切人事都是由天有意识做出的安排，另一方面，天对人世间的活动也会有反应，如果有谁违背了天道，天就要加以惩罚。司马迁则认为“天”是客观的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什么联系。正是由于司马迁有天人相分的思想，因此，他注重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在写历史的时候，总是对人事、人谋作仔细地观察和记载，而且认为人们事业的成败兴衰主要在于人谋。在《乌江自刎》(《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自刎乌江时叹道：“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写道：“自矜攻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认为应该从人事方面找原因，引咎自责。表现出对项羽至死不悟的惋惜。
先秦两汉史传散文的人本主义还表现为一种对人的心灵的关怀和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这二点，在《史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司马迁对那些布衣、闾巷之人和岩穴幽隐之士，以及才高被抑、无可申诉者，都写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李将军列传》历载李广之材勇，才高而不得重用，处处都流露着感情。写李广因不愿复对刀笔之吏而引刀自刭，广军一军皆哭，百姓无不流涕，这里自然也包含了司马迁个人的悲愤。充满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关注和对人物无可挽回的悲剧命运的同情，表现出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人早已从神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了，但从古人朴素的人本主义中吸取精神的营养，这对我们今天破除愚昧和迷信，弘扬科学与民主仍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二、使命感、责任感与爱国主义
树立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形成健全人格、提高人文素质的重要前提，爱国主义精神则是滋养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沃土，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国家必须固守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讲，先秦两汉史传散文可以说是一座爱国主义的人物画廊，为我们塑造了一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人物，他们身上充满了使命感和责任感，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
《烛之武退秦师》中的烛之武，《勾践灭吴》中的勾践，《触龙说赵太后》中的触龙，《苏武传》中的苏武等人，考其行事，都是有着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历史人物。他们或不计前嫌，妙语退敌；或卧薪尝胆，立志复国；或挺身而出，冒死直谏；或坚贞不屈，不失气节。他们的光辉品质和思想感情的核心，则是一种深厚的爱国主义。而《唐雎不辱使命》、《荆轲刺秦王》等文中，唐雎、荆轲面对强暴，毫不畏惧，凭着超常的胆识和无比的勇气，坚持不懈地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努力。头可断，血可流，绝不丧失气节，不使自己国家的尊严和形象受到损害，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对于不畏强暴，维护国家利益的蔺相如，作者给予了热情歌颂。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和“廉蔺交欢”等情节的叙述，表现了蔺相如面对强暴的勇敢和机智，同时也写出了他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爱国主义精神。又如《屈原列传》中，叙述了屈原为实现祖国的富强这一崇高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斗争。对于屈原由于眷顾祖国而写下《离骚》这样的爱国主义杰作，司马迁赞道：“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个赞美了屈原，对诗人的崇高人格和爱国主义精神都给予充分的表现和极高的评价。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热爱祖国、报效国家的优良传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历史责任感，这一点理应为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和继承。但是，当前在继承祖国的优良传统和精神遗产方面，却明显存在一种偏离的迹象，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疏远着崇高、责任和奉献，“祖国”这两个字在他们心目中有时并不那么清晰有力。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从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中汲取爱国主义的养料，以历史人物为榜样激励今天的人们，应该是文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
三、生命意识与奋斗精神
关注生命的存在与价值，尊重个体对生命的体验，理解多元的生命价值取向，是现代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之一。先秦两汉史传散文明显表现出一种人性的觉醒和对生命的关注。它冲破了从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和儒家思想的束缚，在当时是一种思想的解放和人性的觉醒。
这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在《战国策》中表现十分明显，书中记叙苏秦、张仪一流的言行事迹，就是这种人性觉醒最突出的代表。由于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必然导致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例如《苏秦始将连横》记苏秦第一次游说秦国不成，“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这些记述鲜明地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追求功名富贵的人生观。苏秦连横不成，而闭门读书，由连横改学合从，最后游说赵王而术成，竟至于佩六国相印，为从约之长。又如张仪居楚受辱，西至于秦，发誓报楚相之辱，又说楚、说齐、说韩。如果苏秦不发愤读书，则会虚度一生，无所作为。张仪若无机谋，便不能有转危为安之术。虽然这些策士为了个人进取，朝秦暮楚，没有坚定的人生信仰，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智谋，与传统道德截然不同，但这也正是那个时代强调生存与发展的人生观的反映，表现为一种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
思考生命的意义，追求生的真谛必然要思索死的意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义也。”所以司马迁反对将殉道牺牲推向极端，不赞成见辱则死，动辄舍生。他主张忍辱负重，不为一时之辱而舍生，而是要发奋进取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韩信受胯下之辱而不死，伍员窘于江上乞食而不死，都是因为他们尚未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是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奋斗精神，激励着陈涉以一名戍卒而率先发难，发动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并最终推翻了秦朝的残暴统治。
此外，像《曹刿论战》中的曹刿以一介布衣而积极投身于保卫国家的斗争，并成功地率领鲁国军队击败了强大的齐军，赢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刘邦、项羽年轻时见秦始皇南巡，曾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取而代之之意，后来他们投身秦末农民战争的洪流，在风起云涌、诸侯并起的战争中脱颖而出，各自成就了一代霸业。在他们的身上，鲜明地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积极的奋斗精神。而《屈原列传》中的屈原，《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在陷入死亡与屈服的两难境地时，则是以死亡作为最后的抗争，用鲜血捍卫了生命的尊严。
应当说，先秦两汉史传散文中表现出来的生命意识和奋斗精神多与自我奋斗和建功立业有关，反映出古人个人功利思想的局限。但这种建功立业也反映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和一种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和具备的人生态度和精神。
毛琴，女，湖北保康科技局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