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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济学背景的人一般都知道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因为他们都知道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而奈特就是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奈特在芝大执教期间教过的学生，后来功成名就者无数，其中就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布坎南、萨缪尔森等人。斯蒂格勒和布坎南的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就是奈特。
奈特执教芝加哥大学期间，那些在芝大经济学系求学并成就一生荣誉者，在回忆自己的成长之路时，都认为自己是受了奈特的影响，他们共同的回忆是，奈特全心全意地向所有的学生传递一个信息：无论在科学的学术领域之内还是之外，这个世界上都不存在其信息值得被捧到至高无上的神。很多看似真理的事物，实际上都有很多的问题，有勇气冲破知识的迷雾，才不愧是真正的学者。在容易受到许多事情困惑的学生年代，奈特对神的看法，鼓舞了学生们对知识的探索，也使学生建立起自信心。所以布坎南才在回顾个人发展路径时说道，他实在难以想象，假如自己未曾受业于奈特，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因为如此，芝加哥大学在1940年代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上帝并不存在，但奈特就是先知。
所谓先知，是指这样一类人，他们勤于积累知识，也勤于探究知识，并根据自己的知识和对知识的探索，为后面的人们指出方向。奈特对前人知识的积累，反映在他对经济学的最大化配置的认识上，他对前人知识的探索，反映在他对社会与经济互动的结构的探讨上，因此奈特的经济学不同于前人的经济学，他强调市场的组织结构，是一种融最大化配置与组织协调于一体的经济学。奈特的理论，至今也无人超越。
遗憾的是，集中反映奈特经济思想的名著《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与中国人见面很晚。台湾银行当年集中出版了一批经济学名著，一共190余种，但没有奈特的这本书。英文本尽管已再版了N次，并有斯蒂格勒及相关人士作序，但在北京地区，仅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料室有藏书。北大这本是1921年版。在我借阅的时候，没有发现书中的借阅记录，但从书中批注的字迹来看，墨色已淡，该书的最后一次的借阅恐怕至少也有二三十年之久了。我从批注的文字，甚至能猜测到当年这位老师阅读该书的目的，他(她)一定是在为教授利润理论收集资料。因为书中的批阅(是用英文写的!)只在前三章，从第四章开始就没有了任何批注，而前三章正是奈特对从亚当·斯密开始直到马歇尔的利润理论的检讨和梳理。
实际上，如果真正想把握经济学理论，奈特的思想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经济学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马歇尔积前人之大成、并梳理为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边际革命”。边际革命主张，与资本增值与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成本和利润，是经济活动的动因。第二阶段则是“凯恩斯革命”。凯恩斯革命是对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原则产生怀疑的阶段。第三阶段出现在二十世纪世纪六十年代，史称“新古典主义的反凯恩斯革命”。这场革命实际上有一个很长的酝酿期、有很多的支持者，公认的说法是，为这场革命提供了哲学理论支持并最终使这场革命成功的重要人物，就是本文论及的弗兰克·奈特。但如果读过了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就可以明白，第一阶段边际革命的成功，奈特一样功不可没。正因为如此，斯蒂格勒才将奈特之书誉为是在一战之前写就但现在仍有重大影响的两部经济学著作之一(另一本是欧文·费雪的《利息理论》)。
传统经济学对利润的认识在早期有英国分析与法国分析之分别，英国分析将利润视为是对资本的回报；法国分析则将利润看成为工资的一种形式。英国分析发端于李嘉图，发展于庞巴维克，其核心是遵从劳动创造价值学说，在生产领域中探讨劳动与劳动时间在价值形成方面的作用以及为资本带来利润的过程。二十世纪初，新古典主义通过竞争而达于均衡的分析框架遭人质疑，疑问的要点在于，在竞争性均衡的过程中，不可能存在利润。为了解释在竞争性均衡的过程中利润的存在。晚近以来，又出现了用“动态论”和“风险论”分析利润的观点。动态论的观点由J．B．克拉克提出，风险论则由F．B．霍利提出。按照克拉克的观点，在静态条件下，每个要素都获得了自己生产的东西，又因为成本总是与销售价格相等，所以对企业家的日常管理工作来说，除了工资，不可能有利润存在。因此，利润是经济过程动态变化的结果。
奈特不同意上述脱离完全竞争来论述利润的逻辑。奈特首先不同意的是关于生产与资本的理论。奈特认为，从现实生产的角度看，企业家是在上一个时间购买生产要素，并通过一个生产期间将它们转换为在下一个时间里出售的产品。这里的重点就是生产期间，这也是与李嘉图乃至庞巴维克相区别之所在。李嘉图是通过劳动来论述资本之增值，即利润的出现；庞巴维克是通过一定时间的生产期的“等待”来说明利润的起源；奈特是通过生产期间之前的预期，以及生产时间之后预期的实现与否，来讨论完全竞争条件下利润的出现。
奈特对完全竞争条件下利润的解释如他的书名表述的逻辑一样，是通过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来说明利润的出现的。按照奈特的说法，风险是可量度的，其概率是可知的。因为可以确定概率，所以风险可以通过保险转给他人如保险公司负担。不确定性是不可量度的，其结果是未知的。人类满足欲望的生产是需要时间的，这段时间就是不确定性产生的过程。
老实说，完全竞争只有在奈特这里，才得到了完全的论述。奈特认为，只有在所有未来事件完全可以预见的静态完全竞争条件下，利润才会消失。但是，由于现实经济中存在大量的没有先例的风险即不确定性，这样，在企业家于生产之前签好了的生产合约并通过一段生产时间创造出产品之后，其市场出售价格与合同固定的生产服务价格之间就会出现一个差额。这一差额就是利润(正的或负的)。据此推论，只有在对未来和对变化的结果的不完全知识条件下，利润才可能出现。因此，如果要获得利润，就需要有某种不可预测或量度的风险，即不确定性。只有那种因人的知识的有限性，只有在那种对未来能发生什么事情的概率一无所知的条件下，发生的独一无二的事件，才具备不确定性性质。因为，谁也无法把这种不确定性转换成能够影响资源配置的生产成本，所以，利润只是一种以无法预见的方式表现这种不确定性遗留后果的事后的剩余(正的或负的)。因此，可量度的风险不产生利润，不可量度的风险即不确定性，才能产生利润。
奈特理论推理过程之严密，理论讨论之晦涩世所公认。诺奖得主弗里德曼的夫人罗丝当年在芝大经济学系读研究生时，曾做过奈特的研究助手。根据她的回忆，奈特讲课时全班同学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常常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而他所授内容的三分之二对剩下的三分之一的学生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这三分之一的学生确实从这三分之一的内容中学到了货真价实的东西。而这些学到东西的学生就是后来在经济学领域出人头地的佼佼者。当然，奈特的学生中也有很多人认为他糊涂颠倒、制造混乱，但对那些理解他的学生来说，比如后来的诺奖获得者们，正是在其他人认为杂乱无章的地方看到了深度，学会了探究。 奈特的理论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偏离了正统经济学理论，这种看法源自奈特对利润出现的论证过程。奈特是通过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分，尤其通过应对不确定性的企业组织与企业家职能的讨论，论证了利润的来源。这种对企业组织理论的讨论，实际上早于科斯。
在奈特看来，人类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要通过有组织的经济活动加以解决。奈特首先通过对人类本性的探讨，就人们对不确定性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了分类，并对人类如何处理这种不确定性进行了讨论：第一，通过对事实进行归组，从量上减少不确定性，这就是企业组织的出现；第二，人与人处理不确定性的差异，导致了解决不确定性的权力集中到某些人手中的趋势，这就是企业家的出现。遵循这一思路，我们会发现，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过程，就是人类解决不确定性的发展过程。在手工业组织阶段，解决不确定性的需要，使这一组织显示出一种无法阻止的转化为一种迥然不同的制度的趋势，这种趋势导致了今天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企业”制度的出现。
按照奈特的思路，合伙制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组织的无效率、无法有效保障共同利益以及由道德风险所引发的更大风险等等，在都反过来限制了企业规模的继续扩展，并导致了公司形式的组织替代合伙制的变革。公司组织的出现为规避风险开辟了一条与单纯合并风险完全不同的途径。所有权极为细小的可分性及股份转手的便利，使得一位投资者除了可以增加在一个单个企业中的规模投资外，还可以将所拥有的财产分散在大批企业名下。就不确定性而论，这种分散的效果明显是双重的。其一，对投资者来说，将各种股票合在一起来可以进一步抵消风险，因为他手上持有不同公司的不同股票，因此其损失和利益多半会趋向于相互抵消，这就为他的全部收入提供了高度的规律性和可预测性。其二，他的全部资源中的一小部分发生损失的几率，与损失大部分资源的几率相比，就不太重要了。
奈特在讨论完全竞争经济学时对企业组织理论的贡献，被公认为是自1776年现代经济学问世以来的二百年间，改变了企业理论专业视野的两篇文献之一(另一篇是科斯的文章)。但奈特的讨论与科斯的讨论从起点上就有不同。
奈特讨论企业组织是出于对基于功利主义假设的经济学理论的认识。奈特认为，“经济学”一词的本义所说的所有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纯粹抽象和形式化，且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学说。它讨论的只是某种规范的“经济学”原则，并不涉及要利用什么或是如何利用的问题；更具体地说，价格经济学讨论的是一种社会机制，在这种社会制度中，每个人只把其他所有人和社会作为他自己这一个人经济的手段和条件、一种鲁宾逊经济的机械组织来对待。它讨论的是给定的“所有者”，根据给定的技术体系对给定资源的使用，以满足给定的欲望的过程，是如何通过完全市场体系组织起来的。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在经济理论中给企业以一定的地位，企业只被看成为与个人相同的一个单位，只是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原来是由个人这个单位来生产产品，现在则是由企业这个单位来生产产品。
我们知道，经典经济学理论在讨论资源的最优配置时，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假定企业组织已经存在，企业组织已经存在之所以能成为假定前提，是因为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认为分工与合作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合理途径。因此，专门的工厂雇佣专门的工人，形成了企业内部各种专门人才的合作；工厂的工人向上游企业购买原材料，形成了市场与市场之间的合作。经济学无须对此进行讨论。
在科斯的眼里，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分析方法，是将社会的经济结果，看成为只受生产成本约束的分析方法。科斯认为，对现实经济的约束变量不仅仅是生产成本，还包括交易成本。企业的出现，就是交易成本约束条件下选择的结果。它解决的是所有不能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活动中所发生的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按照科斯的命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之间的交易成本越高，通过企业来组织资源的比较利益就越大。因此，如果市场的交易成本超过了管理成本，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就要求用企业来代替市场。
科斯是通过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的比较，说明了企业存在的理由，以及企业替代市场的规范条件。也就是说，企业的管理成本与市场的交易成本相等是企业存在的条件，市场交易成本超过企业管理成本，资源由企业经营；市场交易成本低于企业管理成本，资源应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配置。
奈特企业理论与科斯企业理论虽然从起点上完全不同，但两人的落脚点却惊人地相似。相似之处在于，两人都是以成本来解释企业的存在与发展。不同的是，科斯的成本是交易成本，奈特的成本则是不可预见的成本，即不确定性成本(正的或负的)。
进一步分析，科斯对企业的出现的分析，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充和完善。从科斯的企业组织理论看，科斯的企业组织理论实际上是关于合约的安排和组织的安排的分析，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阿罗—德布鲁范式的挑战。但科斯的这种分析方法却首先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要素：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以及均衡分析方法。科斯学派只不过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作了修正：即主体的环境约束问题、主体所拥有的信息问题和主体与客体间相互作用的方式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引入了新的变量，如信息、交易成本、产权约束和政府行为干预等，从而形成了此后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方法论基础。
现代经济学起源于亚当·斯密，发展于大卫·李嘉图。但斯密与李嘉图的理论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斯密根据专业化报酬递增论述了分工经济，这里的前提条件是，只有在每个人至少在一种工作上比他人的生产率高，才可能有分工，因此斯密提出的是分工会产生出生产率的事后优势；李嘉图不同，李嘉图认为，个人与既定生产资源的结合在事前就会产生出生产率优势。由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更符合表象上所观察的现象尤其是国际贸易的现象，所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获得了后辈经济学家的推崇。但是，斯密提出的是分工会产生事后的优势，这种事后的优势一定与分工中的经济组织及经济组织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如果按照斯密的理论传承，经济学的核心将会向企业组织理论发展。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则与分工产生优势无关，因此只需讨论资源配置，无须讨论企业组织的作用。
二十世纪初，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继承古典传统的基础上将经济行为人分为消费者与生产者，并因此而将经济运行看成为需求与供给双方互动并达于均衡的过程。这种分析方法虽然将经济学理论形式化为一个精美的框架，但却因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一般均衡过程使利润出现趋向于零的趋势而遭人质疑。
奈特的理论则前承古典经济学，后修护新古典框架。面对二十世纪初对新古典主义框架的怀疑，即在新古典强调竞争的条件下，在长期均衡中，利润是否存在的疑问。奈特首次将不确定性引入了完全竞争理论，以这种从现实中提取的概念论证了利润作为对企业家承担不确定性的报偿，可以存在于竞争的平衡之中，并由此而论证了企业和企业家的出现，从而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理论提供了完善的轮廓和定义。在用企业组织论证利润之产生的同时，奈特也回归了斯密论述分工与组织对人类福祉的作用的分析，是一种集古典与新古典之大成的理论，也是1980年代末与1990年代初探讨斯密之比较优势对经济组织之作用的开端。
这就是先知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先知。
(《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美]弗兰克·奈特著，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2月版，21．00元)
奈特执教芝加哥大学期间，那些在芝大经济学系求学并成就一生荣誉者，在回忆自己的成长之路时，都认为自己是受了奈特的影响，他们共同的回忆是，奈特全心全意地向所有的学生传递一个信息：无论在科学的学术领域之内还是之外，这个世界上都不存在其信息值得被捧到至高无上的神。很多看似真理的事物，实际上都有很多的问题，有勇气冲破知识的迷雾，才不愧是真正的学者。在容易受到许多事情困惑的学生年代，奈特对神的看法，鼓舞了学生们对知识的探索，也使学生建立起自信心。所以布坎南才在回顾个人发展路径时说道，他实在难以想象，假如自己未曾受业于奈特，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因为如此，芝加哥大学在1940年代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上帝并不存在，但奈特就是先知。
所谓先知，是指这样一类人，他们勤于积累知识，也勤于探究知识，并根据自己的知识和对知识的探索，为后面的人们指出方向。奈特对前人知识的积累，反映在他对经济学的最大化配置的认识上，他对前人知识的探索，反映在他对社会与经济互动的结构的探讨上，因此奈特的经济学不同于前人的经济学，他强调市场的组织结构，是一种融最大化配置与组织协调于一体的经济学。奈特的理论，至今也无人超越。
遗憾的是，集中反映奈特经济思想的名著《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与中国人见面很晚。台湾银行当年集中出版了一批经济学名著，一共190余种，但没有奈特的这本书。英文本尽管已再版了N次，并有斯蒂格勒及相关人士作序，但在北京地区，仅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料室有藏书。北大这本是1921年版。在我借阅的时候，没有发现书中的借阅记录，但从书中批注的字迹来看，墨色已淡，该书的最后一次的借阅恐怕至少也有二三十年之久了。我从批注的文字，甚至能猜测到当年这位老师阅读该书的目的，他(她)一定是在为教授利润理论收集资料。因为书中的批阅(是用英文写的!)只在前三章，从第四章开始就没有了任何批注，而前三章正是奈特对从亚当·斯密开始直到马歇尔的利润理论的检讨和梳理。
实际上，如果真正想把握经济学理论，奈特的思想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经济学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马歇尔积前人之大成、并梳理为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边际革命”。边际革命主张，与资本增值与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成本和利润，是经济活动的动因。第二阶段则是“凯恩斯革命”。凯恩斯革命是对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原则产生怀疑的阶段。第三阶段出现在二十世纪世纪六十年代，史称“新古典主义的反凯恩斯革命”。这场革命实际上有一个很长的酝酿期、有很多的支持者，公认的说法是，为这场革命提供了哲学理论支持并最终使这场革命成功的重要人物，就是本文论及的弗兰克·奈特。但如果读过了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就可以明白，第一阶段边际革命的成功，奈特一样功不可没。正因为如此，斯蒂格勒才将奈特之书誉为是在一战之前写就但现在仍有重大影响的两部经济学著作之一(另一本是欧文·费雪的《利息理论》)。
传统经济学对利润的认识在早期有英国分析与法国分析之分别，英国分析将利润视为是对资本的回报；法国分析则将利润看成为工资的一种形式。英国分析发端于李嘉图，发展于庞巴维克，其核心是遵从劳动创造价值学说，在生产领域中探讨劳动与劳动时间在价值形成方面的作用以及为资本带来利润的过程。二十世纪初，新古典主义通过竞争而达于均衡的分析框架遭人质疑，疑问的要点在于，在竞争性均衡的过程中，不可能存在利润。为了解释在竞争性均衡的过程中利润的存在。晚近以来，又出现了用“动态论”和“风险论”分析利润的观点。动态论的观点由J．B．克拉克提出，风险论则由F．B．霍利提出。按照克拉克的观点，在静态条件下，每个要素都获得了自己生产的东西，又因为成本总是与销售价格相等，所以对企业家的日常管理工作来说，除了工资，不可能有利润存在。因此，利润是经济过程动态变化的结果。
奈特不同意上述脱离完全竞争来论述利润的逻辑。奈特首先不同意的是关于生产与资本的理论。奈特认为，从现实生产的角度看，企业家是在上一个时间购买生产要素，并通过一个生产期间将它们转换为在下一个时间里出售的产品。这里的重点就是生产期间，这也是与李嘉图乃至庞巴维克相区别之所在。李嘉图是通过劳动来论述资本之增值，即利润的出现；庞巴维克是通过一定时间的生产期的“等待”来说明利润的起源；奈特是通过生产期间之前的预期，以及生产时间之后预期的实现与否，来讨论完全竞争条件下利润的出现。
奈特对完全竞争条件下利润的解释如他的书名表述的逻辑一样，是通过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来说明利润的出现的。按照奈特的说法，风险是可量度的，其概率是可知的。因为可以确定概率，所以风险可以通过保险转给他人如保险公司负担。不确定性是不可量度的，其结果是未知的。人类满足欲望的生产是需要时间的，这段时间就是不确定性产生的过程。
老实说，完全竞争只有在奈特这里，才得到了完全的论述。奈特认为，只有在所有未来事件完全可以预见的静态完全竞争条件下，利润才会消失。但是，由于现实经济中存在大量的没有先例的风险即不确定性，这样，在企业家于生产之前签好了的生产合约并通过一段生产时间创造出产品之后，其市场出售价格与合同固定的生产服务价格之间就会出现一个差额。这一差额就是利润(正的或负的)。据此推论，只有在对未来和对变化的结果的不完全知识条件下，利润才可能出现。因此，如果要获得利润，就需要有某种不可预测或量度的风险，即不确定性。只有那种因人的知识的有限性，只有在那种对未来能发生什么事情的概率一无所知的条件下，发生的独一无二的事件，才具备不确定性性质。因为，谁也无法把这种不确定性转换成能够影响资源配置的生产成本，所以，利润只是一种以无法预见的方式表现这种不确定性遗留后果的事后的剩余(正的或负的)。因此，可量度的风险不产生利润，不可量度的风险即不确定性，才能产生利润。
奈特理论推理过程之严密，理论讨论之晦涩世所公认。诺奖得主弗里德曼的夫人罗丝当年在芝大经济学系读研究生时，曾做过奈特的研究助手。根据她的回忆，奈特讲课时全班同学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常常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而他所授内容的三分之二对剩下的三分之一的学生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这三分之一的学生确实从这三分之一的内容中学到了货真价实的东西。而这些学到东西的学生就是后来在经济学领域出人头地的佼佼者。当然，奈特的学生中也有很多人认为他糊涂颠倒、制造混乱，但对那些理解他的学生来说，比如后来的诺奖获得者们，正是在其他人认为杂乱无章的地方看到了深度，学会了探究。 奈特的理论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偏离了正统经济学理论，这种看法源自奈特对利润出现的论证过程。奈特是通过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分，尤其通过应对不确定性的企业组织与企业家职能的讨论，论证了利润的来源。这种对企业组织理论的讨论，实际上早于科斯。
在奈特看来，人类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要通过有组织的经济活动加以解决。奈特首先通过对人类本性的探讨，就人们对不确定性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了分类，并对人类如何处理这种不确定性进行了讨论：第一，通过对事实进行归组，从量上减少不确定性，这就是企业组织的出现；第二，人与人处理不确定性的差异，导致了解决不确定性的权力集中到某些人手中的趋势，这就是企业家的出现。遵循这一思路，我们会发现，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过程，就是人类解决不确定性的发展过程。在手工业组织阶段，解决不确定性的需要，使这一组织显示出一种无法阻止的转化为一种迥然不同的制度的趋势，这种趋势导致了今天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企业”制度的出现。
按照奈特的思路，合伙制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组织的无效率、无法有效保障共同利益以及由道德风险所引发的更大风险等等，在都反过来限制了企业规模的继续扩展，并导致了公司形式的组织替代合伙制的变革。公司组织的出现为规避风险开辟了一条与单纯合并风险完全不同的途径。所有权极为细小的可分性及股份转手的便利，使得一位投资者除了可以增加在一个单个企业中的规模投资外，还可以将所拥有的财产分散在大批企业名下。就不确定性而论，这种分散的效果明显是双重的。其一，对投资者来说，将各种股票合在一起来可以进一步抵消风险，因为他手上持有不同公司的不同股票，因此其损失和利益多半会趋向于相互抵消，这就为他的全部收入提供了高度的规律性和可预测性。其二，他的全部资源中的一小部分发生损失的几率，与损失大部分资源的几率相比，就不太重要了。
奈特在讨论完全竞争经济学时对企业组织理论的贡献，被公认为是自1776年现代经济学问世以来的二百年间，改变了企业理论专业视野的两篇文献之一(另一篇是科斯的文章)。但奈特的讨论与科斯的讨论从起点上就有不同。
奈特讨论企业组织是出于对基于功利主义假设的经济学理论的认识。奈特认为，“经济学”一词的本义所说的所有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纯粹抽象和形式化，且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学说。它讨论的只是某种规范的“经济学”原则，并不涉及要利用什么或是如何利用的问题；更具体地说，价格经济学讨论的是一种社会机制，在这种社会制度中，每个人只把其他所有人和社会作为他自己这一个人经济的手段和条件、一种鲁宾逊经济的机械组织来对待。它讨论的是给定的“所有者”，根据给定的技术体系对给定资源的使用，以满足给定的欲望的过程，是如何通过完全市场体系组织起来的。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在经济理论中给企业以一定的地位，企业只被看成为与个人相同的一个单位，只是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原来是由个人这个单位来生产产品，现在则是由企业这个单位来生产产品。
我们知道，经典经济学理论在讨论资源的最优配置时，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假定企业组织已经存在，企业组织已经存在之所以能成为假定前提，是因为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认为分工与合作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合理途径。因此，专门的工厂雇佣专门的工人，形成了企业内部各种专门人才的合作；工厂的工人向上游企业购买原材料，形成了市场与市场之间的合作。经济学无须对此进行讨论。
在科斯的眼里，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分析方法，是将社会的经济结果，看成为只受生产成本约束的分析方法。科斯认为，对现实经济的约束变量不仅仅是生产成本，还包括交易成本。企业的出现，就是交易成本约束条件下选择的结果。它解决的是所有不能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活动中所发生的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按照科斯的命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之间的交易成本越高，通过企业来组织资源的比较利益就越大。因此，如果市场的交易成本超过了管理成本，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就要求用企业来代替市场。
科斯是通过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的比较，说明了企业存在的理由，以及企业替代市场的规范条件。也就是说，企业的管理成本与市场的交易成本相等是企业存在的条件，市场交易成本超过企业管理成本，资源由企业经营；市场交易成本低于企业管理成本，资源应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配置。
奈特企业理论与科斯企业理论虽然从起点上完全不同，但两人的落脚点却惊人地相似。相似之处在于，两人都是以成本来解释企业的存在与发展。不同的是，科斯的成本是交易成本，奈特的成本则是不可预见的成本，即不确定性成本(正的或负的)。
进一步分析，科斯对企业的出现的分析，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充和完善。从科斯的企业组织理论看，科斯的企业组织理论实际上是关于合约的安排和组织的安排的分析，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阿罗—德布鲁范式的挑战。但科斯的这种分析方法却首先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要素：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以及均衡分析方法。科斯学派只不过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作了修正：即主体的环境约束问题、主体所拥有的信息问题和主体与客体间相互作用的方式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引入了新的变量，如信息、交易成本、产权约束和政府行为干预等，从而形成了此后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方法论基础。
现代经济学起源于亚当·斯密，发展于大卫·李嘉图。但斯密与李嘉图的理论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斯密根据专业化报酬递增论述了分工经济，这里的前提条件是，只有在每个人至少在一种工作上比他人的生产率高，才可能有分工，因此斯密提出的是分工会产生出生产率的事后优势；李嘉图不同，李嘉图认为，个人与既定生产资源的结合在事前就会产生出生产率优势。由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更符合表象上所观察的现象尤其是国际贸易的现象，所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获得了后辈经济学家的推崇。但是，斯密提出的是分工会产生事后的优势，这种事后的优势一定与分工中的经济组织及经济组织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如果按照斯密的理论传承，经济学的核心将会向企业组织理论发展。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则与分工产生优势无关，因此只需讨论资源配置，无须讨论企业组织的作用。
二十世纪初，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继承古典传统的基础上将经济行为人分为消费者与生产者，并因此而将经济运行看成为需求与供给双方互动并达于均衡的过程。这种分析方法虽然将经济学理论形式化为一个精美的框架，但却因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一般均衡过程使利润出现趋向于零的趋势而遭人质疑。
奈特的理论则前承古典经济学，后修护新古典框架。面对二十世纪初对新古典主义框架的怀疑，即在新古典强调竞争的条件下，在长期均衡中，利润是否存在的疑问。奈特首次将不确定性引入了完全竞争理论，以这种从现实中提取的概念论证了利润作为对企业家承担不确定性的报偿，可以存在于竞争的平衡之中，并由此而论证了企业和企业家的出现，从而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理论提供了完善的轮廓和定义。在用企业组织论证利润之产生的同时，奈特也回归了斯密论述分工与组织对人类福祉的作用的分析，是一种集古典与新古典之大成的理论，也是1980年代末与1990年代初探讨斯密之比较优势对经济组织之作用的开端。
这就是先知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先知。
(《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美]弗兰克·奈特著，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2月版，2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