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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弘扬九三学社的传统，把一代又一代社员积累的精神财富转化成为后世宝贵的精金美玉;要不断地开辟新境界，导入时代内涵;要保证九三学社的传统不失去依存的载体，绵绵不断地延续。
2019年4月19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讲清楚为什么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讲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讲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讲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发展，引导人们以史为鉴、以史为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1842年，中国在中英鸦片战争中失败。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开始了屈辱、苦难、探索和斗争的历程。开始学习并引进西方的产业和技术，以应对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
1894年，在甲午战争中，装备了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中国海军被日本人击溃了。这使国人认识到腐朽的封建制度是国家落后受辱的根本原因。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发起了戊戌变法运动，企图步日本明治维新的后尘，走君主立宪道路。戊戌变法运动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而失败。此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发起同盟会，通过不懈的武装斗争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国。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他们所期望的安宁幸福的生活。一方面，群龙无首的局面造成割据一方的各派军阀混战，他们为了稳固并扩大各自的地盘，争先恐后地讨好帝国主义国家，以占据的资源向帝国主义国家换取军火，自相残杀。另一方面，封建帝制的冤魂并没有散去。辛亥革命成功5年后，袁世凯复辟称帝，遭天下讨伐，83天的皇帝梦与身俱灭。一年后，张勋再次复辟。在全国的讨伐声中，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回到宝座上坐了12天，就与张勋一起消遁了。中国人民在内部战争和外来侵略的双重灾难中，民穷财尽，苦不
堪言。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盟国与协约国在欧洲开战。袁世凯政府的总理梁士诒极力主张中国参战。他认为德国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一定会战败。中国加入协约国参战，德国战败后，中国不仅可借机收回德国强占的中国山东权益，还可获得战胜国的荣誉。北洋政府拿不出参加世界大战的巨额经费。梁士诒向袁世凯建议，中国对德宣战，但不出兵，派劳工到欧洲参战。在中英鸦片战争中获胜的英国根本看不起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丛林中，北洋政府企图用出力不出钱的方式参与战争，换取战胜国地位，收回清末时被帝国主义国家强行租借的山东半岛，废除或修改与协约国的不平等条约。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作出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而不是按照中国代表团的要求归还给中国。中国人民在这一强烈打击下惊醒，中国企图通过派劳工参战以收回主权的愿望也成为一枕黄粱。西方政治家曾经信誓旦旦地说，战后的世界必定是正义和公平的世界。事实证明，这完全是欺骗弱小民族的鬼话。
在1919年初发行的《国民》杂志创刊号上，北京大学学生、杂志编辑许德珩在《国民思想与世界潮流》一文中指出：救今日之中国者，今日之国民也;训练今日之国民克胜救国之任者，国民思想之改革也。欲发思想改革之目标，为20世纪新兴中国之国民者，又在吾人洞悉乎世界潮流之所趋。许德珩的言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进步青年的思想立场和抵御外来侵略的不屈精神。被苦难境遇激发出来的满腔悲愤和对创造新社会的强烈追求推动中国人民探索、追求与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和新的社会制度。
1919年5月3日晚，北大全體学生集会。北大学生廖书仓、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夏秀峰、易克嶷等相继在大会上发言。许德珩慷慨激昂地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了！胶州要亡了，中国要亡了！我们要把国家兴亡担在自己的肩上。要么救中国，要么死！大会推举廖书仓为大会主席，黄日葵、孟寿椿记录，许德珩起草宣言。会后，在西斋宿舍微弱的烛光下，许德珩连夜起草并书写《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他把惟一的一床白色床单撕成条幅，写上标语，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
5月4日中午，三千余名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大会宣读了由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即《五四宣言》。宣言向同胞们呐喊：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
参加游行的同学们列队来到各国使馆聚集的东交民巷，准备向外国驻华使馆递交《陈词》，说明他们游行示威的目的，要求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巡捕不允许游行队伍进入东交民巷。学生们推选段锡朋、许德珩、罗家伦、狄福鼎四人作为代表，向美国和英国使馆递交《陈词》，仍未获接见。五月初的北京，中午的气温比较高。巡捕不让中国人进入使馆区，学生们在太阳下晒了两个多小时后，未达目的，这使他们怒发冲冠，遂决定到距离天安门六七华里的曹汝霖住宅去找卖国贼算账。来到赵家楼胡同的曹宅，部分学生冲了进去，他们遍寻曹汝霖不着，愤怒之中，放火焚烧了奢华的曹宅。
从五四运动爆发及其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五四运动有其偶然的一面和必然的一面。如果决定山东权益的会议不是在4月30日举行，就没有5月4日当天的天安门集会。如果学生的游行队伍可以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向各国驻华使节递交请愿书，他们就不会在太阳底下晒两个多小时，可能就没有火烧赵家楼的暴力后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在5月4日发生游行示威和暴力行动是偶然的。但是，只要帝国主义不停止对中国的侵略，军阀不停止内战和卖国，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就不会停止。从这个角度来说，爆发全国性的爱国运动是必然的。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代表着反帝与反封建两大任务。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从清政府到民国北京政府无不卑躬屈膝、俯首听命。他们签订的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把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附庸国。反帝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五四青年身上。反帝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争取民族独立。要彻底推翻封建主义，就要用先进文化冲击封建主义文化。要将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政党、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社会主义为革命理想。
随着进步知识分子共同的敌人——封建主义思想日渐式微，随着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思想逐渐示强，五四青年当中不同思想、不同道路之争逐渐明朗化、激烈化，各个社团内部出现思想分野，在不同主义的冲击下，他们最终分道扬镳。尊奉的主义不同，确定的道路就不同。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是引导和教化他们文化启蒙呢？还是组织和动员他们起来革命呢？没有主义，没有政党，如何集结改造社会的力量？如何确定改造社会的方向和道路？面对中国的现实，根本无法回避改造社会的任务，无法回避对于社会的责任，无法设想不付诸实施的学术讨论，无法设想与改造现状无关的新文化建设。
五四运动的伟大成就是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说，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1920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罗章龙、邓中夏等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邓中夏同志介紹，后来成为九三学社社员的杨钟健先生参加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50多位党员中，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高君宇、何孟雄等12位是北大的师生，毛泽东是北大的员工。
九三学社的前辈们大都参加过五四运动。五四当天被北洋军阀政权逮捕的32位参加游行的同学当中，有4位后来成为了九三学社成员。他们是：许德珩、潘菽、杨振声和初大告。九三学社的前辈们坚持反帝、反封建，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他们以五四运动的目标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
生于清末，学于欧美，这是大多数九三学社创始人的人生经历。九三学社的前辈在欧洲、美洲和苏联留学期间，亲身体验了西方的议会制度、德意的国家主义制度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经历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内革命、抗日战争。革命的实践使他们对于中国的出路和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有了正确的判断。
九三学社的前辈们吸纳、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学贯中西。西方先进文化当中的民主、西方工业经济当中的科学像两颗闪烁的明星，照耀着他们追求真理的道路。西方文明中的民主科学思想，成为九三学社创始人共同的思想本色。一代又一代的九三学社人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持续奋斗并不断赋予民主与科学新的、更加完整的内涵。
九三学社的前辈们出生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们亲身感受着封建主义的压迫、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他们看到了现代工业的兴起，看到了共和国的曙光。他们共同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为了民主与科学，九三学社的前辈们不惜在辛亥革命中投笔从戎，为反帝反封建而战，为民主与共和国战;不惜在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为民族独立而战，为思想解放而战。九三学社前辈们将民主科学视为他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法宝。
1936年5月4日，许德珩教授在北大举行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讲话，鼓励同学们把当年五四青年“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要求与今天同学们“抗日救亡”的要求结合起来，他说：“纪念五四，在今天就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消灭汉奸。”他还感叹道：“当年那些勇猛的反帝青年，后来有的消沉了，有的做官了，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对于历史的回顾应该提炼、上升到思想层面，提炼、上升到哲学层面。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不应只停留在回顾运动过程和讲述个别人行动的层面，应该看到五四运动的两个重要结果，一是工人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另一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一部分五四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中国共产党克服千难万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带领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将中国从一百年前那个国弊民穷、面临亡国灭种的弱国改造成为今天人民共同富裕、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我们纪念五四运动，怀念当年那些为了国家兴亡而生死与之的热血青年，应当了解、研究他们的人生发展历程，从他们的经历中求索国家、社会和人生的真谛，择善而从。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纪念五四运动，让我们回溯到风雨飘摇的、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让我们看到前辈们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幸福的足迹。我们要弘扬九三学社的传统，把一代又一代社员积累的精神财富转化成为后世宝贵的精金美玉;要不断地开辟新境界，导入时代内涵;要保证九三学社的传统不失去依存的载体，绵绵不断地延续。
（作者为清大筑境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马莉莎
2019年4月19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讲清楚为什么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讲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讲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讲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发展，引导人们以史为鉴、以史为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1842年，中国在中英鸦片战争中失败。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开始了屈辱、苦难、探索和斗争的历程。开始学习并引进西方的产业和技术，以应对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
1894年，在甲午战争中，装备了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中国海军被日本人击溃了。这使国人认识到腐朽的封建制度是国家落后受辱的根本原因。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发起了戊戌变法运动，企图步日本明治维新的后尘，走君主立宪道路。戊戌变法运动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而失败。此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发起同盟会，通过不懈的武装斗争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国。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他们所期望的安宁幸福的生活。一方面，群龙无首的局面造成割据一方的各派军阀混战，他们为了稳固并扩大各自的地盘，争先恐后地讨好帝国主义国家，以占据的资源向帝国主义国家换取军火，自相残杀。另一方面，封建帝制的冤魂并没有散去。辛亥革命成功5年后，袁世凯复辟称帝，遭天下讨伐，83天的皇帝梦与身俱灭。一年后，张勋再次复辟。在全国的讨伐声中，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回到宝座上坐了12天，就与张勋一起消遁了。中国人民在内部战争和外来侵略的双重灾难中，民穷财尽，苦不
堪言。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盟国与协约国在欧洲开战。袁世凯政府的总理梁士诒极力主张中国参战。他认为德国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一定会战败。中国加入协约国参战，德国战败后，中国不仅可借机收回德国强占的中国山东权益，还可获得战胜国的荣誉。北洋政府拿不出参加世界大战的巨额经费。梁士诒向袁世凯建议，中国对德宣战，但不出兵，派劳工到欧洲参战。在中英鸦片战争中获胜的英国根本看不起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丛林中，北洋政府企图用出力不出钱的方式参与战争，换取战胜国地位，收回清末时被帝国主义国家强行租借的山东半岛，废除或修改与协约国的不平等条约。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作出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而不是按照中国代表团的要求归还给中国。中国人民在这一强烈打击下惊醒，中国企图通过派劳工参战以收回主权的愿望也成为一枕黄粱。西方政治家曾经信誓旦旦地说，战后的世界必定是正义和公平的世界。事实证明，这完全是欺骗弱小民族的鬼话。
在1919年初发行的《国民》杂志创刊号上，北京大学学生、杂志编辑许德珩在《国民思想与世界潮流》一文中指出：救今日之中国者，今日之国民也;训练今日之国民克胜救国之任者，国民思想之改革也。欲发思想改革之目标，为20世纪新兴中国之国民者，又在吾人洞悉乎世界潮流之所趋。许德珩的言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进步青年的思想立场和抵御外来侵略的不屈精神。被苦难境遇激发出来的满腔悲愤和对创造新社会的强烈追求推动中国人民探索、追求与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和新的社会制度。
1919年5月3日晚，北大全體学生集会。北大学生廖书仓、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夏秀峰、易克嶷等相继在大会上发言。许德珩慷慨激昂地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了！胶州要亡了，中国要亡了！我们要把国家兴亡担在自己的肩上。要么救中国，要么死！大会推举廖书仓为大会主席，黄日葵、孟寿椿记录，许德珩起草宣言。会后，在西斋宿舍微弱的烛光下，许德珩连夜起草并书写《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他把惟一的一床白色床单撕成条幅，写上标语，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
5月4日中午，三千余名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大会宣读了由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即《五四宣言》。宣言向同胞们呐喊：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
参加游行的同学们列队来到各国使馆聚集的东交民巷，准备向外国驻华使馆递交《陈词》，说明他们游行示威的目的，要求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巡捕不允许游行队伍进入东交民巷。学生们推选段锡朋、许德珩、罗家伦、狄福鼎四人作为代表，向美国和英国使馆递交《陈词》，仍未获接见。五月初的北京，中午的气温比较高。巡捕不让中国人进入使馆区，学生们在太阳下晒了两个多小时后，未达目的，这使他们怒发冲冠，遂决定到距离天安门六七华里的曹汝霖住宅去找卖国贼算账。来到赵家楼胡同的曹宅，部分学生冲了进去，他们遍寻曹汝霖不着，愤怒之中，放火焚烧了奢华的曹宅。
从五四运动爆发及其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五四运动有其偶然的一面和必然的一面。如果决定山东权益的会议不是在4月30日举行，就没有5月4日当天的天安门集会。如果学生的游行队伍可以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向各国驻华使节递交请愿书，他们就不会在太阳底下晒两个多小时，可能就没有火烧赵家楼的暴力后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在5月4日发生游行示威和暴力行动是偶然的。但是，只要帝国主义不停止对中国的侵略，军阀不停止内战和卖国，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就不会停止。从这个角度来说，爆发全国性的爱国运动是必然的。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代表着反帝与反封建两大任务。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从清政府到民国北京政府无不卑躬屈膝、俯首听命。他们签订的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把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附庸国。反帝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五四青年身上。反帝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争取民族独立。要彻底推翻封建主义，就要用先进文化冲击封建主义文化。要将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政党、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社会主义为革命理想。
随着进步知识分子共同的敌人——封建主义思想日渐式微，随着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思想逐渐示强，五四青年当中不同思想、不同道路之争逐渐明朗化、激烈化，各个社团内部出现思想分野，在不同主义的冲击下，他们最终分道扬镳。尊奉的主义不同，确定的道路就不同。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是引导和教化他们文化启蒙呢？还是组织和动员他们起来革命呢？没有主义，没有政党，如何集结改造社会的力量？如何确定改造社会的方向和道路？面对中国的现实，根本无法回避改造社会的任务，无法回避对于社会的责任，无法设想不付诸实施的学术讨论，无法设想与改造现状无关的新文化建设。
五四运动的伟大成就是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说，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1920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罗章龙、邓中夏等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邓中夏同志介紹，后来成为九三学社社员的杨钟健先生参加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50多位党员中，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高君宇、何孟雄等12位是北大的师生，毛泽东是北大的员工。
九三学社的前辈们大都参加过五四运动。五四当天被北洋军阀政权逮捕的32位参加游行的同学当中，有4位后来成为了九三学社成员。他们是：许德珩、潘菽、杨振声和初大告。九三学社的前辈们坚持反帝、反封建，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他们以五四运动的目标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
生于清末，学于欧美，这是大多数九三学社创始人的人生经历。九三学社的前辈在欧洲、美洲和苏联留学期间，亲身体验了西方的议会制度、德意的国家主义制度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经历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内革命、抗日战争。革命的实践使他们对于中国的出路和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有了正确的判断。
九三学社的前辈们吸纳、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学贯中西。西方先进文化当中的民主、西方工业经济当中的科学像两颗闪烁的明星，照耀着他们追求真理的道路。西方文明中的民主科学思想，成为九三学社创始人共同的思想本色。一代又一代的九三学社人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持续奋斗并不断赋予民主与科学新的、更加完整的内涵。
九三学社的前辈们出生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们亲身感受着封建主义的压迫、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他们看到了现代工业的兴起，看到了共和国的曙光。他们共同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为了民主与科学，九三学社的前辈们不惜在辛亥革命中投笔从戎，为反帝反封建而战，为民主与共和国战;不惜在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为民族独立而战，为思想解放而战。九三学社前辈们将民主科学视为他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法宝。
1936年5月4日，许德珩教授在北大举行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讲话，鼓励同学们把当年五四青年“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要求与今天同学们“抗日救亡”的要求结合起来，他说：“纪念五四，在今天就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消灭汉奸。”他还感叹道：“当年那些勇猛的反帝青年，后来有的消沉了，有的做官了，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对于历史的回顾应该提炼、上升到思想层面，提炼、上升到哲学层面。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不应只停留在回顾运动过程和讲述个别人行动的层面，应该看到五四运动的两个重要结果，一是工人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另一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一部分五四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中国共产党克服千难万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带领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将中国从一百年前那个国弊民穷、面临亡国灭种的弱国改造成为今天人民共同富裕、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我们纪念五四运动，怀念当年那些为了国家兴亡而生死与之的热血青年，应当了解、研究他们的人生发展历程，从他们的经历中求索国家、社会和人生的真谛，择善而从。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纪念五四运动，让我们回溯到风雨飘摇的、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让我们看到前辈们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幸福的足迹。我们要弘扬九三学社的传统，把一代又一代社员积累的精神财富转化成为后世宝贵的精金美玉;要不断地开辟新境界，导入时代内涵;要保证九三学社的传统不失去依存的载体，绵绵不断地延续。
（作者为清大筑境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马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