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毛泽东，建国后农业政策，经验教训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3－0073－03
毛泽东出身农民，一生始终关心农村、农民、农业，可以说“三农”问题始终是他最熟悉、最关注和最感兴趣的领域。中国革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思想上的成功。
建国后，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所面对的中国农村满目疮痍：农民破产，村庄凋敝。如何尽快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毛泽东开展了全国性的土地改革运动，并为新中国的农业政策定下基调。实际上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谈到农村经济时就强调：“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的农村政策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而只是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这对建国初期农业政策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建国后开展的大规模的土改运动，主要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对富农也有所冲击。但是很快就决定“不但不动资本主义的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的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的富农问题”。这应该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在建国初期农村政策中的反映。即承认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剥削不可避免，且可以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土改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使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但时间不长，由于受苏联经验的影响，以及对如何社会主义认识的建设不足，毛泽东的思想很快发生了比较激进的变化，农村政策也相继改变。他认为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即农民得到土地这件事“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它只破坏封建所有制，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而且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对于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十分有限，有必要联合起来，合作互助。因此，毛泽东逐渐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阶段许多本来正确的主张，加快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人民公社等一系列运动，在极短的时间内，毛泽东用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在农村消灭地主、富农及私有制。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样做“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带领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理论并非毛泽东的创立，而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毛泽东对此进行了完善和发展。针对有人提出的不同意见，他并不接受而是批评道：“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而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认为这些同志已落伍于时代，并进一步提出“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的工作中心”。实际上，早在1951年底他起草的党内通知中就要求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毛泽东想逐步让合作社向集体所有制转化，进而逐步改变生产关系，使私有制逐渐变为不合法，搞完全的社会主义合作社。以后他又多次谈到此事。他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认为“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认为有些领导也应该“斗私”，尽快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形势。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首次提出“大跃进”口号，号召“万众一心地行动起来，掀起一个规模巨大农业生产建设新高潮。”随后在1958年5月5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倡议提出、全体通过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同年底，全国掀起农业大跃进。1958年6月1日，毛泽东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对苦干两年改变模样的河南封丘应举农业社给予充分肯定，批驳了“中国人口太多，太落后，难以前进”的观点。他指出：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政治觉悟迅速提高，这个事实标志中国经济、政治、思想、技术、文化、革命正向前奋进。赶超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原来想的那么长时间了。中国一穷二白是好事，穷则思变……随大跃进的升温，陈伯达为了迎合毛泽东，在1958年7月的《红旗》杂志上发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想法。同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称它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至10月1日，全国建社2.5－2.6万个。应该说人民公社是共产党人伟大理想与传统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交织在一起的产物。它有个体经济无法比拟的优点。如对风险的抵御能力，对劳动力、生产工具、劳动机械的统一协调运用，以及对公平的关怀等。这正如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人民公社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轨迹，两千多年的土地私有制被人民公社打破。就连改革开放后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只能沿着公社遗留下来的轨迹发展。但是，人民公社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只注重人的思想改造，一味斗私，忽视了人的利己本性和个体积极性的发挥等。在跃进过程中，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大放农作物产量“卫星”，大炼钢铁，大办集体食堂……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打击了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以后，毛泽东要求坚决彻底搞退赔，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八个字，实际上生产小队成了农业生产的经济和收益核算单位。维持了中国农村十七年的低度发展。
1961年全国农业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为尽快恢复生产，提高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改革人民公社中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一些弊端。根据具体情况和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有些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自一包”，安徽省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62年7月，邓小平在接见青年代表时讲了“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名言，表示了对利用多种经济形式发展农业生产的支持。稍后，邓子恢也提议搞责任田。但这些想法、做法被毛泽东认为有可能导致“私有”成分增加。因此，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又开始批“包产到户”，重申那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反社会主义逆流”。并把原因归结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干部，实行和平演变，对农村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此思想影响下，为避免使广大农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更加重视“路线斗争”，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主义永不变色。随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所谓的“四清”运动广大农村基 层干部则成了“四清”运动的对象。
1964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此前，毛泽东也表彰过“三条半驴腿”、“穷棒子”等典型。因为他们合作互助，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不怕苦、不怕累。在互助合作的条件下的苦干、实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展生产力，但是人的潜力、地的潜力都是有限的。毛泽东虽然深知“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但是农业基础差，全国性的机械化因工业的不发达并未真正展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的生命力十分脆弱，因为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而奠定的，农业发展速度缓慢。1967年，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有积极意义，但是，把成功的经验教条化、先验化、迷信化则是与良好的愿望相悖的。因为生产毕竟不是完全靠革命就可以促上去的。1975年9月，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为农村发展确定一条新路子，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但是，农业要发展就必须走现代化的路子。亦即在农业生产中普及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最终使农业达到机械化、产业化、市场化。“农业现代化也绝不是靠普及大寨县的政治运动所能实现的”。中国农业的发展之路仍在艰难的探索中。
在思想上，毛泽东要求要与落后的思想观念作斗争，要破除迷信。几乎所有农村中的庙宇被拆，偶像被打碎。同时提倡科学、民主的新风尚，号召农民移风易俗。如：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反对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自由；建立农民夜校，对成年人进行扫盲，学文化，反愚昧，使很多农民脱盲，改变了这些农民的命运。毛泽东青年时就想破除的“三权”即：族权、夫权、神权，也有过“新村”设想，认为要“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须与创造新家庭与新社会相联系。”建国后，毛泽东对新农村重新划分社区，以家族为主要聚落的方式为军队编制相同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所取代。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家族、家庭的功能。人们的家族观念日见淡漠，家族势力逐渐衰落，家谱、族谱等维系家族存在的标志或被焚毁或藏匿起来，不敢再公开拜祭或示人。在大、小队中，从农具、牲口、劳动机械都是集体的。房屋由集体统一建设，布局基本一致、整齐划一且按家庭人口分配。平整的街道、整齐的小巷，新农村很大程度上旧貌换新颜。农村新建了学校，农民的子女可以读书识字，可以学文化、学技术，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农村合作医疗的建立，防止了许多流行疾病的扩散，农村人口增殖，人们健康水平明显提高。最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这一切使他们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毛泽东对此十分满意，认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在当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事实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要使农业有个大发展，生产力大大提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应该说“毛泽东建国后的确用了很大力量去抓他非常熟悉的农村，他抓的主要是生产关系的不断革命：即由私有制不断过渡由‘低级’到‘高级’的公有制。……所以，从中央到地方，毛不断批评‘右倾’和‘右倾机会主义’，并掀起群众运动，以此来发动、巩固、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实现整个生产关系的改变。”也可以这样说：三农始终是毛泽东最感兴趣和最关注的领域。但是，毛泽东所注意和强调的是要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生产关系，试图通过人们思想的进步和生产关系的改善，来达到发展落后的生产力。但几十年来的农业发展实践说明，生产力的提高，并不能只靠思想进步、群众运动来完成，也不能总从生产关系上打主意，甚至将党内在农业政策上分歧，看成革命反革命的分歧，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层面，直到发生像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这方面的深刻教训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吸取的。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3－0073－03
毛泽东出身农民，一生始终关心农村、农民、农业，可以说“三农”问题始终是他最熟悉、最关注和最感兴趣的领域。中国革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思想上的成功。
建国后，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所面对的中国农村满目疮痍：农民破产，村庄凋敝。如何尽快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毛泽东开展了全国性的土地改革运动，并为新中国的农业政策定下基调。实际上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谈到农村经济时就强调：“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的农村政策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而只是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这对建国初期农业政策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建国后开展的大规模的土改运动，主要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对富农也有所冲击。但是很快就决定“不但不动资本主义的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的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的富农问题”。这应该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在建国初期农村政策中的反映。即承认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剥削不可避免，且可以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土改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使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但时间不长，由于受苏联经验的影响，以及对如何社会主义认识的建设不足，毛泽东的思想很快发生了比较激进的变化，农村政策也相继改变。他认为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即农民得到土地这件事“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它只破坏封建所有制，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而且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对于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十分有限，有必要联合起来，合作互助。因此，毛泽东逐渐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阶段许多本来正确的主张，加快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人民公社等一系列运动，在极短的时间内，毛泽东用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在农村消灭地主、富农及私有制。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样做“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带领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理论并非毛泽东的创立，而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毛泽东对此进行了完善和发展。针对有人提出的不同意见，他并不接受而是批评道：“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而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认为这些同志已落伍于时代，并进一步提出“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的工作中心”。实际上，早在1951年底他起草的党内通知中就要求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毛泽东想逐步让合作社向集体所有制转化，进而逐步改变生产关系，使私有制逐渐变为不合法，搞完全的社会主义合作社。以后他又多次谈到此事。他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认为“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认为有些领导也应该“斗私”，尽快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形势。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首次提出“大跃进”口号，号召“万众一心地行动起来，掀起一个规模巨大农业生产建设新高潮。”随后在1958年5月5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倡议提出、全体通过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同年底，全国掀起农业大跃进。1958年6月1日，毛泽东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对苦干两年改变模样的河南封丘应举农业社给予充分肯定，批驳了“中国人口太多，太落后，难以前进”的观点。他指出：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政治觉悟迅速提高，这个事实标志中国经济、政治、思想、技术、文化、革命正向前奋进。赶超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原来想的那么长时间了。中国一穷二白是好事，穷则思变……随大跃进的升温，陈伯达为了迎合毛泽东，在1958年7月的《红旗》杂志上发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想法。同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称它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至10月1日，全国建社2.5－2.6万个。应该说人民公社是共产党人伟大理想与传统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交织在一起的产物。它有个体经济无法比拟的优点。如对风险的抵御能力，对劳动力、生产工具、劳动机械的统一协调运用，以及对公平的关怀等。这正如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人民公社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轨迹，两千多年的土地私有制被人民公社打破。就连改革开放后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只能沿着公社遗留下来的轨迹发展。但是，人民公社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只注重人的思想改造，一味斗私，忽视了人的利己本性和个体积极性的发挥等。在跃进过程中，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大放农作物产量“卫星”，大炼钢铁，大办集体食堂……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打击了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以后，毛泽东要求坚决彻底搞退赔，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八个字，实际上生产小队成了农业生产的经济和收益核算单位。维持了中国农村十七年的低度发展。
1961年全国农业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为尽快恢复生产，提高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改革人民公社中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一些弊端。根据具体情况和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有些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自一包”，安徽省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62年7月，邓小平在接见青年代表时讲了“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名言，表示了对利用多种经济形式发展农业生产的支持。稍后，邓子恢也提议搞责任田。但这些想法、做法被毛泽东认为有可能导致“私有”成分增加。因此，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又开始批“包产到户”，重申那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反社会主义逆流”。并把原因归结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干部，实行和平演变，对农村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此思想影响下，为避免使广大农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更加重视“路线斗争”，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主义永不变色。随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所谓的“四清”运动广大农村基 层干部则成了“四清”运动的对象。
1964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此前，毛泽东也表彰过“三条半驴腿”、“穷棒子”等典型。因为他们合作互助，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不怕苦、不怕累。在互助合作的条件下的苦干、实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展生产力，但是人的潜力、地的潜力都是有限的。毛泽东虽然深知“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但是农业基础差，全国性的机械化因工业的不发达并未真正展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的生命力十分脆弱，因为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而奠定的，农业发展速度缓慢。1967年，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有积极意义，但是，把成功的经验教条化、先验化、迷信化则是与良好的愿望相悖的。因为生产毕竟不是完全靠革命就可以促上去的。1975年9月，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为农村发展确定一条新路子，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但是，农业要发展就必须走现代化的路子。亦即在农业生产中普及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最终使农业达到机械化、产业化、市场化。“农业现代化也绝不是靠普及大寨县的政治运动所能实现的”。中国农业的发展之路仍在艰难的探索中。
在思想上，毛泽东要求要与落后的思想观念作斗争，要破除迷信。几乎所有农村中的庙宇被拆，偶像被打碎。同时提倡科学、民主的新风尚，号召农民移风易俗。如：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反对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自由；建立农民夜校，对成年人进行扫盲，学文化，反愚昧，使很多农民脱盲，改变了这些农民的命运。毛泽东青年时就想破除的“三权”即：族权、夫权、神权，也有过“新村”设想，认为要“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须与创造新家庭与新社会相联系。”建国后，毛泽东对新农村重新划分社区，以家族为主要聚落的方式为军队编制相同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所取代。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家族、家庭的功能。人们的家族观念日见淡漠，家族势力逐渐衰落，家谱、族谱等维系家族存在的标志或被焚毁或藏匿起来，不敢再公开拜祭或示人。在大、小队中，从农具、牲口、劳动机械都是集体的。房屋由集体统一建设，布局基本一致、整齐划一且按家庭人口分配。平整的街道、整齐的小巷，新农村很大程度上旧貌换新颜。农村新建了学校，农民的子女可以读书识字，可以学文化、学技术，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农村合作医疗的建立，防止了许多流行疾病的扩散，农村人口增殖，人们健康水平明显提高。最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这一切使他们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毛泽东对此十分满意，认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在当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事实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要使农业有个大发展，生产力大大提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应该说“毛泽东建国后的确用了很大力量去抓他非常熟悉的农村，他抓的主要是生产关系的不断革命：即由私有制不断过渡由‘低级’到‘高级’的公有制。……所以，从中央到地方，毛不断批评‘右倾’和‘右倾机会主义’，并掀起群众运动，以此来发动、巩固、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实现整个生产关系的改变。”也可以这样说：三农始终是毛泽东最感兴趣和最关注的领域。但是，毛泽东所注意和强调的是要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生产关系，试图通过人们思想的进步和生产关系的改善，来达到发展落后的生产力。但几十年来的农业发展实践说明，生产力的提高，并不能只靠思想进步、群众运动来完成，也不能总从生产关系上打主意，甚至将党内在农业政策上分歧，看成革命反革命的分歧，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层面，直到发生像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这方面的深刻教训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吸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