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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北京，正是落入一个单中心的城市结构，才使得那么多市民必须进城上班、出城睡觉，试问，多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以这样的结构来布局一个巨型城市，它能不堵吗？这种因为战略选择不当而导致的拥堵，光靠架桥修路等技术手段来解决，能成功吗？
“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这是梁思成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对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说的话。
他在1957年说：“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他在20世纪60年代曾作出这样的预言：“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
梁思成确实非常强硬，尽管1955年他遭到了批判，在那场批判中，林徽因撒手人寰。
梁思成先生的痛苦
梁思成先生逝世前，曾在病榻上对陈占祥（编者注：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先生说：“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对祖国一定要忠诚，要为祖国服务，但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信念。”
梁思成先生的痛苦，来自他与陈占祥先生1950年拟定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不被理解与接受，以及此后北京城遭遇的悲剧性命运。后来，这一“建议”被称为“梁陈方案”。
我是1991年到新华社工作的，从那时起，如何解决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一直是我关注的课题。北京修了那么多条环路，那么多立交桥、放射路，而为什么城市的交通却是越来越堵？
有一天，我读到了“梁陈方案”，心中豁然开朗——这个方案不仅仅是为了保存作为伟大遗产的北京古城，它更是一个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计划。它告诉我们，必须平衡地发展城市，要在全市范围内促进各个区域居住与就业的平衡，不能搞得市中心全是上班的地方，郊区全是睡觉的地方。只有平衡地发展城市，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跨距离交通的发生，使北京成为便利而艺术的首都。
而今天的北京，正是落入一个单中心的城市结构，才使得那么多市民必须进城上班、出城睡觉。试问，多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以这样的结构来布局一个巨型城市，它能不堵吗？这种因为战略选择不当而导致的拥堵，光靠架桥修路这种技术手段来解决，能成功吗？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城内人口密集，在市中心建设中央行政区，必导致大规模拆迁。“梁陈方案”认为：此项决策关系北京百万人民的工作、居住和交通；北京作为故都及历史名城，大量的文物及城市的体形、秩序不容伤毁；这样迁徙拆除，劳民伤财，必产生交通上的难题，且没有发展的余地。
它指出：“行政区设在城中，政府干部住宅所需面积甚大，势必不能在城内解决，所以必在郊外。因此住宿区同办公地点的距离便大到不合实际。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万至十五万人在政府办公地点与郊外住宿区间的往返奔波，产生大量用交通工具运输他们的问题。且城内已繁荣的商业地区，如东单、王府井大街等又将更加繁荣，造成不平衡的发展，街上经常的人口车辆都要过度拥挤，且发生大量停车困难。到了北京主要干道不足用时，唯一补救办法就要想到地道车一类的工程。一一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已发现的痛苦，而需要不断耗费地用近代技术去纠正。这不是经济，而是耗费的计划。”
“梁陈方案”希望将中央行政区放在旧城以西的近郊地带建设，并在行政区以南，建设一个商务区，其用意在于形成一个多中心的有限制的市区，既保护旧城，又促进各自区域内的职住平衡（即职业与居住的平衡），降低长距离的交通量。
梁思成、陈占祥强调，他们提出这个方案（“梁陈方案”），是根据大北京市区全面计划原则着手的，如果该方案通过，他们将依此进一步草拟大北京市的总计划。可是，连“梁陈方案”都不被接受，大北京计划更是无从谈起了。
“梁陈方案”所代表的平衡发展城市的理念未获接受，其后果，我们已能痛切感受。
可是，直到今天，有人一提起“梁陈方案”，就认为它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还要抗美援朝，哪儿有钱建新都呢？
但那个时候，就有钱去拆旧城吗？要知道，“梁陈方案”对抗的是拆旧城建新都的方案。后来，摆在旧城内的长安街行政中心区，到现在也没建完。“梁陈方案”是百年大计，也是可以分阶段实施的。
事实上，把中央行政区放在旧城内建设，当年就遇到了巨大困难。
1954年，北京市的一项调查发现，全市新建的房屋，约三分之二建在了城外。原因就是怕拆迁太花钱。
1956年，彭真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上说：“一直说建筑要集中一些，但结果还是那么分散，这里面有它一定的原因，有一定的困难。城内要盖房子，就得拆迁，盖在城外，这方面的困难会少一些。”
苏联专家跟梁思成争论时说，旧城内的基础设施是现成的，把行政区放在旧城内建设，就可以省掉基础设施的投资，因此是经济的。
要在城内搞建设，就得把城内的老百姓都搬出城去，这样一来，还是得给百姓新建基础设施。
“梁陈方案”还写道：“我们若迁移二十余万人或数十余万人到城外，则政府绝对的有为他们修筑道路和敷设这一切公用设备的责任，同样的也就是发展郊区。既然如此，也就是必不可免的费用。”
然而，这个费用，当年在不少迁居区被缩减了。以至于1956年，甘家口居民区（北京市在城外开辟的15个外迁居民安置点之一）41位居民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甘家口新居住区没有一条正式的道路；没有一个诊疗所；没有一个公用电话；也没有自来水，要求增设居民必需的公共设施”，惹出一场风波。
说到底，就是因为拆建旧城投资甚巨，经济上代价太高，建设单位才去“克扣”迁居区的基础设施，甚至降低安置房的建设标准。
郑天翔（编者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在规划局关于甘家口居民区等迁居区的情况报告上批示：“城市居民迁出城外，会生活无着。”
了解以上史实，我们还会说“梁陈方案”在经济上不可行，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吗？我们得不出这个结论。
1958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北京市拟定了总体规划，确定了“单中心 环线”的发展模式。这个总体规划甚至提出“故宫要着手改建”。尽管周恩来曾在1960年提出“故宫保留，保留一点封建的东西给后人看也好”。1963年，故宫改建还是进入了论证阶段，甚至有人提出了完全拆除的方案。
这才是梁思成真正的对手。连故宫都要改建，还有什么不能改建？“梁陈方案”不被接受，哪里是经济上可不可行的问题？难道今天还有人要论证，拆故宫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吗？
“新老北京之战”
1958年北京的总体规划，希望以“单中心 环线”的结构来建设一个已确定要发展为100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如何认识其中的弊端并加以调整，成为接下来的故事。
我们看到，1979年，吴良镛（编著注：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建筑与城市规划专家）先生在《北京市规划刍议》中提出多中心方案。在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大发展之初，北京又面临一次选择。
可是1983年版总体规划依然维持了单中心城市结构；1993年版总体规划也未能改变这样的情况。
吴良镛先生没有放弃努力。2001年，他带队完成《京津冀北（大北京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提出面向更大的区域，有机疏散北京的城市功能。
2002年3月，新华社针对北京市申办奥运会过程中在交通、环境等方面遇到的巨大挑战，完成了“北京城市发展模式调研”，引起了高层关注。
这项调研指出：疏解中心区的人口压力，一直是北京市城市建设的一个主导方向。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改变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的状况，大力向新区和卫星城疏散人口。可是，这项规划提出的目标与执行的结果，出现不尽如人意的反差。由于城市的就业功能一直集中在中心区，人口疏散很难取得成效。相反，由于规划是以改造与发展中心区为导向，大量房地产项目涌入旧城，使市中心区的建筑密度越来越大，人口密度也越来越高。
千呼万唤之后，北京市认识到单中心城市结构存在的弊病，于2004年启动了总体规划修编工作。2005年1月，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这一版总体规划的立意，终于回到了当年梁思成先生的立场——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发展新城，多中心、平衡地发展城市。
在这一轮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再次出现中央行政区建设之争。代表人物是赵燕菁（编者注：时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先生，他提出将新的中央行政区设于通州，以此带动城市结构的调整。
2004年，我在《瞭望》新闻周刊对此事件进行了公开报道，引发社会讨论。
北京工业大学的调查显示，当时在北京，仅中央机关马上需要的用地，加起来就有近4平方公里之多。4平方公里，相当于5个半故宫的占地面积。
北京中心城区的规划空间容量已趋于饱和，中央企事业单位及其附属功能的占地高达170多平方公里，多集中在四环以内。在这一范围，减去道路、基础设施、公园、学校等用地后，其余用地一半以上都和中央职能有关，而北京市政府相关的占地只有中央的十分之一左右。
据此，赵燕菁认为，只有中央行政区的调整，才能带动北京城市结构的调整。
但是，这个问题在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未获得充分讨论，也未形成决策成果。
最后的老北京
即使有了2005年版总体规划，对老北京的拆除仍保持着强大的惯性。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2010年3月向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所作的《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情况汇报》介绍，旧城的“整体环境持续恶化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如对于旧城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的保护落实不够，据有关课题研究介绍，旧城胡同1949年有3250条，1990年有2257条，2003年只剩下1571条，而且还在不断减少。33片平房保护区内仅有600多条胡同，其他胡同尚未列入重点保护范围内”。
据对相关材料的分析，2003年至2005年之间，旧城之内的胡同数量已从1571条减至1353条，两年内共减少218条，年均减少109条。
截至2005年，旧城区还有相当一批拟建和在建项目，涉及419条胡同，处理原则是：保护区内必须保留，协调区内和其他区域保留较好的胡同。《北京旧城胡同实录》课题组据此作出胡同数量再度减至1191条的预测，即还有162条胡同在2005年版总体规划施行之后仍将被继续拆除。
2005年1月25日，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向政协北京市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交党派团体提案，建议按照新修编的总体规划要求，立即停止在旧城区内大拆大建。
2005年2月，郑孝燮、吴良镛、谢辰生、罗哲文、傅熹年、李准、徐苹芳、周干峙联名提交意见书，建议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制止在旧城内正在或即将进行的成片拆除四合院的一切建设活动。
意见书提出：对过去已经批准的危改项目或其他建设项目目前尚未实施的，一律暂停实施。要按照总体规划要求，重新经过专家论证，进行调整和安排。凡不宜再在旧城区内建设的项目，建议政府可采取用地连动、异地赔偿的办法解决，向新城区安排，以避免造成原投资者的经济损失。
2005年4月19日，北京市政府对旧城内131片危改项目作出调整，决定35片撤销立项，66片直接组织实施，30片组织论证后实施。
2010年7月，北京旧城四区合为二区，有关部门表示：“区划调整后可以集中力量加快老城区改造，加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力度。”这两句话似有互相矛盾的嫌疑，难道“集中力量加快老城区改造”，就可以“加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力度”？
宣南地区是北京最早建城与建都的地方，文化积淀极其深厚，拥有大量城市早期的街巷，以及最为密集的会馆建筑，那里是中国古代士人最后的家，却在过去5年遭到大规模拆除，只是为了让开发商搞房地产。
皇城地区的保护，也是一大问题，一些机构仍在其中扩建。
虽然北京市在旧城内划出了33片保护区，但它们只占旧城面积的29%，而且，以大拆建的方式，以房地产开发的方式——违反总体规划的方式——来施行“保护”，保护区也难保不失。
北京旧城只占中心城（1085平方公里）面积的5.76%，现在已剩得不多了。再这样拆建下去，单中心的城市结构就无力回天了。
2011年一季度北京地铁出行人数超4亿人次！如此惊人的出行规模，有多少是被城市结构逼出来的？
梁思成先生之痛苦，实为今日我们之痛苦。这种痛苦，每一个北京人都不难感受。
虽然我们不能再回过头去实施“梁陈方案”了，但这个方案的内在精神——平衡发展城市——是值得我们去理解与继承的，它仍有强大的现实意义。
我宁愿说，哪怕“梁陈方案”不涉及遗产问题，不涉及情感问题，它只是一个数学问题——一个在上世纪50年代就确定要发展为1000万人口的城市，一个今天已是2000万人口的城市，我们是把它建成单中心好，还是多中心好？哪怕根本就没有一个老北京存在，我们是在空地上造这么一个城，什么样的结构才是合理的？
何况，我们分明拥有一个伟大的老北京，她是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永续保存的宝贵遗产。
“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这是梁思成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对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说的话。
他在1957年说：“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他在20世纪60年代曾作出这样的预言：“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
梁思成确实非常强硬，尽管1955年他遭到了批判，在那场批判中，林徽因撒手人寰。
梁思成先生的痛苦
梁思成先生逝世前，曾在病榻上对陈占祥（编者注：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先生说：“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对祖国一定要忠诚，要为祖国服务，但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信念。”
梁思成先生的痛苦，来自他与陈占祥先生1950年拟定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不被理解与接受，以及此后北京城遭遇的悲剧性命运。后来，这一“建议”被称为“梁陈方案”。
我是1991年到新华社工作的，从那时起，如何解决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一直是我关注的课题。北京修了那么多条环路，那么多立交桥、放射路，而为什么城市的交通却是越来越堵？
有一天，我读到了“梁陈方案”，心中豁然开朗——这个方案不仅仅是为了保存作为伟大遗产的北京古城，它更是一个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计划。它告诉我们，必须平衡地发展城市，要在全市范围内促进各个区域居住与就业的平衡，不能搞得市中心全是上班的地方，郊区全是睡觉的地方。只有平衡地发展城市，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跨距离交通的发生，使北京成为便利而艺术的首都。
而今天的北京，正是落入一个单中心的城市结构，才使得那么多市民必须进城上班、出城睡觉。试问，多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以这样的结构来布局一个巨型城市，它能不堵吗？这种因为战略选择不当而导致的拥堵，光靠架桥修路这种技术手段来解决，能成功吗？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城内人口密集，在市中心建设中央行政区，必导致大规模拆迁。“梁陈方案”认为：此项决策关系北京百万人民的工作、居住和交通；北京作为故都及历史名城，大量的文物及城市的体形、秩序不容伤毁；这样迁徙拆除，劳民伤财，必产生交通上的难题，且没有发展的余地。
它指出：“行政区设在城中，政府干部住宅所需面积甚大，势必不能在城内解决，所以必在郊外。因此住宿区同办公地点的距离便大到不合实际。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万至十五万人在政府办公地点与郊外住宿区间的往返奔波，产生大量用交通工具运输他们的问题。且城内已繁荣的商业地区，如东单、王府井大街等又将更加繁荣，造成不平衡的发展，街上经常的人口车辆都要过度拥挤，且发生大量停车困难。到了北京主要干道不足用时，唯一补救办法就要想到地道车一类的工程。一一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已发现的痛苦，而需要不断耗费地用近代技术去纠正。这不是经济，而是耗费的计划。”
“梁陈方案”希望将中央行政区放在旧城以西的近郊地带建设，并在行政区以南，建设一个商务区，其用意在于形成一个多中心的有限制的市区，既保护旧城，又促进各自区域内的职住平衡（即职业与居住的平衡），降低长距离的交通量。
梁思成、陈占祥强调，他们提出这个方案（“梁陈方案”），是根据大北京市区全面计划原则着手的，如果该方案通过，他们将依此进一步草拟大北京市的总计划。可是，连“梁陈方案”都不被接受，大北京计划更是无从谈起了。
“梁陈方案”所代表的平衡发展城市的理念未获接受，其后果，我们已能痛切感受。
可是，直到今天，有人一提起“梁陈方案”，就认为它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还要抗美援朝，哪儿有钱建新都呢？
但那个时候，就有钱去拆旧城吗？要知道，“梁陈方案”对抗的是拆旧城建新都的方案。后来，摆在旧城内的长安街行政中心区，到现在也没建完。“梁陈方案”是百年大计，也是可以分阶段实施的。
事实上，把中央行政区放在旧城内建设，当年就遇到了巨大困难。
1954年，北京市的一项调查发现，全市新建的房屋，约三分之二建在了城外。原因就是怕拆迁太花钱。
1956年，彭真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上说：“一直说建筑要集中一些，但结果还是那么分散，这里面有它一定的原因，有一定的困难。城内要盖房子，就得拆迁，盖在城外，这方面的困难会少一些。”
苏联专家跟梁思成争论时说，旧城内的基础设施是现成的，把行政区放在旧城内建设，就可以省掉基础设施的投资，因此是经济的。
要在城内搞建设，就得把城内的老百姓都搬出城去，这样一来，还是得给百姓新建基础设施。
“梁陈方案”还写道：“我们若迁移二十余万人或数十余万人到城外，则政府绝对的有为他们修筑道路和敷设这一切公用设备的责任，同样的也就是发展郊区。既然如此，也就是必不可免的费用。”
然而，这个费用，当年在不少迁居区被缩减了。以至于1956年，甘家口居民区（北京市在城外开辟的15个外迁居民安置点之一）41位居民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甘家口新居住区没有一条正式的道路；没有一个诊疗所；没有一个公用电话；也没有自来水，要求增设居民必需的公共设施”，惹出一场风波。
说到底，就是因为拆建旧城投资甚巨，经济上代价太高，建设单位才去“克扣”迁居区的基础设施，甚至降低安置房的建设标准。
郑天翔（编者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在规划局关于甘家口居民区等迁居区的情况报告上批示：“城市居民迁出城外，会生活无着。”
了解以上史实，我们还会说“梁陈方案”在经济上不可行，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吗？我们得不出这个结论。
1958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北京市拟定了总体规划，确定了“单中心 环线”的发展模式。这个总体规划甚至提出“故宫要着手改建”。尽管周恩来曾在1960年提出“故宫保留，保留一点封建的东西给后人看也好”。1963年，故宫改建还是进入了论证阶段，甚至有人提出了完全拆除的方案。
这才是梁思成真正的对手。连故宫都要改建，还有什么不能改建？“梁陈方案”不被接受，哪里是经济上可不可行的问题？难道今天还有人要论证，拆故宫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吗？
“新老北京之战”
1958年北京的总体规划，希望以“单中心 环线”的结构来建设一个已确定要发展为100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如何认识其中的弊端并加以调整，成为接下来的故事。
我们看到，1979年，吴良镛（编著注：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建筑与城市规划专家）先生在《北京市规划刍议》中提出多中心方案。在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大发展之初，北京又面临一次选择。
可是1983年版总体规划依然维持了单中心城市结构；1993年版总体规划也未能改变这样的情况。
吴良镛先生没有放弃努力。2001年，他带队完成《京津冀北（大北京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提出面向更大的区域，有机疏散北京的城市功能。
2002年3月，新华社针对北京市申办奥运会过程中在交通、环境等方面遇到的巨大挑战，完成了“北京城市发展模式调研”，引起了高层关注。
这项调研指出：疏解中心区的人口压力，一直是北京市城市建设的一个主导方向。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改变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的状况，大力向新区和卫星城疏散人口。可是，这项规划提出的目标与执行的结果，出现不尽如人意的反差。由于城市的就业功能一直集中在中心区，人口疏散很难取得成效。相反，由于规划是以改造与发展中心区为导向，大量房地产项目涌入旧城，使市中心区的建筑密度越来越大，人口密度也越来越高。
千呼万唤之后，北京市认识到单中心城市结构存在的弊病，于2004年启动了总体规划修编工作。2005年1月，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这一版总体规划的立意，终于回到了当年梁思成先生的立场——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发展新城，多中心、平衡地发展城市。
在这一轮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再次出现中央行政区建设之争。代表人物是赵燕菁（编者注：时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先生，他提出将新的中央行政区设于通州，以此带动城市结构的调整。
2004年，我在《瞭望》新闻周刊对此事件进行了公开报道，引发社会讨论。
北京工业大学的调查显示，当时在北京，仅中央机关马上需要的用地，加起来就有近4平方公里之多。4平方公里，相当于5个半故宫的占地面积。
北京中心城区的规划空间容量已趋于饱和，中央企事业单位及其附属功能的占地高达170多平方公里，多集中在四环以内。在这一范围，减去道路、基础设施、公园、学校等用地后，其余用地一半以上都和中央职能有关，而北京市政府相关的占地只有中央的十分之一左右。
据此，赵燕菁认为，只有中央行政区的调整，才能带动北京城市结构的调整。
但是，这个问题在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未获得充分讨论，也未形成决策成果。
最后的老北京
即使有了2005年版总体规划，对老北京的拆除仍保持着强大的惯性。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2010年3月向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所作的《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情况汇报》介绍，旧城的“整体环境持续恶化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如对于旧城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的保护落实不够，据有关课题研究介绍，旧城胡同1949年有3250条，1990年有2257条，2003年只剩下1571条，而且还在不断减少。33片平房保护区内仅有600多条胡同，其他胡同尚未列入重点保护范围内”。
据对相关材料的分析，2003年至2005年之间，旧城之内的胡同数量已从1571条减至1353条，两年内共减少218条，年均减少109条。
截至2005年，旧城区还有相当一批拟建和在建项目，涉及419条胡同，处理原则是：保护区内必须保留，协调区内和其他区域保留较好的胡同。《北京旧城胡同实录》课题组据此作出胡同数量再度减至1191条的预测，即还有162条胡同在2005年版总体规划施行之后仍将被继续拆除。
2005年1月25日，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向政协北京市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交党派团体提案，建议按照新修编的总体规划要求，立即停止在旧城区内大拆大建。
2005年2月，郑孝燮、吴良镛、谢辰生、罗哲文、傅熹年、李准、徐苹芳、周干峙联名提交意见书，建议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制止在旧城内正在或即将进行的成片拆除四合院的一切建设活动。
意见书提出：对过去已经批准的危改项目或其他建设项目目前尚未实施的，一律暂停实施。要按照总体规划要求，重新经过专家论证，进行调整和安排。凡不宜再在旧城区内建设的项目，建议政府可采取用地连动、异地赔偿的办法解决，向新城区安排，以避免造成原投资者的经济损失。
2005年4月19日，北京市政府对旧城内131片危改项目作出调整，决定35片撤销立项，66片直接组织实施，30片组织论证后实施。
2010年7月，北京旧城四区合为二区，有关部门表示：“区划调整后可以集中力量加快老城区改造，加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力度。”这两句话似有互相矛盾的嫌疑，难道“集中力量加快老城区改造”，就可以“加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力度”？
宣南地区是北京最早建城与建都的地方，文化积淀极其深厚，拥有大量城市早期的街巷，以及最为密集的会馆建筑，那里是中国古代士人最后的家，却在过去5年遭到大规模拆除，只是为了让开发商搞房地产。
皇城地区的保护，也是一大问题，一些机构仍在其中扩建。
虽然北京市在旧城内划出了33片保护区，但它们只占旧城面积的29%，而且，以大拆建的方式，以房地产开发的方式——违反总体规划的方式——来施行“保护”，保护区也难保不失。
北京旧城只占中心城（1085平方公里）面积的5.76%，现在已剩得不多了。再这样拆建下去，单中心的城市结构就无力回天了。
2011年一季度北京地铁出行人数超4亿人次！如此惊人的出行规模，有多少是被城市结构逼出来的？
梁思成先生之痛苦，实为今日我们之痛苦。这种痛苦，每一个北京人都不难感受。
虽然我们不能再回过头去实施“梁陈方案”了，但这个方案的内在精神——平衡发展城市——是值得我们去理解与继承的，它仍有强大的现实意义。
我宁愿说，哪怕“梁陈方案”不涉及遗产问题，不涉及情感问题，它只是一个数学问题——一个在上世纪50年代就确定要发展为1000万人口的城市，一个今天已是2000万人口的城市，我们是把它建成单中心好，还是多中心好？哪怕根本就没有一个老北京存在，我们是在空地上造这么一个城，什么样的结构才是合理的？
何况，我们分明拥有一个伟大的老北京，她是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永续保存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