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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惠民先生的专著《白马湖文派短长书》（以下简称《短长书》）最近由宁波出版社出版，这是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应该予以点赞的一个事件。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朱惠民花了近30年的时间来研究现代散文中的“白马湖文派”，钟情于此、矢志不渝；应该说，这部著述是他积半生的学养和心智而修成的“正果”，堪称难能而且可贵。
短长书，是指战国时代策士的纵横游说。《史记·六国年表序》云：“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作用在从衡（纵横之意）短长之说起。”故《战国策》又称之为“短长书”。作者取名“短长书”，是有其自己的含义的。作为一名地方政协的文史工作者，他不取一般学院派摆论说框架、设大小章节、取宏观理论以显示学理性，而是采取考据加评说的方法进行自我的个性研究。在学院派看来，或许这是他的“短处”，可这恰恰又是他的长处。即从关于白马湖流派的实际史料的剔抉爬梳出发，围绕着作家作品的个性与共性、作家教学与创作的行迹考据、作家之间的相知与交谊、白马湖与春晖中学的人文历史，以及宏观考察这一流派形成的地域、历史、时代、人文背景和作为流派存在的基本特征等，如此论从史出，以微观建立起宏观的史论，从而对白马湖流派进行“短长”之论。可见，朱惠民的著述是一种属于实在史料上求知问学的放飞，是一种以考据为本进行解说的纵横，是一种以微观为基础而进行宏观厘析的自由：这是他做学问的方法与风格。诚如吴福辉教授在此书的《序》里所肯定的那样：“这是一个其志不小的文化憧憬。”
我完全同意吴福辉先生对朱惠民研究“白马湖文派”研究特色的三点概括。充分发挥区域性本土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优长，从材料出发并为前提、做到论从史出，尽量扩大研究的延展性，这三方面也大体概括了作者的研究思路。所谓“其志不小”，笔者揣摩吴福辉先生的意思，就是指作者立志把白马湖作家群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在文学史上做实，使之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和共识。我想，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白马湖派从既往被遮蔽、被模糊的状态，经过朱惠民坚持不懈的钩沉、厘析与反反复复的描述，其面目已经渐渐地清晰起来，并且逐渐被认可。著名的文学史家吴福辉的认可并作《序》，就是权威性的肯定了。对白马湖派的存在，从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到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到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再到钱理群等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从林非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到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等等，这些经典或权威的文学史与散文史都没有提到过，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专章专节的叙述，总之忽视了白马湖派的历史存在。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学者杨牧先生提出“白马湖文学”的集体现象之后，曾引起学术界的思考。如福辉先生写过短文，提出从春晖中学到立达学园再到开明书店的这批学人的“集体精神”，是一个很值得注意与研究的现代大儒群体的人格精神之问题。如笔者执行主编的《现代抒情散文选讲》（1990年版）一书，在讲析夏丏尊的《白马湖之冬》的时候，就说过他与叶绍钧、朱自清、丰子恺等人，“有着近于‘流派’的共同追求”，不过说得模糊而且不敢钉钉铆铆。再如我在《朱自清散文艺术论》（与张王飞、林道立合著，1994年版），指出他们具有“流派”的性质，“如强立名目可以称之为‘我们派’或新古典主义派”，等等。总之，在朱惠民的《白马湖散文十三家》（1994年版）与《白马湖文派散论》（2006年版）及《短长书》（2014年版）之前，文学史与散文研究者都没有对这一流派进行过描述与肯定，即使提及也是隔靴搔痒。因此，朱惠民对白马湖派的原创性研究，具有着补充与修订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散文史的意义。如此经过他的补正，2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该是北方的“语丝派”与南方的“白马湖派”两者既并驾齐驱又分庭抗礼的二分天下。而据朱惠民的考据，语丝社的成立还有着有一个小小的链接：“‘语丝’之取名，便是顾颉刚带去的宁波分会（按：文学研究会的分会）所办的《我们的七月》中找来的。”他指出，“张维祺的《小诗》的第一首的‘伊底长长的语丝’，后来成了《语丝》的刊名。带去《我们的七月》的顾颉刚说，张《小诗》中找到‘语丝’二字，颇写意，不落褒贬”。对此，顾颉刚1924年11月2日的日记里，较为详细地记叙了亲自参加办周刊的讨论会和刊物命名的过程。（顾颉刚当日记云：“到市场开成食堂，为伏园办周刊事。……今日开会，到者有启明先生，玄同先生，绍原，小峰，廷谦，伏园，及予。命名久不决，予看平伯诗中有‘语丝’二字，颇写意，不落褒贬，提出之，通过。”按：顾把张诗误记为俞诗。）这个小小的掌故表明，白马湖派的诞生应该先于以周作人、鲁迅为盟主、以孙伏园、钱玄同、林语堂、章川岛、李小峰为骨干的“语丝社”，以O·M社的刊物《我们的七月》出版的1924年7月，与语丝社的社刊《语丝》第一期出版的1924年11月进行时间上的比较，前者比后者早先四个月。也就是说，按照朱惠民的研究成果给文学史的补正，白马湖派在先，语丝派在后，是上世纪20年代新文学史上几乎同时出现在“五四”时期文坛上的两个散文流派。两者南北呼应、携手共进，引领着诞生期现代散文的崛起、发展和繁荣。
《短长书》对白马湖派的描述之中，不仅对作为“精神领袖”的夏丏尊进行解说，还特别对作为“领导者”的朱自清进行了反复的定位，这同样对传统现代文学史具有补正的意义与价值。众所周知，朱自清在新文学史上创造过数个“第一”：如他与刘延陵等人创办了第一个新诗的刊物《诗》；他为新文学创作了史上第一首抒情长诗《毁灭》；他编选了《新文学大系诗集》并写作导言，为新文学最初十年的新诗第一次进行了历史性总结；他始作俑在大学里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并写下《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奠定了第一块础石。在这些已经确认的功德之后，朱惠民的研究又为他进行了被历史所遗忘的补充。经过他的考据，确认了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历史的存在及朱自清的主导地位，确认了由朱自清、夏丏尊、刘延陵、丰子恺、王任叔、冯三昧、王以仁等人作为文研会早期会员在组织上成为宁波分会的核心会员，由此也确认了他们成为白马湖派的主要班底。作者不仅在《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论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现代散文“白马湖派”再研究》等论文里，反复强调朱自清的身份，说“‘白马湖派’散文作家群落之中，朱自清和夏丏尊一样，是‘领导着文坛的’”；而且在很多文章中，作者通过史料对朱自清在宁波期间进行了行年考据、文学创作及结社活动的解说。笔者根据朱惠民的发现与理解，归纳为以下几点史识：第一，夏丏尊是白马湖派的“精神领袖”，而朱自清则是白马湖派与宁波分会的“主持人”。第二，朱自清的散文作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代表着白马湖派艺术特征与风格，引领着群体“为人生”的创作风致和“朴实清新”艺术诉求。第三，朱自清是雪花社、晨光社、湖畔诗社、O·M社等青年文学社团的“领导者”（冯雪峰语，见《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前言》）与精神领袖，他无私地为新文学培养了冯雪峰、潘漠华、王任叔等一批新生代作家。这三点则充分证明了朱自清作为白马湖派“盟主”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而朱惠民这一关于朱自清对浙地新文学的功德之彰显，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准确认识朱自清在文学史上地位与贡献。鉴于此，朱自清无疑在诗歌与散文的创作实践、新理论阐发与创作总结、结社办刊与引领白马湖派以及后来的现代文学学科奠基等方面，是一位卓有功德的新文学之先驱者和开拓者。 我十分感佩《短长书》作者治学的严谨。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提出“史才三长”，即治史必须具备史才、史学与史识。 我以为在“三长”之外，还有第四“长”，就是还应该必备治学的严谨。而朱惠民的可贵，正是他非常严谨的治学态度，之所以能够在白马湖派的研究上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他的严谨。举一个很小的细节：关于朱自清来宁波的时间，季镇淮编的《年谱》以误读朱自清的日记而定为1924年8月。以后的陈孝全刘泰隆合编的《年谱》、扬州师院本的《年谱》都从季说，朱乔生的《朱自清生平著作年表》另定为1924年3月初。朱惠民以夏丏尊给朱自清、朱自清致马公愚的信函，朱先生写作《·梅花·序》、《绿》等作品落款的时间，《春晖的一月》所披露的行踪信息以及俞平伯的日记等作为佐证，经过比对之后找到合乎事理逻辑的正确答案，最终确定为1924年2月底。可见史料考据是做学问的基础，把握史料的真实性才能还原历史的真实性，才能建立靠得住的史识。牛津大学杰里佛·巴勒可拉夫在其《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一书中说过“今天我们看到的新趋势是历史学家对1945年以前占优势的那种历史学和历史观念的反动……是当前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特征”，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也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不适当的强调、夸大了历史学研究主体性作用与先入为主，我们承认西方现代主义有它积极的因素，但它忽视了包括文学史在内的史学研究的实证之后的求是。现代的年轻学者一方面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受当下执迷物质享受的价值观念影响，而变得浮躁和急功近利，往往不愿意沉静下来做烦琐而细致的史料考据，其实这是很错误的认识与作派。他们应该好好向朱惠民学学，其《短长书》告诉莘莘学子，对史料的占有细读和剔抉爬梳，才是文学史研究的坚实基础和建立个人史识的前提。
《短长书》序里指出此著作者对白马湖派的研究将文学研究延展到白马湖文化的研究，且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我以为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如何在人文精神的各个层面，如在共同的教育立功、结社立德、创作立说的实践中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实施、忧国忧民精神的演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整合、人格理想与道德情操的诉求，以及儒释道哲学与浙地文化的融合等，进行更深入一步的研究，是白马湖流派研究新的目标和新的课题。举例说，从白马湖派走出来的不少作家，为什么后来成了大师、大家、大儒？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漫画家与散文家丰子恺、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大教育家夏丏尊、语文教育大家叶圣陶、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大教授与民主斗士朱自清等，他们日后才各擅其长成为现代文化史上的精英，这种“后白马湖派现象”，与当年他们在白马湖的集结——王纲解纽时代“竹林七贤”式的集结，究竟有着怎样难以破译的密码，又应该怎样寻找解读的密钥？我们期待着朱惠民继续努力，能够在白马湖派人文精神的研究中奉献出新的成果；也期待着现代文学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关注并在传统人文精神犬儒化的当下，进行逆袭性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新思维研究。
短长书，是指战国时代策士的纵横游说。《史记·六国年表序》云：“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作用在从衡（纵横之意）短长之说起。”故《战国策》又称之为“短长书”。作者取名“短长书”，是有其自己的含义的。作为一名地方政协的文史工作者，他不取一般学院派摆论说框架、设大小章节、取宏观理论以显示学理性，而是采取考据加评说的方法进行自我的个性研究。在学院派看来，或许这是他的“短处”，可这恰恰又是他的长处。即从关于白马湖流派的实际史料的剔抉爬梳出发，围绕着作家作品的个性与共性、作家教学与创作的行迹考据、作家之间的相知与交谊、白马湖与春晖中学的人文历史，以及宏观考察这一流派形成的地域、历史、时代、人文背景和作为流派存在的基本特征等，如此论从史出，以微观建立起宏观的史论，从而对白马湖流派进行“短长”之论。可见，朱惠民的著述是一种属于实在史料上求知问学的放飞，是一种以考据为本进行解说的纵横，是一种以微观为基础而进行宏观厘析的自由：这是他做学问的方法与风格。诚如吴福辉教授在此书的《序》里所肯定的那样：“这是一个其志不小的文化憧憬。”
我完全同意吴福辉先生对朱惠民研究“白马湖文派”研究特色的三点概括。充分发挥区域性本土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优长，从材料出发并为前提、做到论从史出，尽量扩大研究的延展性，这三方面也大体概括了作者的研究思路。所谓“其志不小”，笔者揣摩吴福辉先生的意思，就是指作者立志把白马湖作家群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在文学史上做实，使之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和共识。我想，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白马湖派从既往被遮蔽、被模糊的状态，经过朱惠民坚持不懈的钩沉、厘析与反反复复的描述，其面目已经渐渐地清晰起来，并且逐渐被认可。著名的文学史家吴福辉的认可并作《序》，就是权威性的肯定了。对白马湖派的存在，从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到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到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再到钱理群等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从林非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到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等等，这些经典或权威的文学史与散文史都没有提到过，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专章专节的叙述，总之忽视了白马湖派的历史存在。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学者杨牧先生提出“白马湖文学”的集体现象之后，曾引起学术界的思考。如福辉先生写过短文，提出从春晖中学到立达学园再到开明书店的这批学人的“集体精神”，是一个很值得注意与研究的现代大儒群体的人格精神之问题。如笔者执行主编的《现代抒情散文选讲》（1990年版）一书，在讲析夏丏尊的《白马湖之冬》的时候，就说过他与叶绍钧、朱自清、丰子恺等人，“有着近于‘流派’的共同追求”，不过说得模糊而且不敢钉钉铆铆。再如我在《朱自清散文艺术论》（与张王飞、林道立合著，1994年版），指出他们具有“流派”的性质，“如强立名目可以称之为‘我们派’或新古典主义派”，等等。总之，在朱惠民的《白马湖散文十三家》（1994年版）与《白马湖文派散论》（2006年版）及《短长书》（2014年版）之前，文学史与散文研究者都没有对这一流派进行过描述与肯定，即使提及也是隔靴搔痒。因此，朱惠民对白马湖派的原创性研究，具有着补充与修订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散文史的意义。如此经过他的补正，2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该是北方的“语丝派”与南方的“白马湖派”两者既并驾齐驱又分庭抗礼的二分天下。而据朱惠民的考据，语丝社的成立还有着有一个小小的链接：“‘语丝’之取名，便是顾颉刚带去的宁波分会（按：文学研究会的分会）所办的《我们的七月》中找来的。”他指出，“张维祺的《小诗》的第一首的‘伊底长长的语丝’，后来成了《语丝》的刊名。带去《我们的七月》的顾颉刚说，张《小诗》中找到‘语丝’二字，颇写意，不落褒贬”。对此，顾颉刚1924年11月2日的日记里，较为详细地记叙了亲自参加办周刊的讨论会和刊物命名的过程。（顾颉刚当日记云：“到市场开成食堂，为伏园办周刊事。……今日开会，到者有启明先生，玄同先生，绍原，小峰，廷谦，伏园，及予。命名久不决，予看平伯诗中有‘语丝’二字，颇写意，不落褒贬，提出之，通过。”按：顾把张诗误记为俞诗。）这个小小的掌故表明，白马湖派的诞生应该先于以周作人、鲁迅为盟主、以孙伏园、钱玄同、林语堂、章川岛、李小峰为骨干的“语丝社”，以O·M社的刊物《我们的七月》出版的1924年7月，与语丝社的社刊《语丝》第一期出版的1924年11月进行时间上的比较，前者比后者早先四个月。也就是说，按照朱惠民的研究成果给文学史的补正，白马湖派在先，语丝派在后，是上世纪20年代新文学史上几乎同时出现在“五四”时期文坛上的两个散文流派。两者南北呼应、携手共进，引领着诞生期现代散文的崛起、发展和繁荣。
《短长书》对白马湖派的描述之中，不仅对作为“精神领袖”的夏丏尊进行解说，还特别对作为“领导者”的朱自清进行了反复的定位，这同样对传统现代文学史具有补正的意义与价值。众所周知，朱自清在新文学史上创造过数个“第一”：如他与刘延陵等人创办了第一个新诗的刊物《诗》；他为新文学创作了史上第一首抒情长诗《毁灭》；他编选了《新文学大系诗集》并写作导言，为新文学最初十年的新诗第一次进行了历史性总结；他始作俑在大学里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并写下《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奠定了第一块础石。在这些已经确认的功德之后，朱惠民的研究又为他进行了被历史所遗忘的补充。经过他的考据，确认了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历史的存在及朱自清的主导地位，确认了由朱自清、夏丏尊、刘延陵、丰子恺、王任叔、冯三昧、王以仁等人作为文研会早期会员在组织上成为宁波分会的核心会员，由此也确认了他们成为白马湖派的主要班底。作者不仅在《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论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现代散文“白马湖派”再研究》等论文里，反复强调朱自清的身份，说“‘白马湖派’散文作家群落之中，朱自清和夏丏尊一样，是‘领导着文坛的’”；而且在很多文章中，作者通过史料对朱自清在宁波期间进行了行年考据、文学创作及结社活动的解说。笔者根据朱惠民的发现与理解，归纳为以下几点史识：第一，夏丏尊是白马湖派的“精神领袖”，而朱自清则是白马湖派与宁波分会的“主持人”。第二，朱自清的散文作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代表着白马湖派艺术特征与风格，引领着群体“为人生”的创作风致和“朴实清新”艺术诉求。第三，朱自清是雪花社、晨光社、湖畔诗社、O·M社等青年文学社团的“领导者”（冯雪峰语，见《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前言》）与精神领袖，他无私地为新文学培养了冯雪峰、潘漠华、王任叔等一批新生代作家。这三点则充分证明了朱自清作为白马湖派“盟主”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而朱惠民这一关于朱自清对浙地新文学的功德之彰显，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准确认识朱自清在文学史上地位与贡献。鉴于此，朱自清无疑在诗歌与散文的创作实践、新理论阐发与创作总结、结社办刊与引领白马湖派以及后来的现代文学学科奠基等方面，是一位卓有功德的新文学之先驱者和开拓者。 我十分感佩《短长书》作者治学的严谨。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提出“史才三长”，即治史必须具备史才、史学与史识。 我以为在“三长”之外，还有第四“长”，就是还应该必备治学的严谨。而朱惠民的可贵，正是他非常严谨的治学态度，之所以能够在白马湖派的研究上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他的严谨。举一个很小的细节：关于朱自清来宁波的时间，季镇淮编的《年谱》以误读朱自清的日记而定为1924年8月。以后的陈孝全刘泰隆合编的《年谱》、扬州师院本的《年谱》都从季说，朱乔生的《朱自清生平著作年表》另定为1924年3月初。朱惠民以夏丏尊给朱自清、朱自清致马公愚的信函，朱先生写作《·梅花·序》、《绿》等作品落款的时间，《春晖的一月》所披露的行踪信息以及俞平伯的日记等作为佐证，经过比对之后找到合乎事理逻辑的正确答案，最终确定为1924年2月底。可见史料考据是做学问的基础，把握史料的真实性才能还原历史的真实性，才能建立靠得住的史识。牛津大学杰里佛·巴勒可拉夫在其《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一书中说过“今天我们看到的新趋势是历史学家对1945年以前占优势的那种历史学和历史观念的反动……是当前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特征”，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也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不适当的强调、夸大了历史学研究主体性作用与先入为主，我们承认西方现代主义有它积极的因素，但它忽视了包括文学史在内的史学研究的实证之后的求是。现代的年轻学者一方面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受当下执迷物质享受的价值观念影响，而变得浮躁和急功近利，往往不愿意沉静下来做烦琐而细致的史料考据，其实这是很错误的认识与作派。他们应该好好向朱惠民学学，其《短长书》告诉莘莘学子，对史料的占有细读和剔抉爬梳，才是文学史研究的坚实基础和建立个人史识的前提。
《短长书》序里指出此著作者对白马湖派的研究将文学研究延展到白马湖文化的研究，且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我以为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如何在人文精神的各个层面，如在共同的教育立功、结社立德、创作立说的实践中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实施、忧国忧民精神的演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整合、人格理想与道德情操的诉求，以及儒释道哲学与浙地文化的融合等，进行更深入一步的研究，是白马湖流派研究新的目标和新的课题。举例说，从白马湖派走出来的不少作家，为什么后来成了大师、大家、大儒？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漫画家与散文家丰子恺、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大教育家夏丏尊、语文教育大家叶圣陶、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大教授与民主斗士朱自清等，他们日后才各擅其长成为现代文化史上的精英，这种“后白马湖派现象”，与当年他们在白马湖的集结——王纲解纽时代“竹林七贤”式的集结，究竟有着怎样难以破译的密码，又应该怎样寻找解读的密钥？我们期待着朱惠民继续努力，能够在白马湖派人文精神的研究中奉献出新的成果；也期待着现代文学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关注并在传统人文精神犬儒化的当下，进行逆袭性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新思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