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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2011年5月28日，在哈尔滨第21届全国图书展销会的活动现场，余秋雨先生翩然而至。他一身黑色制服，坐在雪白的沙发中，摆开两手，看着台下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显得很放松，大家风范悠然而出。听了主持人介绍说此次岳麓书社推出的是他封笔7年的新书，他连忙解释，“传播有误，这7年比任何时候出的书都多。”
余秋雨说他这本《中华文化：从北大到台大》一书繁体版，去年在台湾由“天下文化”出版，甫一面世，即在华语世界引起轰动，在半年内重印五次，这对一本很有深度的文化类著作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书中没有凶杀，也没有爱情，似乎以为很枯燥，然而却受到年轻读者的喜爱，这证明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据介绍，马英九先生参观2010年台北书市时，首先购买了此书，更有台湾读者读了这本书后惊叹：“北大学生太厉害了！”此次余秋雨在原版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的完善，并更名为《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
该书的主体内容是余秋雨先生以整整一年时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华文化史。后来，又加入了他与台湾大学学生对话的部分。
我以整整一年的时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华文化史。这门课程的进行方式比较特殊：一，师生之间有很多讨论，每次课后学生又会提出很多文化问题要我快速问答，名曰“闪问”；二，全部课程都由香港凤凰卫视播出。
我们的课程在电视台播出的第一个月，就有很多读者来信要求出书；从第二个月开始，参与课程的一些北大学生已经成了“亚明星”，不少观众能够随口说出他们的名字。一位台湾教授问我：“男学生都那么帅气，女学生都那么漂亮，学问和口才都十分了得，是不是你特意挑选的？”我说：“没有挑选，这是青春的自然美色。当这种美色与古老话题联在一起的时候，新旧之间互相映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魅力。”
这本书的初版在大陆很受欢迎，短短的时间内就销售了十二万册。据读者反映，大家最感兴趣的居然是“闪问”部分。台湾最重量级的出版家高希均教授、王力行女士读了之后竭力主张此书在台湾出版，又建议加入台湾大学学生对我的“闪问”。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就把我的初版书稿交给一部分台湾大学学生传阅，然后请他们提出问题。台大学生提出的问题很快就来了，我一一作答。与此同时，我又补充了与北大学生的一些问答。
相比之下，北大学生的问题比较锐利、重大、活跃、有趣，台大学生的问题比较含蓄、雅致、诚恳、天真。我努力用完全相同的态度来回答两边的问题，但是，提问者的不同口气也悄悄地左右了我的口气。好在大家都知道，我心中历来缺少政治坐标，因此说重说轻都是出于文化。我把与两所大学学生的问答，放在全书之前。
由于两所大学学生的共同参与，我这本书的新版就变成了现在的书名——《中华文化：从北大到台大》。
书中的主体内容，就是我在北大开设的课程。这是一部我心中的中华文化史。但是这部中华文化史与同类著作不同，是我对当代人“文化记忆”的探寻。这种探寻，包括“已经拥有的文化记忆”和“应该拥有的文化记忆”两个部分。为了弄清这两个部分，我在讲课现场对北大学生进行了一次次测试。
本书表明，我主张当代人“应该拥有的文化记忆”，比较侧重于早期。理由是，那个时期创建了中华文化的奠基元素，安顿了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相比之下，后来那些漫长的历史走廊，尽管故事多多，则不妨快步走过。这种格局，我在《寻觅中华》一书中已经有过书面表述。《寻觅中华》的台湾版，收在尔雅出版社的《新文化苦旅》中。
我与两所大学的学生进行了那么深入的心灵交流，感到十分愉快。文化可以滋润生命，生命也可以滋润文化。中华文化的前途，就看有多少年轻而又美好的生命来滋润它。如果没有今天的滋润，那么，即便是奉为天书圣典，它也只能风化。
精彩选读
闪问:
问：阅读深邃细腻的文学作品时，觉得简体字的表述无法到位，您有同感吗？大陆也有声音说逐渐回复繁体字，有可能吗？
答：我的阅读，两种字体各占其半，倒没有产生您的感觉，只认为那只是一个习惯问题。五四时期胡适、鲁迅他们提倡白话文，也曾经使很多学者深感痛苦，觉得白话文只用于低层世俗实用，失去了表述高雅情致的功能。但后来事实证明，情况并不是这样。汉字简化，自魏晋南北朝之后代代都在做，每次都会遇到不习惯的问题。现代的汉字简化运动开始于二十世纪初期，比五四运动还早，由陆费逵、钱玄同先生发起，到三十年代出现过好几个简化方案，很多语言学家、文学家和政府部门都参与了。简化汉字不仅仅是减少笔画，还包括精简总字数、减少异形、异读、古读等等工程。据唐德刚先生回忆，大陆在五十年代公布的简化汉字方案，在美国的胡适之先生看了还不断地击节赞赏。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简化，是古代书法家们写草书时已经反复用过的。时至今日，一个人选用哪种字体都是自己的自由，现在由计算机转换字体也非常方便，但是如果要强令改变十多亿人的文化习惯，却缺少足够的理由。连终生只会写繁体字的毛泽东，也没有下过这种命令。他只是让自己的诗词印了一些繁体字版本而已。
问：现在的城市越来越像工地，不断在拆，不断地建，我们似乎难以找到安身之所，更别提心中的安稳了。请问余老师，您怎么看目前包裹在“现代化进程” 中的大拆大建？
答：我們原来的生态实在太落后、太简陋了，可以用“脏、乱、差”三字来概括。因此，“现代化进程”是必须的，大拆大建是免不了的。忍一忍吧，过几年就安静了。
即使被现在一批文人描绘得精彩绝伦的上海“石库门”房子，也是一种低劣生态，我长期生活其间，深有体会。狭小而阴暗的房间和楼梯，处处都可以互窥和偷听；没有卫生间，天天早上是一片“倒马桶”的呼声，整个城区臭气熏天；没有煤气，家家户户都在生煤球炉，因此臭气又裹卷在呛鼻的煤烟中，使人张不开眼……
中国民众有权利过得好一点，千万不要为了写文章、玩文化，去伪造和美化过往的生态。我们的前辈一直没有找到像样的安身之所，不要把我们的虚假强加给他们。
2011年5月28日，在哈尔滨第21届全国图书展销会的活动现场，余秋雨先生翩然而至。他一身黑色制服，坐在雪白的沙发中，摆开两手，看着台下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显得很放松，大家风范悠然而出。听了主持人介绍说此次岳麓书社推出的是他封笔7年的新书，他连忙解释，“传播有误，这7年比任何时候出的书都多。”
余秋雨说他这本《中华文化：从北大到台大》一书繁体版，去年在台湾由“天下文化”出版，甫一面世，即在华语世界引起轰动，在半年内重印五次，这对一本很有深度的文化类著作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书中没有凶杀，也没有爱情，似乎以为很枯燥，然而却受到年轻读者的喜爱，这证明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据介绍，马英九先生参观2010年台北书市时，首先购买了此书，更有台湾读者读了这本书后惊叹：“北大学生太厉害了！”此次余秋雨在原版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的完善，并更名为《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
该书的主体内容是余秋雨先生以整整一年时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华文化史。后来，又加入了他与台湾大学学生对话的部分。
我以整整一年的时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华文化史。这门课程的进行方式比较特殊：一，师生之间有很多讨论，每次课后学生又会提出很多文化问题要我快速问答，名曰“闪问”；二，全部课程都由香港凤凰卫视播出。
我们的课程在电视台播出的第一个月，就有很多读者来信要求出书；从第二个月开始，参与课程的一些北大学生已经成了“亚明星”，不少观众能够随口说出他们的名字。一位台湾教授问我：“男学生都那么帅气，女学生都那么漂亮，学问和口才都十分了得，是不是你特意挑选的？”我说：“没有挑选，这是青春的自然美色。当这种美色与古老话题联在一起的时候，新旧之间互相映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魅力。”
这本书的初版在大陆很受欢迎，短短的时间内就销售了十二万册。据读者反映，大家最感兴趣的居然是“闪问”部分。台湾最重量级的出版家高希均教授、王力行女士读了之后竭力主张此书在台湾出版，又建议加入台湾大学学生对我的“闪问”。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就把我的初版书稿交给一部分台湾大学学生传阅，然后请他们提出问题。台大学生提出的问题很快就来了，我一一作答。与此同时，我又补充了与北大学生的一些问答。
相比之下，北大学生的问题比较锐利、重大、活跃、有趣，台大学生的问题比较含蓄、雅致、诚恳、天真。我努力用完全相同的态度来回答两边的问题，但是，提问者的不同口气也悄悄地左右了我的口气。好在大家都知道，我心中历来缺少政治坐标，因此说重说轻都是出于文化。我把与两所大学学生的问答，放在全书之前。
由于两所大学学生的共同参与，我这本书的新版就变成了现在的书名——《中华文化：从北大到台大》。
书中的主体内容，就是我在北大开设的课程。这是一部我心中的中华文化史。但是这部中华文化史与同类著作不同，是我对当代人“文化记忆”的探寻。这种探寻，包括“已经拥有的文化记忆”和“应该拥有的文化记忆”两个部分。为了弄清这两个部分，我在讲课现场对北大学生进行了一次次测试。
本书表明，我主张当代人“应该拥有的文化记忆”，比较侧重于早期。理由是，那个时期创建了中华文化的奠基元素，安顿了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相比之下，后来那些漫长的历史走廊，尽管故事多多，则不妨快步走过。这种格局，我在《寻觅中华》一书中已经有过书面表述。《寻觅中华》的台湾版，收在尔雅出版社的《新文化苦旅》中。
我与两所大学的学生进行了那么深入的心灵交流，感到十分愉快。文化可以滋润生命，生命也可以滋润文化。中华文化的前途，就看有多少年轻而又美好的生命来滋润它。如果没有今天的滋润，那么，即便是奉为天书圣典，它也只能风化。
精彩选读
闪问:
问：阅读深邃细腻的文学作品时，觉得简体字的表述无法到位，您有同感吗？大陆也有声音说逐渐回复繁体字，有可能吗？
答：我的阅读，两种字体各占其半，倒没有产生您的感觉，只认为那只是一个习惯问题。五四时期胡适、鲁迅他们提倡白话文，也曾经使很多学者深感痛苦，觉得白话文只用于低层世俗实用，失去了表述高雅情致的功能。但后来事实证明，情况并不是这样。汉字简化，自魏晋南北朝之后代代都在做，每次都会遇到不习惯的问题。现代的汉字简化运动开始于二十世纪初期，比五四运动还早，由陆费逵、钱玄同先生发起，到三十年代出现过好几个简化方案，很多语言学家、文学家和政府部门都参与了。简化汉字不仅仅是减少笔画，还包括精简总字数、减少异形、异读、古读等等工程。据唐德刚先生回忆，大陆在五十年代公布的简化汉字方案，在美国的胡适之先生看了还不断地击节赞赏。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简化，是古代书法家们写草书时已经反复用过的。时至今日，一个人选用哪种字体都是自己的自由，现在由计算机转换字体也非常方便，但是如果要强令改变十多亿人的文化习惯，却缺少足够的理由。连终生只会写繁体字的毛泽东，也没有下过这种命令。他只是让自己的诗词印了一些繁体字版本而已。
问：现在的城市越来越像工地，不断在拆，不断地建，我们似乎难以找到安身之所，更别提心中的安稳了。请问余老师，您怎么看目前包裹在“现代化进程” 中的大拆大建？
答：我們原来的生态实在太落后、太简陋了，可以用“脏、乱、差”三字来概括。因此，“现代化进程”是必须的，大拆大建是免不了的。忍一忍吧，过几年就安静了。
即使被现在一批文人描绘得精彩绝伦的上海“石库门”房子，也是一种低劣生态，我长期生活其间，深有体会。狭小而阴暗的房间和楼梯，处处都可以互窥和偷听；没有卫生间，天天早上是一片“倒马桶”的呼声，整个城区臭气熏天；没有煤气，家家户户都在生煤球炉，因此臭气又裹卷在呛鼻的煤烟中，使人张不开眼……
中国民众有权利过得好一点，千万不要为了写文章、玩文化，去伪造和美化过往的生态。我们的前辈一直没有找到像样的安身之所，不要把我们的虚假强加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