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生活在上海。解放前，上海的知识阶层、普通职员，一般都有西服，只是不一定经常穿。解放后，生活崇尚俭朴，强调“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在这样的氛围下，大家觉得西服“穿不出去”了。有人不甘心把好好的衣服拿来“压箱底”，于是想办法把西服改成中山装；但改后仍觉得穿“毛料子”不好意思，于是又用毛蓝布做件褂子罩在外面。
　　除了西服以外，解放前在一定范围流行的还有牛仔裤，解放后也不穿了。当时穿西服被人看作“小开”；穿牛仔裤的被人说成“阿飞”。在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穿“奇装异服”常常被列为运动反对的重点之一。
　　1979年春天，著名的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应邀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一场服装表演。当时不敢直截了当地称为“时装表演”，而称为“服装观摩会”。参加观摩会的，仅限于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还必须通过审查，记名对号入座。但当音乐响起，台上衣着多姿多彩的外国模特还是与台下的一片“革命色”形成了鲜明对比，造成了对当时的传统观念的猛烈冲击。1980年11月，当中国大陆第一支时装模特队亮相上海滩的时候，更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
　　另一件对传统观念产生冲击的是198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推出的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影片讲述上海一家棉纺厂一名来自乡下的女工阿香托卖服装的个体户买来一条漂亮的红绸裙。劳模陶星儿很喜欢这件红裙子，悄悄往自己身上比试。阿香发现陶星儿穿起红裙十分漂亮，便把裙子借给她穿并且邀她同去逛公园。车间班长对袒露肩臂的红裙十分看不惯，陶星儿便悄悄为这件红裙加上白领、白袖笼，结果又被女伴们七手八脚扯掉了。在同伴们的怂恿下，陶星儿终于与女工们一起来到公园中。她鼓起勇气，独自走在众目睽睽的人墙间，与五颜六色的各式裙衫大胆比美，感到心神格外舒展。影片对劳模爱美又不敢美的复杂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在当时大受影迷们的追捧。
　　1983年年底，随着纺织工业生产的发展，国家取消了延续20多年的布票，为改善人民衣着提供了条件。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洞察民情，顺应潮流，开始重视服装。胡耀邦曾在一次会议上强调：“要抓一下服装，让全国人民穿得整齐一点，干净一点，漂亮一点。”为消除大家的顾虑，他带头穿西服，由此形成了1984年的“全国西服热”；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郝建秀提倡穿西服、两用衫、裙子和旗袍，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到了80年代末，中国人民的穿着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一位访华的波兰记者深有感触地写道：“几年或十几年前，北京是一个灰色的城市，有人甚至称它为‘世界的农村’，人们穿着既单调又一律……如今穿着入时、欧式打扮的姑娘，使北京的街道有了一种令人应接不暇的特殊美感。”
　　1986年国家制定经济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提出“把食品工业、服装工业、耐用消费品工业作为重点，带动整个社会消费品工业生产的更好发展”。随着服装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扶摇直上，国家对服装工业的投入大幅度增加。“七五”期间国家拨款、企业自筹13.5亿元人民币，引进了服装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系统、每分钟5500转的高速平缝机、带电脑控制的各种专用机、多头电脑绣花机、计算机控制的自动裁剪系统、吊挂输送生产线等，使服装行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观。
　　服装行业还注意组织企业家和设计人员走出国门，到世界时装之都去观摩、考察和商谈合作，努力树立中国服装在世界市场上的形象。1985年1月，轻工业部组织国内第一个服装设计师考察团到巴黎考察。那时恰逢巴黎女装成衣博览会开幕，他们在展会现场，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切都感觉新鲜，看得眼花缭乱。考察团回国后，从1985年9月份开始，就组团参加下一届“巴黎女装成衣博览会”。当时在博览会上，看到印度在展位上搞模特表演，宣传效果很好，而我们没带模特，于是连夜找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驻巴黎办事处，选了6名空姐临时充当模特。自进军巴黎以后，中国服装行业又先后几十次组织企业家和设计师数百人，前往纽约、东京、米兰、伦敦以及香港等世界服装之都，开展交流、展览、合作。
　　到1994年，中国服装总产量达到78.16亿件，服装出口额达到237.21亿美元，双双赢得世界第一。
　　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融入全球化。当年，服装行业提出用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同时着力培育自主品牌。各企业努力以创新驱动提高科技贡献率和品牌贡献率。经过几年的努力，服装工业又有了新的发展。从2002年-2007年，服装企业从业人数增长40.13％，而工业总产值增长187.63％，利润增长251.98％。涌现了雅戈尔、波司登、红豆、海澜、杉杉等一批服装“巨无霸”。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经从缺衣少被的贫穷落后的状况，一跃成为服装业的消费大国、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1978年，中国人均衣着纤维消费为2.88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0％；这一数字在2006年跃升为人均14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7％。目前，我国正在向服装强国的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