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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2015年2月5日凌晨。昨夜在睡梦中又见到了敬爱的先生，他十分清晰地坐在我的面前，谈论着他正在从事的古代诸经选择和诠释的工作，似乎对于其中一些内容又有了新的认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梦中先生言谈情状之生动令我恍惚之间怀疑先生仙逝的消息是不是我出差期间学界的一种谬传。待我找到机会插话告诉先生这个谬传时，先生笑而不语，直到梦醒。
窗外，是沉沉的黑夜。
内心，是绵绵的思念。
此刻，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
“给你添麻烦了！”
2014年11月28日下午傍晚时分，我坐在从北京到徐州的动车上，接到先生家里座机打来的电话。我还以为如往常一样，是先生找我。我赶紧拿起手机，摁下绿色的接通键，对着话筒说：“黄先生，您好！我是小石。”可是，这次意外的是，话筒那边传过来的不是“中英同志，我是黄济”的亲切声音，而是先生女儿的声音。她告诉我先生生病了，是前一天夜里起夜摔在了洗手间里，颈椎出现了问题，并说先生叮嘱，不让告诉我。我赶紧问诊断和治疗的情况。学姐告诉我，已经到北医三院做了检查，拍了片子，由于先生年逾九旬，不能做手术，只能做牵引，但是由于没有床铺，住不了院，问问我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放下学姐的电话，我赶紧联系一位小师妹，她的爱人就在北医三院工作。很快，师妹那边有了消息，确认床铺紧张，一周之内都住不上院。我给北师大校医院院长打电话，问问他北医三院有没有熟人可以帮忙，结果也不如愿。我拨通附近二炮总医院负责人的电话，把先生生病的情况大体上向他做了汇报。医院负责人听后非常重视，吩咐家人把北医三院拍的片子送过去，他安排相关科室的大夫看过片子后再定。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学姐，她们也很快将片子送到二炮总医院请骨科大夫看了看，并确定第二天，也就是11月29日去住院治疗。
我这一次的出差有点长，先在徐州参加了一个会议，紧接着又从徐州到芜湖，参加一个活动。等到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12月2日的晚上。会议期间接到的消息是说先生已经住上院，医院方面已经做了全面的检查，并做了牵引治疗的安排。3日，我抽空去医院看望先生。一走进病房，我吓了一跳，只见先生平卧在床上，头上坠着个铅块一样的东西，一动也不能动。“这就叫牵引？”这和我心中对牵引治疗的想象一点儿也不一样。先生看见我来了，一方面很高兴，另一方面像往常一样，反复地说：“给你添麻烦了！”我知道，先生一生，凡事都要自己做，最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他的晚年，摔过几次跤，甚至摔破过头，可都从来不告诉我们这些做学生的。我们都是事后去先生家里，才听他说起摔跤的故事。看他讲故事时的一脸轻松，我有时会产生一点错觉，似乎故事中摔倒的不是他本人，而是别人。坐在先生的病床边，听到他熟悉的声音，我觉得这次也会和前几次一样没有事情的，先生很快就会好起来，回到他堆满书籍的书桌旁，继续他的学术之旅。
“大苗是个好同志”
在先生的病床边，有一位护工在忙碌着。她个子不高，圆圆的脸，穿着一生蓝色的工作服，动作十分干净利落，一看就知道是一位能干的护工，还懂得一些专业的护理知识，如吸痰等。先生向我介绍，“她叫大苗，禾苗的‘苗’。”并说，“大苗是好同志，待我像亲生女儿一样。”
对于先生这样一位一生都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人来说，躺在病床上，让别人来伺候，可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听说先生一开始经常拒绝按照大苗的要求做这个做那个。这个叫大苗的小妹妹，也真是有办法，到最后还是让先生按照她的要求去做，比如擦洗身子、帮助通便等。有一次，大苗刚刚为先生换好衣服，可先生在吃药时不小心呛着了，把药汁全都吐在了刚换好的衣服上。为此，先生一个劲地向大苗道歉，说是刚刚换好衣服，又让自己给弄脏了，感到很不好意思。大苗呢，则笑一笑，丝毫不介意，继续做她自己的活。
“我的脾气不好！”
先生性格温润如玉，待人崇礼，有君子风度，这是中国教育学界的共识。可是呢，先生自己却常常说自己性格不好，好发脾气。先生生病住院时，我去看他，他又提到这一点。先生说，“大家都说我性格好，其实我性格不好。我好发脾气，发起来很大。发过之后，想想又很内疚，怕是伤过人。”
坐在先生的病床边，听先生回忆他“发脾气”的故事，一件又一件。有的是我所知道的，有的是我有所耳闻的。可是，听来听去，似乎都不像是先生愿意发脾气，而是先生基于自己对于学术的理解和对学生爱护而说的几句重话。我跟先生说：“先生别介意这些事情了，您发脾气是爱护大家，而且呢，大家也没有怨您的意思。事实上，正由于您的批评和教诲，年轻人才能够健康成长！”可我的劝慰丝毫不让让先生释怀，他说：“我也是脾气急，如果不那么急，换一个态度，可能效果会更好。”其实，我知道，就先生所列举的那几件“发脾气”的事情来说，实在是怨不得先生。故事中几位年轻人的拖沓、偏执或不知权变实在让深爱着他们的先生心生愠意，不由得说了几句重话。
先生平日里对同学们的批评极少，反之，看到同学们身上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就给予积极的和充分的肯定。同学们跟随先生学习，如果有谁能够领受到先生的批评或“脾气”，那真是一件幸福的、值得铭记一生的事情！
“我的级别不够”
先生初入院时，住在骨科病房，三个人一间。我去看他时，他抱怨说，病房人多，晚上睡不好觉，问我能不能换个大一点的病房。我满口应承，答应去协调。我找到医院的部门领导，了解到在骨科没有办法换了，要换只好去高干病区。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先生，说可以去高干病房，那里一人一间。先生听后，又不愿意去，说“最好不要去高干病房，一人一间，我的级别不够”。而且，去高干病区，不便于护工的上下照料，也着实有不方便的地方。
这一下我可犯难了。只好再去找大夫，和他们商量，看看能否在骨科病区有病人出院的条件下，能够优先减少先生所在病房的床数。大夫们也痛快地答应了。先生在骨科诊治的最后几天里，屋里的病床终于减少到两张。不过，之前我去看望的时候，先生就说睡眠的问题解决了，可以睡得比较踏实。 先生弥留之际，教育学部离退休办公室到学校档案馆借来先生的档案，准备后事。我翻阅先生厚厚的档案，在最后赫然发现一张20世纪90年代教育部写给北师大的公函，公函上明确写着：“同意黄济先生离休，享受司局级待遇。”我不知道司局级待遇在医疗上有什么特殊的照顾，是否可以享受两人一间或一人一间的待遇？如果我能早一点见到这个公函，也许能够在先生一入院时就为他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医疗条件。我也不知道先生是否知道这个公函的事情，二十多年来，我也从未听他说起过离休后按照规定可以享受司局级待遇的事情。
“《乐记》以前注意得不够”
先生一生学而不厌，勤学不辍，因而博学广识。先生本来在幼年时就受过比较系统的私塾教育，古典文化修养深厚。但是，先生并不以此自傲，还常常围绕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博览古书，以求新证。先生住院期间，还十分挂念自己正在主持的一套国学普及类丛书的撰写工作。这一套书，他自己就承担了其中两本书的任务，其中一本是《诸经解读》。
我侧立在先生的病床前，听他讲该书进展的情况。先生说，他已经把《乐记》整理完了。我很无知，很惊讶地问，“《乐》整理完了？《乐》不是已经失传了吗？难道老师发现了它了吗？”我之所以提这样无知的问题，是因为在大学期间及工作以后，我从多处知道古代的“六艺”或“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中，唯有《乐经》失传了。先生听后用已经不是十分清楚的声音回答说，“此乐非彼乐。《乐记》是《礼记》中的一篇，主要论述音乐的起源、格调、功能等。《乐经》虽失传，有《乐记》，再配上荀子的《乐论》，也可以帮助大家知道当时的音乐思想以及对礼乐关系的看法。”先生顿了顿，似乎又积攒了些力气，继续说，“以前，我们只注意到《乐经》失传了，《乐记》关注得不够。”
“我对你有三点意见”
先生说，师生之间，他唯一没有发过脾气的学生，就是我，我听后也深感荣幸。可是，先生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告诉我，“我有三件事情，对你有点意见，今天我要告诉你，告诉你了，我们俩之间就心里没有疙瘩了。”其实，不用先生说，我已经知道他老人家对我的三点意见是什么了。因为在他告诉我之前一个多月，一位外地的师姐进京来看他，他和她约略聊起过这些事情，师姐已经偷偷地告诉我了。我也正准备找机会和先生说说这几件事情。
先生所说的三件事情，其实都不是与他自己有关，而是与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有关。先生大概认为我没有在这些学生或学生的学生就业、升学或工作中尽力帮忙。讲完之后，先生说，“当然，中英同志，我知道你也不容易，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年轻人以后还要多关心、多指导。”我静静地听着先生的“意见”，听完之后心里感到很内疚。因为近几年工作繁忙，我没有能够在这几件事情上及早和先生沟通，让先生在心里惦记这么久，以至于把它们当作师生最后的谈话内容之一。我知道，先生对青年人的关心是真诚的，他为自己的事情从来不肯张口求人，哪怕是我们这些学生他也不愿意。他确实给我打过电话，先后问过他心里惦记的那三件事情，其中有件事情我也确实努力过，但是没有及时向先生汇报;一件事情我已经竭尽所能;还有一件事情我是有自己的想法，没有按照先生的意愿去做。如今回想起来，先生交代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认真对待，及时汇报，即便不办或办不了，也要及时和先生沟通，以免先生挂怀。
“假如我要报销了”
有一次，我去看望先生的时候，先生突然提出来想看看自己做牵引的模样。我就用手机拍了两张照片，放在先生的眼前，给他看。他认真地看了看，觉得眉骨摔破的地方快要好了。可是，接下来先生却和我谈起了禁忌的话题。他说：“假如我要报销了……”还没有容他往下说，我就赶紧打岔：“报销的事情您不用操心，北师大校医院院长说了，您是离休干部，您的费用全报销。”先生笑了，摆摆手说：“我说的报销不是报销医药费，而是我自己报销了。”我截住话头说：“您报销不了，您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马克思不要您！”先生笑笑说：“我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属于无神论者，对于生死也有客观的态度。人总是要死的，死后的事情还是要早作安排。”
听到这里，我也不好再不让他说了。先生交代，如果他“报销”了，他的书籍一部分可以让于超（我已经毕业的硕士生，先生晚年的学术助手）拿走，我想要的话，自己去家里挑。其余的问问图书馆要不要，图书馆若不要的话，就当废品卖了。（先生书籍的事情，已经联系北师大图书馆教育学分馆，将来会在分馆存放，供师生借阅。）先生还交代，他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身体有用的部分还能捐献出来，帮助他人。说这话时，先生自己也意识到由于年龄高寿的缘故，自己的器官可能没有多少用途了。（先生病危之际，他的孩子们曾将先生的愿望向医院方反映过，经过医学检查，先生的角膜很好，身体的其他器官因为老化已无医学上的用途了。先生百年之后，已将角膜捐献给同仁医院，以帮助需要光明的人。）先生还吩咐，他90大寿的时候，出版了一本口述历史，讲述他的人生和学术历程。述主是他自己，许多章节他也是自己写出来的，但是，整理人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后来出版社给该书开了稿费，他分出一半给整理人，可整理人一直没有要。先生吩咐我们一定要将这笔稿费给到整理的老师手上。（请先生放心，您的女儿已经将这笔稿费转给了整理口述史的老师，您的在天之灵不用牵挂了！）
无言的握手
12月中旬，先生因肺部感染，住进重症监护室，健康状况一度好转。先生有一阵子情绪也很好，尽管不能够说话，但是可以通过肢体的动作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经常做的一个动作就是向护士和医生们竖大拇指，表彰他们良好的服务和精湛的医术。有时候，他还主动要来笔和纸张，写下“谢谢！”一类的短句。不过，这个时候，先生的字已经不像平时那样遒劲有力了，弯弯扭扭，辨认还有点困难。
为了保证先生的休息，不让他过于激动，先生住进重症监护室后，我们一般不进去看他，只是通过室外的显示屏观看先生的近况。许多人看到先生的视频影像时，都禁不住流下热泪。有一天，先生的状况比较好，意识也比较清醒，家属说我可以进去到床边看看先生。我按照医生的要求消完毒穿好防护服，有些忐忑地走到先生的病床边，俯身告诉先生：“黄老师，您好！我是小石，石中英，我过来看您来了。”我能感觉得到，先生知道是我过来看他了，呼吸有些急促，右手开始寻找我的手，找到后把我的手紧紧地攥在他的手中。他的手像以往那样温暖和有力。我告诉他有关他的病情一些积极的和乐观的方面，鼓励他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应该很快就可以出院回家。临分别的时候，我感到先生的不舍，我把手一点一点地、缓慢地从他的手里抽出来，叮嘱他要好好休息，不要着急，大家都期盼他早日恢复健康，我会再找时间来看他。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先生的病情时好时坏，恢复健康的希望越来越小。2015年1月8日傍晚，我刚从医院出来在京师大厦和几位朋友边吃饭边聊点工作，期间接到先生女儿的电话。我预感到不好，急忙与诸友告别赶往医院。我赶到医院时，医生还在抢救。几分钟后，先生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次无言的握手，竟成为我们师生最后的交流——温暖而有力！
（作者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林静）
窗外，是沉沉的黑夜。
内心，是绵绵的思念。
此刻，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
“给你添麻烦了！”
2014年11月28日下午傍晚时分，我坐在从北京到徐州的动车上，接到先生家里座机打来的电话。我还以为如往常一样，是先生找我。我赶紧拿起手机，摁下绿色的接通键，对着话筒说：“黄先生，您好！我是小石。”可是，这次意外的是，话筒那边传过来的不是“中英同志，我是黄济”的亲切声音，而是先生女儿的声音。她告诉我先生生病了，是前一天夜里起夜摔在了洗手间里，颈椎出现了问题，并说先生叮嘱，不让告诉我。我赶紧问诊断和治疗的情况。学姐告诉我，已经到北医三院做了检查，拍了片子，由于先生年逾九旬，不能做手术，只能做牵引，但是由于没有床铺，住不了院，问问我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放下学姐的电话，我赶紧联系一位小师妹，她的爱人就在北医三院工作。很快，师妹那边有了消息，确认床铺紧张，一周之内都住不上院。我给北师大校医院院长打电话，问问他北医三院有没有熟人可以帮忙，结果也不如愿。我拨通附近二炮总医院负责人的电话，把先生生病的情况大体上向他做了汇报。医院负责人听后非常重视，吩咐家人把北医三院拍的片子送过去，他安排相关科室的大夫看过片子后再定。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学姐，她们也很快将片子送到二炮总医院请骨科大夫看了看，并确定第二天，也就是11月29日去住院治疗。
我这一次的出差有点长，先在徐州参加了一个会议，紧接着又从徐州到芜湖，参加一个活动。等到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12月2日的晚上。会议期间接到的消息是说先生已经住上院，医院方面已经做了全面的检查，并做了牵引治疗的安排。3日，我抽空去医院看望先生。一走进病房，我吓了一跳，只见先生平卧在床上，头上坠着个铅块一样的东西，一动也不能动。“这就叫牵引？”这和我心中对牵引治疗的想象一点儿也不一样。先生看见我来了，一方面很高兴，另一方面像往常一样，反复地说：“给你添麻烦了！”我知道，先生一生，凡事都要自己做，最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他的晚年，摔过几次跤，甚至摔破过头，可都从来不告诉我们这些做学生的。我们都是事后去先生家里，才听他说起摔跤的故事。看他讲故事时的一脸轻松，我有时会产生一点错觉，似乎故事中摔倒的不是他本人，而是别人。坐在先生的病床边，听到他熟悉的声音，我觉得这次也会和前几次一样没有事情的，先生很快就会好起来，回到他堆满书籍的书桌旁，继续他的学术之旅。
“大苗是个好同志”
在先生的病床边，有一位护工在忙碌着。她个子不高，圆圆的脸，穿着一生蓝色的工作服，动作十分干净利落，一看就知道是一位能干的护工，还懂得一些专业的护理知识，如吸痰等。先生向我介绍，“她叫大苗，禾苗的‘苗’。”并说，“大苗是好同志，待我像亲生女儿一样。”
对于先生这样一位一生都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人来说，躺在病床上，让别人来伺候，可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听说先生一开始经常拒绝按照大苗的要求做这个做那个。这个叫大苗的小妹妹，也真是有办法，到最后还是让先生按照她的要求去做，比如擦洗身子、帮助通便等。有一次，大苗刚刚为先生换好衣服，可先生在吃药时不小心呛着了，把药汁全都吐在了刚换好的衣服上。为此，先生一个劲地向大苗道歉，说是刚刚换好衣服，又让自己给弄脏了，感到很不好意思。大苗呢，则笑一笑，丝毫不介意，继续做她自己的活。
“我的脾气不好！”
先生性格温润如玉，待人崇礼，有君子风度，这是中国教育学界的共识。可是呢，先生自己却常常说自己性格不好，好发脾气。先生生病住院时，我去看他，他又提到这一点。先生说，“大家都说我性格好，其实我性格不好。我好发脾气，发起来很大。发过之后，想想又很内疚，怕是伤过人。”
坐在先生的病床边，听先生回忆他“发脾气”的故事，一件又一件。有的是我所知道的，有的是我有所耳闻的。可是，听来听去，似乎都不像是先生愿意发脾气，而是先生基于自己对于学术的理解和对学生爱护而说的几句重话。我跟先生说：“先生别介意这些事情了，您发脾气是爱护大家，而且呢，大家也没有怨您的意思。事实上，正由于您的批评和教诲，年轻人才能够健康成长！”可我的劝慰丝毫不让让先生释怀，他说：“我也是脾气急，如果不那么急，换一个态度，可能效果会更好。”其实，我知道，就先生所列举的那几件“发脾气”的事情来说，实在是怨不得先生。故事中几位年轻人的拖沓、偏执或不知权变实在让深爱着他们的先生心生愠意，不由得说了几句重话。
先生平日里对同学们的批评极少，反之，看到同学们身上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就给予积极的和充分的肯定。同学们跟随先生学习，如果有谁能够领受到先生的批评或“脾气”，那真是一件幸福的、值得铭记一生的事情！
“我的级别不够”
先生初入院时，住在骨科病房，三个人一间。我去看他时，他抱怨说，病房人多，晚上睡不好觉，问我能不能换个大一点的病房。我满口应承，答应去协调。我找到医院的部门领导，了解到在骨科没有办法换了，要换只好去高干病区。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先生，说可以去高干病房，那里一人一间。先生听后，又不愿意去，说“最好不要去高干病房，一人一间，我的级别不够”。而且，去高干病区，不便于护工的上下照料，也着实有不方便的地方。
这一下我可犯难了。只好再去找大夫，和他们商量，看看能否在骨科病区有病人出院的条件下，能够优先减少先生所在病房的床数。大夫们也痛快地答应了。先生在骨科诊治的最后几天里，屋里的病床终于减少到两张。不过，之前我去看望的时候，先生就说睡眠的问题解决了，可以睡得比较踏实。 先生弥留之际，教育学部离退休办公室到学校档案馆借来先生的档案，准备后事。我翻阅先生厚厚的档案，在最后赫然发现一张20世纪90年代教育部写给北师大的公函，公函上明确写着：“同意黄济先生离休，享受司局级待遇。”我不知道司局级待遇在医疗上有什么特殊的照顾，是否可以享受两人一间或一人一间的待遇？如果我能早一点见到这个公函，也许能够在先生一入院时就为他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医疗条件。我也不知道先生是否知道这个公函的事情，二十多年来，我也从未听他说起过离休后按照规定可以享受司局级待遇的事情。
“《乐记》以前注意得不够”
先生一生学而不厌，勤学不辍，因而博学广识。先生本来在幼年时就受过比较系统的私塾教育，古典文化修养深厚。但是，先生并不以此自傲，还常常围绕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博览古书，以求新证。先生住院期间，还十分挂念自己正在主持的一套国学普及类丛书的撰写工作。这一套书，他自己就承担了其中两本书的任务，其中一本是《诸经解读》。
我侧立在先生的病床前，听他讲该书进展的情况。先生说，他已经把《乐记》整理完了。我很无知，很惊讶地问，“《乐》整理完了？《乐》不是已经失传了吗？难道老师发现了它了吗？”我之所以提这样无知的问题，是因为在大学期间及工作以后，我从多处知道古代的“六艺”或“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中，唯有《乐经》失传了。先生听后用已经不是十分清楚的声音回答说，“此乐非彼乐。《乐记》是《礼记》中的一篇，主要论述音乐的起源、格调、功能等。《乐经》虽失传，有《乐记》，再配上荀子的《乐论》，也可以帮助大家知道当时的音乐思想以及对礼乐关系的看法。”先生顿了顿，似乎又积攒了些力气，继续说，“以前，我们只注意到《乐经》失传了，《乐记》关注得不够。”
“我对你有三点意见”
先生说，师生之间，他唯一没有发过脾气的学生，就是我，我听后也深感荣幸。可是，先生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告诉我，“我有三件事情，对你有点意见，今天我要告诉你，告诉你了，我们俩之间就心里没有疙瘩了。”其实，不用先生说，我已经知道他老人家对我的三点意见是什么了。因为在他告诉我之前一个多月，一位外地的师姐进京来看他，他和她约略聊起过这些事情，师姐已经偷偷地告诉我了。我也正准备找机会和先生说说这几件事情。
先生所说的三件事情，其实都不是与他自己有关，而是与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有关。先生大概认为我没有在这些学生或学生的学生就业、升学或工作中尽力帮忙。讲完之后，先生说，“当然，中英同志，我知道你也不容易，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年轻人以后还要多关心、多指导。”我静静地听着先生的“意见”，听完之后心里感到很内疚。因为近几年工作繁忙，我没有能够在这几件事情上及早和先生沟通，让先生在心里惦记这么久，以至于把它们当作师生最后的谈话内容之一。我知道，先生对青年人的关心是真诚的，他为自己的事情从来不肯张口求人，哪怕是我们这些学生他也不愿意。他确实给我打过电话，先后问过他心里惦记的那三件事情，其中有件事情我也确实努力过，但是没有及时向先生汇报;一件事情我已经竭尽所能;还有一件事情我是有自己的想法，没有按照先生的意愿去做。如今回想起来，先生交代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认真对待，及时汇报，即便不办或办不了，也要及时和先生沟通，以免先生挂怀。
“假如我要报销了”
有一次，我去看望先生的时候，先生突然提出来想看看自己做牵引的模样。我就用手机拍了两张照片，放在先生的眼前，给他看。他认真地看了看，觉得眉骨摔破的地方快要好了。可是，接下来先生却和我谈起了禁忌的话题。他说：“假如我要报销了……”还没有容他往下说，我就赶紧打岔：“报销的事情您不用操心，北师大校医院院长说了，您是离休干部，您的费用全报销。”先生笑了，摆摆手说：“我说的报销不是报销医药费，而是我自己报销了。”我截住话头说：“您报销不了，您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马克思不要您！”先生笑笑说：“我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属于无神论者，对于生死也有客观的态度。人总是要死的，死后的事情还是要早作安排。”
听到这里，我也不好再不让他说了。先生交代，如果他“报销”了，他的书籍一部分可以让于超（我已经毕业的硕士生，先生晚年的学术助手）拿走，我想要的话，自己去家里挑。其余的问问图书馆要不要，图书馆若不要的话，就当废品卖了。（先生书籍的事情，已经联系北师大图书馆教育学分馆，将来会在分馆存放，供师生借阅。）先生还交代，他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身体有用的部分还能捐献出来，帮助他人。说这话时，先生自己也意识到由于年龄高寿的缘故，自己的器官可能没有多少用途了。（先生病危之际，他的孩子们曾将先生的愿望向医院方反映过，经过医学检查，先生的角膜很好，身体的其他器官因为老化已无医学上的用途了。先生百年之后，已将角膜捐献给同仁医院，以帮助需要光明的人。）先生还吩咐，他90大寿的时候，出版了一本口述历史，讲述他的人生和学术历程。述主是他自己，许多章节他也是自己写出来的，但是，整理人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后来出版社给该书开了稿费，他分出一半给整理人，可整理人一直没有要。先生吩咐我们一定要将这笔稿费给到整理的老师手上。（请先生放心，您的女儿已经将这笔稿费转给了整理口述史的老师，您的在天之灵不用牵挂了！）
无言的握手
12月中旬，先生因肺部感染，住进重症监护室，健康状况一度好转。先生有一阵子情绪也很好，尽管不能够说话，但是可以通过肢体的动作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经常做的一个动作就是向护士和医生们竖大拇指，表彰他们良好的服务和精湛的医术。有时候，他还主动要来笔和纸张，写下“谢谢！”一类的短句。不过，这个时候，先生的字已经不像平时那样遒劲有力了，弯弯扭扭，辨认还有点困难。
为了保证先生的休息，不让他过于激动，先生住进重症监护室后，我们一般不进去看他，只是通过室外的显示屏观看先生的近况。许多人看到先生的视频影像时，都禁不住流下热泪。有一天，先生的状况比较好，意识也比较清醒，家属说我可以进去到床边看看先生。我按照医生的要求消完毒穿好防护服，有些忐忑地走到先生的病床边，俯身告诉先生：“黄老师，您好！我是小石，石中英，我过来看您来了。”我能感觉得到，先生知道是我过来看他了，呼吸有些急促，右手开始寻找我的手，找到后把我的手紧紧地攥在他的手中。他的手像以往那样温暖和有力。我告诉他有关他的病情一些积极的和乐观的方面，鼓励他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应该很快就可以出院回家。临分别的时候，我感到先生的不舍，我把手一点一点地、缓慢地从他的手里抽出来，叮嘱他要好好休息，不要着急，大家都期盼他早日恢复健康，我会再找时间来看他。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先生的病情时好时坏，恢复健康的希望越来越小。2015年1月8日傍晚，我刚从医院出来在京师大厦和几位朋友边吃饭边聊点工作，期间接到先生女儿的电话。我预感到不好，急忙与诸友告别赶往医院。我赶到医院时，医生还在抢救。几分钟后，先生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次无言的握手，竟成为我们师生最后的交流——温暖而有力！
（作者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