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重的服饰象征着穿戴者思想的成熟和独立的判断，表明其在精神上的追求。身着专门服饰是律师对自身职业的尊重，也是法律尊严的最直观体现。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律师都有自己的专门服饰。
　　律师袍源自西方国家，多以黑色为主。改革开放后恢复律师制度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律师一直没有统一的正式着装，这与认识因素、时代背景有关，也有着经济成本、操作不便等客观原因。
　　记得1987年笔者大学毕业前在律所实习时，每位律师都发了一套警服。我的实习指导老师带我去安徽砀山县出差，回程坐火车时没有买到火车票，老师凭着那身警服，带着我上了火车后再补票。当时，大家对律师穿警服不觉得奇怪，因为律师也是“官”，全国的律师事务所都还是国办所，律师的身份皆为国家干部。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研究生毕业，成了一名专职律师，没有赶上发警服的“待遇”。倒是在1991年，所里每位律师发了两套西服，一套是天蓝色的夏装，一套是灰蓝色暗条纹的冬装，同事们上班时都穿，虽然质地一般。
　　一直以来，我国的诉讼程序和审判方式对于律师着装并没有特殊要求，律师的着装较为杂乱。随着经济突飞猛进和律师事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服饰的积极意义。2002年3月30日，全国律协通过了《律师出庭服装使用管理办法》。根据该办法，律师担任辩护人、代理人参加法庭审理，必须穿着律师出庭服装，律师出庭服装由律师袍和领巾组成，律师袍上佩戴律师徽章。从此，我国律师有了自己的律师袍。
　　按理，要求律师出庭着律师袍应该较容易，毕竟律师是视规则如生命的一个群体。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我国各地发展差异较大，大城市的法庭建设已经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到了乡村，法庭可能依然设在田间地头。冬冷夏热，律师袍如何穿上身还真是个难题。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律师对于律师袍的品位也在提高。并且，受制于硬件的限制，很多法院没有律师更衣室，律师更换律师袍极为不便，导致着装意愿不强。
　　类似的问题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2003年，英国最高法院批准进行一项主题为“法庭工作服”的调查，在接受访问的1571名法官和506名律师中，有60%的人赞成改革传统的法庭制服。在最为注重法庭仪式感的英国，多数法官和律师都支持制服改革，说明法庭着装也需要与时俱进，做到服饰效果与庭审效率的统一。针对我国律师着装推广中遇到的问题，也需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建立良好机制予以规范。一方面，可增加律师个人的选择权，培育着装意识和服饰荣誉感；另一方面，可争取各级法院提供支持，设立专门场所，更好保障律师出庭时的着装权。
　　法官、律师在诉讼过程中均身着长袍，心无旁骛，这无疑是对法律庄严神圣的一种诠释，服饰带来的权威感和庄严感，也能让当事各方静下心来，认真聆听法治的声音。对于身着服饰的人，穿戴的意义同样重要。比如，日本律师虽然没有律师袍，但其律师服饰中的特色是天秤葵花徽章，它是日本辩护士联合会会员章。徽章管理严格，如果律师遗失徽章，需要写道歉信和解释信申请重發。严格地说，徽章属于借出品，即使律师去世，家人想永久保存，也必须向联合会申请。不难想象，行业的荣誉感与使命感将在这种细节中得以不断巩固。
　　从庭审现场来看，法官、检察官的着装都是统一且正式的，律师的正式着装体现了对法官、检察官的相互尊重，有利于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维护法律的庄严和权威。从根本上来说，身着律师袍参与庭审的意义并不在于“制服”是否统一，而在于最大程度提升自身和他人对法治的敬畏之心。
　　从2003年算起，我们的职业律师袍已有十多年历史。2016年4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修改法庭规则，要求出庭履行职务的人员按照职业着装规定着装，身着律师袍成为律师在法院出庭的强制要求。
　　作为一名执业30年的律师，我经历了我国律师袍从无到有的全过程。律师袍从开始的无序到现在的规范统一，体现了法治认识的不断深化，体现了行业专业性和尊荣感的提升。1979年，中国律师人数只有212人，2018年，全国执业律师人数达到了42.3万人。我国律师着装不断规范和完善的过程，其实也是我国律师制度不断走向完善和成熟的一个缩影。（作者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本组文章均摘自9月22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