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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党史土,陈独秀父子仨别具一格,他们之间父子感情淡薄,却为同样的革命事业奋斗,显赫一时
1927年春,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在这一年举行的中共五大上,父子三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在中国历史上,陈氏家族是“孝义相从”的世家。谁曾想,到了20世纪初,这个历代朝廷最听话的陈家,竟然出了一父二子三个“叛逆”——父亲陈独秀发起、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并连任五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而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年纪轻轻,也先后成为中共早期举足轻重的领导人。
遗憾的是,陈氏父子在革命事业上的辉煌并不长久,在一年之后的中共六大上,父子三人的名字同时消失,只不过,消失的方式不太一样:陈独秀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最后,被开除了党籍;而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两人,则在一年之内先后被捕,很快就被杀害了。
缺少父爱的儿子
陈独秀的亲情观念非常淡薄,算不上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因此,用漠不关心来形容他与孩子的关系,并不为过。当然,这也不能全怪陈独秀,因为他也是在缺少父爱的环境中长大的。
陈独秀很小就没了父亲,过继给叔父后,又赶上叔父常年在外做官,无法给予他缺失的父爱。陈独秀“慈父”的角色是由爷爷扮演的,由于一生抑郁不得志,爷爷陈章旭的脾气很差,在家是一言九鼎,绝对的家长制作风。这一点又对陈独秀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陈独秀后来参加革命,建立共产党,遇到问题动不动就拍桌子,发脾气,恐怕多半是继承了爷爷的遗风。
考取秀才后,陈独秀赋闲在家,娶妻生子,所有家用都靠叔父提供。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那年,陈独秀与高晓岚有了第一个儿子陈延年。正好这一年,叔父回家省亲,临走时,顺便把陈独秀带到东北,想让他见见世面。从这之后,陈独秀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基本上每次回家,儿子不认识爸爸,爸爸也认不出儿子。
陈独秀每次回家的意义并不在于享受天伦之乐,而是与新朋旧友谈天说地。对于家庭来说,除了每次回家增添一个孩子外,陈独秀并没有尽到任何责任。孩子们想要和他亲近,但他总是忙于和朋友高谈阔论,看到孩子在边上,他还要把孩子支开,时间长了,连妻子也经常向婆婆埋怨:“没有见过这样的老子。”事实上,父亲在不在家,对孩子来说并无两样,因为他们从小就习惯了没有父亲在身边的生活,而父亲的回家离家,对他们每天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除了不管不问,陈独秀对孩子造成的另一伤害,就是抛妻弃子,与小姨子高君曼私奔。
丈夫和妹妹私奔,对高晓岚伤害很深,对孩子的伤害也很深。而且,他们婚姻的破裂,也直接影响了儿子陈延年对婚姻的看法,他长大后就只埋头于工作,不愿谈恋爱,也不愿结婚。
有骨气的弟兄俩
1915年初夏,陈独秀带着高君曼和一儿一女来到上海,創办《新青年》,生活终于安定下来。陈独秀虽然做父亲不够称职,但是对于孩子,内心总会有愧。有一天,陈独秀对高君曼说:“我想写一封信,叫延年、乔年到上海来,找点事情做做,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当时陈延年十七八岁,陈乔年十三四岁,陈独秀觉得是时候让他们出来闯闯了。
陈延年和陈乔年初到上海时,和父亲一家住在一起,但是很快,两人就搬出来住了。儿子搬出去半工半读,陈独秀并不阻拦。他对好友汪孟邹说:“他们到外面住,不是坏事。我向来主张靠自己力量创造前途。”但是,高君曼怕外面说闲话,想让兄弟两人继续住在家里,结果老的不同意,小的不愿意。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在蔡元培的亲自邀请下,打算离开上海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这意味着,陈独秀要再次丢下延年兄弟俩。高君曼有些不忍心:“孩子在外面怪可怜的,我们走了,他们怎么办啊?”陈独秀说:“不要紧。他们在外面自己做工,没有我,不也生活得很好吗?这个社会恶浊得很,不能依靠老子。”
然而,高君曼的不忍心多多少少影响了陈独秀。去北京之前,他特意关照汪孟邹,每月从《新青年》发行费中拿出10元补贴兄弟俩。这样,汪孟邹每月按时给延年和乔年每人5元。
陈独秀对两个儿子的生活关心不多,但很想在思想上对他们产生影响。事实上,陈延年和陈乔年一开始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想,追随的是吴稚晖,与父亲提倡和宣传的新文化相去甚远。遇到困难,他们也不会想到去找父亲解决。当年,兄弟俩筹划着赴法勤工俭学,但是没有保证金,他们找到吴稚晖帮忙。吴稚晖不仅提供了保证金,还帮助他们解决船票。同时,他设法让这兄弟俩“以党人资格漫游世界”,这意味着陈延年和陈乔年可以获得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到法国直接读书,无须边做工边读书。
陈延年兄弟准备赴法之时,正赶上父亲因为在北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入狱。潘赞化曾在街上遇到陈延年,两人说起了陈独秀被捕一事。潘赞化问陈延年:“假如同仁救援无效,你会怎么想?”言外之意,陈独秀的脑袋可能随时不保。陈延年的回答让潘赞化非常震惊,他说:“中国失去一个有学识的人嘛当然可惜。”说这番话的时候,陈延年神情非常淡漠,好像谈论的并不是自己的父亲,而是一个跟自己毫无瓜葛的人。
中共的“三驾马车”
陈延年兄弟赴法的时候,陈独秀是国内很多青年热捧的偶像,但是对于父亲相信的马克思主义那一套,陈延年和陈乔年不以为然。
当年,陈公培到法国时,陈独秀曾经托他给两个儿子带一封信,劝他们放弃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结果,陈延年看完信后对陈公培说:“独秀这个人,你别理他。”陈公培听后大吃一惊,他没想到在国内振臂一呼、地动山摇的陈独秀,他的儿子却直呼其名,而且言谈之间流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虽然后来陈延年兄弟最终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但是这些都跟父亲无关,而是因为兄弟俩在现实中看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弊端。后来,在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积极争取下,兄弟俩才从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在法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陈延年和陈乔年革命道路的转变,让吴稚晖耿耿于怀。两人后来被捕时,吴稚晖之所以落井下石、打击报复,就是此时结下的怨恨。
陈延年离开法国后,留学苏联,学成之后回国,与少共其他领导人一起到中央机关向陈独秀汇报,等待组织分配。
几年不见,没有父子相逢的喜悦,只有同志间的公事公办。对于这对特殊的父子来说,这样的相处可能让双方更舒服一些。
陈延年被派往广州,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后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父子见面,陈延年永远直呼父亲的名字,两人谈话的内容,没有家长里短,没有嘘寒问暖,永远都是工作,好像除此之外,双方没有任何话题可以交流。
陈乔年的革命道路基本上是沿着哥哥的脚印走下来的。离开法国后,他先留学苏联,之后回国,被父亲派往北京,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不久改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这样,兄弟两人一南一北,父亲在上海居中,为共同的革命事业忙碌。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被敌人残忍杀害,牺牲时年仅29岁。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枫林桥畔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6岁。
摘自《陈独秀父子仨》 东方出版社
1927年春,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在这一年举行的中共五大上,父子三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在中国历史上,陈氏家族是“孝义相从”的世家。谁曾想,到了20世纪初,这个历代朝廷最听话的陈家,竟然出了一父二子三个“叛逆”——父亲陈独秀发起、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并连任五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而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年纪轻轻,也先后成为中共早期举足轻重的领导人。
遗憾的是,陈氏父子在革命事业上的辉煌并不长久,在一年之后的中共六大上,父子三人的名字同时消失,只不过,消失的方式不太一样:陈独秀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最后,被开除了党籍;而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两人,则在一年之内先后被捕,很快就被杀害了。
缺少父爱的儿子
陈独秀的亲情观念非常淡薄,算不上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因此,用漠不关心来形容他与孩子的关系,并不为过。当然,这也不能全怪陈独秀,因为他也是在缺少父爱的环境中长大的。
陈独秀很小就没了父亲,过继给叔父后,又赶上叔父常年在外做官,无法给予他缺失的父爱。陈独秀“慈父”的角色是由爷爷扮演的,由于一生抑郁不得志,爷爷陈章旭的脾气很差,在家是一言九鼎,绝对的家长制作风。这一点又对陈独秀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陈独秀后来参加革命,建立共产党,遇到问题动不动就拍桌子,发脾气,恐怕多半是继承了爷爷的遗风。
考取秀才后,陈独秀赋闲在家,娶妻生子,所有家用都靠叔父提供。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那年,陈独秀与高晓岚有了第一个儿子陈延年。正好这一年,叔父回家省亲,临走时,顺便把陈独秀带到东北,想让他见见世面。从这之后,陈独秀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基本上每次回家,儿子不认识爸爸,爸爸也认不出儿子。
陈独秀每次回家的意义并不在于享受天伦之乐,而是与新朋旧友谈天说地。对于家庭来说,除了每次回家增添一个孩子外,陈独秀并没有尽到任何责任。孩子们想要和他亲近,但他总是忙于和朋友高谈阔论,看到孩子在边上,他还要把孩子支开,时间长了,连妻子也经常向婆婆埋怨:“没有见过这样的老子。”事实上,父亲在不在家,对孩子来说并无两样,因为他们从小就习惯了没有父亲在身边的生活,而父亲的回家离家,对他们每天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除了不管不问,陈独秀对孩子造成的另一伤害,就是抛妻弃子,与小姨子高君曼私奔。
丈夫和妹妹私奔,对高晓岚伤害很深,对孩子的伤害也很深。而且,他们婚姻的破裂,也直接影响了儿子陈延年对婚姻的看法,他长大后就只埋头于工作,不愿谈恋爱,也不愿结婚。
有骨气的弟兄俩
1915年初夏,陈独秀带着高君曼和一儿一女来到上海,創办《新青年》,生活终于安定下来。陈独秀虽然做父亲不够称职,但是对于孩子,内心总会有愧。有一天,陈独秀对高君曼说:“我想写一封信,叫延年、乔年到上海来,找点事情做做,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当时陈延年十七八岁,陈乔年十三四岁,陈独秀觉得是时候让他们出来闯闯了。
陈延年和陈乔年初到上海时,和父亲一家住在一起,但是很快,两人就搬出来住了。儿子搬出去半工半读,陈独秀并不阻拦。他对好友汪孟邹说:“他们到外面住,不是坏事。我向来主张靠自己力量创造前途。”但是,高君曼怕外面说闲话,想让兄弟两人继续住在家里,结果老的不同意,小的不愿意。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在蔡元培的亲自邀请下,打算离开上海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这意味着,陈独秀要再次丢下延年兄弟俩。高君曼有些不忍心:“孩子在外面怪可怜的,我们走了,他们怎么办啊?”陈独秀说:“不要紧。他们在外面自己做工,没有我,不也生活得很好吗?这个社会恶浊得很,不能依靠老子。”
然而,高君曼的不忍心多多少少影响了陈独秀。去北京之前,他特意关照汪孟邹,每月从《新青年》发行费中拿出10元补贴兄弟俩。这样,汪孟邹每月按时给延年和乔年每人5元。
陈独秀对两个儿子的生活关心不多,但很想在思想上对他们产生影响。事实上,陈延年和陈乔年一开始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想,追随的是吴稚晖,与父亲提倡和宣传的新文化相去甚远。遇到困难,他们也不会想到去找父亲解决。当年,兄弟俩筹划着赴法勤工俭学,但是没有保证金,他们找到吴稚晖帮忙。吴稚晖不仅提供了保证金,还帮助他们解决船票。同时,他设法让这兄弟俩“以党人资格漫游世界”,这意味着陈延年和陈乔年可以获得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到法国直接读书,无须边做工边读书。
陈延年兄弟准备赴法之时,正赶上父亲因为在北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入狱。潘赞化曾在街上遇到陈延年,两人说起了陈独秀被捕一事。潘赞化问陈延年:“假如同仁救援无效,你会怎么想?”言外之意,陈独秀的脑袋可能随时不保。陈延年的回答让潘赞化非常震惊,他说:“中国失去一个有学识的人嘛当然可惜。”说这番话的时候,陈延年神情非常淡漠,好像谈论的并不是自己的父亲,而是一个跟自己毫无瓜葛的人。
中共的“三驾马车”
陈延年兄弟赴法的时候,陈独秀是国内很多青年热捧的偶像,但是对于父亲相信的马克思主义那一套,陈延年和陈乔年不以为然。
当年,陈公培到法国时,陈独秀曾经托他给两个儿子带一封信,劝他们放弃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结果,陈延年看完信后对陈公培说:“独秀这个人,你别理他。”陈公培听后大吃一惊,他没想到在国内振臂一呼、地动山摇的陈独秀,他的儿子却直呼其名,而且言谈之间流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虽然后来陈延年兄弟最终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但是这些都跟父亲无关,而是因为兄弟俩在现实中看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弊端。后来,在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积极争取下,兄弟俩才从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在法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陈延年和陈乔年革命道路的转变,让吴稚晖耿耿于怀。两人后来被捕时,吴稚晖之所以落井下石、打击报复,就是此时结下的怨恨。
陈延年离开法国后,留学苏联,学成之后回国,与少共其他领导人一起到中央机关向陈独秀汇报,等待组织分配。
几年不见,没有父子相逢的喜悦,只有同志间的公事公办。对于这对特殊的父子来说,这样的相处可能让双方更舒服一些。
陈延年被派往广州,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后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父子见面,陈延年永远直呼父亲的名字,两人谈话的内容,没有家长里短,没有嘘寒问暖,永远都是工作,好像除此之外,双方没有任何话题可以交流。
陈乔年的革命道路基本上是沿着哥哥的脚印走下来的。离开法国后,他先留学苏联,之后回国,被父亲派往北京,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不久改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这样,兄弟两人一南一北,父亲在上海居中,为共同的革命事业忙碌。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被敌人残忍杀害,牺牲时年仅29岁。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枫林桥畔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6岁。
摘自《陈独秀父子仨》 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