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汹涌，美国和欧洲经济体都在为大量创造就业做准备。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承诺投资7000亿美元于制造业和创新经济，外加2万亿美元的“拜登绿色新政”投资。与此同时，德国支持7500亿欧元规模的欧盟复苏基金，并与法国一样将在2021年推进本国的就业保护和就业创造计划。
　　相反，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并没有与时俱进。3月份，很多人认为英国将经历V型复苏。随着这一愿望的落空，很明显苏纳克的拯救行动必须配以可行的复苏计划。
　　共识是2021年的英国和全球经济规模都将不如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全球经济比新冠危机前的预测值低6.5%，而失业问题更是至少比危机前的正常情况多出一倍。这些悲观预测，促使国际社会要求恢复积极财政政策。
　　IMF敦促发达国家政府启动大规模公共投资计划，认为公共投资增加折合GDP的1%，可以刺激GDP增长2.7%、私人投资增长10%、就业增长1.2%。这一表态特别重要，因为IMF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曾强烈要求财政紧缩，尽管那时显然有刺激的必要。IMF的早期宏观经济模型，与当时大部分其他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所使用的模型一样，基于一个有缺陷的理论—市场经济具有达到充分就业的天然趋势。
　　英格兰银行也改变了调门，预计将向英国经济增加注入1500亿英镑；此前其已在2020年注入了2000亿多英镑。英格兰银行现在意识到，不管资本成本多么低，企业都不会投资，除非它们能够看到市场。因此，英格兰银行加入了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行列，要求采取财政刺激。
　　新冠疫情发生前，货币政策是唯一的战场。如今，要想避免大规模失业及其所导致的经济需求损失，创造就业必须成为封锁之后的重中之重。
　　值得赞赏的是，英国政府在刚刚过去的夏天拨出80亿英镑用于基础设施开支。但这只是杯水车薪。目前，政府将五年投资计划（400亿美元）在未来两年半内完成，并着重强调大型环境项目和社保住房。房屋和本地设施改造能迅速创造就业，立即产生乘数效应。
　　英国1998年“青年新政”和2009年“未来就业基金”的教训是，不仅要提供培训和工作经验，还要提供求职帮助，并为雇主提供招聘长期员工的激励。我们估计，有100万25岁以下的英国年轻人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在参加培训和上学。但英国政府启动的创造就业计划只能确保30万年轻人有工作，在2020年只能实现其中10万人有工作。如果我们想要帮助另外90万人，公共部门就必须成为最后雇主。
　　我们最需要英国决策者做出的决定，是符合凯恩斯和小罗斯福精神的与时俱进的充分就业承诺。一个必要条件是货币和财政政策互相配合。英格兰银行继续其反通胀使命，但决策者不能用它来打断必要的财政刺激。
　　稍早前，英格兰银行响应了时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2012年做出的拯救欧元的承诺，说其“準备采取一切必要的附加手段”刺激经济。要提高这一前瞻指引的信誉，政府可以授予英格兰银行反通胀和反失业的双重使命，而英格兰银行可以宣布，在失业下降到危机前的4%水平以下之前，它不会收紧货币政策。
　　辉瑞的新冠疫苗（可能还有其他疫苗）的成功亮相，将在2021年春天带来些许正常化。但即使健康危机消退，失业危机也将继续存在。英国决策者必须立即行动，以避免失去的十年—甚至失去的一代。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戈登·布朗是英国前首相，现为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全球教育机会融资国际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英国上议院议员，现为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