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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文学》创刊四十周年之际，能够受邀前来参加相关纪念会议和活动自然非常高兴，也衷心感谢有关领导、朋友和編辑部同仁。鄙人在“高反”的同时更有了欣欣然乃至飘飘然的感觉，于是援笔写下《留言风中·纪念〈西藏文学〉创刊四十周年》聊表祝贺之意：“西藏美景千千万万，雪域文明辉煌灿烂。有缘文人丁酉雅集，纪念名刊四十周年。条条天路通达圣境，人人书写佳作连篇。美不胜收异彩纷呈，西藏文学拥抱明天。”还提前与研究生合作了两篇文章，即《克珠群佩与<西藏文学>》（与冯毓璇合作）、《阿来诗歌中的藏地书写及其审美建构》（与韩惠欢合作）。这里，就不照本宣科了，仅想结合纪念会议和座谈会议的主题，在以下相关部分简要介绍一点有关内容，并为了更好地和大家一起拥抱和创造“西藏文学大气象”（高大上或高水平的藏族文学、藏地文学及涉藏文学等）的明天，冒昧地略谈几点可资参考的建议。
其一，要重视和认同“文化磨合”思潮，在多元文化会通中探索新路。由此才能建构和创造“大西藏文学”。我本人主要是研究近现代文学的，窃以为我国自晚清民初以来，中外文化便开始了不断“磨合”的或痛苦或欢欣或悲欣交集的曲折历程，并在文化思想与实践层面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性、持久性和复杂性的“文化磨合思潮”，对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及相应的文学现象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在文化磨合思潮的影响愈加深入的时代，理应更加确信：古今中外化成现代，这个“现代”就是我们期待甚久的“大现代”，这个“大现代”超越了历史的过细切割而与悠久深厚的“大古代”相呼应，在继承和反思中一波三折地建构着具有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大现代文化。由此，我们才会拥有属于中华民族的大现代文学！在这个意义上讲，西藏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应该且必然要有古今中外文化所磨合、化成的文化视野和文化成果，创造出具有大现代文化品格的大西藏文学。这也就是说，伴随着“文化磨合思潮”的深入发展和渐入佳境，更具兼容性和多样性的“大现代”多元文化，使我国“新世纪文学”业已呈现出多元多样的文学形态，在体现出有容乃大的文化气度方面呈现出新的气象，但同时也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背反倾向或二元对立的文化思潮，这种意在抵御“文化磨合”的思潮不仅妨害“大现代”文化创造，也对“大现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消极影响。我认为，在这种宏大的文化思潮背景下，西藏作家也要高度重视和认同这种实际存在的“文化磨合”思潮，放眼世界，拥抱未来。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实际已经置身于一个世界大格局之中，正在创造一个属于我们的“大时代”（绝不是小时代或坏时代），即中华民族整体复兴的大时代。
我曾撰写《西部作家的西部梦——以阿来“博文”为例》（《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强调阿来梦与西部梦的相通，其西部梦中自然含有西藏梦，且通向大时代的中国梦。在该文中我曾介绍：笔者遍览阿来博文，领略其微言大义，兴之所至，遂书条幅《读阿来有感》，曰：“苍茫西部多风霜，逶迤藏地谱华章；阿来文心铸民魂，情萦梦境祈兴旺！”我觉得阿来作为藏族作家、中国作家，有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就是能够正视不同民族文化存在的“差异”与“磨合”现象，由此倡导走向多元、多样文化的共存、共荣和融合发展。因为总是强调民族文化差异、冲突就很难对话和沟通了，就会与总是强调阶级斗争论、“文明冲突论”及“文化碰撞说”一样，极易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而难以超脱出来，就会走向封闭、封建，甚至会造成一场又一场人为的大灾难。这在历史上的教训已经很多，在现实中也仍存在类似的危机。在我看来，阿来堪称是一位来自藏地的经过“文化磨合”而成的“大作家”，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有宽阔的心胸和文化视野，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既能从事多体多样的文学创作，也能从事高水平学术研究包括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和韩惠欢在《阿来诗歌中的藏地书写及其审美建构》中也指出：在阿来看来，“西藏”是一个伟大的名词。他的诗歌创作正是对“西藏”这一名词的诗性注解。阿来视汉语为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语言，浸润于藏汉双重文化中的阿来不仅可以娴熟地创作汉语小说，而且可以创作汉语诗歌。从其《阿来的诗》中，读者能够领略到诗性汉语的魅力，同时也能感受到汉藏文化磨合、融合的深切体验。阿来诗歌用汉语这种“公共语言”来表达藏民族文化感受，在对个体经验与种族记忆书写的基础上抒发了丰富的人生感受和文化感悟，其诗歌特色在于能够将宗教神性与民间色彩相统一，将理性思考蕴含于感性表达之中，实现了多元文化语境中诗歌创作的诗性叙事，达成了对藏地的诗性书写和审美建构。阿来早年写诗的经历也使其不断强化文学修养、锤炼汉语表达能力，并为他后来创作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等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会讲故事、讲理论的阿来身上，大作家与大文化人确是一体的。
其二，在开放心胸和视野的同时，也要有充分的民族文化自信。近些年来，大家都在言说“文化自信”，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精英们爱谈“中国传统文化自信”。在西藏，自然也要强调“西藏传统文化自信”。著名社会学家和人文学者费孝通老先生曾有传播广泛的文化四句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此话极有文化哲学意味。既适合于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问题，也适合于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问题。文化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的，各有各的好处或美点。人们不仅要懂得赞赏自己创造的文化之美，还要包容、欣赏他人创造的文化之美，这样就能从“文化平等”的各美其美（第一境界）进至“文化互鉴”的“美人之美”（第二境界），而更高的境界则是善于进行“文化磨合”并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第三境界）。这里的“与共”是共存共生共荣共和，由此才会有社会的世界的“大同小异”，亦即各国各族的文化互通共美导致相互关切理解，相处安然，互赞怡然，这就是“天下大同”，但这并未取消“天下小异”即各族拥有的本民族文化特色，甚至也不拒绝文化人的文化个性，包括作家的艺术个性。从民族文化自信角度看西藏文化与文学，自然也要提倡西藏作家葆有一种必不可少的文化自信而非文化自卑。 这次纪念活动安排的学术研讨会所设定的一个主题是“藏族文学如何与中国主流文学接轨”，其间隐含的意义窃以为就有点缺乏民族文化包括文学的自信。好像藏族文学不在中国主流文学之中，好像想与之接轨还不知如何去对接。我来自西安，也经常参加全国性的文学研讨会议，其实至今对中国文学包括文学大省陕西的主流文学究竟是什么也很是茫然。民国时期主要有启蒙文学和革命文学，建立共和国以来主要是社会主义文学，近些年来加上网络的推动，文学世界可谓五花八门、繁杂缤纷，甚至出现了诸多乱象。由此如何对接和选择呢？确实是个问题。我想还是多一点西藏民族文化自信、西藏民族文学自信为好。诚所谓“雪域文明神奇辉煌，西藏文学异彩纷呈”，绝非虚言。
从理论上讲，作家的本土经验和相应的生命体验至关重要。其本土经验至少包含：一是传统性，即作品深植于传统文化中；二是介入时代和现实生活，有强烈的干预生活的意识；三是表现特定地域的生活经验和地方色彩；四是作品具有本民族的美学韵味。事实上，只要彰显地域生活地方色彩的西藏文学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或者某些具有本民族美学韵味的作品达到了自己民族文学的高峰，那么就是可取的、优秀的“主流文学”。不管其他民族如何看待西藏文学，起码西藏作家们要有这样的自信。问题倒是，那些常常以“中国文学史”命名的读本，大都仅仅是汉族文学史文本，严重忽视了其他多民族文学的存在。我也曾写有《民族文学入史与“新国学”建构》（《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在“新国学”视域中审视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民族文学入史也是个“新国学”建构的重要学术命题，但迄今在某些关键环节包括相关的学术实践仍存在着较多问题，其中，“民族文学”概念问题、全国性文学史忽视民族文学问题及“新国学”建构与民族文学教育问题格外值得我们关注。
就西藏文學创作如何发展或突破而言，与其他区域文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应该是一致的，问题也是千头万绪的，而且每一个作家本人都会有自身的问题，有的是文学修养或天分问题，有的是语言能力和把握结构问题，有的是想象不足和耐力不够的问题，有的甚至是羁绊太多或者是创作心理障碍问题，还有的是创作环境不佳乃至时间和精力不济问题，等等，在此很难具体分说。倒是从创作方法而言，我希望已有广泛影响的西藏的先锋文学包括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固然要继续深入发展（续航），西藏的现实主义或新写实主义文学、神实主义或神秘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文学也都应该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尤其期待能够有像明媚而又神奇的阳光和云彩那样的浪漫文学，能够令人怦然心动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而要创作丰富多样的“西藏文学大气象”这本身就是一种光荣的使命，要求作家要有担当意识和奉献精神。《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先生说“文学依然神圣”，有此信仰才能创造文学奇迹。这里还想特别推荐像费孝通“四句箴言”一样重要的秦地“关学”代表人物张载的“四句箴言”，即“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与各位藏族文学界朋友共勉。
其三，发挥主观能动性，千方百计办好《西藏文学》。在当今之世要办好纸质版文学期刊确实会面临许多困难，有的困难还是空前的，在西藏似乎尤其如此。比如领导真正重视的程度，专项经费支持的力度，作家组织即作协的地位偏低等都会直接影响到文学期刊的命运。尽管这些似乎是“外部因素”很难改变（也并非绝对不能改变），但认真对待办刊的各项工作，创造性地开展编辑工作也还是有可能做出新的成绩，甚至“更上一层楼”的。
《西藏文学》作为西藏唯一的一份省区级汉文版纯文学刊物，从1977年创刊时起，见证了当代西藏文学的发展和变化，为当代西藏文学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能够坚持以纯文学和发展民族文学的办刊理念，培养和带动了一批汉藏作家的崛起和发展，大力推动了西藏文学的发展与交流。而在这40年当中，曾担任过主编多达九年的克珠群佩更是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与该刊相关的读者、作者、编者和学者，为《西藏文学》做出了多重贡献，他身上体现出了主编之于刊物的关键作用。继克珠群佩之后，在文学创作、文学编辑和社会活动等方面都很有经验和成就的次仁罗布先生担任该刊主编，相信在他的筹划和带领下，编辑部各位同仁都会创造性地开展编辑工作，不断提高编辑水平。从被动修改一般来稿到主动策划和约稿，令作品更贴近时代前沿，更加新颖新奇，甚至在不同年份或节点能够及时策划一些热点栏目，吸引公众的关注。包括在创作和评论两个方面，也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网络时代，无论身处地球什么方位，只要能够有独特的业绩并注意利用新媒体进行传播，都会很快引起关注。要低调精心办刊，高调热情传播。为此就要积极探讨作为传统媒体形式的《西藏文学》如何与新媒体包括微信推送相结合等问题，也要积极探讨如何把藏语书写的精彩作品及时译介于《西藏文学》等问题。要千方百计办好该刊还要注意发挥更多人的作用，比如要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重构顾问和编委团队，要通过各种合法渠道筹划经费，做到优稿优酬，甚至设置刊物优秀作品奖，还能积极支持编辑人员经常参加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学会议，增强外联效果，拓展外联空间，使之更有敏锐的眼光和约稿的水平。
如今，我们正经历着一个非比寻常的伟大时代，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西藏自治区也有着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西藏的文化和文学事业也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新旧媒体的结合也预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尤其是，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作品，《西藏文学》也承载着培育杰出作家和优秀作品的历史使命。总之，我在“风中留言”所说的祝语“美不胜收异彩纷呈，西藏文学拥抱明天”是完全可以期待的。《西藏文学》不会随风而飘，必会乘风而起，给万千读者带来高天白云、胜境宫殿和珠穆朗玛般的文学洗礼。
人生有缘，以文会友。难忘此次西藏之行，满心的感念感激，祝福各位新老会友，祝福编辑部各位同仁。扎西德勒！
（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校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任东亚汉学研究会副会长、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等。）
责任编辑：子嫣
其一，要重视和认同“文化磨合”思潮，在多元文化会通中探索新路。由此才能建构和创造“大西藏文学”。我本人主要是研究近现代文学的，窃以为我国自晚清民初以来，中外文化便开始了不断“磨合”的或痛苦或欢欣或悲欣交集的曲折历程，并在文化思想与实践层面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性、持久性和复杂性的“文化磨合思潮”，对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及相应的文学现象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在文化磨合思潮的影响愈加深入的时代，理应更加确信：古今中外化成现代，这个“现代”就是我们期待甚久的“大现代”，这个“大现代”超越了历史的过细切割而与悠久深厚的“大古代”相呼应，在继承和反思中一波三折地建构着具有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大现代文化。由此，我们才会拥有属于中华民族的大现代文学！在这个意义上讲，西藏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应该且必然要有古今中外文化所磨合、化成的文化视野和文化成果，创造出具有大现代文化品格的大西藏文学。这也就是说，伴随着“文化磨合思潮”的深入发展和渐入佳境，更具兼容性和多样性的“大现代”多元文化，使我国“新世纪文学”业已呈现出多元多样的文学形态，在体现出有容乃大的文化气度方面呈现出新的气象，但同时也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背反倾向或二元对立的文化思潮，这种意在抵御“文化磨合”的思潮不仅妨害“大现代”文化创造，也对“大现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消极影响。我认为，在这种宏大的文化思潮背景下，西藏作家也要高度重视和认同这种实际存在的“文化磨合”思潮，放眼世界，拥抱未来。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实际已经置身于一个世界大格局之中，正在创造一个属于我们的“大时代”（绝不是小时代或坏时代），即中华民族整体复兴的大时代。
我曾撰写《西部作家的西部梦——以阿来“博文”为例》（《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强调阿来梦与西部梦的相通，其西部梦中自然含有西藏梦，且通向大时代的中国梦。在该文中我曾介绍：笔者遍览阿来博文，领略其微言大义，兴之所至，遂书条幅《读阿来有感》，曰：“苍茫西部多风霜，逶迤藏地谱华章；阿来文心铸民魂，情萦梦境祈兴旺！”我觉得阿来作为藏族作家、中国作家，有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就是能够正视不同民族文化存在的“差异”与“磨合”现象，由此倡导走向多元、多样文化的共存、共荣和融合发展。因为总是强调民族文化差异、冲突就很难对话和沟通了，就会与总是强调阶级斗争论、“文明冲突论”及“文化碰撞说”一样，极易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而难以超脱出来，就会走向封闭、封建，甚至会造成一场又一场人为的大灾难。这在历史上的教训已经很多，在现实中也仍存在类似的危机。在我看来，阿来堪称是一位来自藏地的经过“文化磨合”而成的“大作家”，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有宽阔的心胸和文化视野，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既能从事多体多样的文学创作，也能从事高水平学术研究包括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和韩惠欢在《阿来诗歌中的藏地书写及其审美建构》中也指出：在阿来看来，“西藏”是一个伟大的名词。他的诗歌创作正是对“西藏”这一名词的诗性注解。阿来视汉语为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语言，浸润于藏汉双重文化中的阿来不仅可以娴熟地创作汉语小说，而且可以创作汉语诗歌。从其《阿来的诗》中，读者能够领略到诗性汉语的魅力，同时也能感受到汉藏文化磨合、融合的深切体验。阿来诗歌用汉语这种“公共语言”来表达藏民族文化感受，在对个体经验与种族记忆书写的基础上抒发了丰富的人生感受和文化感悟，其诗歌特色在于能够将宗教神性与民间色彩相统一，将理性思考蕴含于感性表达之中，实现了多元文化语境中诗歌创作的诗性叙事，达成了对藏地的诗性书写和审美建构。阿来早年写诗的经历也使其不断强化文学修养、锤炼汉语表达能力，并为他后来创作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等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会讲故事、讲理论的阿来身上，大作家与大文化人确是一体的。
其二，在开放心胸和视野的同时，也要有充分的民族文化自信。近些年来，大家都在言说“文化自信”，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精英们爱谈“中国传统文化自信”。在西藏，自然也要强调“西藏传统文化自信”。著名社会学家和人文学者费孝通老先生曾有传播广泛的文化四句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此话极有文化哲学意味。既适合于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问题，也适合于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问题。文化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的，各有各的好处或美点。人们不仅要懂得赞赏自己创造的文化之美，还要包容、欣赏他人创造的文化之美，这样就能从“文化平等”的各美其美（第一境界）进至“文化互鉴”的“美人之美”（第二境界），而更高的境界则是善于进行“文化磨合”并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第三境界）。这里的“与共”是共存共生共荣共和，由此才会有社会的世界的“大同小异”，亦即各国各族的文化互通共美导致相互关切理解，相处安然，互赞怡然，这就是“天下大同”，但这并未取消“天下小异”即各族拥有的本民族文化特色，甚至也不拒绝文化人的文化个性，包括作家的艺术个性。从民族文化自信角度看西藏文化与文学，自然也要提倡西藏作家葆有一种必不可少的文化自信而非文化自卑。 这次纪念活动安排的学术研讨会所设定的一个主题是“藏族文学如何与中国主流文学接轨”，其间隐含的意义窃以为就有点缺乏民族文化包括文学的自信。好像藏族文学不在中国主流文学之中，好像想与之接轨还不知如何去对接。我来自西安，也经常参加全国性的文学研讨会议，其实至今对中国文学包括文学大省陕西的主流文学究竟是什么也很是茫然。民国时期主要有启蒙文学和革命文学，建立共和国以来主要是社会主义文学，近些年来加上网络的推动，文学世界可谓五花八门、繁杂缤纷，甚至出现了诸多乱象。由此如何对接和选择呢？确实是个问题。我想还是多一点西藏民族文化自信、西藏民族文学自信为好。诚所谓“雪域文明神奇辉煌，西藏文学异彩纷呈”，绝非虚言。
从理论上讲，作家的本土经验和相应的生命体验至关重要。其本土经验至少包含：一是传统性，即作品深植于传统文化中；二是介入时代和现实生活，有强烈的干预生活的意识；三是表现特定地域的生活经验和地方色彩；四是作品具有本民族的美学韵味。事实上，只要彰显地域生活地方色彩的西藏文学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或者某些具有本民族美学韵味的作品达到了自己民族文学的高峰，那么就是可取的、优秀的“主流文学”。不管其他民族如何看待西藏文学，起码西藏作家们要有这样的自信。问题倒是，那些常常以“中国文学史”命名的读本，大都仅仅是汉族文学史文本，严重忽视了其他多民族文学的存在。我也曾写有《民族文学入史与“新国学”建构》（《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在“新国学”视域中审视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民族文学入史也是个“新国学”建构的重要学术命题，但迄今在某些关键环节包括相关的学术实践仍存在着较多问题，其中，“民族文学”概念问题、全国性文学史忽视民族文学问题及“新国学”建构与民族文学教育问题格外值得我们关注。
就西藏文學创作如何发展或突破而言，与其他区域文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应该是一致的，问题也是千头万绪的，而且每一个作家本人都会有自身的问题，有的是文学修养或天分问题，有的是语言能力和把握结构问题，有的是想象不足和耐力不够的问题，有的甚至是羁绊太多或者是创作心理障碍问题，还有的是创作环境不佳乃至时间和精力不济问题，等等，在此很难具体分说。倒是从创作方法而言，我希望已有广泛影响的西藏的先锋文学包括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固然要继续深入发展（续航），西藏的现实主义或新写实主义文学、神实主义或神秘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文学也都应该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尤其期待能够有像明媚而又神奇的阳光和云彩那样的浪漫文学，能够令人怦然心动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而要创作丰富多样的“西藏文学大气象”这本身就是一种光荣的使命，要求作家要有担当意识和奉献精神。《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先生说“文学依然神圣”，有此信仰才能创造文学奇迹。这里还想特别推荐像费孝通“四句箴言”一样重要的秦地“关学”代表人物张载的“四句箴言”，即“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与各位藏族文学界朋友共勉。
其三，发挥主观能动性，千方百计办好《西藏文学》。在当今之世要办好纸质版文学期刊确实会面临许多困难，有的困难还是空前的，在西藏似乎尤其如此。比如领导真正重视的程度，专项经费支持的力度，作家组织即作协的地位偏低等都会直接影响到文学期刊的命运。尽管这些似乎是“外部因素”很难改变（也并非绝对不能改变），但认真对待办刊的各项工作，创造性地开展编辑工作也还是有可能做出新的成绩，甚至“更上一层楼”的。
《西藏文学》作为西藏唯一的一份省区级汉文版纯文学刊物，从1977年创刊时起，见证了当代西藏文学的发展和变化，为当代西藏文学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能够坚持以纯文学和发展民族文学的办刊理念，培养和带动了一批汉藏作家的崛起和发展，大力推动了西藏文学的发展与交流。而在这40年当中，曾担任过主编多达九年的克珠群佩更是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与该刊相关的读者、作者、编者和学者，为《西藏文学》做出了多重贡献，他身上体现出了主编之于刊物的关键作用。继克珠群佩之后，在文学创作、文学编辑和社会活动等方面都很有经验和成就的次仁罗布先生担任该刊主编，相信在他的筹划和带领下，编辑部各位同仁都会创造性地开展编辑工作，不断提高编辑水平。从被动修改一般来稿到主动策划和约稿，令作品更贴近时代前沿，更加新颖新奇，甚至在不同年份或节点能够及时策划一些热点栏目，吸引公众的关注。包括在创作和评论两个方面，也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网络时代，无论身处地球什么方位，只要能够有独特的业绩并注意利用新媒体进行传播，都会很快引起关注。要低调精心办刊，高调热情传播。为此就要积极探讨作为传统媒体形式的《西藏文学》如何与新媒体包括微信推送相结合等问题，也要积极探讨如何把藏语书写的精彩作品及时译介于《西藏文学》等问题。要千方百计办好该刊还要注意发挥更多人的作用，比如要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重构顾问和编委团队，要通过各种合法渠道筹划经费，做到优稿优酬，甚至设置刊物优秀作品奖，还能积极支持编辑人员经常参加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学会议，增强外联效果，拓展外联空间，使之更有敏锐的眼光和约稿的水平。
如今，我们正经历着一个非比寻常的伟大时代，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西藏自治区也有着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西藏的文化和文学事业也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新旧媒体的结合也预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尤其是，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作品，《西藏文学》也承载着培育杰出作家和优秀作品的历史使命。总之，我在“风中留言”所说的祝语“美不胜收异彩纷呈，西藏文学拥抱明天”是完全可以期待的。《西藏文学》不会随风而飘，必会乘风而起，给万千读者带来高天白云、胜境宫殿和珠穆朗玛般的文学洗礼。
人生有缘，以文会友。难忘此次西藏之行，满心的感念感激，祝福各位新老会友，祝福编辑部各位同仁。扎西德勒！
（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校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任东亚汉学研究会副会长、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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