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于1895年7月30日出生在江南水乡的无锡七房桥。他12岁时，体弱多病的父亲即撒手人寰，母亲宁愿自己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他凭着自己的聪慧，自修苦读，成为我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和教育家。钱穆先生不仅在学术圈子里影响深远，著作等身，在抗日战争中也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先生虽不是投笔从戎，血洒沙场，但他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奔走呼吁，用他的人格品质和渊博知识教育影响引导了一代青年学子奔赴前线，为国而战。钱穆先生表现出的这种不屈的民族精神，让我们深为感佩。
　　1937年7月15日至8月1 5日，蒋介石邀请大学教授、社团领袖、社会贤达以及各界人士，就七七事变后的形势，分三期举行会议。7月15日，北大教授集会，决议通电拥护抗战。钱穆先生参加了这次集会，表达自己对抗战的决心。次年，他又赶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当时一些联大学生也投笔从戎。当他们被批准入伍，穿上军装后，临行前纷纷到钱穆先生处索求赠言。钱穆先生以一位师长的关切，谆谆告诫学生说：“你们今日担负民族兴亡的大任，走上前线，你们首先应当知道军事地理，希望同学们随身带一部顾祖禹所著的《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你们就要随同部队奔赴湖南、江西抗敌前线，你们就应该透彻的了解湖南、江西两省的地理沿革，可以先挑此书中有关此两省的章节细加解读。”钱穆先生不仅从青年人为国担当的角度教育引导学生们担负起民族兴亡大任，也以自己学养深厚的知识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语重心长的叮嘱，鼓舞和坚定了学子们奔赴前线的必胜信心。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敌，日本加快侵略步伐，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钱穆先生表现出了一个学者可贵的担当精神，本着“重建立国人对中国民族的感情与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立场，发表了颇具深意的《国史大纲》。外患的刺激、剧变的生活环境，迫使钱穆先生不停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亡？这种思考贯穿了《国史大纲》始末，最终凝结成这部充满士人自觉的民族精神，以政治、思想、经济、军事史为纲的中国通史。很显然，钱穆先生把希望寄托在积极投身于抗战的精英分子身上，希望他们从这样一部张扬“士”之人力的史纲里汲取力量，血战前行。书首关于“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之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的寄语，正在此意。钱穆先生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要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他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对历史研究中的民族虚无主义进行了批判。他首先指出，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自传说中的黄帝算起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二者‘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都有年代可查;“三者‘详密’”，史事记载十分清楚。加上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丰富多彩，而“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可以肯定地说，《国史大纲》正是在民族危亡时期，用以唤醒国魂、御敌救国的精神发动机和冲锋号，表达了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深厚爱国情怀。
　　岁月如白驹过隙，七十载倏忽而逝。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追思过去，当我们体会到许许多多前辈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所作出的牺牲和付出，不由得感慨万千：像钱穆先生这样以一种知识分子独特的抗战方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是注入了无穷的精神力量。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有了这些敢于牺牲，勇于担当的知识分子，有了这些充满着民族自豪感、使命感、责任感的英雄儿女，所以注定不会亡国，注定能将日本侵略者最终赶出我们的国土，注定会屹立在雄奇的世界东方。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