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同志:
　　我在贵刊2009年第12期上读到眉睫先生的大作《“正常时代正常人,非正常时代非正常人”——〈许君远文存〉编后记》深有感触,使我想起一件有关许君远先生的旧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暨南大学复原回上海。因真如的原校址在战争中被毁,故临时在上海市区复校开课,我这时在暨大新闻系就读。君远师受王芸生先生委托,负责《大公报》的工作,他同时在暨大兼任教授,为学生开了“新闻学概论”等课程。大概是1947年、1948年间,《大公报》发起了一场知识分子去向的讨论,不少著名人士都著文参加。当时我年轻气盛,不自量力,更不知当时文网森严,形势险恶,竟也写了篇幼稚的拙作,投给《大公报》参加讨论。这篇拙作思想偏激,不知天高地厚,文中批判了费孝通先生等名家的渐进变革思想,认为需要改革当时的制度,甚至说“垃圾堆长不出鲜花的,旧的制度不革除,一切乡土工业的建设、农村的现代化,都是镜花水月、空洞的想望而已”。不料这篇拙文竟给《大公报》和君远师带来一场大祸。当时主持监管上海报刊舆论、意识形态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潘公展把君远师找去,严厉申斥、追问稿子来源,君远师却坚持不漏透文章作者的情况和行踪,保护了我这面临生死危险的幼稚的学生。
　　暨南大学在当时上海的学运中是个“打先锋”的学校,深为国民党当局忌恨,他们向学校派遣了大批特务监视、镇压。有一次竟动用武装部队,荷枪实弹,乘坐坦克、装甲车包围了暨大校区,入校逐室搜查,抓捕了众多学生。据说,他们原准备将这些学生装进麻袋,投入黄浦江中。幸亏当时负责监管这些学生的国民党基层军官,是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他把这些学生全部悄悄地放走了,避免了一场惨祸。
　　眉睫先生说,君远师不仅是位有成绩的作家、报人、翻译家,就他整个一生来看,他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我同他接触中的感受,的确如此,他正直刚毅,绝不为一己安危,把明知的危险委诸别人。先生已于1962年辞世。感谢眉睫先生编纂了《许君远文存》,并写了这篇充满感情的编后记,把先生高尚的风范记录下来,使缅怀先生的他的学生,更多地了解老师,以慰思念。
　　即祝
　　编安!
　　读者庞嘉季(家骥)上
　　2009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