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哈佛大学东亚系和人类学系双聘教授普鸣（Michael J.Puett）著有《成神：早期中国的宇宙论、祭祀与自我神化》（To Become a God：Cosmology， Sacrifice and Self-Divination in Early China ）一书。“成神”一语引人入胜，似在暗指某种跨越人神界线的“东方式”信仰和实践。在惯常理解下，西方传统中人神相分，“成神”似不可思议：阿基里斯确知其非神而必死的命运后，只好以里拉琴自我放逐;权盛如奥古斯都者，在自我神化的描摹中，也不得不保持克制谨慎;《创世记》中，蛇诱惑夏娃食智慧之果时，许诺她将“如神一般”，但这只是虚妄。对比之下，中国古贤多追求“天人合一”，不少还相信人可成神。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文明与“西方”的截然对立？所谓“天人合一”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根本气质吗？表面上看，“成神”一语应和了中西文明对比的既有定见，但普鸣的实际看法却与此大相径庭。
　　普鸣明确指出，我们不应如韦伯那样，以为儒教的此世论意味着“中国宗教”缺少孕育资本主义所需的人神张力，我们也不应如葛兰言之类的文化本质主义者那样，以为中国上古思想中存在着西方一向缺乏的“天人合一精神”，或如文化演进主义者那样，将“天人合一”视为中国思想演化的路径—但它注定不能通向彻底的“理性化”。无论是韦伯对新教伦理和儒教的对比抑或其他，都出于文明对立的立场，而将中国文明想象成圣俗、人神不分的。在普鸣看来，这些以对立代替比较的做法，设下了诸多认识陷阱。
　　普鸣将其犀利攻击止于学理的论争。不过，本书的字里行间，不免散发着隐忧：暂不论中国文明中天人究竟“合一”与否，文明对立先行的立场，总意味着对古代文明的修饰。这种修饰作为一种现代话语，渗入了我们的生活，规定着当下的文明格局。
　　虽然本书的攻击大多直指西方的汉学研究，但亦应引发国内学人的省思。韦伯主义、文化本质主义及演进主义云云，作为“对比术”与“东方学”，同存在于西方与东方—“国学”研究或许即是作为一种现代意象而得到扩张的。而“天人合一”这一说法，早已如神话般萦绕在我们耳旁，与我们的文明焦虑共鸣。长久以来，我们既需理解自己进入现代的坎坷与身处现代的迷茫，还需树立我“国族”优越于西方的品质。“天人合一”这个意象，似乎是在满足我们对古今文明的双重需要中得以凸显的，而与历史本身有别。

二

　　那么，普鸣将如何克服这种我们习以为常的文明对比立场呢？
　　他给出的办法是，无成见地从独立文本出发，提炼其中的宇宙观“主张”（claims），并尝试恢复不同主张在历史中产生的效力。用这种办法，他考察了商周以至西汉时期天人关系的流变。
　　普鸣认为，晚商至西周时期的宇宙观存在着人间领域与神圣领域之间的相对分离与潜在对抗，这构成了青铜时代天人关系的主调。商人尝试以祭祀安抚与人潜在对抗的“天”。他们将故去的祖先“制作成神”，以使祭祀对象得以由祖先神逐级上升，最终及于“帝”。周人虽发展出了基于道德的宇宙秩序，但因袭了天人相分并相抗这一前提—上天的“命”需要通过修德与祭祀才可获得并维持。殷周之宇宙观差异只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本質上的。类似的天人张力同见于赫西俄德《神谱》，但《神谱》更重自治而非调和。
　　中国初入战国时代时，上述主调产生了一些回音。《论语》《墨子》《国语·楚语》继续主张以祭祀调和相分的天人，但各自有所发展。《管子·内业》代表了一类新的尝试。该文本暂还坚持天、人的分别，但认为人可通过修身而非祭祀获得神力，以控制万物，知晓吉凶。该流派反对以祭祀掌握治权者，与传统宇宙观形成了对抗关系，是自我神化主张之雏形。普鸣认为，在相近时期，类似的天人关系转型同样存在于希腊。
　　稍晚时候的《孟子》与《庄子》内篇仍在以某种方式延续天人之相抗：《孟子》期望人类通过实践天道来为世界构建秩序，但承认上天有时会加以阻拦，这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天人张力;《庄子》内篇认为，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之间存在对立，只有摆脱前者，人才能顺于天，消除与自然的对抗。
　　至战国晚期，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旧传统的余音仍在。荀子和《 周易·系辞传》均推崇以祭祀与占卜安抚上天，但前者偏重于建立政治秩序，后者偏重于理解宇宙。
　　同期，由自我神化主张发展而来的“关联式宇宙观”开始兴盛。《太一生水》、《老子》、马王堆出土的《十六经·成法》、《管子·心术》等文本皆认为万物由单一源头依次生成，通过这种起源论消除了天人的二分：人可沿生成之链回溯，获得原初力量，以知晓、控制万物。普鸣指出，这种宇宙观可被视为超越人神对抗关系的一种普遍尝试，而非中国所独有。
　　“神升派”（the ascension of the spirit）宇宙观是自我神化流派中更极端的分支。马王堆帛书《十问》篇、《庄子》外篇、《楚辞·远游》等文本都持有这种宇宙观。其宇宙论意味稍弱，但更强调形式与精神的二分—形质终会消散，但精神永不朽烂。得道之人可以通过修身以超越形质，升至上天。普鸣认为，在尝试将神性从政治共同体剥离上，“神升派”与柏拉图的《斐多篇》不无相似之处。
　　秦统一后，中国迈入了帝制时代。面对几种相互竞争的宇宙观，秦、汉宫廷整合出了新型的天人关系—神权统治，这种意识形态在秦皇汉武时最盛。一方面，皇帝大量设立雍畤，频繁巡游，驯服四方神灵，借神力掌握天下。另一方面，通过方士的技艺，活着的皇帝本人被赋予了神性与上天的力量，以此控制世界。在不少既有叙述中，神化君主（皇帝）是东方的特殊产物。普鸣却再次通过比较指出，在帝国初兴阶段，多数文明都出现过神化君主的尝试。
　　秦汉宫廷的这种尝试引发了激烈争论。汉初，陆贾和《淮南子》分别以传统宇宙观与“神升派”的主张，反对神权统治，倡导复古或自治的政制。汉武帝之自我神化登峰造极，同样招致激烈批评。颇富“托古”色彩的董仲舒认为，虽然统治者可通过祭祀沟通上天，并建立合理的政治秩序，但天人终究有别。武帝虽独尊儒术，但在宇宙观上并未妥协。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总结，企图僭越上天乃是朝代衰亡之象，以曲笔批判武帝的神权统治。成帝时，匡衡与张谭猛烈攻击君主的自我神化，在争论中占据了上风，刘向则仍在维护武帝的祭祀系统。王莽得势后，礼制的复古改革终于被彻底推行：天与人相对分离又相互依存，但青铜时代传统中天人对抗的色彩被减弱了。人应顺应于天，设定宇宙的中心，通过这一中心与天沟通并施行统治;天则准许或拒绝人的行为。 　　《成神》一书对早期中国天人关系的诠释，在颇多方面超出了学界习见。例如，古文字学家早已注意到卜辞中鬼神的作祟，但并未如普鸣那样，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考虑该现象。又如，《论语》、《庄子》内篇、《周易·系辞传》等作品在惯常理解中，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但普鸣却在这些作品中观察到了天人的相对分离。
　　更重要的是，通过规避惯常的判断，普鸣呈现了不同语境下“天”与“人”如何被界定，二者的边界在何处，人是如何与天打交道的。他梳理了天人关系纵向流动的起伏，及不同“学派”横向分布与互动的情景。
　　由此，我们可将早期中国天人关系的几条脉络总结为：（一）青铜时代宇宙观的天人“相倾”，统治者致力于通过祭祀神灵来安抚上天，调和天人矛盾;（二）公元前四世纪，相反的主张开始出现：活人有神化的潜能，天人界限逐渐模糊;（三）进入帝制时代，朝廷整合多种宇宙观，对皇帝进行神化，以进行神权统治。这三条线索前后出现，此消彼长，不断分化。
　　这表明，早期中国并非铁板一块;彼时，不同的宇宙观与天人关系主张相继盛行，而被不少学者视为中国文明内核的“天人合一”“关联式宇宙观”等，仅是几种宇宙观之一。

三

　　普鸣已然脱离“天人合一神话”之窠臼。不过，我们仍有必要检视，他的方法有无阙漏，这种方法能否带来一种足够健康的姿态。
　　在方法上，普鸣主张，先对单一文本进行无预设的解释，通晓其宇宙观主张，以此为基础，串联起不同文本中的主张，恢复它们的历史背景，从而构建一定时段内天人关系的演变历程。
　　我以为，这种方法虽可规避文明对立与流派划定的成见，但尚有一些缺陷：
　　第一，若仅从单一文本出发，将从中提炼出的主张作为定论看待，则细小误读产生的影响会被放大。例如，普鸣将何尊铭文第二句译作“He once again received King Wu’s abundant blessings fromHeaven”，并由此判断，武王直接从天上赐福于活人。此处，普鸣借鉴了唐兰的释文：“复（禀）珷（武）王豊（禮），福自天”，但改“禮”为“豐”（该字从玉，是“礼”无疑），并调整了句读，以求将“福”理解为赐福而非祭名。这恐怕难以成立。并且，学界早已认定旧释“福”实应作“祼”，故此句所言无疑是举行礼仪之事。这一错释影响不小，事涉西周先王能否直接影响人间事物运行。此例表明，独立地对单一文本进行无预设的解释，难度很高，有严苛的语文学要求。
　　第二，从文本中提炼出连贯的“主张”，意味着预设单个文本中的意义体系具有连续性。这似乎也不符合文本的现实。例如，在颜回死时，孔子几声哀号“天丧予，天丧予”，又怎能体现出天命之不测与天人之对抗呢？孟子政治主张受挫后，离开齐国时说的丧气话，又怎能被理解为圣人之悲剧呢？普鸣以“天—人”的图式运算，掩盖了古人丰富的人生史与情感。而当论者失去对文本之内在韵律的把握时，“文本—主张”这一对概念的有效性便会降低。
　　第三，从独立文本中提炼出“主张”后，普鸣赋予这些“主张”以背景，来重建天人关系的历史。但不少“主张”的背景仍略显匮乏。若考察普鸣赋予诸宇宙观主张的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不少往往只是先前已存在的某种主张。于是，在阅读《成神》的相当一部分篇章时，我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感觉：本应叙述宇宙观与人们整体生活状态的历史，退化为精神容器内不同思执的碰撞。在这里，宇宙观似乎仅是言语、计谋与手段，这驱逐了文明、社会中内在的神圣性。
　　质言之，文本是由具体的人在一定“情势”下写就的，而“情势”并不是被后附加在“主张”上的。宇宙观“主张”是在不同程度上本于内在的神圣性以生发的，而并非冰冷的说辞。在提取“主张”前，论者便应考虑到与文本相关的诸多“情势”，真切地体会这些“主张”。
　　文本的面向便是一种应被考虑的“情势”。不同面向的文本所体现的宇宙观“主张”，其内在性程度是不同的。例如，虽然哲学文本可以清晰地言明某种宇宙观，但其内在性或许不如祭祀记录文本，因为后者更符合一条原则：当被调查者在某种情形下，感到不得不去做某事时，才构成确实的相关性。故而，在选取文本时，应对文本的类别有一定的自觉。例如，普鸣选取的战国文本大多是哲学文本。但在当时，中山王器铭文与某些西周长铭有可比之处;侯马盟书直接见证了盟誓祭祀;墓葬出土日书、纬书精彩地描绘了当时的祭祀传统与宇宙观—这些材料普鸣均未涉及。
　　文本可观看性的不同也意味着其内在性的差异。例如，甲骨文乃是占卜行为之“忠实”记录，较可能非用于观看传播;青铜器长铭却是被“书写”的，并可被用于“对扬”传颂。或许正因如此，我们在晚商甲骨文中可感受到某种“诚实”，在西周金文中则更能体会到“修辞”意味。由此观之，两种文本中“主张”的内在性孰强孰弱，值得思考。
　　我们还可注意文本制作者视角之异。例如，普鸣对秦汉官方祭祀系统与宇宙观的复原，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史记》的记述。由司马迁观之，在神权统治主张中，传导神力者乃是方士。然而，由“官方”观之，天子或许本是给定的神，方士仅是辅助手段。文本有的出于自述，有的出自旁人之手，相互间的修辭和观念差异构成了不同的“视角”，其间张力应被仔细考量。
　　文本出土于何地，或文本作者出身何处，亦极为重要。战国时期，虽然各国间人员的流动异常频繁，但诸子之学仍可分区为论。儒、墨出于鲁地，稷下之学盛于齐地，庄子生于宋地，老子生于楚地，普鸣所言“神升派”亦多在楚地。西汉时，关中—六国的对峙仍在延续，这可能造就了汉初几任皇帝在自我神化尝试上的退缩，以及官方宇宙观与反对者的持续交锋。即使返回青铜时代，以人形青铜器为崇拜核心的三星堆文明，与主要使用动物纹饮食青铜器的商文明，其文化传统与宇宙观明显有所不同。不同文化圈的不同气质与底色，孕育了不同的主张。宇宙观的历史不仅是言辞上的争夺，还可是不同文化圈的交互与渗透。由此可见，将中国视为浑然之一体，亦是《成神》的不足之一。这一方面是西方汉学界的陈见，一方面也与普鸣精神容器式的处理方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