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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近几年，众多的影视作品都围绕着婆媳这一主线展开。在各种题材的影视作品不断变换着充斥荧屏时，婆媳题材作品却一直受到观众的偏爱。而在这些婆媳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有一个人物是不可缺少的——他既是婆婆的儿子，也是媳妇的丈夫。正式因为“他”的存在，使原本陌生的两个女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是婆媳两人间的粘合剂、缓冲剂，同时也是矛盾的指向者和被竞争的对象。
在这些婆媳作品中，“他们”经常面对一个难题，简化后可以概括为——妈妈和媳妇掉水里，你先救谁？这个问题产生于中国，同时也困扰着很多的中国丈夫，使很多中国丈夫处于一种两难的境界。但同样是这个问题对于外国丈夫来说却不难选择。同样是丈夫、同样是在家庭中，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是什么使中国丈夫处于两难的位置上？本文尝试从自我图式的角度出发，从以下三个面逐层的对原因进行解析。
一、 自我与自我图式
自我作为人格的核心，既是人心理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他心理活动发展和心理行为的发生的核心影响因素。自1980年James将自我的概念引入心理学领域后，以Rogers、Cooley等人为代表众多的心理学家开始有对自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最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是由Markus提出的自我图式理论。
Markus以认知心理学的图式说与信息加工理论为基础，突破了原有自我的研究，提出自我图式（self-schema）这一概念。自我图式主要是从认知的角度对自我进行研究，是有关自我的认知结构。它来自于个体过去在家庭、学校、社会等学习、生活中不断积累的经验，对个体实际生活中与自我有关的信息加工进行组织和指导，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个体的自我图式，通常是多层面的，或者说个体的自我图式并不是单一体，而是由多个自我图式构成的集合体。个体并不会在所有领域中都形成自我图式，而只会在部分对个体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域中形成自我图式。
自我图式由个体加工过的信息组成，一旦形成即会对个体的信息加工、记忆、注意、选择等方面构成影响。在个体经验的积累中，个体的自我图式虽然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和改变，但在通常情况下，自我图式是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
二、 中西方个体自我图式模型的差异
个体的自我图式作为个体经验的不断积累的产物，与其成长的环境和文化具有不可分割关系。据此，Markus 和 Kitayama总结了文化在自我发展中的作用，提出自我图式模型。[1]在中西文化下，个体对于自我的、对于他人以及自我和他人关系解释的巨大差异，促使个体建立了不同的自我图式模型，如图1所示。
西方人所持有的自我认同的文化观，促使其独立型自我的形成。西方人的自我建构和他人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彼此有着比较清楚的界限。即使是作为重要他人的母亲和父亲，虽然相比于其他人对个体的自我建构具有更重要的影响，但彼此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保持相对独立性。反观东方人，尤其以中国人为代表，持有很强的他人认同的文化观，强调社会、他人等外部环境的评价，更注重与其他人之间关系的稳定、协调等，促使其互依型自我的形成。朋友、同事、兄弟姐妹等人，对自我的评价等全部被包容进自我的建构中。在个体成长的不同阶段，虽然其他人对个体的影响作用程度不同。但就整体而言，作用最为突出的是作为重要他人的父亲和母亲。尤其母亲在个体自我建构中发挥着其他个体无法取代的作用。对于中国人而言，母亲和父亲被包围到自我中，尤其是母亲可以说是自我的一部分。
Markus的自我图式模型虽然最初建立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但是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验证了中西方个体自我图式差异的存在。如对母亲的相关信息进行加工时，中国被试的被激活的脑区与自我相关信息加工的脑区有重合，而对于西方被试而言，则是两个独立的区域。[2]
三、 自我图式差异的文化本源
综合来看，自我图式这种差异不是由于生理结构本身的差异所致，而是个体成长的文化环境的产物。在电影《推手》中，当儿媳玛莎觉得公公的到来严重影响了她的工作和生活时，希望能和丈夫搬出去住。玛莎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但是她的丈夫晓生却接受不了，即便后来接受了这一办法，也还是难于启齿。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父母和子女间建立起过于紧密的联系，不仅是生理上的血脉相连，也包括在精神和思想上的一种交融。很多的中国父母把家庭中最好的东西都留给孩子，为了孩子放弃自身的发展，把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都寄托于孩子身上，父母成为子女精神中的一部分。孩子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是一种生命的延续，是自我家族的传承，承载着祖辈的梦想。
而对于孩子而言，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既在不断反抗父母的这种管束，也在体验着父母辛苦付出。成年后，一方面，子女容易形成对父母的过度依赖，过多地听取父母的建议，将父母的建议直接带入新生家庭中；另一方面，子女对父母有孝心，有时体现用具体的行动感谢父母多年的辛苦付出，某种程度上已侵犯到新生家庭的关系。
正如《推手》中的晓生，其父在妻子去世后，含辛茹苦的将儿子养大，并供其出国读博士。儿子知道父亲的辛苦，作为报答方式，要为父亲养老送终，就应该和父亲住在一起，即便晓生的妻子为此感到很苦恼，最初他也只能要求妻子作出退让。个体与原生家庭的紧密联系，导致了新生家庭与原生家庭间的交叠。丈夫就被置于在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的重叠区域上。由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重叠区在不断发生的同时，丈夫们就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中。也正如很多婆媳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所塑造的丈夫角色一样，夹在婆媳矛盾间。即使是《媳妇的美好时代》中的优秀丈夫代表的余味也难免面对同样的问题。
孩子对于很多的西方家庭而言，虽然同样是生命的延续，但孩子的到来更多是源于对于孩子本身的喜爱，无所谓养儿防老，无所谓父母之命。成长中，父母侧重对子女独立性的培养，父母和子女形成的是相对独立的关系。子女长大建立新生家庭后，子女更看重的是和自己配偶之间的关系。父母仍然是个体生命中的重要他人，父母的人格特质、曾经的教养方式、家庭环境也将对个体具有持续性的影响作用。但个体对自身所处的位置会有更清晰的界定，他是和父母所在家庭具有相对距离的新生家庭中一员。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在欧洲或美国电影中很少有涉及婆媳这一题材影视作品的关键，而同样受到东方文化影响的韩国和香港等地则也有像《我的野蛮婆婆》《看了又看》等相似题材作品的出现和热播。
在东方文化中，父母把子女看得很重要，子女也把父母看得很重要，彼此是互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新家庭建立，新成员出现时，如果对于原有关系和新关系处理的不当，中国丈夫就必将处于两难的位置，甚至是导致新家庭的破碎。所以要摆脱这种两难境地，丈夫对于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位置关系正确摆放是必要的，妻子接受对方与原有家庭的不可切断性是必要的，而父母要学会适当的后退也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Markus，H.R.，
在这些婆媳作品中，“他们”经常面对一个难题，简化后可以概括为——妈妈和媳妇掉水里，你先救谁？这个问题产生于中国，同时也困扰着很多的中国丈夫，使很多中国丈夫处于一种两难的境界。但同样是这个问题对于外国丈夫来说却不难选择。同样是丈夫、同样是在家庭中，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是什么使中国丈夫处于两难的位置上？本文尝试从自我图式的角度出发，从以下三个面逐层的对原因进行解析。
一、 自我与自我图式
自我作为人格的核心，既是人心理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他心理活动发展和心理行为的发生的核心影响因素。自1980年James将自我的概念引入心理学领域后，以Rogers、Cooley等人为代表众多的心理学家开始有对自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最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是由Markus提出的自我图式理论。
Markus以认知心理学的图式说与信息加工理论为基础，突破了原有自我的研究，提出自我图式（self-schema）这一概念。自我图式主要是从认知的角度对自我进行研究，是有关自我的认知结构。它来自于个体过去在家庭、学校、社会等学习、生活中不断积累的经验，对个体实际生活中与自我有关的信息加工进行组织和指导，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个体的自我图式，通常是多层面的，或者说个体的自我图式并不是单一体，而是由多个自我图式构成的集合体。个体并不会在所有领域中都形成自我图式，而只会在部分对个体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域中形成自我图式。
自我图式由个体加工过的信息组成，一旦形成即会对个体的信息加工、记忆、注意、选择等方面构成影响。在个体经验的积累中，个体的自我图式虽然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和改变，但在通常情况下，自我图式是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
二、 中西方个体自我图式模型的差异
个体的自我图式作为个体经验的不断积累的产物，与其成长的环境和文化具有不可分割关系。据此，Markus 和 Kitayama总结了文化在自我发展中的作用，提出自我图式模型。[1]在中西文化下，个体对于自我的、对于他人以及自我和他人关系解释的巨大差异，促使个体建立了不同的自我图式模型，如图1所示。
西方人所持有的自我认同的文化观，促使其独立型自我的形成。西方人的自我建构和他人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彼此有着比较清楚的界限。即使是作为重要他人的母亲和父亲，虽然相比于其他人对个体的自我建构具有更重要的影响，但彼此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保持相对独立性。反观东方人，尤其以中国人为代表，持有很强的他人认同的文化观，强调社会、他人等外部环境的评价，更注重与其他人之间关系的稳定、协调等，促使其互依型自我的形成。朋友、同事、兄弟姐妹等人，对自我的评价等全部被包容进自我的建构中。在个体成长的不同阶段，虽然其他人对个体的影响作用程度不同。但就整体而言，作用最为突出的是作为重要他人的父亲和母亲。尤其母亲在个体自我建构中发挥着其他个体无法取代的作用。对于中国人而言，母亲和父亲被包围到自我中，尤其是母亲可以说是自我的一部分。
Markus的自我图式模型虽然最初建立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但是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验证了中西方个体自我图式差异的存在。如对母亲的相关信息进行加工时，中国被试的被激活的脑区与自我相关信息加工的脑区有重合，而对于西方被试而言，则是两个独立的区域。[2]
三、 自我图式差异的文化本源
综合来看，自我图式这种差异不是由于生理结构本身的差异所致，而是个体成长的文化环境的产物。在电影《推手》中，当儿媳玛莎觉得公公的到来严重影响了她的工作和生活时，希望能和丈夫搬出去住。玛莎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但是她的丈夫晓生却接受不了，即便后来接受了这一办法，也还是难于启齿。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父母和子女间建立起过于紧密的联系，不仅是生理上的血脉相连，也包括在精神和思想上的一种交融。很多的中国父母把家庭中最好的东西都留给孩子，为了孩子放弃自身的发展，把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都寄托于孩子身上，父母成为子女精神中的一部分。孩子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是一种生命的延续，是自我家族的传承，承载着祖辈的梦想。
而对于孩子而言，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既在不断反抗父母的这种管束，也在体验着父母辛苦付出。成年后，一方面，子女容易形成对父母的过度依赖，过多地听取父母的建议，将父母的建议直接带入新生家庭中；另一方面，子女对父母有孝心，有时体现用具体的行动感谢父母多年的辛苦付出，某种程度上已侵犯到新生家庭的关系。
正如《推手》中的晓生，其父在妻子去世后，含辛茹苦的将儿子养大，并供其出国读博士。儿子知道父亲的辛苦，作为报答方式，要为父亲养老送终，就应该和父亲住在一起，即便晓生的妻子为此感到很苦恼，最初他也只能要求妻子作出退让。个体与原生家庭的紧密联系，导致了新生家庭与原生家庭间的交叠。丈夫就被置于在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的重叠区域上。由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重叠区在不断发生的同时，丈夫们就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中。也正如很多婆媳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所塑造的丈夫角色一样，夹在婆媳矛盾间。即使是《媳妇的美好时代》中的优秀丈夫代表的余味也难免面对同样的问题。
孩子对于很多的西方家庭而言，虽然同样是生命的延续，但孩子的到来更多是源于对于孩子本身的喜爱，无所谓养儿防老，无所谓父母之命。成长中，父母侧重对子女独立性的培养，父母和子女形成的是相对独立的关系。子女长大建立新生家庭后，子女更看重的是和自己配偶之间的关系。父母仍然是个体生命中的重要他人，父母的人格特质、曾经的教养方式、家庭环境也将对个体具有持续性的影响作用。但个体对自身所处的位置会有更清晰的界定，他是和父母所在家庭具有相对距离的新生家庭中一员。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在欧洲或美国电影中很少有涉及婆媳这一题材影视作品的关键，而同样受到东方文化影响的韩国和香港等地则也有像《我的野蛮婆婆》《看了又看》等相似题材作品的出现和热播。
在东方文化中，父母把子女看得很重要，子女也把父母看得很重要，彼此是互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新家庭建立，新成员出现时，如果对于原有关系和新关系处理的不当，中国丈夫就必将处于两难的位置，甚至是导致新家庭的破碎。所以要摆脱这种两难境地，丈夫对于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位置关系正确摆放是必要的，妻子接受对方与原有家庭的不可切断性是必要的，而父母要学会适当的后退也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Markus，H.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