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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2014），哥伦比亚作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将现实主义与幻想结合起来，创造了一部风云变幻的哥伦比亚和整个南美大陆的神话般的历史。代表作有《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
今天是星期天，雨停了，我想选几朵红色的和白色的玫瑰花带到我的墓地去，这些玫瑰花是她为祭坛做花环而种的。今年冬天沉闷得令人害怕，雨后的早晨充满了凄凉的情景，我不禁想起镇上埋死尸的那座山头。那是片光秃秃的坡地，看不见树木，一阵风过后，偶尔会飘来几朵树绒。雨停后，晌午的太阳肯定会把山坡上泥泞的土地晒干，不仅如此，它还会一直钻进我的墓穴里，使我幼小的躯体腐烂，与昆虫壳和草根混杂在一起。
我曾想飞上祭坛摘下几朵最鲜艳的玫瑰花，但是我失败了。她跪在神像前，从我第一次遭遇到失败后，她就一直全神贯注地跪在那里。也许今天我能成功。但是灯光一闪一闪的，她从沉思中惊醒，抬起头来看了看墙角，椅子就在那儿。她肯定在想：“又刮风了。”因为这时祭坛上发出“吱吱”的响声，房子也晃动了一下，仿佛多少时间以来，已经沉淀在她脑中的记忆又翻腾起来。这时我明白了，摘玫瑰花得另选时机，因为她依然警觉地看着椅子，我的手从她脸边经过时，她会察觉到的。我应该再等一会，她会离开这里，到隔壁房间去睡午觉。每到星期天，这午觉她是必睡无疑的。只有那时，我才有可能带着玫瑰花出去，并且在她回到房间里看着椅子之前回来。
上星期天的情况特别糟糕，我几乎等了两个小时，她才定下心来。她似乎有点急躁不安，疑虑重重，为自己在家里的寂寞即将被打破的念头，搞得心烦意乱。她手里拿着一束玫瑰花，还没放到祭坛上，在屋里转来转去。接着，她来到走廊上，又转身进了隔壁房间，我知道她在找灯。过了一会，她朝门外走去。借着走廊上的亮光，我看见她穿着深色外衣和粉红色的袜子，我觉得她还是四十年前那个在这间屋里扑倒在我床上的小姑娘。当时她对我说：“已经在你的眼中放了小棍，看，你的眼睛真大，真圆。”一切都没有变，从那个遥远的八月的一天下午起，时间仿佛凝固了。那天下午，那些女人把她带进房间，让她看了看尸体，对她说：“哭吧！他就是你的哥哥！”她扑在床上，顺从地哭成一个泪人儿。
约有三四个星期天了，我都想拿些玫瑰花，但是，她很警觉地站在祭坛前专心致志地守护着，她在家住的二十年中，我从未见她那么专心过。上星期天，趁她出去找灯时，我用最好看的玫瑰花做了一个花束，于是感到比以往更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了。但是，当我准备回到椅子那里时，忽然听到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我赶紧又把花插回祭坛上。这时，我看见门口出现了她举着灯的身影。
她穿着深色外套和粉色袜子，在她脸上有一道类似曝光时的亮光。亮光下她不像在花园里种了二十年玫瑰的妇人，而依然像八月的那一天下午被人领到隔壁房间去换衣服的小姑娘。现在，二十年之后，她拿着灯回来了，胖了一些也苍老了一些。
我的鞋已在不曾生火的炉子边烤了二十年，但是，那天下午粘上的泥块却还没有脱落。那天我去找鞋，大门已经关闭，挂在门框上的面包和芦苇条也已取下，家具都已搬走了，全都搬走了，只留下墙角的那把让我终日坐在上面消磨时光的椅子。我知道在烤鞋子，他们离家的时候都忘了拿鞋，所以我得回去找。
过了许多年，她回来了。时间久了，房间里的麝香味和尘埃味以及一股昆虫的刺鼻的臭味搅在一起。房间里只剩我一人，坐在那里等待着。我能听到木头腐烂时发出的声音，以及在房门紧闭的卧室里变得日益陈旧的空气的振动声。她就在这个时候回来了。她出现在门口，手里提着一只箱子，头戴一顶绿色的帽子，身穿一件从那时起就不曾脱下来的布外衣。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还没有发胖，腿肚子也不像现在那样显得如此臃肿。她推开门进来时，我身上布满尘埃和蜘蛛网，曾经在房间的某个角落里唱了二十年的蟋蟀，忽然也哑然无声了。尽管如此，尽管我身上满是尘土和蜘蛛网，尽管蟋蟀突然停止了歌唱，尽管来人的年龄已经增长，我还是认出了她，那个在八月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陪我去马厩掏鸟窝的小姑娘。她站在门口，手里提着箱子，头顶绿色小帽。这副模样仿佛她马上就会叫出声来，要把那天下午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那天下午，当他们赶来时，我手里抓着折断的梯子，已经仰面躺在马厩里的草地上了。她把门完全推开，门上的合页吱纽响了一声。像有人在屋顶敲了一下似的，天花板上的尘埃扑通扑通往下掉。她在门口犹豫了一下，随即探进半个身子看了看房间，像是要叫醒睡梦中的人那样叫了两声：“孩子，孩子！” 我仍旧安然地坐在椅子里，两条腿伸得笔直。我原以为她是回来看房子的，但是，她在家里住下了。她把房间的门窗打开，房间里又充满了麝香味，就像箱子打开后那样。原来的家具和衣箱里的衣服都被搬走了，她也带走了房间里的气味。二十年后，她又把气味带了回来。她按照原来的样子修复了祭坛。只要她回来，哪怕只是一个人，也足以修复这被无情的时间打破的世界。从此后，她除了在隔壁房间吃饭睡觉外，其他时间都在这里，默默地和圣神交谈。下午她靠着门坐在椅子上，边做针线边卖花。她缝衣服时总是在椅子上摇呀摇地，当有人来买玫瑰花时，她总是把钱放进腰带上的小布包里，她总是用同样的话说道：“从右边拿吧，左边的花是给圣神准备的。”
她就这样在摇椅里坐了二十年，摇摇晃晃，缝缝补补，间或瞧一瞧墙角的椅子，好像她现在照看的不是和她一起度过童年的兄长，而是一个身体残废了的、比奶奶还要年长的始终坐在墙角椅子上的小孙子。
我低下头想到，这次也许能碰到玫瑰花。如果我能拿到花，就将它拿到山坡上去，插到自己的坟头上，然后再回到我的椅子里，直到有一天她不再来这里，隔壁房间也不再有声音。
当这一天来到的时候，眼前的一切都会变的。我必须再次跑出去，告诉人们，那个卖玫瑰花的女人，那个住在破屋里的女人，需要几条汉子将她抬到山坡上，到那时我将永远地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不过，她会感到满意，因为她将知道，每个星期天到她的祭坛上弄乱玫瑰花的，不仅仅是摸不着看不见的风。
（摘自南海出版社《蓝狗的眼睛》，陶玉平译）
今天是星期天，雨停了，我想选几朵红色的和白色的玫瑰花带到我的墓地去，这些玫瑰花是她为祭坛做花环而种的。今年冬天沉闷得令人害怕，雨后的早晨充满了凄凉的情景，我不禁想起镇上埋死尸的那座山头。那是片光秃秃的坡地，看不见树木，一阵风过后，偶尔会飘来几朵树绒。雨停后，晌午的太阳肯定会把山坡上泥泞的土地晒干，不仅如此，它还会一直钻进我的墓穴里，使我幼小的躯体腐烂，与昆虫壳和草根混杂在一起。
我曾想飞上祭坛摘下几朵最鲜艳的玫瑰花，但是我失败了。她跪在神像前，从我第一次遭遇到失败后，她就一直全神贯注地跪在那里。也许今天我能成功。但是灯光一闪一闪的，她从沉思中惊醒，抬起头来看了看墙角，椅子就在那儿。她肯定在想：“又刮风了。”因为这时祭坛上发出“吱吱”的响声，房子也晃动了一下，仿佛多少时间以来，已经沉淀在她脑中的记忆又翻腾起来。这时我明白了，摘玫瑰花得另选时机，因为她依然警觉地看着椅子，我的手从她脸边经过时，她会察觉到的。我应该再等一会，她会离开这里，到隔壁房间去睡午觉。每到星期天，这午觉她是必睡无疑的。只有那时，我才有可能带着玫瑰花出去，并且在她回到房间里看着椅子之前回来。
上星期天的情况特别糟糕，我几乎等了两个小时，她才定下心来。她似乎有点急躁不安，疑虑重重，为自己在家里的寂寞即将被打破的念头，搞得心烦意乱。她手里拿着一束玫瑰花，还没放到祭坛上，在屋里转来转去。接着，她来到走廊上，又转身进了隔壁房间，我知道她在找灯。过了一会，她朝门外走去。借着走廊上的亮光，我看见她穿着深色外衣和粉红色的袜子，我觉得她还是四十年前那个在这间屋里扑倒在我床上的小姑娘。当时她对我说：“已经在你的眼中放了小棍，看，你的眼睛真大，真圆。”一切都没有变，从那个遥远的八月的一天下午起，时间仿佛凝固了。那天下午，那些女人把她带进房间，让她看了看尸体，对她说：“哭吧！他就是你的哥哥！”她扑在床上，顺从地哭成一个泪人儿。
约有三四个星期天了，我都想拿些玫瑰花，但是，她很警觉地站在祭坛前专心致志地守护着，她在家住的二十年中，我从未见她那么专心过。上星期天，趁她出去找灯时，我用最好看的玫瑰花做了一个花束，于是感到比以往更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了。但是，当我准备回到椅子那里时，忽然听到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我赶紧又把花插回祭坛上。这时，我看见门口出现了她举着灯的身影。
她穿着深色外套和粉色袜子，在她脸上有一道类似曝光时的亮光。亮光下她不像在花园里种了二十年玫瑰的妇人，而依然像八月的那一天下午被人领到隔壁房间去换衣服的小姑娘。现在，二十年之后，她拿着灯回来了，胖了一些也苍老了一些。
我的鞋已在不曾生火的炉子边烤了二十年，但是，那天下午粘上的泥块却还没有脱落。那天我去找鞋，大门已经关闭，挂在门框上的面包和芦苇条也已取下，家具都已搬走了，全都搬走了，只留下墙角的那把让我终日坐在上面消磨时光的椅子。我知道在烤鞋子，他们离家的时候都忘了拿鞋，所以我得回去找。
过了许多年，她回来了。时间久了，房间里的麝香味和尘埃味以及一股昆虫的刺鼻的臭味搅在一起。房间里只剩我一人，坐在那里等待着。我能听到木头腐烂时发出的声音，以及在房门紧闭的卧室里变得日益陈旧的空气的振动声。她就在这个时候回来了。她出现在门口，手里提着一只箱子，头戴一顶绿色的帽子，身穿一件从那时起就不曾脱下来的布外衣。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还没有发胖，腿肚子也不像现在那样显得如此臃肿。她推开门进来时，我身上布满尘埃和蜘蛛网，曾经在房间的某个角落里唱了二十年的蟋蟀，忽然也哑然无声了。尽管如此，尽管我身上满是尘土和蜘蛛网，尽管蟋蟀突然停止了歌唱，尽管来人的年龄已经增长，我还是认出了她，那个在八月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陪我去马厩掏鸟窝的小姑娘。她站在门口，手里提着箱子，头顶绿色小帽。这副模样仿佛她马上就会叫出声来，要把那天下午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那天下午，当他们赶来时，我手里抓着折断的梯子，已经仰面躺在马厩里的草地上了。她把门完全推开，门上的合页吱纽响了一声。像有人在屋顶敲了一下似的，天花板上的尘埃扑通扑通往下掉。她在门口犹豫了一下，随即探进半个身子看了看房间，像是要叫醒睡梦中的人那样叫了两声：“孩子，孩子！” 我仍旧安然地坐在椅子里，两条腿伸得笔直。我原以为她是回来看房子的，但是，她在家里住下了。她把房间的门窗打开，房间里又充满了麝香味，就像箱子打开后那样。原来的家具和衣箱里的衣服都被搬走了，她也带走了房间里的气味。二十年后，她又把气味带了回来。她按照原来的样子修复了祭坛。只要她回来，哪怕只是一个人，也足以修复这被无情的时间打破的世界。从此后，她除了在隔壁房间吃饭睡觉外，其他时间都在这里，默默地和圣神交谈。下午她靠着门坐在椅子上，边做针线边卖花。她缝衣服时总是在椅子上摇呀摇地，当有人来买玫瑰花时，她总是把钱放进腰带上的小布包里，她总是用同样的话说道：“从右边拿吧，左边的花是给圣神准备的。”
她就这样在摇椅里坐了二十年，摇摇晃晃，缝缝补补，间或瞧一瞧墙角的椅子，好像她现在照看的不是和她一起度过童年的兄长，而是一个身体残废了的、比奶奶还要年长的始终坐在墙角椅子上的小孙子。
我低下头想到，这次也许能碰到玫瑰花。如果我能拿到花，就将它拿到山坡上去，插到自己的坟头上，然后再回到我的椅子里，直到有一天她不再来这里，隔壁房间也不再有声音。
当这一天来到的时候，眼前的一切都会变的。我必须再次跑出去，告诉人们，那个卖玫瑰花的女人，那个住在破屋里的女人，需要几条汉子将她抬到山坡上，到那时我将永远地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不过，她会感到满意，因为她将知道，每个星期天到她的祭坛上弄乱玫瑰花的，不仅仅是摸不着看不见的风。
（摘自南海出版社《蓝狗的眼睛》，陶玉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