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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个体发生相互联系。这种联系的建立和维持，往往是通过人际交往来实现的。人际交往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接触，从而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发生相互影响的过程，包括动态和静态的两种含义。动态的人际交往是指人与人之间物质和非物质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即通常意义上的人际交往；静态的人际交往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动态的相互作用建立起来的情感联系，即人际关系。
人际交往的结果，就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关系和心理上的距离，即人际关系，或亲近或疏远或敌对，表现为情感上的相亲或相斥。如果形成的是亲近和谐的人际关系，就使人心情平静、舒畅；若人际关系不和谐或发生矛盾，就会使人感到紧张、焦虑或孤独寂寞。故与周围人进行交往和沟通，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每个人的基本社会需要，也是个体适应环境、适应社会生活、担当一定社会角色、形成丰富健全的个性的基本途径。
随着网络在我国内地的高速扩散及其对个体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其强大的人际传播功能成为当前网络使用者进行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中国社科院于2007年进行的“中国互联网使用及其影响调查报告”中，特别关注了网络使用对人际交往的影响。调查发现，网络即时通信工具，如QQ、MSN以及电子邮件成为网络使用者与朋友、同事、网友进行人际交往的主要方式之一。
那么，网络使用对人们的人际交往有何影响呢?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互联网强大的娱乐功能和资讯功能为个人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但同时也占据了人们大量的时间。使用者长时间沉溺于网络，容易产生忧虑感与疏离感，从而削弱其进行人际交往的兴趣，并降低其对人际关系的信任。因此，研究者称互联网是一种“致人疏离的技术”(isolating technology)，认为用户因沉溺上网而减少和他人的接触，必然导致其社会联系的减弱。
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互联网为人们进行日常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另一种新的交流工具，人们利用互联网提供的这些低成本的通信工具，可以加强面对面交流和电话交流所建立起来的联系；而且，经常上网的人还会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延伸到网上，在虚拟世界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交往团体。
本文认为，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产生怎样的影响，有赖于人们如何使用它。就网络使用者而言，网络使用动机的不同，其伴随的使用行为亦有所不同。因此，将网络使用形态进行细分，有助于我们厘清网络使用对个体人际交往的影响。
一、网络的两种使用形态：工具性使用与仪式性使用
在传播研究史上，“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是传播研究典范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此之前，学者关注的重心在于“媒介对人们做了什么”(what do media do to people)；“使用与满足”理论出现后，学者们将研究的焦点从传播者转移至受众，研究“人们通过媒介做了什么”(what do people do with media)，这一思路成为日后受众研究的主流①。
“使用与满足”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受众是主动的，其出于一定的动机而使用媒介。在关于受众的媒介使用动机的研究中，鲁宾等人认为，根据不同的使用动机，受众使用媒介的形态可分为“仪式性使用”(ritualized media use)和“工具性使用”(instrumental media use)两种②；前者指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是一种固定的或习惯性的行为，譬如为了打发时间、排遣郁闷、获得休息等，后者指受众在使用特定媒介时都有其功利性的目的，是一种工具性行为。更进一步地，鲁宾指出，“仪式性使用”者注重的是媒介的使用过程或体验，而“工具性使用”者关注的是对特定媒介内容的满足，因此，两者的区别在于，“仪式性使用”获得的是“过程的满足”(process gratifications)，而“工具性使用”获得的是“内容的满足”(content gratifications)③。
受鲁宾等人研究的启发，本文尝试提出网络使用的两种形态：仪式性使用与工具性使用。借鉴鲁宾关于媒介的“仪式性使用”和“工具性使用”的定义，本文尝试对网络的仪式性使用和工具性使用进行如下界定，见表1：
二、工具性使用形态对人际交往的“功能补偿”效果
新媒体是否会取代旧(传统)媒体?每当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出现，人们总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与惊叹。媒介技术发展史表明，一方面，社会需要会刺激新技术的产生，同时引发人们对旧技术的排斥；另一方面，与旧技术有关的社会压制因素又会对新技术的扩散产生延缓。在这一博弈过程中，通常不是旧媒介的消亡或新媒介的完全胜利，而是新媒介技术与旧媒介技术进行“功能重组”(functional reorganization)，当新媒介能更有效、更方便、更具吸引力地提供旧媒介所服务的功能时，便可能使旧媒介提供这些功能的能力相形失色。就像电视没有取代广播，有线电视没有取代无线电视网，磁带录像机没有取代电影院一样，经历了“功能重组”后，旧媒介常常是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而不是被彻底替代，新旧媒介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各自发挥独有的特长。
由于网络兼具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功能，本文认为，与媒介史上新旧媒介的“功能重组”有所不同，网络出现后，不仅与已有的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广播、电视进行功能重组，亦与具有人际传播功能的其他“非大众传媒活动”(在本文中，将“非大众传媒活动”定义为：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内，从事除接触大众媒介之外的其他活动，如进行社会交往、运动健身、郊游旅行、参加公益活动等)如人际交往进行功能重组。由于网络既有便捷、高效的信息提供功能，亦有丰富多样的人际互动、休闲娱乐功能，“功能重组”的结果，网络在作为一种新的大众传媒而存在的同时，亦成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非大众传媒活动”工具。
由于网络所提供服务的丰富性，以及形式的多样化，使得网络使用者将投入接触传统媒体及进行人际交往的兴趣由现实转移到网络。对于网络的工具性使用者而言，他们在使用网络时，往往以寻求新闻和与学习、生活有关的资讯，以及进行人际互动为目的，能够从网络使用中获取直接的、实质性的满足。由于动机的直接性和指向性，他们对媒介本身没有过度的亲密感和依赖感，因此对使用时间有较好的自我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使用者既可将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延伸至网络，亦可在虚拟空间进行新的人际交往。因此，网络使用者即使在现实中“流失”掉一部分人际交往，其在虚拟空间进行的人际交往亦可对这种“流失”进行“补偿”。由此可见，网络的工具性使用形态的“功能补偿”效果，对人际交往是一种积极的、正向的影响。
三、仪式性使用形态对人际交往的“时间替代”效果
在农业社会，人们对时间没有明确的概念，常常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没有进行较为精细的时间预算。人类在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时间支配和时间观念。借此，学者们开始关注有关生活时间结构问题④。生活时间结构系指一个人的“时间预算”(time-budgeting)，即一个人对一天中的24小时如何进行分配和使用的问题。研究者在研究时间预算时，通常把时间分为约束时间、必需时间和自由时间三类。约束时间是指个人无法自由支配的时间，如用于工作和上班的时间；自由时间是指扣除约束时间和必需时间之后所剩下的时间，可以完全由个人掌握、使用。在自由时间内，个人可以不受约束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接触大众传媒、进行人际交往、运动健身、郊游旅行、参加公益活动等。
自大众传媒诞生之初，研究者就对其所产生的“时间替代”效果进行了研究。由于“约束时间”和“必需时间”内的活动相对固定不变，所以大众传媒的“时间替代”，主要体现在对自由时间内所进行的其他活动的替代。如柯芬⑤研究了印第安那州的2500名居民的媒介使用情况，发现自有了电视之后，居民阅读报纸、杂志和收听广播的时间，都较没有电视之前缩短；此外，电视还占据了居民过去利用自由时间从事人际交往的时间。其他学者的研究，均获得了类似的结论，如甘宁汉⑥的一项历时10年的研究发现，电视逐渐普及时，镇上居民参与的人际交往大为减少。据此，最早研究“时间替代”的学者得出结论认为，由于人们的时间资源具有“零-和”(zero-sum)特征，使用者将时间花在某一新媒介上，就有可能排挤旧媒介的使用时间以及用于其他“非大众传媒活动”的时间。因此人们使用新媒体的时间愈长，用于人际交往的时间就愈短。
利用“时间替代”(time displacement)理论，可为我们理解网络的“仪式性使用”形态对人际交往所产生的影响提供一种思路。
由于时间资源的有限，扣除掉“约束时间”和“必需时间”后，“自由时间”常常为人们用来接触大众传媒，与亲人、朋友交往，参与公益活动、休闲娱乐等。对于网络的仪式性使用者而言，他们上网的动机与目的均不是特别明确，常常是在打开电脑之前，并没有强烈的关于“打开电脑之后要做什么事情”的想法，而是在打开电脑之后，无目的地浏览感兴趣的网页，消磨(打发)时间、放松心情、排遣郁闷是这类上网者的主要目的。由此可见，愈是出于网络的“仪式性使用”，使用者愈是沉溺于其中而无法控制上网时间，结果是用于人际交往的时间被排挤，没时间去参与现实生活。久而久之，仪式性使用者把接触网络变成一种习惯或依赖，这既不利于已有人际关系的维系，亦不利于在网上发展和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仪式性使用”的结果，是使用者愈加依赖网络中虚拟的自我感受，日渐疏远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由此可见，仪式性使用形态的“时间替代”效果，对网络使用者的人际交往是一种消极的、负面的影响。
注 释：
①翁秀琪：《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证》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版。
②Rubin A·M，Perse E·M.Audience activity and television news gratificatio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87，(14)：58-84.
③Rubin A·M，PerseE·M，Powell R·A.Loneliness，para-social interactionand local television news viewing.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85，(12)：155-180.
④陈世敏：《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版。
⑤CoffinT.The impact of television.American Psychologist，1955，(10)：630-641
⑥Cunningham & Walsh Co.Videotowm.NewYork：Cunningham & Walsh Co，1958.1948-1957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新闻学博士)
编校：杨彩霞
人际交往的结果，就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关系和心理上的距离，即人际关系，或亲近或疏远或敌对，表现为情感上的相亲或相斥。如果形成的是亲近和谐的人际关系，就使人心情平静、舒畅；若人际关系不和谐或发生矛盾，就会使人感到紧张、焦虑或孤独寂寞。故与周围人进行交往和沟通，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每个人的基本社会需要，也是个体适应环境、适应社会生活、担当一定社会角色、形成丰富健全的个性的基本途径。
随着网络在我国内地的高速扩散及其对个体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其强大的人际传播功能成为当前网络使用者进行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中国社科院于2007年进行的“中国互联网使用及其影响调查报告”中，特别关注了网络使用对人际交往的影响。调查发现，网络即时通信工具，如QQ、MSN以及电子邮件成为网络使用者与朋友、同事、网友进行人际交往的主要方式之一。
那么，网络使用对人们的人际交往有何影响呢?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互联网强大的娱乐功能和资讯功能为个人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但同时也占据了人们大量的时间。使用者长时间沉溺于网络，容易产生忧虑感与疏离感，从而削弱其进行人际交往的兴趣，并降低其对人际关系的信任。因此，研究者称互联网是一种“致人疏离的技术”(isolating technology)，认为用户因沉溺上网而减少和他人的接触，必然导致其社会联系的减弱。
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互联网为人们进行日常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另一种新的交流工具，人们利用互联网提供的这些低成本的通信工具，可以加强面对面交流和电话交流所建立起来的联系；而且，经常上网的人还会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延伸到网上，在虚拟世界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交往团体。
本文认为，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产生怎样的影响，有赖于人们如何使用它。就网络使用者而言，网络使用动机的不同，其伴随的使用行为亦有所不同。因此，将网络使用形态进行细分，有助于我们厘清网络使用对个体人际交往的影响。
一、网络的两种使用形态：工具性使用与仪式性使用
在传播研究史上，“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是传播研究典范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此之前，学者关注的重心在于“媒介对人们做了什么”(what do media do to people)；“使用与满足”理论出现后，学者们将研究的焦点从传播者转移至受众，研究“人们通过媒介做了什么”(what do people do with media)，这一思路成为日后受众研究的主流①。
“使用与满足”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受众是主动的，其出于一定的动机而使用媒介。在关于受众的媒介使用动机的研究中，鲁宾等人认为，根据不同的使用动机，受众使用媒介的形态可分为“仪式性使用”(ritualized media use)和“工具性使用”(instrumental media use)两种②；前者指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是一种固定的或习惯性的行为，譬如为了打发时间、排遣郁闷、获得休息等，后者指受众在使用特定媒介时都有其功利性的目的，是一种工具性行为。更进一步地，鲁宾指出，“仪式性使用”者注重的是媒介的使用过程或体验，而“工具性使用”者关注的是对特定媒介内容的满足，因此，两者的区别在于，“仪式性使用”获得的是“过程的满足”(process gratifications)，而“工具性使用”获得的是“内容的满足”(content gratifications)③。
受鲁宾等人研究的启发，本文尝试提出网络使用的两种形态：仪式性使用与工具性使用。借鉴鲁宾关于媒介的“仪式性使用”和“工具性使用”的定义，本文尝试对网络的仪式性使用和工具性使用进行如下界定，见表1：
二、工具性使用形态对人际交往的“功能补偿”效果
新媒体是否会取代旧(传统)媒体?每当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出现，人们总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与惊叹。媒介技术发展史表明，一方面，社会需要会刺激新技术的产生，同时引发人们对旧技术的排斥；另一方面，与旧技术有关的社会压制因素又会对新技术的扩散产生延缓。在这一博弈过程中，通常不是旧媒介的消亡或新媒介的完全胜利，而是新媒介技术与旧媒介技术进行“功能重组”(functional reorganization)，当新媒介能更有效、更方便、更具吸引力地提供旧媒介所服务的功能时，便可能使旧媒介提供这些功能的能力相形失色。就像电视没有取代广播，有线电视没有取代无线电视网，磁带录像机没有取代电影院一样，经历了“功能重组”后，旧媒介常常是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而不是被彻底替代，新旧媒介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各自发挥独有的特长。
由于网络兼具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功能，本文认为，与媒介史上新旧媒介的“功能重组”有所不同，网络出现后，不仅与已有的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广播、电视进行功能重组，亦与具有人际传播功能的其他“非大众传媒活动”(在本文中，将“非大众传媒活动”定义为：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内，从事除接触大众媒介之外的其他活动，如进行社会交往、运动健身、郊游旅行、参加公益活动等)如人际交往进行功能重组。由于网络既有便捷、高效的信息提供功能，亦有丰富多样的人际互动、休闲娱乐功能，“功能重组”的结果，网络在作为一种新的大众传媒而存在的同时，亦成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非大众传媒活动”工具。
由于网络所提供服务的丰富性，以及形式的多样化，使得网络使用者将投入接触传统媒体及进行人际交往的兴趣由现实转移到网络。对于网络的工具性使用者而言，他们在使用网络时，往往以寻求新闻和与学习、生活有关的资讯，以及进行人际互动为目的，能够从网络使用中获取直接的、实质性的满足。由于动机的直接性和指向性，他们对媒介本身没有过度的亲密感和依赖感，因此对使用时间有较好的自我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使用者既可将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延伸至网络，亦可在虚拟空间进行新的人际交往。因此，网络使用者即使在现实中“流失”掉一部分人际交往，其在虚拟空间进行的人际交往亦可对这种“流失”进行“补偿”。由此可见，网络的工具性使用形态的“功能补偿”效果，对人际交往是一种积极的、正向的影响。
三、仪式性使用形态对人际交往的“时间替代”效果
在农业社会，人们对时间没有明确的概念，常常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没有进行较为精细的时间预算。人类在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时间支配和时间观念。借此，学者们开始关注有关生活时间结构问题④。生活时间结构系指一个人的“时间预算”(time-budgeting)，即一个人对一天中的24小时如何进行分配和使用的问题。研究者在研究时间预算时，通常把时间分为约束时间、必需时间和自由时间三类。约束时间是指个人无法自由支配的时间，如用于工作和上班的时间；自由时间是指扣除约束时间和必需时间之后所剩下的时间，可以完全由个人掌握、使用。在自由时间内，个人可以不受约束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接触大众传媒、进行人际交往、运动健身、郊游旅行、参加公益活动等。
自大众传媒诞生之初，研究者就对其所产生的“时间替代”效果进行了研究。由于“约束时间”和“必需时间”内的活动相对固定不变，所以大众传媒的“时间替代”，主要体现在对自由时间内所进行的其他活动的替代。如柯芬⑤研究了印第安那州的2500名居民的媒介使用情况，发现自有了电视之后，居民阅读报纸、杂志和收听广播的时间，都较没有电视之前缩短；此外，电视还占据了居民过去利用自由时间从事人际交往的时间。其他学者的研究，均获得了类似的结论，如甘宁汉⑥的一项历时10年的研究发现，电视逐渐普及时，镇上居民参与的人际交往大为减少。据此，最早研究“时间替代”的学者得出结论认为，由于人们的时间资源具有“零-和”(zero-sum)特征，使用者将时间花在某一新媒介上，就有可能排挤旧媒介的使用时间以及用于其他“非大众传媒活动”的时间。因此人们使用新媒体的时间愈长，用于人际交往的时间就愈短。
利用“时间替代”(time displacement)理论，可为我们理解网络的“仪式性使用”形态对人际交往所产生的影响提供一种思路。
由于时间资源的有限，扣除掉“约束时间”和“必需时间”后，“自由时间”常常为人们用来接触大众传媒，与亲人、朋友交往，参与公益活动、休闲娱乐等。对于网络的仪式性使用者而言，他们上网的动机与目的均不是特别明确，常常是在打开电脑之前，并没有强烈的关于“打开电脑之后要做什么事情”的想法，而是在打开电脑之后，无目的地浏览感兴趣的网页，消磨(打发)时间、放松心情、排遣郁闷是这类上网者的主要目的。由此可见，愈是出于网络的“仪式性使用”，使用者愈是沉溺于其中而无法控制上网时间，结果是用于人际交往的时间被排挤，没时间去参与现实生活。久而久之，仪式性使用者把接触网络变成一种习惯或依赖，这既不利于已有人际关系的维系，亦不利于在网上发展和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仪式性使用”的结果，是使用者愈加依赖网络中虚拟的自我感受，日渐疏远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由此可见，仪式性使用形态的“时间替代”效果，对网络使用者的人际交往是一种消极的、负面的影响。
注 释：
①翁秀琪：《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证》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版。
②Rubin A·M，Perse E·M.Audience activity and television news gratificatio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87，(14)：58-84.
③Rubin A·M，PerseE·M，Powell R·A.Loneliness，para-social interactionand local television news viewing.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85，(12)：155-180.
④陈世敏：《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版。
⑤CoffinT.The impact of television.American Psychologist，1955，(10)：630-641
⑥Cunningham & Walsh Co.Videotowm.NewYork：Cunningham & Walsh Co，1958.1948-1957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新闻学博士)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