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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大众传播对当代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它能够把全社会的男女老幼都组织起来以造成新的“公众”。它是传播信息最有效的手段，速度迅捷，无远弗届。好些西方学者往往接受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分析，论证大众媒介是社会控制的武器，并发出警告：“人们啊，须当心大众媒介！”
提到“社会控制”，人们不期然就会联想到军队、警察之类，其实，社会控制涉及一切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而采用的手段。西方政府都明白这个道理：要有效地进行统治，高压与怀柔手段不能偏废，武力压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设法取得社会的“共识”将更为合算，也更能顾全政府的形象。所谓“共识”，是团体内部在目标、价值或观点上的一致看法，它是一个政治系统求得生存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没有“共识”，政治系统将因社会冲突而瓦解。
要取得社会共识，在西方主要有两个途径：其一是通过政治社会化(PoliticalSocialization)来进行。政治社会化是公民取得关于政府和政治生活的意向的学习过程，政治信仰和政治规范借此代代相传，从而促进政治系统的稳定。其二是通过影响当前舆论来达到目的。时至今日，大多数国外政府都善于把自身的一举一动说成是“顺应舆情”，可见得，它们并不否认舆论的重要性。然而，任何国外政府都不会被动地按舆论的启示来行动，习以为常的是，政府积极地通过各种手段来左右舆论。
在取得社会共识的过程中，大众媒介终于找到了本身的位置：它是实施政治社会化和塑造舆论的重要手段，因此成为社会控制的武器。
作为社会控制的武器，大众媒介的具体作用是：
一、议程设定受传者不但从大众媒介那里获悉某个问题，而且从各媒介赋予该问题的份量和地位，认识该问题的重要性。马克斯韦尔·麦考姆斯与唐纳德·肖通过对一九六八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新闻报道与公众意见的研究，发现大众媒介强调的问题与公众认为重要的问题之间有密切关系。
大众媒介容量有限，不可能有闻必录，这就迫使传播者作“选择性传播”，担当起“把关人”的角色，即决定传播“什么”和“怎样”传播。任何事件，只要传播者不予承认，它就成不了新闻，相反，若是大众媒介肆意加以渲染，它就有可能变成重大新闻。换言之，大众媒介可以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些事件上，却同时让人们忽略另外一些事件，虽然它们还不至于为所欲为，不能告诉人们“想什么”，却可以告诉人们“想些什么”，以此设定社会的“议事日程”(agenda)。
不过，并非所有经过大众媒介报道的事件都能够成为公众议程，这些事件并不具有同等的政治和社会的重要性，各媒介也不可能独立于社会的政治过程之外支配公众议程。格拉迪斯·朗格和库尔特·朗格进而提出“议程确立”的概念，那是指“媒介、政府和公民至少在某些方面相互影响的一个集体过程”。从议程设定到议程确立往往需要一个过程，水门事件就是明显的例子：没有各种媒介持续数月、有增无已、连篇累牍的报道和渲染，它就不可能确立为公众议程。
显然，大众媒介具有设定或确立议程的作用，完全取决于传播者所作的选择性传播，即赋予某些事件以特别的意义并且贬低其他事件，这种选择纯属传播者的主观判断，而政治背景的相异又必然导致各人对“新闻价值”看法的不一致，同一宗新闻，各人的处理方式肯定大异其趣。因此，大众媒介的意识形态角色有它结构上的根源，它就体现在整个新闻制作过程的各种惯例和实践里，而后者又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在当前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框架的制约。
二、构造社会现实大众媒介通过不断重复某些新闻报道或故事主题(如电视剧的某类情节)，投射出现实世界的图像，使人们建立对当前社会现实的概念和信仰。
沃尔特·李普曼在其经典著作《舆论》一书中建议人们要对“外在世界”和“脑中图画”作出区分。他注意到，人们对自身所处世界的认识往往不是来自直接观察和亲身体验，而是依赖其他人或大众媒介提供有关情况，因而，在个人与现实环境之间就出现了“伪环境”，人类的行为通常只是对“伪环境”作出反应，而“伪环境”则取决于“脑中图画”，后者是一些虚构的故事——也不尽是蓄意的谎言，而是人为地并且合乎社会要求地反映人类生存的环境，无论如何，这只能称为“第二手现实”。
前述的G·朗格和K·朗格在一九五一年做了一项研究：当年麦克阿瑟被杜鲁门夺回帅印，从朝鲜战场返美，途经芝加哥市，市府当局为他安排了英雄式巡游。事后，两位研究者比较了目击者所报告的“现实”与电视新闻所提供的“现实”，发现两者差异极大：在电视镜头下，市民似疯如狂地欢迎这位将军，而现场所见却是疏落、规矩的人群，没有显出多大的欢迎之忧。可以想见，电视观众对这次巡游将获得较好的印象，从而会倾向于同情被撤职的麦克阿瑟。
菲利普·艾略特等人也对发生在伦敦的一次反越战示威游行作了研究，以探讨大众媒介所作的报道与受传者对该事件的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当时各种媒介并没有从不同的观点与角度去全面地反映这次示威游行，而只是集中到一个新闻主题上——暴力。结果，受传者也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宗暴力事件。研究人员并不认为大众媒介在蓄意歪曲事实(该事件确实有暴力成分)，他们只是把该图像的产生归因于整个新闻制作过程，即对事实的选择和解释往往都是根据某些基本的、预存的主题思想。
学者们一致指出，受传者正在日益依赖大众媒介提供有关社会现实的图像：社会上发生了哪些事情？哪些事情重要？哪些事情正确？各种事件有什么联系……人们要求大众媒介不但传递关于政治、社会事件的具体信息，并且解释有关事件的意义，指导各人如何看待世界，他们于是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大众媒介所构造的社会现实。毫无疑问，大众媒介履行着某种意识形态功能，通过“构造社会现实”，可以策动社会各阶层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支持。因此，在西方某些国家，总是实行最严格的新闻审查，执政者只容许发放那些支持其当前政策的信息，以求塑造被统治者的“脑中图画”，从而强化公众对其政策的支持。
三、强化社会规范每个人对于置身其中的社会都会有某种看法：这个社会拥护什么？有哪些重要机构和权力集团？当前有哪些社会法则？赏罚如何分配、分配给谁？这些看法部分来自个人的直接生活经验，更多时却是通过各种社会化机构而获得，这些机构既包括家庭、学校、教会等，也包括大众媒介。另方面，任何政府都会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强化社会规范，以求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性，而大众媒介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它可以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地影响全体社会成员的信念和态度。
彼得·泰勒研究了西方新闻报道惯用的各种政治术语，如“恐怖分子”、“游击队”、“自由战士”等，认为它们都带有那个产生它们的政治环境的烙印。菲利普·艾略特等人探讨了英国新闻如何处理“恐怖主义”问题后指出，一旦某些社会冲突背离了有关制度，就会被看作是严重危害社会安定的“暴力事件”。此外，西方新闻媒介在解释“共产主义”时，总是强调它与资本主义的巨大差异，强调它构成的威胁和它的“非理性本质”。——跟这些媒介处理“恐怖主义”的方式如出一辙。因此，艾略特认为，应该把新闻看作是意识形态本身，因为它如此强调看法的“一致性”，在各种假设和成见方面它又总是与当权者结成阵线，它既不能描绘社会变迁的图景，又不能如实反映社会内部以及社会和社会之间的权力运转。
与此相关联，伊丽莎白·诺埃尔勒一纽曼提出了“沉默的螺旋上升”理论。她说，大众媒介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什么是当前社会主导的或流行的意见，赞成此等意见的人自然可以放心地表露态度，而认为自己的意见“不合时宜”的人则会保持沉默，如此一来，社会就会逐渐形成对“主导的意见”的一致看法，持异见的人则越发沉默，遂形成“沉默的螺旋上升”。借此，大众媒介确实可以促使大多数人跟随社会规范走，而同时使另一些人三缄其口，从而强化了社会规范；似乎，媒介的社会功能在于“社会控制”，而非“社会改革”。
提到“社会控制”，人们不期然就会联想到军队、警察之类，其实，社会控制涉及一切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而采用的手段。西方政府都明白这个道理：要有效地进行统治，高压与怀柔手段不能偏废，武力压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设法取得社会的“共识”将更为合算，也更能顾全政府的形象。所谓“共识”，是团体内部在目标、价值或观点上的一致看法，它是一个政治系统求得生存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没有“共识”，政治系统将因社会冲突而瓦解。
要取得社会共识，在西方主要有两个途径：其一是通过政治社会化(PoliticalSocialization)来进行。政治社会化是公民取得关于政府和政治生活的意向的学习过程，政治信仰和政治规范借此代代相传，从而促进政治系统的稳定。其二是通过影响当前舆论来达到目的。时至今日，大多数国外政府都善于把自身的一举一动说成是“顺应舆情”，可见得，它们并不否认舆论的重要性。然而，任何国外政府都不会被动地按舆论的启示来行动，习以为常的是，政府积极地通过各种手段来左右舆论。
在取得社会共识的过程中，大众媒介终于找到了本身的位置：它是实施政治社会化和塑造舆论的重要手段，因此成为社会控制的武器。
作为社会控制的武器，大众媒介的具体作用是：
一、议程设定受传者不但从大众媒介那里获悉某个问题，而且从各媒介赋予该问题的份量和地位，认识该问题的重要性。马克斯韦尔·麦考姆斯与唐纳德·肖通过对一九六八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新闻报道与公众意见的研究，发现大众媒介强调的问题与公众认为重要的问题之间有密切关系。
大众媒介容量有限，不可能有闻必录，这就迫使传播者作“选择性传播”，担当起“把关人”的角色，即决定传播“什么”和“怎样”传播。任何事件，只要传播者不予承认，它就成不了新闻，相反，若是大众媒介肆意加以渲染，它就有可能变成重大新闻。换言之，大众媒介可以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些事件上，却同时让人们忽略另外一些事件，虽然它们还不至于为所欲为，不能告诉人们“想什么”，却可以告诉人们“想些什么”，以此设定社会的“议事日程”(agenda)。
不过，并非所有经过大众媒介报道的事件都能够成为公众议程，这些事件并不具有同等的政治和社会的重要性，各媒介也不可能独立于社会的政治过程之外支配公众议程。格拉迪斯·朗格和库尔特·朗格进而提出“议程确立”的概念，那是指“媒介、政府和公民至少在某些方面相互影响的一个集体过程”。从议程设定到议程确立往往需要一个过程，水门事件就是明显的例子：没有各种媒介持续数月、有增无已、连篇累牍的报道和渲染，它就不可能确立为公众议程。
显然，大众媒介具有设定或确立议程的作用，完全取决于传播者所作的选择性传播，即赋予某些事件以特别的意义并且贬低其他事件，这种选择纯属传播者的主观判断，而政治背景的相异又必然导致各人对“新闻价值”看法的不一致，同一宗新闻，各人的处理方式肯定大异其趣。因此，大众媒介的意识形态角色有它结构上的根源，它就体现在整个新闻制作过程的各种惯例和实践里，而后者又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在当前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框架的制约。
二、构造社会现实大众媒介通过不断重复某些新闻报道或故事主题(如电视剧的某类情节)，投射出现实世界的图像，使人们建立对当前社会现实的概念和信仰。
沃尔特·李普曼在其经典著作《舆论》一书中建议人们要对“外在世界”和“脑中图画”作出区分。他注意到，人们对自身所处世界的认识往往不是来自直接观察和亲身体验，而是依赖其他人或大众媒介提供有关情况，因而，在个人与现实环境之间就出现了“伪环境”，人类的行为通常只是对“伪环境”作出反应，而“伪环境”则取决于“脑中图画”，后者是一些虚构的故事——也不尽是蓄意的谎言，而是人为地并且合乎社会要求地反映人类生存的环境，无论如何，这只能称为“第二手现实”。
前述的G·朗格和K·朗格在一九五一年做了一项研究：当年麦克阿瑟被杜鲁门夺回帅印，从朝鲜战场返美，途经芝加哥市，市府当局为他安排了英雄式巡游。事后，两位研究者比较了目击者所报告的“现实”与电视新闻所提供的“现实”，发现两者差异极大：在电视镜头下，市民似疯如狂地欢迎这位将军，而现场所见却是疏落、规矩的人群，没有显出多大的欢迎之忧。可以想见，电视观众对这次巡游将获得较好的印象，从而会倾向于同情被撤职的麦克阿瑟。
菲利普·艾略特等人也对发生在伦敦的一次反越战示威游行作了研究，以探讨大众媒介所作的报道与受传者对该事件的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当时各种媒介并没有从不同的观点与角度去全面地反映这次示威游行，而只是集中到一个新闻主题上——暴力。结果，受传者也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宗暴力事件。研究人员并不认为大众媒介在蓄意歪曲事实(该事件确实有暴力成分)，他们只是把该图像的产生归因于整个新闻制作过程，即对事实的选择和解释往往都是根据某些基本的、预存的主题思想。
学者们一致指出，受传者正在日益依赖大众媒介提供有关社会现实的图像：社会上发生了哪些事情？哪些事情重要？哪些事情正确？各种事件有什么联系……人们要求大众媒介不但传递关于政治、社会事件的具体信息，并且解释有关事件的意义，指导各人如何看待世界，他们于是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大众媒介所构造的社会现实。毫无疑问，大众媒介履行着某种意识形态功能，通过“构造社会现实”，可以策动社会各阶层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支持。因此，在西方某些国家，总是实行最严格的新闻审查，执政者只容许发放那些支持其当前政策的信息，以求塑造被统治者的“脑中图画”，从而强化公众对其政策的支持。
三、强化社会规范每个人对于置身其中的社会都会有某种看法：这个社会拥护什么？有哪些重要机构和权力集团？当前有哪些社会法则？赏罚如何分配、分配给谁？这些看法部分来自个人的直接生活经验，更多时却是通过各种社会化机构而获得，这些机构既包括家庭、学校、教会等，也包括大众媒介。另方面，任何政府都会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强化社会规范，以求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性，而大众媒介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它可以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地影响全体社会成员的信念和态度。
彼得·泰勒研究了西方新闻报道惯用的各种政治术语，如“恐怖分子”、“游击队”、“自由战士”等，认为它们都带有那个产生它们的政治环境的烙印。菲利普·艾略特等人探讨了英国新闻如何处理“恐怖主义”问题后指出，一旦某些社会冲突背离了有关制度，就会被看作是严重危害社会安定的“暴力事件”。此外，西方新闻媒介在解释“共产主义”时，总是强调它与资本主义的巨大差异，强调它构成的威胁和它的“非理性本质”。——跟这些媒介处理“恐怖主义”的方式如出一辙。因此，艾略特认为，应该把新闻看作是意识形态本身，因为它如此强调看法的“一致性”，在各种假设和成见方面它又总是与当权者结成阵线，它既不能描绘社会变迁的图景，又不能如实反映社会内部以及社会和社会之间的权力运转。
与此相关联，伊丽莎白·诺埃尔勒一纽曼提出了“沉默的螺旋上升”理论。她说，大众媒介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什么是当前社会主导的或流行的意见，赞成此等意见的人自然可以放心地表露态度，而认为自己的意见“不合时宜”的人则会保持沉默，如此一来，社会就会逐渐形成对“主导的意见”的一致看法，持异见的人则越发沉默，遂形成“沉默的螺旋上升”。借此，大众媒介确实可以促使大多数人跟随社会规范走，而同时使另一些人三缄其口，从而强化了社会规范；似乎，媒介的社会功能在于“社会控制”，而非“社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