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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会影响经济，而经济环境反过来又会影响宏观政策的制定。如何识别宏观政策与经济的相互影响关系？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A. Sims）正是由于在此领域的贡献而获得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萨金特和西姆斯都以对理性预期理论的贡献而闻名，这是继1995年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Jr.）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理性预期学派再度获奖。
开创性常规突破
理性预期理论认为，预期到的政策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即在理性预期的背景下，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是徒劳的。
而世界各国政府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各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轮番上阵，显然与理性预期所倡导的“无为而治”相背离，理性预期理论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指责。面对批评，萨金特认为这是人们错误地理解了这些理论的目的。“不管是真实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s）、理性预期理论，还是新凯恩斯理论（New Keynesian Models），都是用来描述正常状态下的经济波动的，它们并不属于金融危机的理论。”
面对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各国政府浑身乏术，理性预期描述下的正常经济状态一去不复返。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两位对理性预期理论做出巨大贡献者，或许是对那种美好经济状态的一种期望和留恋。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萨金特和西姆斯的获奖理由是，“在宏观经济的因果关系方面做出了实证研究，并解释了预期在其中的作用，这使得出乎意料的宏观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成为可能。”
自1976年“卢卡斯批判”提出后，理性预期理论在宏观经济学界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而萨金特和西姆斯则分别从两个角度发展了理性预期理论。
萨金特对加入理性预期假设后的宏观模型进行了经验检验，他与Neil Wallace 在1975年的文章“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 Optimal Monetary Instrument, and the Optimal Money Supply Rule”中指出，预期到的货币政策不会对经济产出发生影响。
西姆斯则发展了向量自回归（VAR）的计量方法来分析预期在经济中的作用。所谓向量自回归指的是，一个回归变量可以描述成它们过去值的线性函数。因为经济中的变量往往是相互影响的，现在的利率会对过去的政府支出做出反应，但过去的政府支出又会对之前的利率做出调整，所以利率的过去值也就对现在的利率产生了影响。
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在微博上评论，两人的获奖都是源于方法论上的贡献，“并无重大思想突破”。
虽然瑞典皇家科学院也强调方法论上的贡献是萨金特和西姆斯获奖的主要理由，但萨金特还在财政政策、经济史和政府债务等诸多领域都有开拓性的贡献。
萨金特在1981年与Neil Wallace 的文章“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中认为，好的货币政策必须要求好的财政政策相配合，否则其反通胀将会是不可信的。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Tyler Cowen 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可能是萨金特最为重要的贡献。”
在随后的文章中，萨金特还指出，财政政策的成功是货币稳定的前提之一。这些研究对于整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理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美国的债务上限问题刚告一段落，欧洲债务危机又开始愈演愈烈，欧美各国都在为降低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而绞尽脑汁。萨金特在2010年的文章“Interest rate risk and other determinants of post WWII U.S. government debt/GDP dynamics”中分析了，由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引起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的动态演变。这无疑为我们理解如今欧美的债务问题提供了较好的参考。
比较有趣的是，萨金特和西姆斯都曾长时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任教，其核心的经济理论贡献几乎都产生于这一时期。所以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家也被外界戏称为“明尼苏达大学诺贝尔奖”。
改良还是重建？
金融危机以来，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似乎无法解释如今的欧美经济为何还在苦苦挣扎，经济学界也对现代宏观经济理论进行了批评和反思，理性预期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
面对质疑，萨金特2010年曾表示，现代宏观理论并不需要重构，相反，大家都在应用现代宏观理论，尤其是理性预期理论来为目前的经济危机指路。“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2009年曾撰文批评奥巴马（Obama）政府的公共-私人投资计划，文章中就利用了理性预期的理论。”
理性预期理论假设人们具有足够的知识和强大的预测能力，真实周期理论则假设市场是充分有效的，但它忽视了市场中存在的摩擦和不完美。批评者指出，这些缺陷使得现代宏观理论很难指导金融危机期间的政策。
萨金特则指出，批评者可能对这些理论的目的有所误解。“早在1983年，Hansen和Singleton就指出标准的理性预期资产定价理论不能很好地拟合美国的数据，但它却是有利于人们理解资产定价中的诸多困惑。”而真实周期理论本就不是用来解释危机中的经济状态的。
现代宏观理论的一大特点就是应用了较为高深的数学，比如萨金特的动态规划方法和西姆斯的向量自回归都已经成为读懂现代宏观经济文献必备的工具，这是否会使得宏观理论越发脱离现实呢？
萨金特认为，“经济环境存在越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就越需要我们学习和使用数学工具，”它有利于澄清一些模糊的概念和想法。
萨金特和西姆斯都以对理性预期理论的贡献而闻名，这是继1995年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Jr.）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理性预期学派再度获奖。
开创性常规突破
理性预期理论认为，预期到的政策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即在理性预期的背景下，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是徒劳的。
而世界各国政府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各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轮番上阵，显然与理性预期所倡导的“无为而治”相背离，理性预期理论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指责。面对批评，萨金特认为这是人们错误地理解了这些理论的目的。“不管是真实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s）、理性预期理论，还是新凯恩斯理论（New Keynesian Models），都是用来描述正常状态下的经济波动的，它们并不属于金融危机的理论。”
面对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各国政府浑身乏术，理性预期描述下的正常经济状态一去不复返。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两位对理性预期理论做出巨大贡献者，或许是对那种美好经济状态的一种期望和留恋。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萨金特和西姆斯的获奖理由是，“在宏观经济的因果关系方面做出了实证研究，并解释了预期在其中的作用，这使得出乎意料的宏观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成为可能。”
自1976年“卢卡斯批判”提出后，理性预期理论在宏观经济学界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而萨金特和西姆斯则分别从两个角度发展了理性预期理论。
萨金特对加入理性预期假设后的宏观模型进行了经验检验，他与Neil Wallace 在1975年的文章“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 Optimal Monetary Instrument, and the Optimal Money Supply Rule”中指出，预期到的货币政策不会对经济产出发生影响。
西姆斯则发展了向量自回归（VAR）的计量方法来分析预期在经济中的作用。所谓向量自回归指的是，一个回归变量可以描述成它们过去值的线性函数。因为经济中的变量往往是相互影响的，现在的利率会对过去的政府支出做出反应，但过去的政府支出又会对之前的利率做出调整，所以利率的过去值也就对现在的利率产生了影响。
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在微博上评论，两人的获奖都是源于方法论上的贡献，“并无重大思想突破”。
虽然瑞典皇家科学院也强调方法论上的贡献是萨金特和西姆斯获奖的主要理由，但萨金特还在财政政策、经济史和政府债务等诸多领域都有开拓性的贡献。
萨金特在1981年与Neil Wallace 的文章“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中认为，好的货币政策必须要求好的财政政策相配合，否则其反通胀将会是不可信的。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Tyler Cowen 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可能是萨金特最为重要的贡献。”
在随后的文章中，萨金特还指出，财政政策的成功是货币稳定的前提之一。这些研究对于整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理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美国的债务上限问题刚告一段落，欧洲债务危机又开始愈演愈烈，欧美各国都在为降低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而绞尽脑汁。萨金特在2010年的文章“Interest rate risk and other determinants of post WWII U.S. government debt/GDP dynamics”中分析了，由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引起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的动态演变。这无疑为我们理解如今欧美的债务问题提供了较好的参考。
比较有趣的是，萨金特和西姆斯都曾长时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任教，其核心的经济理论贡献几乎都产生于这一时期。所以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家也被外界戏称为“明尼苏达大学诺贝尔奖”。
改良还是重建？
金融危机以来，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似乎无法解释如今的欧美经济为何还在苦苦挣扎，经济学界也对现代宏观经济理论进行了批评和反思，理性预期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
面对质疑，萨金特2010年曾表示，现代宏观理论并不需要重构，相反，大家都在应用现代宏观理论，尤其是理性预期理论来为目前的经济危机指路。“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2009年曾撰文批评奥巴马（Obama）政府的公共-私人投资计划，文章中就利用了理性预期的理论。”
理性预期理论假设人们具有足够的知识和强大的预测能力，真实周期理论则假设市场是充分有效的，但它忽视了市场中存在的摩擦和不完美。批评者指出，这些缺陷使得现代宏观理论很难指导金融危机期间的政策。
萨金特则指出，批评者可能对这些理论的目的有所误解。“早在1983年，Hansen和Singleton就指出标准的理性预期资产定价理论不能很好地拟合美国的数据，但它却是有利于人们理解资产定价中的诸多困惑。”而真实周期理论本就不是用来解释危机中的经济状态的。
现代宏观理论的一大特点就是应用了较为高深的数学，比如萨金特的动态规划方法和西姆斯的向量自回归都已经成为读懂现代宏观经济文献必备的工具，这是否会使得宏观理论越发脱离现实呢？
萨金特认为，“经济环境存在越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就越需要我们学习和使用数学工具，”它有利于澄清一些模糊的概念和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