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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人人、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媒体，因其“平权”“去中心化”的特点，具有对公众表达自由的“赋权”能力。因为有了技术的可能性，人人都获得了在互联网发声的话语权。高校学生以其特有的参与互联网空间的热情，非常乐于在社交网络媒体上发出声音，社交网站成为学生参与社会政治的重要途径。这一状况的出现与高校管理者传统的舆论引导方法出现矛盾。本报告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之上，总结了互联网空间下高校学生行使话语权的现状，分析了高校管理者对学生行使话语权的态度，并在建立模型的基础上将实践中的经验带入仿真实验中，经过初始实验和对比实验，甄别更加有效的网络舆论引导措施。学生的网络自由如何在现行法律保障下得到实现，是本文尝试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互联网；话语权；仿真实验；舆论引导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一、互联网空间下高校学生行使话语权的现状
2014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较2013年底增加144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6.9%。互联网发展重心从“广泛”向“深入”转换，各项网络应用深刻改变网民生活。其中，学生群体仍然是网民中规模最大的职业群体，占百分比为25.1%。相对于2013年底，初中群体上升0.2个百分点，说明中国网民向低学历人群扩散的趋势继续发展。
（一）大部分学生使用社交网站
在面向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上海理工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安徽皖西学院等华东、华北11所高校的一次调查中了解到，微博是学生们经常用于发表自己状态的工具，是在学习生活中遇到问题寻求帮助或者发表看法的途径。微信的朋友圈是学生们自己的社交圈，熟人居多，多用于朋友间倾诉、交流。而人人网是了解社会热点、校园新闻、班级信息最好的园地。
调查结果显示，有94.29%的学生有微博或者微信，其中，博士生中有微博或微信的占到100%。在平时更喜欢使用的网络社交工具（多选）中，52.85%的同学选择微博，56.76%选择微信，57.66%选择人人网，21.02%选择QQ。其中，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基本既有微博又有微信，而博士生使用微信的较多。在使用人人网的比例上，本科生中有86.46%的学生使用，硕士研究生中有13.02%的学生使用，博士研究生中仅有0.52%的学生使用，这说明人人网在学生中受欢迎的比例随着学历层次的增高而逐渐降低。社交网站不同的功能能够满足学生们不同的需求。本科生属于上网群体中的活跃分子，在受访的269名本科生中，有138人使用微博，142人使用微信，166人使用人人网，即本科生中同时使用微博、微信、人人网的状况还是很普遍的。而博士生基本使用微信，仅有1人有人人网账号，这说明博士生由于年龄、学历层次的因素的影响，已经习惯于与熟人交流，对人人网上的热点并不感兴趣，而对于校园新闻也有自己获得的途径，人人网对于博士生的影响应该大大低于本科生。硕士生属于二者的中间群体，既使用微博、微信，也不是人人网的狂热追随者。高校管理者在了解学生思想动态时，应当对不同的群体进行区分对待。
（二）学生使用社交网站搜索信息解决问题，会主动分享消息
调查结果显示，当遇到困难或困扰时，74.77%的学生会借助社交网站来获取相关帮助，其中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这说明不论学历层次高低，学生在遇到问题时，会寻求社交网站的帮助，准确说是寻求社交网站上的朋友的帮助。在社交网站上，学生还会主动分享信息给朋友，其中新闻占59.46%，实用小贴士占66.37%，笑话占58.26%，感人故事占45.35%，负面信息占12.31%。黄静在对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在校生的调查中发现，在转发或评论时，37.4%的大学生是直接转发或评论，而通过搜索，对原始信息进行独立判断后再转发或评论的仅占15.3%。这说明，一方面，学生之间的交往方式正悄然改变，他们已在不知不觉中适应了网上熟人交流，即使在遇见问题时也不例外；另一方面，社交网站对于学生的影响非常大，学生不但信赖社交网站的信息，且会主动分享给朋友，通过多对多的传播，信息传播速度快，领域广。高校管理者对于直接转发信息的同学和经过独立判断再转发的同学，进行甄别，能够从信息源头上对网络谣言进行控制，防止信息传播失控。
（三）社交网站成为学生参与社会政治的重要途径
目前，社交网站对于青年学生而言，不仅是交换信息、获得娱乐、倾诉烦恼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价值信念及行为社会化也往往在其中培养完成或改变重塑。目前高校对于舆论的控制，过于强调宣传工具的职能、脱离学生需要和管理手段落后，而社交网站商业化模式的运作，使得网络舆论的发达程度超过其他媒体工具。社交网站作为便捷的沟通渠道，体现的是直抒胸臆的表达和未经筛选的原生态形式，于是学生蜂拥而上到社交网站上发表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高校秩序而言，尽管会导致一定的混乱和失衡，但是也带来了进步与民主。由于社交网站突破了传统组织的时空障碍，消除了高校之间人为与地理的界限，学生“只要在线即可在场，身体缺席却能思想在场”，使得身处各高校但目标相近、价值观类似的青年学子可以不受管理者限制地进行交流、沟通和联系。可以说，社交网站为学生提供了利益表达、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渠道，甚至可能成为发起和组织青年学生运动的平台。
二、互联网给高校管理带来的变化
参考消息网2013年8月7日报道，“外媒称，中国的互联网制度如今不只是寻求控制舆论了，它当前承担起一项新任务：努力了解中国的舆论。除审查或阻止对敏感问题的讨论外，中国政府当前还寻求了解公众的想法。这项工作一般都是通过雇用民调公司完成的——这是向前迈出的不寻常的一步。此外，中国政府还要求国有新闻机构和大学追踪中国公民的网上聊天动向。”由此可见，中国的互联网当前承担起另一项新任务：努力了解中国的舆论。 在如此的大环境下，高校管理者对学生在互联网空间下行使话语权的态度显得比较矛盾。一方面，高校管理者希望通过互联网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另一方面，高校管理者不希望学生在互联网空间中过分活跃地行使话语权，这样不利于高校管理者引导网络舆论动向。
（一）互联网消解了高校与学生之间自上而下的关系
高校与学生传统上是自上而下的关系，表现在：课堂上，教师授课是一对多的关系；管理上，高校发布通知，学生执行，也是一对多的关系。而互联网的兴起，打破了这种传统组织架构的限制，消解了课堂边界、管理边界，形成了新型组织——SNS型组织框架，使得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向平等、开放模式过渡。随着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学生可以绕过静态、单项的传统媒体，迅速、直接地了解并参与到高校热点话题乃至社会公共事件的讨论中。这样的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高校的管理也逐渐变得松散，高校的权威性逐渐淡化。
高校学生在社交网络媒体上表达便捷、自由，留言便利，形成一种随意和不确定性的后台交往模式，通过转发微博、评论微博、回复等互动功能，不同学生群体形成了不同范围的对话系统。这些系统可以聚集有相同爱好的同学，也可以聚集相同学校的同学，也可以聚集相互熟悉的同学，圈子范围可大可小。这样的弥漫式传播特征在校园外形成了另一种交往圈子，从而形成了与现实交往形式不同的另一种交往行为，因而促使学生话语表达的“平权”与“再中心化”。对于90后高校学生而言，他们渴望打破高校传统的“中心化”结构，希望改变与高校的对话格局，从而进一步实现个体的权力。
在调查中，有81.08%的同学对官方微博持半信半疑态度，有67.87%的同学对社交网站上传播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持半信半疑态度。如果对社交网站上的信息存在质疑，86.49%的同学会利用网络引擎搜索权威网站，10.51%的同学会查阅书籍及其他纸质材料，仅有3%的同学会与专业课老师探讨，这一结果显示了互联网在高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高校上网学生群体有着较为成熟的上网习惯，调查结果反映他们对社交网站的信任程度超过了官方微博，显示出官方微博在高校互联网空间中发展的滞后性。而仅有3%的同学会在对信息存疑时选择与专业课老师探讨，这反映了高校在互联网空间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互联网以其特有的发展特点，消解了高校与学生之间传统的一对多、自上而下的关系。互联网多对多、多对一的新型关系发展了高校教育的新型组织形式，丰富了教育、教学手段，使得高校民主成为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给高校管理带来新的挑战。
（二）互联网线上动员能力显著增强
从社会环境来看，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使得社会动员速度更快、社会参与度更广、发生频率更高，频繁的线下运动将考验政府有效驾驭社会风险的能力。根据《2012年微博舆情发展态势分析报告》显示，在2012年度100个舆情事件中，出现线下行动的时间占整体样本的21%。对于高校而言，互联网的社会动员能力主要体现在公益活动的参与方面。以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的项目“一个鸡蛋的暴走”为例，该项目源起于一次内部三人行的“春游”活动，因为意外得到群起响应，最终有7支队伍61人参与知名户外俱乐部在苏州举行的50KM徒步活动，为“一个鸡蛋”项目募得7万余元。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联合MSN（中国）正式发起“一个鸡蛋的暴走”公益活动，于2011年10月22日开展了第二次暴走活动，该项目的捐款途径、筹得的善款去向，善款使用计划以及队伍报名基本依托网络进行，符合大学生和城市白领的特点，因而得到他们的追捧，迅速成为大规模参与的线下活动。上海22所高校的76名有志于公益的大学生，于2012年4月22日参加上海青年公益人才学院首期大学生公益训练营，开始通过人人、新浪微博、微信等方式为该项目进行宣传。同学们通过分享日志的方式，将暴走的信息、暴走的心得体会分享给周围的人。如今，暴走项目报名队伍众多，主办方为了保证安全，只能采取摇号的方式选中参加队伍。在2013年4月的钓鱼岛事件中，松江大学城的学生自发掀起的爱国行动，互联网也是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由此可见，互联网加速了高校大学生现实社会关系网间的信息传播，线上动员能力甚至超过了传统的线下动员方式，高校管理者应当关注这一新形势，顺应时代潮流，创新管理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宣传、组织学生活动。
三、仿真实验
为了找到合理有效的对策，我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仿真实验。实验基于Netlogo平台，在课题组提出的谣言传播模型基础上，结合LanguageChange模型改编建立。
（一）模型设计
我们假定信息传播空间是一个分隔为99*99个网格的正方形。假设学生们处于这一世界的一个社会网络，这种网络的新节点会优先选择拥有较多连接数的节点进行连接，这样就能形成一些链接中枢。根据我们的调研，94%的学生是微博或者微信用户，这种新媒体网络结构与这样的网络类型比较吻合，这也是当前研究社会关系的主流学者广泛使用的网络结构。
图1显示了这样一个社会网络。途中圆点代表一个学生，连线代表他们之间的联系。他们只能通过连线跟自己的邻居进行通讯。在图形中的圆点分别用白色、黑色和灰色代表一个学生相信了正面消息、负面消息或者没有消息。我们注意到有些节点有较多连接，形成连接中枢。将连接线大于等于5的节点做了放大处理，显示为较大的圆点，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学生意见领袖。
在每个周期他可以向自己的邻居传播自己相信的消息。根据调研数据，我们设定2%的学生完全相信接收到的消息；68%的学生收到消息后处于将信将疑状态，他们会搜索相应的权威信息并最终相信该权威信息，如果搜不到权威信息则会相信接收到的消息。
对于控制网络谣言传播，我们可以采取具体措施有以下4种：
措施A（CsA）：通过线下的宣传教育，提高学生整体觉悟，降低他们对网络传播信息半信半疑的比例。在本模型中设定变量CsA，取值区间0-100%，采取措施后能够使得半信半疑学生比例从68%降低到68%*CsA。 措施B（csB）：通过发布官方信息，使得权威网站和传统媒体上能查到大量正面信息，最终半信半疑的学生查询后相信正面消息。在本模型中设定变量CsB，取值区间0-100%，采取措施后能够使得网上正面信息比例占到CsB的水平f这并不意味着剩下的1-CsB的信息是负面消息，而是假定剩下的是无效信息）。
措施C（CsC）：反复约谈学生意见领袖，使其掌握正面信息，并向其他学生及时传播。在本模型中设定开关CsC，打开开关则采取措施。考虑到现实中约谈不可能是像消息传播那样随时连续的。在实验中设定每5个系统时间选取较大的圆点，将其信息设定为正面信息，并令其向邻居传播。
措施D（CsD）：随机约谈一定比例的学生，告知其正面信息，并劝导不信谣、不传谣。在本模型中设定开关CsD，打开开关则采取措施。为了跟CsC匹配对比，在实验中设定每5个系统时间随机选取5%的圆点，将其信息设定为正面信息，并令其向邻居传播。这样，CsD每批人员都是不同的，而CsC每次约谈的学生都固定是同一群人。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对比采取不同措施后的情况和原始信息传播情况来直观的看到政策的有效性。
（二）初始实验及对比实验
1 初始实验
根据常见的极端网络事件的情形，我们可以假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初始状态下，CsA为100%，CsB为0%，CsC和CsD都处于关闭状态，即半信半疑学生比例为68%、权威网站未有官方信息、管理者未约谈学生意见领袖或者随机约谈其他学生。
系统时间T=0时整个网络世界为上页图1的状态，有一些节点，包括一个中枢为黑色，其余大部分节点为灰色，这表示大部分学生没接收到任何消息，一小部分学生包括一个意见领袖接收到了负面消息。
开始实验运行，我们可以观察到负面信息很快传播到所有节点出（世界视窗显示所有圆点均变为黑色，仅仅花费了T=9个系统时间）。
2 对比实验
（1）对比实验A
本实验中，其他设定跟初始实验相同，将CsA比例依次降低到75%、50%、25%，即采取措施A，通过线下的宣传教育，提高学生整体觉悟，不同程度降低他们对网络传播信息半信半疑的比例，运行观察。表1展示了一次典型运行的结果（节点状态值0为黑色，0.5为灰色，1为白色）。可以看到，单纯采取本项措施，并不能改变最终节点全部变黑的结局（负面信息传播到所有节点），但是可以减缓其变化速度。
这表明，如果单独采取措施A（CsA），能够减缓负面信息在学生群体中的传播速度，但并不能阻止负面信息最终全面覆盖所有学生。看来单纯说教的效果并不好。
（2）对比实验B
本实验中，其他设定跟初始实验相同，将CsB比例依次调高到25%、50%、75%，即采取措施B，通过发布官方信息，使得权威网站和传统媒体上能在不同程度上查到大量正面信息，运行观察。表2展示了一次典型运行的结果。可以看到，单纯采取本项措施，能够迅速改变学生群体中信息对比情况，很快将正面信息全面覆盖到所有学生（节点全部变白）。
这表明，如果单独采取措施B（CsB），能够迅速改变学生群体中信息对比情况，很快将正面信息全面覆盖到所有学生。
（3）对比实验C
本实验中，其他设定跟初始实验相同，将CsC开关打开，即采取措施C，反复约谈学生意见领袖，使其掌握正面信息，并向其他学生及时传播，运行观察。下页图2展示了一次典型运行的结果。通过多次运行可以观察到，基本上系统时间到达20以上后，主流节点群体都是白色，只剩下个别末梢小群体是黑色；而当系统时间达到30-80区间时（最多到100），节点全部能转换为白色。
这表明，如果单独采取措施C（CsC），也能够较快改变学生群体中信息对比情况，将正面信息全面覆盖到所有学生，但效率不如直接改善舆论环境的措施B高，尤其是对末梢群体的作用缓慢。
（4）对比实验D
本实验中，其他设定跟初始实验相同，将CsD开关打开，即采取措施D，随机约谈一定比例的学生，告知其正面信息，并劝导不信谣、不传谣，运行观察。图3展示了一次典型运行的结果。通过多次运行可以观察到，平均状态变化速率与前面两个实验明显不同，前面实验变化速率在开始阶段都有个明显的快速上升期，而本次实验变化速率不存在快速上升期，并且黑白反转波动很大。基本上系统时间要达到t=100以上（有时甚至超过200）时，节点才能全部转换为白色。
这表明，如果单独采取措施D（csD），随机约谈一定比例的学生，告知其正面信息，并劝导不信谣、不传谣，也能够逐步改变学生群体中信息对比情况，将正面信息全面覆盖到所有学生，但效率明显不如抓住学生意见领袖的措施C高，同时稳定性也较差（经常有反复）。
（三）实验结论
从上述初始实验和各组对比实验情况看，管理层如果采取“无为而治”“置之不理”的策略，将会很快难以控制局面；如果采取措施A（线下教育），虽然能缓和局面，但最终还将收不到成效。措施B（官方信息）、C（约谈领袖）、D（随机约谈）都能取得正面积极的效果，它们的执行效率也是依次降低；相对而言，措施B和C都比较稳定，这两方面的措施应该是最佳选择。我们另外也对上述措施进行了组合式的实验，结果表明，措施B、C、D的任意组合都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尤其是在以措施B为基础的情况下。限于篇幅，不再具体展开。
四、互联网空间下高校学生话语权的法律保障
高校管理与学生话语权的关系究其实质为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冲突。事实证明高校管理者传统的网络治理思路不利于高校管理者引导网络舆论，同时有损学生的网络言论自由。高校管理者应采取下列措施，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一）依法保护学生网络言论自由
保护学生话语权，有助于弥合意见分裂，形成一致性意见，维护校园稳定。对一件事情有多种看法是一种常态舆论，随着社会多元化发展，学生给予各自立场，对待同一问题的看法均不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认识的多元性。 为了防止互联网成为高校学生滥用话语权的工具，应将其纳入我国法律的框架内，通过法律将高校的网络舆论引导权和学生的话语权重新分配，使高校管理者在维护法律秩序、保证社会稳定、保障人身权利的条件下发挥互联网实现学生言论自由的作用。保护学生的网络言论自由，充分保护学生的话语权，有助于高校更好地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互联网环境下解决现有问题要在两个前提之上：第一要顾及学生的感受，过去高校解决问题主要依据校纪校规和既有经验。那时，由于信息闭塞，学生对学校的结论一般根据以往经验来判断，也很少提出有利的质疑。互联网环境下，学生只要上网搜索或发帖询问，便可以得到海量答复，这无形中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当高校的结论受到学生质疑时，这种受质疑的效应必然会通过互联网放大。二是注意校纪校规的适用性。网络传播创新超前于网络法律法规创新，更超前于校纪校规创新，依据社会既有法律法规予以解决，可能会出现不相匹配的问题。如果学生对校方的质疑在网络上受到支持，便会形成一种集体性意见，而这种质疑又没有得到校方官方回应，那么，学校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必然受到影响。因此，保护学生的话语权，让他们自由发表言论，有利于高校管理者抓住问题的关键。
（二）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为保护网络言论自由创造更好的信息环境
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言论自由关系密切。2008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说明我国政府开始注重信息公开。高校管理者同样也应当重视高校的信息公开，以校外社交网站为代表的高校互联网空间的兴起、发展是完善高校信息公开体系的重要契机，提供一种更加亲民、快速、便捷的方式来满足学生对信息自由的需求。高校应当保障学生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做到及时公开信息，不仅可以减少学生对学校工作的质疑和误解，有利于帮助学校塑造正面形象，而且“谣言止于智者”，信息公开可以有效减少网络不良言论的影响。当校园突发事件发生后，及时公开相关信息，让网络谣言不攻自破。校园突发事件的爆发和发展既具有不确定性特点，难以预料何时发生，又在很短时间内对学生思想造成很大冲击，使得校园氛围极度紧张。限制学生在网络上发表言论，不仅不能阻止谣言传播，反而助推学生相信网络谣言。如果学校能及时在官方媒体公开信息，增加事件透明度，更好地引导网络舆论，这样既可以保护学生的话语权，还可以消除校园恐慌，维护学校稳定。学生有了解事件真相的权力，通过学校提供的信息服务，既保证了学生的话语权，还能引导学生在互联网发表正确言论，有利于引导网络舆论理性发展。
（三）建立正面形象，应对舆情危机
调查显示，之所以86.49%的同学会在遇到疑问时，会利用网络引擎搜索权威网站，是因为权威机构和报刊的文章从那些对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的机构发布出来之前，已经经过许多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的研究、筛选、核实、编辑和校对。因此，学校要主动与一些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样可以加大自身宣传力量。另外，在高校陷入网络负面舆情时，能够尽快掌握主动权。高校的重大活动，例如学校的科研活动、校庆、学术交流活动，都应当积极地通过有影响力的媒体对外报道，提升高校的知名度，为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舆情危机奠定基础。高校除了借助媒体正面报道之外，还应当主动出击，建立自身正面形象，具体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一是通过改进传统舆论阵地更好地发挥传统意见领袖作用。目前高校的舆论生态出现了官方新闻与社交网络分裂的现象。看高校官方新闻，形势一片大好；看社交网络，民声一片沸腾，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纵观大部分高校的官方新闻均以正面报道为主，若要了解学校发生的新鲜事情，人人网的反应反而更快。学生如何看待这两种舆论，其实并不是看哪种舆论更权威，而是希望找到真相，哪种舆论更贴近现实，就更能影响学生。以人人网、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网络意见领袖的兴起和影响力的扩大，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高校官方新闻影响力在下降。高校只有改进官方新闻发声的习惯，接近现实，贴近学生，赢得学生的信任，才能掌握话语权。官方新闻是政府直接调控的舆论领域，运用官方新闻来平抑社交网络影响，进而引导网络的舆论，是一条虽然间接但的确可行的途径之一。
二是培养自己的网络意见领袖。有研究认为，网络人际信任笼统发生于网络上，不过确切而言应该是某个相对狭义的具有某种独特属性的网络空间中。网络意见领袖有比一般人更强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他们通过社交网站、微博、微信等方式，影响其网上的追随者。但是，这种培育有一定的难度，高校学生的流动性大，所以可以考虑在教师中发展网络意见领袖。
三是协调与既有网络意见领袖的关系。学校引导网络舆论，与学校现有的网络意见领袖处理好关系很重要。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协调与意见领袖的关系，要有宽容的一面。网络舆论天下一统，是不现实的。网络意见领袖的观点未必与高校一致，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他们是批评者也是建设者。一个成熟的社会，要能容纳他们，而不是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协调也有约束的一面，无规则不成方圆，网络有相应的规则，运用网络的意见领袖也要遵守规则。高校可通过法律规章，指导具体的网站新闻规则、网站论坛规则、博客微博规则等，并以此约束包括意见领袖在内的全体网民。
（四）引导学生自律
对于网络言论，我国现行立法采用了否定式立法方式，即禁止性规定，那么从另一角度而言，除了法律禁止之外的言论自由应当受到保护。网络言论自由与日常生活中的言论自由在本质上有相同之处，对于学生的网络言论自由不宜过度依赖法律规定，通过自律的方式进行引导，将起到更好的作用。2013年8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举办了“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就承担社会责任，传播正能量，共守“七条底线”达成共识。“七条底线”是：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
2013年11月共青团北京市委与北京市学联共同发布了《首都大学生网络使用自律公约（试行）》，并通过各种新媒体渠道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补充建议。《公约》包括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维护个人网络形象、给予他人充分尊重、自觉维护学校声誉、拒绝使用网络暴力、确保信息发布属实、理性对待热点事件、用网络传递正能量等内容，旨在号召大学生坚守法律法规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信息真实性底线等，共同维护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这样的方式比高校管理者刻意地引导高校网络舆论更容易为学生所接受。
关键词：互联网；话语权；仿真实验；舆论引导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一、互联网空间下高校学生行使话语权的现状
2014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较2013年底增加144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6.9%。互联网发展重心从“广泛”向“深入”转换，各项网络应用深刻改变网民生活。其中，学生群体仍然是网民中规模最大的职业群体，占百分比为25.1%。相对于2013年底，初中群体上升0.2个百分点，说明中国网民向低学历人群扩散的趋势继续发展。
（一）大部分学生使用社交网站
在面向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上海理工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安徽皖西学院等华东、华北11所高校的一次调查中了解到，微博是学生们经常用于发表自己状态的工具，是在学习生活中遇到问题寻求帮助或者发表看法的途径。微信的朋友圈是学生们自己的社交圈，熟人居多，多用于朋友间倾诉、交流。而人人网是了解社会热点、校园新闻、班级信息最好的园地。
调查结果显示，有94.29%的学生有微博或者微信，其中，博士生中有微博或微信的占到100%。在平时更喜欢使用的网络社交工具（多选）中，52.85%的同学选择微博，56.76%选择微信，57.66%选择人人网，21.02%选择QQ。其中，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基本既有微博又有微信，而博士生使用微信的较多。在使用人人网的比例上，本科生中有86.46%的学生使用，硕士研究生中有13.02%的学生使用，博士研究生中仅有0.52%的学生使用，这说明人人网在学生中受欢迎的比例随着学历层次的增高而逐渐降低。社交网站不同的功能能够满足学生们不同的需求。本科生属于上网群体中的活跃分子，在受访的269名本科生中，有138人使用微博，142人使用微信，166人使用人人网，即本科生中同时使用微博、微信、人人网的状况还是很普遍的。而博士生基本使用微信，仅有1人有人人网账号，这说明博士生由于年龄、学历层次的因素的影响，已经习惯于与熟人交流，对人人网上的热点并不感兴趣，而对于校园新闻也有自己获得的途径，人人网对于博士生的影响应该大大低于本科生。硕士生属于二者的中间群体，既使用微博、微信，也不是人人网的狂热追随者。高校管理者在了解学生思想动态时，应当对不同的群体进行区分对待。
（二）学生使用社交网站搜索信息解决问题，会主动分享消息
调查结果显示，当遇到困难或困扰时，74.77%的学生会借助社交网站来获取相关帮助，其中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这说明不论学历层次高低，学生在遇到问题时，会寻求社交网站的帮助，准确说是寻求社交网站上的朋友的帮助。在社交网站上，学生还会主动分享信息给朋友，其中新闻占59.46%，实用小贴士占66.37%，笑话占58.26%，感人故事占45.35%，负面信息占12.31%。黄静在对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在校生的调查中发现，在转发或评论时，37.4%的大学生是直接转发或评论，而通过搜索，对原始信息进行独立判断后再转发或评论的仅占15.3%。这说明，一方面，学生之间的交往方式正悄然改变，他们已在不知不觉中适应了网上熟人交流，即使在遇见问题时也不例外；另一方面，社交网站对于学生的影响非常大，学生不但信赖社交网站的信息，且会主动分享给朋友，通过多对多的传播，信息传播速度快，领域广。高校管理者对于直接转发信息的同学和经过独立判断再转发的同学，进行甄别，能够从信息源头上对网络谣言进行控制，防止信息传播失控。
（三）社交网站成为学生参与社会政治的重要途径
目前，社交网站对于青年学生而言，不仅是交换信息、获得娱乐、倾诉烦恼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价值信念及行为社会化也往往在其中培养完成或改变重塑。目前高校对于舆论的控制，过于强调宣传工具的职能、脱离学生需要和管理手段落后，而社交网站商业化模式的运作，使得网络舆论的发达程度超过其他媒体工具。社交网站作为便捷的沟通渠道，体现的是直抒胸臆的表达和未经筛选的原生态形式，于是学生蜂拥而上到社交网站上发表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高校秩序而言，尽管会导致一定的混乱和失衡，但是也带来了进步与民主。由于社交网站突破了传统组织的时空障碍，消除了高校之间人为与地理的界限，学生“只要在线即可在场，身体缺席却能思想在场”，使得身处各高校但目标相近、价值观类似的青年学子可以不受管理者限制地进行交流、沟通和联系。可以说，社交网站为学生提供了利益表达、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渠道，甚至可能成为发起和组织青年学生运动的平台。
二、互联网给高校管理带来的变化
参考消息网2013年8月7日报道，“外媒称，中国的互联网制度如今不只是寻求控制舆论了，它当前承担起一项新任务：努力了解中国的舆论。除审查或阻止对敏感问题的讨论外，中国政府当前还寻求了解公众的想法。这项工作一般都是通过雇用民调公司完成的——这是向前迈出的不寻常的一步。此外，中国政府还要求国有新闻机构和大学追踪中国公民的网上聊天动向。”由此可见，中国的互联网当前承担起另一项新任务：努力了解中国的舆论。 在如此的大环境下，高校管理者对学生在互联网空间下行使话语权的态度显得比较矛盾。一方面，高校管理者希望通过互联网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另一方面，高校管理者不希望学生在互联网空间中过分活跃地行使话语权，这样不利于高校管理者引导网络舆论动向。
（一）互联网消解了高校与学生之间自上而下的关系
高校与学生传统上是自上而下的关系，表现在：课堂上，教师授课是一对多的关系；管理上，高校发布通知，学生执行，也是一对多的关系。而互联网的兴起，打破了这种传统组织架构的限制，消解了课堂边界、管理边界，形成了新型组织——SNS型组织框架，使得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向平等、开放模式过渡。随着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学生可以绕过静态、单项的传统媒体，迅速、直接地了解并参与到高校热点话题乃至社会公共事件的讨论中。这样的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高校的管理也逐渐变得松散，高校的权威性逐渐淡化。
高校学生在社交网络媒体上表达便捷、自由，留言便利，形成一种随意和不确定性的后台交往模式，通过转发微博、评论微博、回复等互动功能，不同学生群体形成了不同范围的对话系统。这些系统可以聚集有相同爱好的同学，也可以聚集相同学校的同学，也可以聚集相互熟悉的同学，圈子范围可大可小。这样的弥漫式传播特征在校园外形成了另一种交往圈子，从而形成了与现实交往形式不同的另一种交往行为，因而促使学生话语表达的“平权”与“再中心化”。对于90后高校学生而言，他们渴望打破高校传统的“中心化”结构，希望改变与高校的对话格局，从而进一步实现个体的权力。
在调查中，有81.08%的同学对官方微博持半信半疑态度，有67.87%的同学对社交网站上传播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持半信半疑态度。如果对社交网站上的信息存在质疑，86.49%的同学会利用网络引擎搜索权威网站，10.51%的同学会查阅书籍及其他纸质材料，仅有3%的同学会与专业课老师探讨，这一结果显示了互联网在高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高校上网学生群体有着较为成熟的上网习惯，调查结果反映他们对社交网站的信任程度超过了官方微博，显示出官方微博在高校互联网空间中发展的滞后性。而仅有3%的同学会在对信息存疑时选择与专业课老师探讨，这反映了高校在互联网空间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互联网以其特有的发展特点，消解了高校与学生之间传统的一对多、自上而下的关系。互联网多对多、多对一的新型关系发展了高校教育的新型组织形式，丰富了教育、教学手段，使得高校民主成为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给高校管理带来新的挑战。
（二）互联网线上动员能力显著增强
从社会环境来看，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使得社会动员速度更快、社会参与度更广、发生频率更高，频繁的线下运动将考验政府有效驾驭社会风险的能力。根据《2012年微博舆情发展态势分析报告》显示，在2012年度100个舆情事件中，出现线下行动的时间占整体样本的21%。对于高校而言，互联网的社会动员能力主要体现在公益活动的参与方面。以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的项目“一个鸡蛋的暴走”为例，该项目源起于一次内部三人行的“春游”活动，因为意外得到群起响应，最终有7支队伍61人参与知名户外俱乐部在苏州举行的50KM徒步活动，为“一个鸡蛋”项目募得7万余元。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联合MSN（中国）正式发起“一个鸡蛋的暴走”公益活动，于2011年10月22日开展了第二次暴走活动，该项目的捐款途径、筹得的善款去向，善款使用计划以及队伍报名基本依托网络进行，符合大学生和城市白领的特点，因而得到他们的追捧，迅速成为大规模参与的线下活动。上海22所高校的76名有志于公益的大学生，于2012年4月22日参加上海青年公益人才学院首期大学生公益训练营，开始通过人人、新浪微博、微信等方式为该项目进行宣传。同学们通过分享日志的方式，将暴走的信息、暴走的心得体会分享给周围的人。如今，暴走项目报名队伍众多，主办方为了保证安全，只能采取摇号的方式选中参加队伍。在2013年4月的钓鱼岛事件中，松江大学城的学生自发掀起的爱国行动，互联网也是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由此可见，互联网加速了高校大学生现实社会关系网间的信息传播，线上动员能力甚至超过了传统的线下动员方式，高校管理者应当关注这一新形势，顺应时代潮流，创新管理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宣传、组织学生活动。
三、仿真实验
为了找到合理有效的对策，我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仿真实验。实验基于Netlogo平台，在课题组提出的谣言传播模型基础上，结合LanguageChange模型改编建立。
（一）模型设计
我们假定信息传播空间是一个分隔为99*99个网格的正方形。假设学生们处于这一世界的一个社会网络，这种网络的新节点会优先选择拥有较多连接数的节点进行连接，这样就能形成一些链接中枢。根据我们的调研，94%的学生是微博或者微信用户，这种新媒体网络结构与这样的网络类型比较吻合，这也是当前研究社会关系的主流学者广泛使用的网络结构。
图1显示了这样一个社会网络。途中圆点代表一个学生，连线代表他们之间的联系。他们只能通过连线跟自己的邻居进行通讯。在图形中的圆点分别用白色、黑色和灰色代表一个学生相信了正面消息、负面消息或者没有消息。我们注意到有些节点有较多连接，形成连接中枢。将连接线大于等于5的节点做了放大处理，显示为较大的圆点，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学生意见领袖。
在每个周期他可以向自己的邻居传播自己相信的消息。根据调研数据，我们设定2%的学生完全相信接收到的消息；68%的学生收到消息后处于将信将疑状态，他们会搜索相应的权威信息并最终相信该权威信息，如果搜不到权威信息则会相信接收到的消息。
对于控制网络谣言传播，我们可以采取具体措施有以下4种：
措施A（CsA）：通过线下的宣传教育，提高学生整体觉悟，降低他们对网络传播信息半信半疑的比例。在本模型中设定变量CsA，取值区间0-100%，采取措施后能够使得半信半疑学生比例从68%降低到68%*CsA。 措施B（csB）：通过发布官方信息，使得权威网站和传统媒体上能查到大量正面信息，最终半信半疑的学生查询后相信正面消息。在本模型中设定变量CsB，取值区间0-100%，采取措施后能够使得网上正面信息比例占到CsB的水平f这并不意味着剩下的1-CsB的信息是负面消息，而是假定剩下的是无效信息）。
措施C（CsC）：反复约谈学生意见领袖，使其掌握正面信息，并向其他学生及时传播。在本模型中设定开关CsC，打开开关则采取措施。考虑到现实中约谈不可能是像消息传播那样随时连续的。在实验中设定每5个系统时间选取较大的圆点，将其信息设定为正面信息，并令其向邻居传播。
措施D（CsD）：随机约谈一定比例的学生，告知其正面信息，并劝导不信谣、不传谣。在本模型中设定开关CsD，打开开关则采取措施。为了跟CsC匹配对比，在实验中设定每5个系统时间随机选取5%的圆点，将其信息设定为正面信息，并令其向邻居传播。这样，CsD每批人员都是不同的，而CsC每次约谈的学生都固定是同一群人。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对比采取不同措施后的情况和原始信息传播情况来直观的看到政策的有效性。
（二）初始实验及对比实验
1 初始实验
根据常见的极端网络事件的情形，我们可以假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初始状态下，CsA为100%，CsB为0%，CsC和CsD都处于关闭状态，即半信半疑学生比例为68%、权威网站未有官方信息、管理者未约谈学生意见领袖或者随机约谈其他学生。
系统时间T=0时整个网络世界为上页图1的状态，有一些节点，包括一个中枢为黑色，其余大部分节点为灰色，这表示大部分学生没接收到任何消息，一小部分学生包括一个意见领袖接收到了负面消息。
开始实验运行，我们可以观察到负面信息很快传播到所有节点出（世界视窗显示所有圆点均变为黑色，仅仅花费了T=9个系统时间）。
2 对比实验
（1）对比实验A
本实验中，其他设定跟初始实验相同，将CsA比例依次降低到75%、50%、25%，即采取措施A，通过线下的宣传教育，提高学生整体觉悟，不同程度降低他们对网络传播信息半信半疑的比例，运行观察。表1展示了一次典型运行的结果（节点状态值0为黑色，0.5为灰色，1为白色）。可以看到，单纯采取本项措施，并不能改变最终节点全部变黑的结局（负面信息传播到所有节点），但是可以减缓其变化速度。
这表明，如果单独采取措施A（CsA），能够减缓负面信息在学生群体中的传播速度，但并不能阻止负面信息最终全面覆盖所有学生。看来单纯说教的效果并不好。
（2）对比实验B
本实验中，其他设定跟初始实验相同，将CsB比例依次调高到25%、50%、75%，即采取措施B，通过发布官方信息，使得权威网站和传统媒体上能在不同程度上查到大量正面信息，运行观察。表2展示了一次典型运行的结果。可以看到，单纯采取本项措施，能够迅速改变学生群体中信息对比情况，很快将正面信息全面覆盖到所有学生（节点全部变白）。
这表明，如果单独采取措施B（CsB），能够迅速改变学生群体中信息对比情况，很快将正面信息全面覆盖到所有学生。
（3）对比实验C
本实验中，其他设定跟初始实验相同，将CsC开关打开，即采取措施C，反复约谈学生意见领袖，使其掌握正面信息，并向其他学生及时传播，运行观察。下页图2展示了一次典型运行的结果。通过多次运行可以观察到，基本上系统时间到达20以上后，主流节点群体都是白色，只剩下个别末梢小群体是黑色；而当系统时间达到30-80区间时（最多到100），节点全部能转换为白色。
这表明，如果单独采取措施C（CsC），也能够较快改变学生群体中信息对比情况，将正面信息全面覆盖到所有学生，但效率不如直接改善舆论环境的措施B高，尤其是对末梢群体的作用缓慢。
（4）对比实验D
本实验中，其他设定跟初始实验相同，将CsD开关打开，即采取措施D，随机约谈一定比例的学生，告知其正面信息，并劝导不信谣、不传谣，运行观察。图3展示了一次典型运行的结果。通过多次运行可以观察到，平均状态变化速率与前面两个实验明显不同，前面实验变化速率在开始阶段都有个明显的快速上升期，而本次实验变化速率不存在快速上升期，并且黑白反转波动很大。基本上系统时间要达到t=100以上（有时甚至超过200）时，节点才能全部转换为白色。
这表明，如果单独采取措施D（csD），随机约谈一定比例的学生，告知其正面信息，并劝导不信谣、不传谣，也能够逐步改变学生群体中信息对比情况，将正面信息全面覆盖到所有学生，但效率明显不如抓住学生意见领袖的措施C高，同时稳定性也较差（经常有反复）。
（三）实验结论
从上述初始实验和各组对比实验情况看，管理层如果采取“无为而治”“置之不理”的策略，将会很快难以控制局面；如果采取措施A（线下教育），虽然能缓和局面，但最终还将收不到成效。措施B（官方信息）、C（约谈领袖）、D（随机约谈）都能取得正面积极的效果，它们的执行效率也是依次降低；相对而言，措施B和C都比较稳定，这两方面的措施应该是最佳选择。我们另外也对上述措施进行了组合式的实验，结果表明，措施B、C、D的任意组合都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尤其是在以措施B为基础的情况下。限于篇幅，不再具体展开。
四、互联网空间下高校学生话语权的法律保障
高校管理与学生话语权的关系究其实质为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冲突。事实证明高校管理者传统的网络治理思路不利于高校管理者引导网络舆论，同时有损学生的网络言论自由。高校管理者应采取下列措施，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一）依法保护学生网络言论自由
保护学生话语权，有助于弥合意见分裂，形成一致性意见，维护校园稳定。对一件事情有多种看法是一种常态舆论，随着社会多元化发展，学生给予各自立场，对待同一问题的看法均不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认识的多元性。 为了防止互联网成为高校学生滥用话语权的工具，应将其纳入我国法律的框架内，通过法律将高校的网络舆论引导权和学生的话语权重新分配，使高校管理者在维护法律秩序、保证社会稳定、保障人身权利的条件下发挥互联网实现学生言论自由的作用。保护学生的网络言论自由，充分保护学生的话语权，有助于高校更好地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互联网环境下解决现有问题要在两个前提之上：第一要顾及学生的感受，过去高校解决问题主要依据校纪校规和既有经验。那时，由于信息闭塞，学生对学校的结论一般根据以往经验来判断，也很少提出有利的质疑。互联网环境下，学生只要上网搜索或发帖询问，便可以得到海量答复，这无形中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当高校的结论受到学生质疑时，这种受质疑的效应必然会通过互联网放大。二是注意校纪校规的适用性。网络传播创新超前于网络法律法规创新，更超前于校纪校规创新，依据社会既有法律法规予以解决，可能会出现不相匹配的问题。如果学生对校方的质疑在网络上受到支持，便会形成一种集体性意见，而这种质疑又没有得到校方官方回应，那么，学校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必然受到影响。因此，保护学生的话语权，让他们自由发表言论，有利于高校管理者抓住问题的关键。
（二）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为保护网络言论自由创造更好的信息环境
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言论自由关系密切。2008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说明我国政府开始注重信息公开。高校管理者同样也应当重视高校的信息公开，以校外社交网站为代表的高校互联网空间的兴起、发展是完善高校信息公开体系的重要契机，提供一种更加亲民、快速、便捷的方式来满足学生对信息自由的需求。高校应当保障学生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做到及时公开信息，不仅可以减少学生对学校工作的质疑和误解，有利于帮助学校塑造正面形象，而且“谣言止于智者”，信息公开可以有效减少网络不良言论的影响。当校园突发事件发生后，及时公开相关信息，让网络谣言不攻自破。校园突发事件的爆发和发展既具有不确定性特点，难以预料何时发生，又在很短时间内对学生思想造成很大冲击，使得校园氛围极度紧张。限制学生在网络上发表言论，不仅不能阻止谣言传播，反而助推学生相信网络谣言。如果学校能及时在官方媒体公开信息，增加事件透明度，更好地引导网络舆论，这样既可以保护学生的话语权，还可以消除校园恐慌，维护学校稳定。学生有了解事件真相的权力，通过学校提供的信息服务，既保证了学生的话语权，还能引导学生在互联网发表正确言论，有利于引导网络舆论理性发展。
（三）建立正面形象，应对舆情危机
调查显示，之所以86.49%的同学会在遇到疑问时，会利用网络引擎搜索权威网站，是因为权威机构和报刊的文章从那些对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的机构发布出来之前，已经经过许多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的研究、筛选、核实、编辑和校对。因此，学校要主动与一些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样可以加大自身宣传力量。另外，在高校陷入网络负面舆情时，能够尽快掌握主动权。高校的重大活动，例如学校的科研活动、校庆、学术交流活动，都应当积极地通过有影响力的媒体对外报道，提升高校的知名度，为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舆情危机奠定基础。高校除了借助媒体正面报道之外，还应当主动出击，建立自身正面形象，具体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一是通过改进传统舆论阵地更好地发挥传统意见领袖作用。目前高校的舆论生态出现了官方新闻与社交网络分裂的现象。看高校官方新闻，形势一片大好；看社交网络，民声一片沸腾，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纵观大部分高校的官方新闻均以正面报道为主，若要了解学校发生的新鲜事情，人人网的反应反而更快。学生如何看待这两种舆论，其实并不是看哪种舆论更权威，而是希望找到真相，哪种舆论更贴近现实，就更能影响学生。以人人网、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网络意见领袖的兴起和影响力的扩大，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高校官方新闻影响力在下降。高校只有改进官方新闻发声的习惯，接近现实，贴近学生，赢得学生的信任，才能掌握话语权。官方新闻是政府直接调控的舆论领域，运用官方新闻来平抑社交网络影响，进而引导网络的舆论，是一条虽然间接但的确可行的途径之一。
二是培养自己的网络意见领袖。有研究认为，网络人际信任笼统发生于网络上，不过确切而言应该是某个相对狭义的具有某种独特属性的网络空间中。网络意见领袖有比一般人更强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他们通过社交网站、微博、微信等方式，影响其网上的追随者。但是，这种培育有一定的难度，高校学生的流动性大，所以可以考虑在教师中发展网络意见领袖。
三是协调与既有网络意见领袖的关系。学校引导网络舆论，与学校现有的网络意见领袖处理好关系很重要。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协调与意见领袖的关系，要有宽容的一面。网络舆论天下一统，是不现实的。网络意见领袖的观点未必与高校一致，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他们是批评者也是建设者。一个成熟的社会，要能容纳他们，而不是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协调也有约束的一面，无规则不成方圆，网络有相应的规则，运用网络的意见领袖也要遵守规则。高校可通过法律规章，指导具体的网站新闻规则、网站论坛规则、博客微博规则等，并以此约束包括意见领袖在内的全体网民。
（四）引导学生自律
对于网络言论，我国现行立法采用了否定式立法方式，即禁止性规定，那么从另一角度而言，除了法律禁止之外的言论自由应当受到保护。网络言论自由与日常生活中的言论自由在本质上有相同之处，对于学生的网络言论自由不宜过度依赖法律规定，通过自律的方式进行引导，将起到更好的作用。2013年8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举办了“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就承担社会责任，传播正能量，共守“七条底线”达成共识。“七条底线”是：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
2013年11月共青团北京市委与北京市学联共同发布了《首都大学生网络使用自律公约（试行）》，并通过各种新媒体渠道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补充建议。《公约》包括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维护个人网络形象、给予他人充分尊重、自觉维护学校声誉、拒绝使用网络暴力、确保信息发布属实、理性对待热点事件、用网络传递正能量等内容，旨在号召大学生坚守法律法规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信息真实性底线等，共同维护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这样的方式比高校管理者刻意地引导高校网络舆论更容易为学生所接受。